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

　　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

　　——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

　　一

　　广元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恰当古金牛道的中段,北邻秦陇,东近汉中,向为川北重镇,素有“蜀门锁钥”之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唐代金牛道地位的凸显,使广元成为有唐一代佛教及佛教艺术入川的前码头之一。

　　佛教何时传入广元,史无明文,直到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才间接提及隋末唐初利州(即今广元)寺院及僧人活动情况[1]。结合当地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推测佛教在此地初具规模,已迟至南北朝中晚期。1983年4月和1986年9月,广元县城关豫剧团基建工地先后出土两批佛教石刻造像碑,两次共出9通,属北魏至唐代。其中一件背面有北魏延昌三年(514年)的题铭。这是迄今所知广元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佛教造像,出土地点可能为佛寺遗址[2]。约可推知五世纪末当地已造有佛寺,而至迟在北魏末期此地已出现佛教造像艺术,这一看法也为广元现存的佛教石窟造像所证实。

　　广元现存的石窟造像主要有三区,即皇泽寺、千佛崖和观音崖,其中千佛崖无论规模或水平都堪称川东北石窟造像之冠。根据笔者对这三区造像的综合分期研究,认为自北魏晚期至隋末,是广元石窟造像的初创期。这一时期的造像可分二期:第一期为北魏晚期至北周时期,第二期为隋代。入唐以后,广元石窟造像发展迅速。广元唐代造像可分为三期:第一期自唐朝初年至武则天时期,此期广元迎来了石窟开凿的第一次高潮;约自唐睿宗时代起,广元石窟造像开始进入全盛时期,自此至玄宗天宝十年以前为唐代第二期;唐代第三期年代约当750～850年之间,是广元石窟造像的衰落期[3]。

　　巴中古称巴州,与广元同位于川东北,且与广元南北毗邻,西北距广元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由于巴中地处唐代入川的两条最重要的陆道交通线之一的米仓道的南端,从而使其成为继广元之后,佛教艺术入川的又一个前码头,因而巴中地区的石窟造像对研究四川腹地唐代石窟造像的渊源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中石窟造像数量颇为可观,主要有分布于巴中市郊的南龛、西龛、北龛以及市区东37公里的水宁寺[4]。巴中石窟造像大约创始于隋代[5],但现存最早的造像多为初唐作品[6];兴盛于盛唐,现存大部分龛像为盛唐作品,有纪年的造像题记也主要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现存最早的纪年造像题记为开元三年(715年,西龛第10号龛)。中晚唐以后渐趋衰落,850年以后题记以重妆和游人题记为主,表明晚唐以后造凿活动基本停止。由此可见巴中石窟造像的兴衰历程与广元的唐代石窟造像大体相当。

　　二

　　下面先就广元、巴中两地唐代石窟的造像题材、构图形式以及窟龛形制等方面的异同作简单对比分析。

　　广元、巴中两地唐代造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造像题材方面,有许多题材为双方共有,但其中具体表现形式上又有差异,而某些题材则是此有彼无的。

　　广元的地藏造像及其组合形式(如地藏观音、地藏观音阿弥陀、地藏观音药师等),也是巴中造像中所流行的,且立式地藏的造型两地基本一致(如图一:广元千佛崖第216号龛地藏;图二:巴中南龛第61号龛地藏)。但是两地坐式地藏的坐姿与构图有差异:广元坐式地藏均为舒相坐,构图形式多为掌中化现祥云,云端成排雕出禅定小像若干(如图三:广元千佛崖第806号窟附38号龛地藏),巴中坐式地藏则结跏趺坐,构图为地藏两侧分现六道,龛侧壁浮雕七佛(如南龛第25号龛)。此外,巴中还出现了结跏趺坐、手结定印的披帽地藏(如图四:巴中南龛第62号窟侧壁地藏),此种地藏广元未见。广元有著名的菩提瑞像(图五:千佛崖第366号窟主尊)[8],而与菩提瑞像造型接近的、通常被称为大日如来的造像流行于巴中盛唐窟龛中(如巴中南龛第103号窟主尊)。菩提双树与人形化天龙八部均为两地比较流行的装饰性题材,造型基本一致(如图六:广元千佛崖第86号窟之天龙八部,以及巴中南龛第53号龛之天龙八部)。六孥具背屏装饰两地均有,造型基本一致(如图七:广元千佛崖第366号窟之“六孥具”,以及巴中南龛第37号龛之“六孥具”)。密教的如意轮观音两地均有,造型基本一致,同属盛唐作品(如图八:巴中南龛第16号龛如意轮观音,以及广元千佛崖第513号窟附11号龛如意轮观音)。弥勒净土造像两地盛唐时期均很流行,且表现形式基本一致,多为表现弥勒说法的一铺五尊式或一铺七尊式组合(如广元千佛崖第365号窟,以及图九:巴中西龛第90号龛)。

　　唐代西方净土造像两地均有,但表现形式明显不同:广元是以西方三圣为中心组成的一铺七尊式乃至一铺十一尊式说法图(如图十:皇泽寺第28号窟,以及千佛崖第86号窟),而巴中的西方净土造像以变相的形式出现的,变相的构图略有差异,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阿弥陀三尊五十二菩萨像(如南龛第33号龛、62号龛、78号龛、116号龛,西龛第37号龛等),布局大体相同。阿弥陀佛通常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居后壁正中,双手当胸施转轮印,观音大势至胁侍左右。三尊之外,龛壁遍刻成排的有梗莲座菩萨像。另一种是龛内雕出亭台楼阁,表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场景(如西龛第53号龛),但巴中此种龛像风化毁损严重,难窥全貌,参照邻近地区通江鲁班石同类龛像第15号龛造像,可知其龛内原也是阿弥陀三尊五十二菩萨。

　　此有彼无的题材有:毗沙门天王(如巴中南龛第65号龛)、鬼子母、分身瑞像(如图十一:巴中南龛第83号龛)等巴中独有,而单造文殊菩萨(如图十二:广元千佛崖第45号龛)、志公和尚(如图十三:广元观音崖第105号龛)等则是广元独有。

　　广元、巴中两地造像在窟龛形制方面可比的主要是龛形,因为巴中的窟极少。巴中的基本龛形有外方内圆拱双重龛、圆拱龛以及方形龛等,所以基本龛形与广元有相似性,但细部装饰却颇不相同。我们知道,广元的龛楣龛门基本无雕饰,仅唐二期出现过少量的帷帐形龛楣,也仅仅是浅浮雕式的简单刻划。而巴中的各种龛形均注重龛楣龛门装饰,大致说来圆拱龛一般流行联珠纹、回纹作门楣装饰,一般环绕龛外缘一周,有时联珠回纹外复饰卷草纹一周,卷草纹内雕化佛数身。类似的装饰纹样有时也出现在外方内圆拱龛双重龛内龛的门楣上。此种装饰纹样在巴中主要流行于唐朝初年,高宗以后基本消失[9]。外方内圆拱龛和方形龛均流行屋形龛楣和柱形龛门,这是巴中最主要的龛楣龛门装饰,最有影响。它在当地的变化发展趋势是由初唐的简单朴素发展为盛唐以后的繁复华丽。门柱的变化不大,一般为方形,少数为多面体,早期柱面多饰联珠纹回纹,盛唐以后多分格雕出大朵绽开的莲花。变化较大的是龛楣,初唐时期一般仅雕出单层屋檐,檐下饰三角垂帐纹。至盛唐以后发展为双层屋檐,檐下三角垂帐纹上又饰以华绳,华丽无比。而上述龛饰在与巴中仅百公里之遥的广元根本没有出现,的确耐人寻味。

　　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异同略如上述,下面对形成这种异同的原因略作分析。先谈同的方面。

　　三

　　两地造像中出现的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固然与两地地缘较近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有关,但我们认为这尚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两地石窟造像的艺术源头大体相同,即与广元的情形大致相同,巴中唐代石窟造像艺术也主要是从两京地区输入的,这在造像题材方面有充分反映。巴中的弥勒、地藏、天龙八部与菩提双树以及六孥具等这些巴、广两地均有的题材与广元的情形一样,均源自两京地区。南龛第25号龛的地藏构图当沿袭自龙门宾阳南洞上方的地藏与六道龛和耀县药王山石窟地藏六道龛的作法。巴中的大日如来比广元的菩提瑞像略晚,其或仿自广元,也可能直接源于两京。在巴中以及与巴中造像同源的通江[10],盛唐时期出现了六驽具并存于倚坐弥勒像和大日如来造像中,这与当时两京地区的情形正复相同。

　　前述巴中、通江等地流传而广元却无的两种西方净土变的构图形式亦出自两京地区。按“阿弥陀五十二菩萨”构图原属天竺瑞像的一种,据《法苑珠林》卷十五载:“隋时有阿弥陀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传云,昔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往安乐界请阿弥陀佛,娑婆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象,愿力莫由,请垂降许。佛言:‘汝且前去,寻当现彼。’及菩萨还,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华,在树叶上,菩萨取叶,所在图写,流布远近。”[11]可见瑞像本为一佛五十菩萨,造像中出现的五十二菩萨乃是粉本在流传图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讹。据《珠林》载,此种瑞像后汉已传入我国。但魏晋以降年代久远,又经灭法,此瑞像近乎绝迹。至隋文帝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得此图本,说其本起,由是图写流布,遍于宇内。后汉即已传入自不可信,是知此种瑞像流行在隋以后,当是先京师而后地方。石窟中现存最早的为初唐贞观年间的作品,即四川梓潼卧龙山石窟“阿弥陀变相”龛,有贞观八年(634年)题记,并附刻“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传”全文[12]。京师地区的造像也有迹可寻,龙门万佛洞永隆元年(680年)姚神表造像即为此种题材,其构图布局与巴中等地的基本相同。

　　巴中、通江等地流行的另一种西方净土变构图形式两京地区亦有遗迹可寻,那就是大约凿造于开元初年的龙门西方净土变龛,其画面构图是: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中央莲座上,观音势至胁侍左右,四周刻眷属圣众及众多菩萨,下部刻伎乐舞蹈,上部浮雕菩提双树,楼台宫阙等[13]。可见巴中、通江等地亭台楼阁式的净土变构图与之相似,亦应是源自京师。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巴中的石窟造像艺术主要渊源于两京地区,也就是说,广元巴中两地唐代石窟造像有着大致相同的源头———两京地区,这是两地造像共同之处较多的主要原因。

　　下面再谈两地差异的成因。

　　四

　　尽管广、巴两地唐代造像有着大致相同的源头,但仍然存在许多差异,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传播路径的不同。

　　巴蜀地区山高水长,自古交通是一大难题,道路选择的余地不大,佛教艺术只能顺着入川的路径渐次向四川腹地推进。唐代两京的佛教造像艺术主要是通过金牛道输入广元的,而输入巴中则主要是通过米仓道,即由汉中兴元府(今陕西南郑)南向越米仓山,经集州(今四川南江县)直抵巴州[14]。有唐一代,作为入川的重要陆道交通线之一,米仓道的地位仅次于金牛道。中和元年(881年)唐僖宗入蜀即取此道。面对共同的源头而不同的传播路径,单就造像题材而言,就可能会产生下述情况:某些题材既沿金牛道传入了广元,又沿米仓道传入了巴中,这使两地造像产生了共同因素;而某些题材或仅沿金牛道传入了广元,或仅沿米仓道传入了巴中,使同出一源的不同题材在广元、巴中两地各自发展,形成了两地造像的差异,所以这一差异的形成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巴中流行的屋形龛楣以及某些题材(如分身瑞像等)与两京地区的关系并不大,这表明巴中的石窟造像艺术除主要源自两京外,还有源自其他地区的因素。巴中现存的分身瑞像有两处,一处即南龛第86号龛造像,另一处位于西龛第21号龛内龛壁左侧,系后代补刻。两铺瑞像大约均属中唐以后作品。此种瑞像的基本特征是:自肩以上分现两头,自肩以下合为一体。此种瑞像系天竺瑞像之一种,出自犍陀罗国,见载于《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卑钵罗树及迦腻色迦王大 堵波”条中:“大罇堵波石陛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现两身;从胸已下,合为一体。”[15]玄奘还详细介绍了此瑞像产生的因缘,文繁不俱引。同类瑞像还见于敦煌莫高窟中唐第231窟、237窟以及五代第72窟壁画中,只是局部构图稍有差异[16]。这表明巴中造像与敦煌有一定的联系。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稍扩大,就会发现与巴中属同一造像区域的通江(即唐代壁州)初唐时期可能已与敦煌存在某种联系。敦煌本《王梵志诗》一首云:“本巡连索索,罇告平平。当不来晚,覆盏可怜精。门前夜狐哭,屋上枭鸣。一种声响音,如何刮钵声。”[17]据项楚先生考证,此诗前半所云为饮酒行令之事,所指为唐高宗时期壁州刺史邓宏庆所创“平、索、看、精”四字酒令[18]。邓宏庆所创酒令是如何传入敦煌的已无从考知,但却暗含了唐代包括通江在内的巴中地区与甘肃河西地区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根据此条材料来说明两地存在一定的联系还只是推测的话,下面的材料则可视为两地交往的直接证据。

　　所谓的直接证据是:我们在巴中石窟造像中发现了唐代河西地区的居民在巴中活动的踪迹。这些河西居民大多是商人,他们在巴中南龛留下了若干重妆佛像的题记。如南龛第4号龛龛外左侧下方有题记一则:“凉商冯明正重彩”;南龛第16号龛右侧壁题:“凉商童□彩”;南龛第17号龛外龛右侧壁题:“凉商周邦秀装修”等。这里的“凉商”应是泛指来自河西地区的商人,自然包括了来自敦煌的商人。他们妆彩的造像多属盛唐时期作品,约可推知他们重妆的时间大约在中晚唐时期。由此可见,唐代巴中敦煌两地的确有交往,而充当交往使者的主要是利之所在无往不至的商人。

　　他们既然有重妆佛像之举,足见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商人与佛教的关系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在古代印度那么密切[19],但古代中国商人以佛教作为精神寄托却也是显而易见的,长途贩运的安全、生意的顺利兴隆等等多仰赖于佛祖的保佑,所以虽然巴中迄今尚未发现他们造像的题记,但的确不能排除他们也从事造像活动的可能性,敦煌双身瑞像的粉本大概就是由他们传入巴中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敦煌佛教艺术进入巴中的路径。

　　河西与巴中远隔千山万水,它们之间的交通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迹象表明,两地间较为便捷的交通路线是:自河西进入陇右的天水,再由天水南向进入仇池山区至河池县(今徽县),再由河池继续南下至兴州(今略阳),再由兴州东南行经西县(今勉县)至汉中的兴元府,之后当然是取米仓道入巴中了。这里河西至陇右的天水不须讨论,天水至河池的线路与陇右至广元的线路相同,兴元府至巴中的米仓道自然也不须讨论,所以在此需要作重点考察的是河池至汉中(兴元府)之间的交通。

　　按自河池南入汉中的通道古已有之,据《三国志》载,张鲁居汉中,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年)由陈仓出散关至河池,遂东南征张鲁,大败之于阳平关,鲁溃奔巴中[20]。是知河池与汉中之间的通道至迟三国时期已开通,曹操当是自河池经略阳入汉中的。入唐以后,河池与汉中之间已成重要驿道[21],交通更加通畅,初唐秦州僧人释道兴入蜀即是先自河池至梁州(即今汉中)的,其事迹见于《续高僧传》[22]。

　　由此可见,自河西或陇右经河池入梁汉的交通一直是贯通的。自河西或陇右的南下者抵达梁汉后,既可以继续南下经米仓道进入川东北地区,也可以东南行顺汉水而下到达荆襄,可见出河池而达梁汉的确是河西、陇右南下者首选的捷径。事实上,早在十六国时期,即有凉州僧人经仇池山区达梁汉,进而出荆襄者。《续高僧传》卷二五《魏凉州沙门释僧朗传》云:

　　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23]。

　　可见僧朗当是经河池而入汉中的。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自河西南下欲达川东北的巴中或荆襄地区者,出天水至河池进而抵汉中是最便捷的路径,巴中凉商当取此道。(二)由第一条可进一步推知:敦煌佛教艺术进入巴中可以不经过广元。这似可说明双身瑞像只见于巴中而不见于广元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传播路径的问题。

　　巴中、通江等地另一种比较流行而又不见于广元的题材——毗沙门天王亦可能源于敦煌。巴中、通江等地现存的毗沙门天王造像有巴中南龛第65号龛、第93号龛、以及通江赵巧岩第1号龛造像,它们的造型特征基本一致,表明年代接近。其中南龛第93号龛系会昌六年(846年)巴郡太守荥阳郑公所造[24],可知巴中、通江等地的毗沙门天王造像属晚唐作品,这与中原北方毗沙门信仰兴起的时间大体相当。

　　一般认为毗沙门信仰的兴起与不空的大力鼓吹有关,而对毗沙门的重视又出于不空的护国护法思想[25],从而使毗沙门一开始就与密教产生了联系[26]。不过,民间对毗沙门信仰看重的恐怕不是它与密教的关系如何,而是它能安国泰人的功能,这一点在各地毗沙门造像的发愿文中多有反映。在此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迹象表明:毗沙门信仰似乎首先兴起于西北地区(包括安西、河西一带),这与当时西北多战事以及不空在西北的弘法活动有关。约在不空赴河西之前,就有关于不空援引毗沙门天王神兵击退围困安西城的大石(食)等五国敌兵的故事流传,在西北地区影响很大,且根据故事末尾记载,约可推知内地的毗沙门样本源出西域[27]。天宝十二至十五载(753～756年),不空应河陇节度使哥舒翰之请赴河西弘法,住武威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影响甚大[28]。由于当时西北多战事的特殊情况,不空在河西的弘法理念侧重在护念国土、退却敌寇、保境安民方面,这样他对毗沙门天王的强调一定更加突出,势必将当地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推向高峰。这也可能是中唐以后敦煌石窟毗沙门绘画越来越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上述毗沙门天王信仰与西北地区的特殊因缘,再考虑到巴中与河西之间业已存在的交往关系,我们推测:巴中毗沙门天王造像的粉本可能也出自敦煌,其传播路径自然同分身瑞像的传播路径,因而此种题材自然与分身瑞像一样,与广元无缘。

　　巴中、通江等地流行的屋形龛楣与南京霞山初唐时期所凿龛像龛楣有相似之处,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内在联系,或者说巴中、通江等地的此种龛楣式样出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亦未可知,只是巴中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以及隋唐之际巴中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往尚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