思远佛寺的建筑、雕塑艺术及其在平城的地位

　　思远佛寺的建筑、雕塑艺术及其在平城的地位

　　作者：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 胡平

　　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是冯氏陵园总体规划中的首期工程，从占地规模，技术含量，建筑技术上分析又是首期工程的重点工程。作为皇家工程，冯氏陵园从选址到总体规划布局，从建筑设计到施工建设，都是在冯氏复临朝听政之后，亲自监管之下进行的。工程从太和三年（479年）起做，到太和十五年前（491年）完工，历时十三年之久。太和年间从宗教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建筑与文化艺术的成熟，是北魏王朝最兴盛的时期之一。就思远佛寺建筑、雕塑艺术而言，应该是代表了平城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准。下面就此相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佛寺的建筑特征

　　（一）寺院位置 思远佛寺所处的地理位置从地形地貌上看，既选择了依山靠崖，又吸收了太和前后流行的辟地新建佛寺的做法，二者兼顾在位置选择上独具创新意识。这一思想的来源首先是冯氏生前对陵地的选择，同时反映出冯氏生前对陵园总体格局的把握以及崇佛礼佛行为的需要。

　　寺院位置在《水经注·漯水》卷13记载：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考古勘查资料显示，院外是指永固堂院外，西侧实际上是永固堂西南侧，二者直线距离约200米左右。

　　寺院位置选择在方山南麓二级阶地北高南低的缓坡状自然地带，一方面把寺院建筑整体抬高，从视角上给人观瞻感觉上有高大雄伟的效果。另一方面作为拜谒第一站在往来的交通上起着一个枢纽连接的作用。基座北部连接锯齿形御路，南部是东西向踏道直通进入陵园的御路。运用自然地理形势，巧妙安排陵园建筑布局，形成一条理想而且合理拜谒路线，即沿御路上山(今黍地沟一带)，首先进斋堂稍事休息,然后进入思远佛寺（佛塔）观佛礼佛，而后入佛堂办佛事，再沿锯齿形御路到山顶，在永固堂举行祭祀仪式，最后拜谒永固陵，完成祭祀全过程。

　　（二）寺院布局 思远佛寺是冯氏陵园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塔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它具备了佛教寺院所需要的主要建筑。从现存遗址、遗物上看，建筑布局清楚，遗存较丰富，单体建筑形制基本清晰。从南到北排列有：山门，佛塔，佛殿，僧房等，从观佛礼佛到进行佛寺活动，再到主持僧人休息生活的房舍，整套设施布局合理，结构紧凑，而没有多余的建筑。发掘中未发现寺院围墙遗迹，这样从寺院整体外观上给人以更为壮观的感觉。

　　（三）寺院建筑 思远佛寺的全部建筑坐落在一个南北长45.8米，东西宽35米，高2.5米，总面积1603平方米的长方形基座(二平台)之上。遗址内涵清晰, 保存实物资料比较完整的是木塔遗址，限于篇幅下面仅就木塔形制与高度作简要探讨。

　　木塔为方形环塔心回廊式木塔。面阔五间，柱穴间距3.3米，边长为18.2米；进深一间3米；占地总面积约331.24平方米。

　　木塔形制从本身上讲可说是平城永宁寺的缩影，也可说是洛阳永宁寺的前身。方形环塔心回廊式木塔与云冈石窟中晚期窟里出现的中心塔柱窟和壁面浮雕塔,在平面布局与建筑形式上，表现手法与建筑功能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云冈造塔的高潮期时间约在太和前后,公元471至479年之间。思远佛寺木塔的建造正处于这一时间段之内。从时间上讲云冈造塔略晚于平城时期木塔出现（平城永宁寺木塔等）。二者的区别在于建筑所用材质和建筑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我们以云冈中心塔柱窟为例，首先是平面布局几乎一致，二者均为回字形；再是建筑形式，二者均为方形实心体塔柱，塔柱四周为环绕式回廊，承重点为石雕塔柱与石壁，木塔的承重点为实心体与回廊木柱。区别在于一为石质，一为木质。从中心塔柱窟到实心体回廊式木塔从其形制到其功能几乎相同，其实质都是为满足僧侣和善男信女的禅观需要，即禅拜从入塔观像开始。

　　关于木塔高度文献未见记载，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时代不同认识也有不同，各时代的尺寸变化对塔的高度计算结果也不同。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并参阅洛阳永宁寺木塔高度计算所采信的方法，我们以思远佛寺方形木塔回廊柱础石的间距与分布进行探讨。木塔回廊五间，每边长18.2米，按北魏尺每尺折合今公制27.9厘米换算，木塔每边长约合6.52丈，以现知唐辽时代建筑层高为间广两倍计，木塔高度从塔基至塔刹约合13.04丈，合36.38米。按层高为6.6米计算，约合五层33米，塔刹的高度为3.38米。而这一木塔高度与木塔基座宽度(二平台宽35米)基本相合。

　　塔在印度初为窣堵坡。《大唐西域记》卷二云：窣堵坡，所谓浮图也。思远佛寺木塔，郦道元《水经注》称之为思远灵图应为浮图的另一称谓，从佛塔与陵园的角度讲，陵与灵谐音，是灵与佛的统一。灵图应是对思远佛寺最贴切的称呼。

　　思远佛寺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以北魏为主，同时还出土了辽金时期建筑材料，而且主要集中在砖和瓦的区别，有：板瓦、筒瓦、砖和瓦当，出土数量较多。出土位置主要集中在佛堂位置及遗址北部二平台下的两侧。这些建筑材料，类别不同，规格型号相同。质地颜色、工艺都反映出同期同一时代风格。其中带有滴水板瓦、带有瓦当筒瓦的装饰与大同市西部新添堡村发现的辽代景宗乾亨四年（982年）砖室壁画墓，所用同类材料纹饰基本相同。由于数量较多，文化层关系明确，推测辽代早期对寺院进行过较大规模修缮，特别是对佛堂的修缮。如果推定无误，可知思远佛寺实际使用年限应在500年以上。

　　从历史上看，辽契丹族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契丹之名也最早见于《魏书》的记载。特别是辽兴宗、道宗时契丹人妄佛，佛寺炽盛，五京之内塔庙相望，修旧建新，棋布星列。由此推测对思远佛寺这样规模寺院的修缮应在情理之中。

　　二、关于佛寺彩塑品的特征

　　思远佛寺遗址发掘出土彩塑品共计34件，均属残件。出土位置大部分在塔基实心体周围，应为塔内雕塑装饰品。其制作工艺精细，形象生动逼真。当为平城时代泥塑类之艺术珍品。

　　(一)造像题材与风格

　　思远佛寺创建年代明确，出土的彩塑品制作时间、风格、题材的可比性角度较宽，但是由于木塔毁坏，彩塑品残损严重，种类不全。发掘所得标本，除少数头像较完整外，其余都为身、手、脚、服饰残块，因此对造像题材组合，单体塑像身份确认造成一定困难。

　　遗址发掘出土了菩萨像、飞天像，而没有佛像，应视为佛像造像作为寺院主像相应较少的缘故而没有遗物传下来。作为材料补充，一是在T069发现千佛式样的石雕残件（亦说为塔身石雕残件），二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佛寺遗址曾出土了大批相当于太和时期的彩塑。有佛、菩萨、飞天等残体，皆设彩涂金，塑造精致。佛像雕塑是佛教雕塑题材组合中的主像与主要内容，佛、菩萨、飞天等雕塑像组合，加之莲瓣、联珠、兽面纹等装饰品，是平城时代后期常见题材组合及装饰纹样。在云冈石窟二期窟室也有相同或相似组合与纹样。这也是木塔雕塑题材主源，其题材间接来源从时代艺术风格上看和新疆各地出土的泥塑类作品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辽宁朝阳思燕浮图遗址出土的泥塑类艺术品，属同类产品，只是时代早晚在风格上略显变化。而同迁洛以后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小型雕塑品也有着相应的题材与时代风格的传承关系。

　　(二)彩塑品的制作工艺

　　思远佛寺遗址出土的雕塑品属于彩色泥质高浮雕作品，其制作工艺从细部观察，为采用模拓和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方法制作而成。如：头像残块，从面部观察难以发现工具雕塑痕迹，泥质细腻、筋道，面相圆润、光滑，似为模制。而身躯部分的衣纹雕饰残块，存在有明显工具雕琢痕迹，泥质相对头像稍显不精，有细微的气孔和沙眼存在，似为手工雕塑。头像类泥质硬度较高，有可能模制后，经过烘干工序。衣纹服饰类泥质硬度较低，可能直接雕塑于壁上，未经烘干。从雕塑品的手、脚、臂细部观察有可能是雕好后又插入其相应部位。T043：1头像颈部发现有一方形插孔，是用方形木棒把头与身躯相联结的孔。在雕塑品残块里未发现任何质地的雕塑用骨架。

　　在发掘出土雕塑品中残留色彩的只有T022：8手臂残块和T027：8双莲瓣式装饰品残块，两件。也只保留下单一的赭石色，而未见其他颜色，从彩塑品角度分析，彩绘颜色应该不是单一色，而是几种色彩在不同部位合理使用。木塔彩塑品色彩情况从遗址早年（80年代以前）出土的设彩涂金的雕塑品来看，思远佛寺彩塑品的色彩种类应在几种以上。

　　三、思远佛寺在平城的地位

　　思远佛寺是一座不同于平城所有佛寺，独处于平城东北皇家陵园中的寺院。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墓寺合一建制，特殊的宗教、政治、社会背景，附于思远佛寺神秘而又特殊的社会地位。把思远佛寺和墓地结合起来，是出于冯氏之本意，也是其陵园布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并构成我国历史上陵园建制中的一大特色。墓寺合一的缘起，正如上文所指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社会等诸方面因素。在宗教方面，冯氏崇佛思想发展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入宫前（499年前）家族崇佛思想的影响；（2）入宫后太武灭佛和文成兴佛的影响；（3）复临朝听政（476年）后推崇佛法。学术界在这方面已进行过探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本节只从考古学的角度试做分析。

　　墓寺合一的陵园布局填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陵园茔域制度的空白。魏晋南北朝陵园制度大体上沿袭东晋依山为陵，墓室单室或双室，起坟丘，辟陵前神道立石兽、石碑，陵园方位视山水地形而定等。冯氏陵园正是这一时期皇家陵园考古发现的典型代表。同时又承袭了鲜卑祖制凿石为祖宗之庙的习俗，在陵园建立永固石室（永固堂），使汉文化和鲜卑文化完美融合。佛寺建入陵园，不仅创立了魏晋南北朝在陵园茔域制度上的新形式，而且是把民族的融合引向了深入，为维护北魏王朝统治，继续贯彻推行以佛教为宗旨的宗教政策，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其影响力可能到北朝晚期的西魏、北齐或更晚。

　　平城佛教寺院建立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398年）以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时京邑四方，建立了图像。自高宗文成帝拓跋濬（454年）至显祖献文帝拓跋弘（471年）京城内新建、原有寺院已有百余所。冯氏复临朝听政（476年）以后太和年间，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庙塔，桀峙相望……此时平城寺庙建筑达到极盛时期，处于全国佛教中心的位置。

　　思远佛寺在平城众多寺院中的地位，一是冯氏复临朝听政后亲自指定的皇家陵园工程；二是任用了国家级的工程设计者和指挥者王遇；三是思远佛寺的住持和尚是全国著名高僧，后又出任统辖天下僧徒之沙门都统。

　　按《魏书·阉宦·王遇》记载：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东郊马射壇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作。王遇是羌族建筑家。冯氏宠宦。平城诸多工程设计和施工者，其中包括云冈石窟第二期工程中第7、8和9、10两对双窟等窟室，平城东廓外祗洹舍石窟等等。

　　据《广弘明集》卷24《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记载：门下。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之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萦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从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孝文帝诏书的颁发时间约在太和十七年左右 。

　　僧显，由于其在高祖时已是以义行知重的京城高僧 ，并以此身份入住思远佛寺的主法师。继而又接替前任昙曜成为统辖天下僧徒之沙门都统。由此可知思远佛寺在平城寺院的地位非同一般。

　　思远佛寺遗址从初始发掘到资料整理、补充;从绘图、照相、文字编写到编审发表;经过漫长而有意义过程，凝结了参与此项工作的老一辈和青年同行的众多力量。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就所见实物资料从不同角度做过研究或记述。近几年冯氏陵园考古调查正在有序展开，陵园总体面貌更趋清晰，实物资料日趋丰富。随着工作深入开展将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