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之北朝佛教

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之北朝佛教

北朝佛教

(一)菩提流支等的译经及西行求经

北方之译经,自鸠摩罗什去世后,仅北凉较盛。而北魏统一凉州(在公元439年)后7年,太武帝即下诏灭佛。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又重于建寺造像及开凿云冈石窟,并不重视义学及译经,仅沙门统昙曜 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①。献文帝即位后开始重视义学,再经孝文帝、宣武帝的继续提倡,遂有菩提流支等的译经。

菩提流支是北天竺人,于魏宣武帝永平(公元508- 512年)初至洛阳,宣武帝即下敕慰劳,安置于永宁大寺,供给丰厚,准备译经。遂集中梵僧700人, 敕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 ②,开始译经。宣武帝对译经很重视,当译《十地经论》时,还亲自参与。

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译经,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公元534- 537年)的20多年,共译经 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加》、《法集》、《深密》等经,《胜思维》、《大宝积》、《法华》、《涅槃》等论是也.菩提流支带来的经籍甚多,当时的清信士李廓说: 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甲(夹),所翻新文、笔受稿本满一间屋。 ①则菩提流支所译经论可能不止百多卷,未译者也当不少。

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名僧,还有中天竺的勒那摩提、北天竺的佛陀扇多、南天竺的般若流支(又称瞿昙般若流支)等。勒那摩提在宣武帝正始五年(公元508年)来洛阳,译出《宝积论》等24卷。佛陀扇多从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孝静帝元象二年(公元539年)译出《金刚上味》等经10部。般若流支从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至孝静帝兴和末年(公元542年),在邺城译出《正法念》、《圣善住》、《回诤》、《唯识》等经论14部85卷。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的译籍,多为天竺无著、世亲瑜伽行派的经论,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以及无著所著《顺中论》、《摄大乘论》,世亲所著《法华经论》、《十地经论》、《唯识论》等等。

这些经论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又是《十地经论》。此论是菩提流支于永平元年至洛阳后,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共译的,历时整整三年,至永平四年才全部译完。此论译出后,即广为传播,形成了不同派别的地论师。

北朝主要的译经僧还有那连提黎耶舍和阇那崛多。那连提黎耶舍是北天竺僧,于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至邺都,即得文宣帝的礼遇,被 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 ②。后译出《菩萨见实三昧经》、《大集月藏经》、《大悲经》等。阇那崛多也是北天竺僧,于周明帝武成初年(公元559年)至长安,住于草堂寺。后被周明帝召入后园共论佛法。后译出《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

北朝除外来僧人译经外,也还有中国僧人西行求经者。最早两行求经的僧人是魏明元帝时的黄龙(今辽宁朝阳)僧昙无竭。

①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② 《续高僧传》卷 1《菩提流支传》。

① 《续高僧传》卷 1《菩提流支传》。

② 《续高僧传》卷 2《那连提黎耶舍传》。

昙无竭从北土出发,经龟慈(今新疆库车一带)、沙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到了罽宾(今克什米尔),求得《观音受记经》一部。又继续前行,到了中天竺,后从南天竺随舶泛海到了广州。

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灵太后遣比丘惠生往西域取经,同行者有敦煌人宋云及沙门法力等,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回到洛阳,凡得经论170部①。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公元575年)有沙门宝暹、道邃、僧昙等10人,结伴同往西域求经,共经7年,得梵本260部,但回到突厥时,齐已灭亡,遂停于该地。齐末又有释僧昙结友西行求法,但行至葱岭被阻,道路不通,遂返京都。

① 见《洛阳伽蓝记》卷 5《城北》及《魏书》卷 114《释老志》、卷 102《嚈哒传》。又惠生受诏出发的时期,《魏书》作 熙平元年 或 熙平中.此依《洛阳伽蓝记》作 神龟元年 ,而回归时间则依《释老志》作 正光三年.

(二)《十地经论》的传播与《阿毗昙》的盛行

1。《十地经论》的传播

《十地经》是《华严经》中《十地品》的单行本,早在《华严经》译出的一百多年前,西晋竺法护就已译出,称为《渐备一切智德经》,后来鸠摩罗什又重译,称为《十住经》。此经主要讲述菩萨修行成佛的十地(即十大阶段),每地都有具体的修行内容。《十地经论》则是世亲解释《十地经》的著作。

《十地经论》译出后,即得到广泛重视。如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的崔光,不但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译出后,还 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 ①。主译《十地经论》的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在译出后,也分别各自传授。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大概他们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说法也就有分歧,遂形成后来的两大派系。可能菩提流支所住寺院在洛阳御道北,后就称此系为北道系;而勒那摩提住于御道南,便称为南道系。

北道系的道宠本姓张,名宾。原为大儒熊安生的学生,将到壮年时出家为僧。后投入菩提流支门下,学习《十地经论》三年,边听边记录,撰成《十地经论疏》。旋即宣讲,影响甚大。后在北齐邺都更得到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 的称许, 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 ②。可见北齐朝廷对道宠之崇重。道宠弟子甚多, 堪可传道,千有馀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 ③。这就是地论师的北道系。

南道系的慧光本姓杨,13岁即从佛陀禅师出家,后又从道覆律师学《四分律》;又回本乡受具足戒,博听律部;再从辩公学经论。回到洛阳后,又参与勒那摩提译《十地经论》,因而受学于勒那,成为勒那《地论》学南道系的开创者。慧光著述广泛,曾注疏《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高齐对慧光也很敬重, 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名贤,重之如圣 ①。原来慧光在魏末洛阳时,就 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 ②,成为齐国最高僧官。

慧光的弟子很多, 翘颖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入室惟九 ③。十人之名,除道凭、僧范二人确知外④,其余皆不能确指。见于僧传者,则有昙遵、慧顺、灵询、法上、道慎、昙衍、僧达、安廪、冯兖、道云、道晖、昙隐、洪理等。这些弟子虽不完全弘传《十地》,却普遍得到朝廷或地方当权者的支持,故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各级僧官者不少。也正因为如此,南道系在北朝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实力最强。

① 《魏书》卷 67 《崔光传》。

② 《续高僧传》卷 7《释道宠传》。

③ 《续高僧传》卷 7《释道宠传》。

① 见《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② 见《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③ 见《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④ 《续高僧传》卷 7《释道宠传》说: 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

在慧光弟子中,以法上最为突出。法上本姓刘,12岁即投道药禅师出家。

曾潜于林虑山诵《维摩》、《法华》,又入洛阳创讲《法华》,遂闻名伊洛。

后投慧光受具足戒,因习慧光之业。又应众之请,乃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并著文疏。后被东魏大将军高澄邀请入邺,遂为东魏北齐僧官30多年。《续高僧传?释法上传》说: 上戒山峻峙,慧海深澄,德可轨人,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野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 可见法上在北齐影响之大。法上著有《增一数法》40卷、《佛性论》2卷、《大乘义章》6卷、《众经录》1卷。

法上弟子知名者有法存、灵裕、融智、慧远等,其中又以慧远最有名。

周武帝灭齐后,召集齐僧议废佛事,众僧皆默无言,独慧远激烈抗争。至隋文帝即位后,慧远得到崇高之礼遇,并常讲《十地》,随讲随出注疏,注有 《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十)卷、《华严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维摩》、《胜鬘》、《寿观》、《温室》等并勒为部卷。……又撰《大乘义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为五聚 ①

2。《阿毗昙》的盛行

阿毗昙,是梵文的音译,唐代译作阿毗达磨,简称毗昙,意为对法、无比法、大法、论等。又可泛指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但在东晋南北朝,却仅指小乘佛教的论典,并多为小乘一切有部的论典。

《阿毗昙》的翻译较早,魏吴间即有失译的《阿毗昙甘露味论》2卷。

以后的东晋南北朝,也不断有人翻译。如苻秦僧伽提婆译迦旃延子的《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又在庐山译法胜的《阿毗昙心论》4卷;北凉浮陀跋摩译《阿毗昙毗婆沙》60卷;刘宋僧伽跋摩译达磨多罗的《杂阿毗昙心论》11卷,等等。

南北朝时,南方虽然也弘传《毗昙》,却不如北方兴盛。而北方盛传《毗昙》者,当首推慧嵩。

慧嵩是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少年即出家。因长于《杂心》,为高昌国所重。高昌王为了发展佛教,便把慧嵩派至元魏。慧嵩到后,深受朝宰之器重。当时智游论师被称为英杰,慧嵩便随之听《毗昙》、《成实》。学成后,便在邺城与洛阳开讲。北齐初,因与僧统法上不和, 乃徙于徐州,为长年僧统,仍居彭沛,大阐宏猷,江表河南,率遵声教 ①。可见慧嵩的影响已遍及南北。因慧嵩弘传的是《毗昙》,故世人称他为 毗昙孔子 ②。

慧嵩 学匡天下,众侣坐随 ,弟子甚多, 沙门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 ③。而众弟子中却以志念最为杰出。志念的学问很广博,曾随道长学《智论》,又随道宠学《十地》,再随慧嵩学《毗昙》,所以他 博通玄极,堪为物依 ,后来讲学,皆 前开《智度》,后发《杂心》,……频弘二论一十馀年。学观霞开,谈林雾结 ④。志念的弟子也多,善于《毗昙》者有慧藏、慧净、神素、道岳、道潛、慧休、灵润等。

志念卒于隋大业四年(公元 608年),弟子们也活跃于隋唐之际。

① 《续高僧传》卷 8《释慧远传》。

① 以上见《续高僧传》卷 7《释慧嵩传》。

② 见《续高僧传》卷 11 《释志念传》。

③ 《续高僧传》卷 11 《释志念传》。

④ 《续高僧传》卷 11 《释志念传》。

(三)禅法的盛行与律学的传播

1。禅法的盛行

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 南义 、 北禅 之说,所谓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法。现象虽是如此,却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而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入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在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玄学,他们更不感兴趣。所以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甚至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洛阳伽蓝记》载灵太后时,崇真寺比丘惠凝死后见阎罗王处置不同类型比丘的情况,就可表明北魏统治者的态度。阎罗王对坐禅苦行的比丘和诵经的比丘,都送升天堂;而对讲经的比丘,说他们 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 ,便送往地狱①。这就表明,北魏统治者重视坐禅诵经。

北魏最早的知名禅师,是太武帝平大夏后得到的惠始禅师。惠始到平城后,太武帝 甚重之,每加礼敬 ②。太武帝平凉州后,又得玄高禅师。玄高 既达平城,大流禅化 ③。又 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 ④。太武帝时还有僧周禅僧已在嵩山头陀坐禅,嵩山已渐成为禅僧聚集地。

北朝影响最大的禅师是佛陀禅师(《魏书?释老志》称跋陀)。他是天竺人,在魏孝文帝迁都前来到北魏,受到孝文帝的敬重。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因佛陀性爱山水,孝文帝就下敕为佛陀在嵩山建少林寺。这就是少林寺的起源。佛陀定居少林后, 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 ⑤。少林寺遂以禅法而驰名。

佛陀禅师的弟子,以慧光及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但慧光以后主要弘传律学,因以律学出名。佛陀的禅学主要由僧稠发扬光大。僧稠初从佛陀弟子道房受禅法,后便勤学苦练,进入了禅境, 便诣少林祖师三藏,呈己所证。

跋陀曰:' 自葱岭己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 乃更受深要 ①。使僧稠的禅法又进一步提高,僧稠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魏孝明帝曾三次召请僧稠入京,僧稠皆乞求在山行道;魏孝武帝也曾召请,僧稠同样不至,孝武帝便 于尚书谷中立禅堂,集徒供养 ②。进入北齐后,齐文宣帝高洋也敦请僧稠出山,僧稠仍不承命,后高洋又 苦相敦喻 ,僧稠才应命至邺,受到高洋的极高礼遇。自此,佛陀一系的禅学,便由僧稠在北齐盛传。僧稠曾应黄门侍郎李奖与诸僧之请,撰《止观法》两卷,盛传于当世。

北周禅师,以僧实最著称。僧实初受学于道原法师,魏孝文帝太和末随道原至洛阳,遇见勒那摩提。摩提即授以禅法,并说: 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 僧实后到了长安,受到西魏北周上下的尊崇。西魏大统中宇文泰即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周武帝初又以僧实为国三藏。故道宣说: 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 ③

① 见《洛阳伽蓝记》卷 2《崇真寺》。

②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③ 《高僧传》卷 11 《释玄高传》。

④ 《高僧传》卷 11 《释玄高传》。

⑤ 《续高僧传》卷 16 《佛陀禅师传》。

① 《续高僧传》卷 16 《释僧稠传》。

② 《续高僧传》卷 16 《释僧稠传》。

较佛陀禅师晚至魏都的,是菩提达摩禅师。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最早的出于《洛阳伽蓝记》与《续高僧传》。《高僧传》及《魏书?释老志》皆无记载。可能菩提达摩在北朝未受皇帝及权贵的重视,故声名不显。但后世却把菩提达摩奉为禅宗创始人,这当然只是传说而已。据《续高僧传》,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为僧后特善禅学。于刘宋时(公元420——479年)来到南方,最后到了北魏,以禅法 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语诰,卷流于世。自言一百五十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①。达摩以《楞伽经》为禅要,他授与得意弟子慧可的秘要即四卷《伽楞经》。达摩又提出 二入四行 的修行方法。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指教理的思考,要求 舍伪归真 与 凝住壁观.行入,指按佛教的教义实践,凡有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也就是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

菩提达摩未得皇帝及权贵的重视,但在民间影响还是很大的。道宣说: 有菩提达磨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②最能传达摩禅法的是慧可与道育,二人跟达摩四、五年,达摩 感其精诚,诲以真法 ③。所谓真法,亦即上述之 二入四行 法。尤其是慧可, 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 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④则慧可更能真传达摩之禅学。慧可后在东魏天平初(公元534年)到了邺都,弘传禅法,但当时有些学者对慧可所传学说不理解,便发生争执。如道恒是当时著名的禅师,徒众上千,竟称慧可之说为 魔语 ,并密遣弟子与慧可论辩。但此弟子听慧可讲说后,却 泰然心服.道恒更因此怀恨慧可,甚至贿赂官吏,妄图加害。慧可便离开邺城,到晚年时也没有多少随从弟子。周武帝灭佛时,慧可曾与同学昙林竭力保护经像。后南行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境),传法与僧璨。后又回到邺城,于隋开皇中去世。后世禅宗史即尊达摩为初祖,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

2。律学的传播

北朝所传之律,有《僧祐律》、《十诵律》与《四分律》,后来又以《四分律》为主。习传《僧祐》与《十诵》者,如释昙崇, 逮乎受戒,志逾清厉,遂学《僧祐》十有余遍,依而讲解,听徒三百,京辅律要,此而为宗 ①。

又如释僧晃, 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周保定后,更业长安,进学《僧祐》,讨其幽旨 ②。

③ 《续高僧传》卷 20 《习禅篇总论》。

① 《续高僧传》卷 16 《菩提达摩传》。

② 《续高僧传》卷 20 《习禅篇总论》。

③ 《续高僧传》卷 16 《菩提达摩传》。

④ 《续高僧传》卷 16 《释慧可传》。

① 《续高僧传》卷 17 《释昙崇传》。

② 《续高僧传》卷 29 《释僧晃传》。

弘传《四分律》者,以慧光影响最大。慧光初从佛陀禅师出家,佛陀即说: 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 ③慧光因而重视学律。而在此以前, 《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 ④。慧光因随道覆学《四分律》。道覆也是口授,后来慧光又从勒那摩提译研《十地》,因而又成为《地论》师南道系的开创者。但慧光的律学影响更大,他弘传的 《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

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 ⑤。所谓 今 ,即指道宣所处的唐代初期,可见影响之深远。道宣亦弘传《四分律》,故其《续高僧传》即以慧光入《明律篇》中。慧光卒于北齐之世。其后北方普遍奉行《四分律》。后世唐中宗诏令禁用《十诵律》,《四分律》便遍行于南北各地。

慧光的弟子很多,成就大而知名者如道云, 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 ①。又如道晖, 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揵度推焉 ②。其他如道凭、昙隐、道乐、洪理等等,皆为有名的律师。

③ 《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④ 《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⑤ 《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① 《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② 《续高僧传》卷 20 《释慧光传》。

(四)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的盛行

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南北朝时,虽然南北方都有流传,而北方最为盛行。观世音信仰也一样,虽南北皆有,而以北方为甚。

1。弥勒信仰的盛行

弥勒是佛教所说将继承释迦牟尼佛的未来佛。他本出生于婆罗门,后为佛的弟子。佛曾预言,弥勒命终必得往生兜率天宫,又过56亿万年后再下降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渡众生③。兜率天是佛教所说 六欲天 的第四天④,生长在这里的生命,寿命极长,充分享受五欲之乐。这里又极富丽堂皇,宫殿、园林应有尽有,皆以金银珠宝装饰砌成,是人间所无的天堂乐园。只要诚信佛教,按照教规修行者,或只要相信佛教,恭敬礼拜弥勒者,死后都可上生兜率天。

关于汉译弥勒的经典,主要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弥勒下生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成佛经》,沮渠京声译于刘宋初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弥勒经典译出后,即有弥勒信仰的传播,前秦释道安就与弟子法遇等,在弥勒像前立誓,愿往生兜率。但在南北朝以前,信仰还不普遍,到南北朝时,信仰者渐多,尤以北方为甚。

北方弥勒信仰的普遍,从造像可以看出。清代叶昌炽谓: 所刻之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 ①又日本学者塜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尊,其中有释迦像43尊,弥勒像35尊,观世音像19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佛像)10尊②。日本另一学者佐籐智永所著《北朝造像铭考》,统计出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类别的数字,其中释迦像178尊,弥勒像150尊,阿弥陀(无量寿)像33尊,观世音像171尊(观世音造像是北魏分裂后才剧增的)③。从以上三学者的统计,可见北朝弥勒造像之多,弥勒信仰之普遍。

弥勒信仰之所以普遍,首先是有兜率天净土的诱惑,满足了信仰者往生天堂的愿望;其次是弥勒还要下降人间普渡众生,建立人间佛国;再次是弥勒净土信仰没有深奥的哲理,易为群众所接受。故北朝的弥勒信仰极为盛行。

2。昙鸾与弥陀信仰

昙鸾是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人,因与五台山接近,常闻知山中神迹灵怪的传说,便亲往观察,因而出家。出家后遍览经籍,尤精研《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与《大智度论》。又读《大集经》,因其难懂,便为作注。注解方半,遇气疾而停笔。遂寻访医治,到了江南见陶弘景,弘景授以《仙经》十卷。回到洛阳后遇到菩提流支,因问: 佛法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 流支唾地曰: 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生,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 因授与《观无量寿经》说: 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 ①昙鸾当即顶礼接受并焚毁《仙经》。自此昙鸾便弘传《观无量寿经》的弥陀净土信仰,吸引了广大信众,因而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 神鸾 ,敕令住并州大寺,后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昙鸾卒于东魏兴和四年(公元542年),终年67。昙鸾的著作有《调气论》、《礼净土十二偈》、《安乐集》、《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今尚存者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当即《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盖即《安乐集》)。可见昙鸾宣扬净土信仰外,还精研养生长寿之术。

③ 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与《弥勒成佛经》。

④ 六欲天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

① 叶昌炽《语石》卷 5. ②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 3卷第 602页引塜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塜本善隆著作集》第 2卷,大东出版社 1974年出版)第七之三《龙门适像的盛衰和尊像的变化》。

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年 5月出版)引自《史学杂志》1977年 86 编第 10 号。

昙鸾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主要是以菩提流支所授的《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所倡导的,主要是观想念佛。昙鸾说: 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 ②据说,做到这点的人,就可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帮助,死后就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达到菩萨境地,甚至成佛。昙鸾所说的这十念,除念佛名可属口念外(也可为心念),其余皆为心念,即观想念佛,属于禅定之忆念,也就是念佛三昧。《观无量寿经》说: 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 昙鸾所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不需任何哲学思辨,也不需现实的验证,以其简单易行,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北方传播极广。后世唐代遂发展为净土宗,昙鸾即被尊为初祖。

3。观世音信仰的流行

按《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观世音与大势至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左右胁侍,凡诚信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者,死后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的接引和教化,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此外,观世音还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众生若遇灾难,只要诵念其名号,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①。观世音的神通很大,有33种化身,能根据拯救对象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化身。

有关观世音的经典很多,最基本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经早在西晋时就有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又译出《妙法莲华经》(又称《法华经》)。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灾祸不断,能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深受广大信徒的崇拜。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人从中抄出《光世音普门品》单独传播,称为《普门经》或《普门品经》、《光世音经》。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花经》后,也有人从中抄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流传,称为《观世音经》。此外,也有的译经僧直接从梵本《法华经》中译出《普门品经》、《光世音经》、《观世音经》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有关观世音的 疑经 或 伪经 ,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观世音十大愿经》、《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等等。由于观世音信仰的不断传播,还出现了一些宣传观世音灵验的作品,如刘宋初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等①;在宋刘义庆的《宣验记》与齐王琰的《冥祥记》中也有不少观世音灵验的记述②。从这些著作可见,两晋南北朝时期观世音信仰的普遍。又据日本学者佐籐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对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的分类统计,观世音造像北魏为64尊,东魏北齐94尊,西魏北周13尊,合计171尊,几乎与同时期释迦造像178尊相等③。

可见北朝观世音信仰尤为盛行。又观世音造像在北魏分裂后剧增,这与《高王观世音经》的出现正相吻合。《高王观世音经》出现于东魏初年。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邢摩纳、卢仲礼起兵响应西魏,反对高欢,又逼迫卢景裕参加。兵败后,卢景遇被押赴晋阳(今山西太原)狱。景裕信奉佛教,在狱中 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号曰《高王观世音》 ④。上述 负罪当死 之人,就是不少载籍盛传的孙敬德。

孙敬德是定州军士,信奉观世音。后被诬陷下狱,刑前梦一沙门授以《救生观世音经》,并说念上千遍即可免难。敬德醒后照办,次日押赴刑场时他还在念诵,刚至千遍即行刑,而刑刀却伤不了敬德,反而三换三断。监刑官问敬德原因,敬德如实禀告。监刑官又报丞相高欢,高欢即免敬德死罪。因名其经为《高王观世音经》⑤。总之,战乱灾祸越频繁,观世音的信仰就越普遍。

北魏末年自六镇起义后,接着就是河北、青州和关陇的暴动,继之又是尔朱荣的河阴大屠杀以及东西魏的分裂,战祸灾难接连不断,故观世音的信仰也就剧增。

① 《续高僧传》卷 6《释昙鸾传》。

② 昙鸾《略论净土义》。

①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①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 3卷第 580页引日本牧田谛亮《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的研究》。

② 见《隋书》卷 33 《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所引。

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引《史学杂志》1977年 86 编第10号。

④ 《北史》卷 30 《卢同传附景裕传》及卷 5《魏孝静帝纪》。

⑤ 见《续高僧传》卷 29 《释僧明传》。又见《大唐内典录》卷 10 ,《法苑珠林》卷 21 卷 25.

(五)北朝的寺院与僧官

1。寺院与寺院经济

北魏统治者重视建寺造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就下诏 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并建五级佛图①。以后,列代皆有所造,并且越到后来建造越多。文成帝复兴佛教后,自兴光年间(公元454- 455年)在平城复建寺院,至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平城共有新旧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余人,其他各地共有寺院6478所,僧尼77258人。而到宣武帝延昌中(公元512- 515年),各地寺院就增至13727所,僧尼也更多。不到40年间,寺院就增加了一倍多。

此后的20年中,增加更快,魏末寺院已增至3万余所,即约20年中,增加近两倍,僧尼也增至200万众。

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沙门耕种。平齐户是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年)夺取了刘宋的青冀二州,并改冀州为齐州,又将青齐二州民迁至平城,在平城西北的桑乾地区设置平齐郡,将迁移的一般豪强地主置于郡内,称为平齐户。魏沙统昙曜遂奏朝廷: 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祐户,粟为僧祐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朝廷许奏①。自此,北魏佛教增加了僧祐粟的收入和佛图户的剥削对象。

按规定,僧祐户每年上缴的60斛僧祐粟是缴与州郡僧曹(僧官机构),待灾荒时赈救饥民。但主管僧祐粟的僧官却以之为高利贷的资本,借以盘剥农民。有的利息甚至超过了本值,故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下诏说: 僧祐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

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有诸僧祐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 ②但诏书并未执行。

后来尚书令高肇又上奏说,以前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祐户, 依内律,僧祐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其暹等违旨背律,……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 ③。宣武帝虽然准奏,但对僧暹等却免予处分。各州郡僧祐粟的积蓄是很多的。孝庄帝时,因国家仓储空虚,便令卖官爵。卖僧官的标准是: 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处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①这些买僧官之粟,当即僧祐粟。

①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 114《释老志》。按《释老志》作 高宗并许之 ,实误。魏夺取刘宋青冀二州而改置青齐二州,系献文帝皇兴二、三年之事,见《魏书》卷 24 《崔玄伯传附道固传》与卷 50 《慕容白曜传》。

②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 114《释老志》。

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隶属于寺院的罪犯和官奴。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室,除为寺院洒扫外,还要耕种田地向寺院输粟。这些佛图户,可以说是寺院的农奴。而在寺院内部,还剃度了一些奴婢和婢子,这些人表面上虽也是僧尼,实为寺院的奴隶。大概这种情况在孝明帝初相当严重,故灵太后在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明确下令说: 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②此外,还有相当部分避役调的农民到寺院出家为僧尼,还在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就有官吏上奏说, 愚民侥倖,假称入道,以避输课 ③。后经检查还俗者,就有僧尼1327人。并于太和十六年诏令规定: 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 ④但限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到了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⑤。大批农民避调役入寺,这对国家当然不利,却为寺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剥削对象。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寺院有如世俗地主庄园,上层僧尼即是寺院地主。

当然,寺院经济是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北朝佛教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2。僧侣与僧官机构

北朝僧官设置较早,北魏道武帝皇始中(公元396年——398年),即以沙门法果 为道人统,绾摄僧徒.道人统即是北魏初期的最高僧官,统管全国僧众。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又以沙门师贤为道人统。至和平初(公元460年)师贤去世,以昙曜继其任,更名为沙门统。沙门统又称沙门都统,孝文帝曾以僧显为之。沙门统的副职,大概在昙曜以前未曾设置,昙曜以后始置。孝文帝的诏书即说: 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 ①由此可知,沙门都统的副职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

北魏中央僧官的机构,最初称 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②。大概监福曹之设置是与道人统的设置同时的,皆在魏道武帝皇始中,因道武帝将中央机构改称为曹省,始于皇始元年(公元396年)。至于临福曹何时改称昭玄寺,史无明文记载,大概就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之时。《续高僧传》谓昙曜在 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 ③。《大宋僧史略》亦谓 曜即帝礼为师,号昭玄沙门都统.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大体上都沿袭北魏置昭玄寺。《隋书?百官志》载: 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 昭玄统和都维那的人数各朝不一定相同,如北齐 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文宣乃手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①这大概是昭玄寺置沙门统最多的人数。昭玄统又可称为国统,如慧光 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转为国统 ②。西魏北周又称昭玄统为昭玄三藏,如僧实在大统中为昭玄三藏,后又称为国三藏。

① 《魏书》卷 110《食货志》。

②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① 《广弘明集》卷 24 魏孝文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

② 《魏书》卷 114《释老志》。

上引《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州郡县沙门曹,即是州郡县的僧官机构,他们大概依次隶属上一级的僧官机构,当然最高的就是中央的昭玄寺。州郡沙门曹都设有都统和维那,灵太后熙平二年令即说到 州统、维那 ③;又释灵询于 魏末为并州僧统 ④;上引《魏书?食货志》也说到州统、州都、畿郡都统、郡维那等。是州郡均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⑤,而县只设维那,上引《魏书?食货志》县级就仅列了维那。

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魏孝文帝太和十年有司上奏中就说: 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 ⑥又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中说: 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 ⑦是上座、寺主、维那为主管寺院的僧官。他们也服从上级僧官的旨令。

北朝僧官,从中央至州郡(镇)、县以及寺院都有设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系统。

③ 《续高僧传》卷 1《释昙曜传》。

① 《续高僧传》卷 8《释法上传》。

② 《续高僧传》卷 21 《释慧光传》。

③ 见《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④ 《续高僧传》卷 8《释灵询传》。

⑤ 北周州级僧官称三藏,如《续高僧传》卷 7《释亡名传》谓亡名为夏州三藏,卷 16 《释僧玮传》谓僧玮为安州三藏。

⑥ 《魏书》卷 114《释老志》⑦ 《魏书》卷 114《释老志》

(六)北朝的石窟

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1。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在今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作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石雕造像51000余尊,最高的有16。8米。造像雕刻内容丰富,有三世佛、千佛、弥勒菩萨、护法诸天、释迦多宝塔佛和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等。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中期。在此之前,北魏集中了凉州不少高僧和工匠于平城。《魏书?释老志》说: 太延中,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后来倡导开石窟的昙曜以及建石窟的工匠,都来自凉州。而凉州受天竺、西域佛教的影响最大,石窟造像也不例外。罽宾沙门师贤就是从罽宾到凉州的,魏平凉州后又到了平城。太武帝灭佛时,经像遭到毁灭,而师贤以行医为掩护继续留在平城。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复兴佛教,师贤仍为道人统,并于当年下诏造石像, 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又于 兴光元年(公元454年)

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①,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又在太安元年(公元455年) 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迹 ①。凡上述诸事,可说是为云冈石窟的开凿作了准备。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师贤去世,昙曜继之为沙门统,并向文成帝建议, 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②。文成帝当即照准,昙曜便主持开凿。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后世称为昙曜五窟,即今16窟至20窟。

昙曜开凿五窟的目的,当然首先是弘扬佛法,显示佛的尊严;同时也吸取太武帝灭佛毁坏经像的教训,再利用帝王积累功德,祈求冥福,往生净土的心理而造建不易毁坏的石像。昙曜还受师贤为文成帝造石像的启示,将五窟佛像也象征北魏五帝。但究竟象征北魏哪五帝?学术界大都认为象征兴光元年五级大寺内所造道武以下五帝,其次序为:20窟道武帝、19窟明元帝、18窟太武帝、17窟景穆帝、16窟文成帝。而最近又有新说,谓16窟神元帝力微、17窟道武帝、18窟太武帝、19窟文成帝、20窟孝文帝③。所说皆据造像特征,再证以史实,分析细致,可备一说。

全部云冈石窟的工程可分为以下三期④:第一期即昙曜五窟,窟形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

① 按五帝指: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

①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 114《释老志》。

③ 见赵一德《云冈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1 年 5月出版。

④ 此分期说及各期特点,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 1期。

主体佛像造型雄伟,气魄浑厚,占窟中主要位置。佛像面方圆,深目高鼻。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衣纹出现凸起式样。从造像艺术看,明显地有凉州造像艺术的影响,也看得出有犍陀罗和芨多造像的风格。

第二期石窟共五组,即7、8窟,9、10窟,5、6窟,1、2窟等四组双窟和11、12、13一组三窟。此期之窟开凿于文成帝去世后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前。窟形平面多作方形,并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窟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窟顶多雕平棋。造像方面,较第一期的大像少了,造型也不如前期雄伟,但形像多样化,出现了世俗供养人行列。佛像的服饰,在此期的后期,出现了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样。在石窟艺术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

第三期石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即4、14、15窟和自11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以及4窟至6窟之间的中小窟。此期之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孝明帝正光(公元520- 525年)中。其特点是,没有成组的窟,以中小窟为主,并且小龛众多,甚至在第一、二期的窟中,也补凿有此期的小龛。龛楣、帐饰日趋复杂。佛像造型较清瘦,颈长,削肩,服饰全为中原式的褒衣博带,衣服下摆叠纹越来越多。

云冈石窟的建造,为龙门石窟的开凿打下了坚实基础。

2。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市南郊13公里伊河两岸的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二山古称伊阙,故龙门石窟又称伊阙石窟。

龙门石窟始凿于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前后,以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等朝续有开凿。现存窟龛共2100多个,其中北魏窟龛约三分之一,唐代窟龛约三分之二。全部造像10万余躯,碑刻题记2700多品,佛塔40余座。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已有人利用天然岩洞凿龛造像,即今古阳洞的早期造像。后来魏皇室贵族又多在此洞凿龛造像。而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则始于魏宣武帝景明初(公元500年),当时宣武帝诏令按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后至永平(公元504- 508年)中,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大窟,即今之宾阳三洞。三洞中的中洞,完成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则三洞之开凿,历时24年,共 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①。魏孝明帝时也开凿了一窟,造一佛二弟子三尊像,即今之莲花洞。莲花洞与古阳洞、宾阳洞就称为北魏龙门三大窟。此外,北魏时期还开凿了一些中小窟,即今之火烧洞、魏字洞、普泰洞、慈香窑、石窟寺等。

北魏后期龙门石窟的形制,主要像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与穹窿顶的草庐式,也有方形平面、平顶略圆的形制。造像多为面容清瘦的 秀骨清像.佛像多为褒衣博带服式,衣褶层叠稠密。其雕刻技法,已呈现从云冈的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技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严。这可看出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黄河流域汉文化中心地区后,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更具有中国的特色和风格,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唐代造像艺术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见《魏书》卷 114《释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