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碑刻研究（下篇）

　　宋—元碑刻研究（下篇）

　　张晓旭

　　五. 中外文化交流碑刻

　　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碑刻，宋元时期也有不少。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有一百多方有关泉州的伊斯兰教石刻，这些石刻大部分是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宋元时期泉州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唐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来泉州传教、经商，有一部分人长期居住泉州，后来形成回族。

　　现在泉州伊斯兰教艾苏哈卜寺内有阿拉伯文碑刻《古兰经》。还有为数众多的回族墓碑等。其中最早的纪年墓碑是回历567年（1171年）的花岗岩刻石。墓碑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等，其中以阿拉伯文为大宗，书写时往往与汉文并书。比较典型的石刻为刻有阿拉伯文和中文“蕃客墓”的墓碑和阿拉伯文泉州郭姓回族坟墓碑等。

　　上述石刻既是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实物证据，又是一份泉州回族史的珍贵资料。

　　另外，在江苏省扬州市博物馆内有一块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扬州的石碑，该碑为意大利语碑刻，碑额呈圆弧状，碑身下部残缺。碑载马可波罗游扬州时所见所闻，是一件很珍贵的中外文化交流碑刻。

　　在江苏扬州东关城外运河东岸的土冈上的《普哈丁墓石刻》及其阿拉伯文墓碑亦是比较珍贵的中外文化交流石刻。普哈丁相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他于南宋末年来扬州传教，曾在城内建礼拜寺任职，死于宋德佑元年（1275年），并葬于此冈。墓建于南宋末年，与埃及金字塔外形相类似。普哈丁墓石刻主要为墓门题字“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和第三层墓塔上的阴刻阿拉伯文《可兰经》中的某些章节。

　　在普哈丁墓旁还有元代阿拉伯人古伯等人的墓碑，碑文载古伯等阿拉伯人在中国传教、定居之事，是中国和阿拉伯、波斯人民传统友谊的见证，是我国保存的一处唯数不多的伊斯兰教文化遗迹。

　　《普门禅寺碑》，青石质地。碑长1.12，宽0.54米。碑文共440余字，载宋代日僧寂照在当时宰相丁谓的指意下到浙江宁波向天台宗知礼法师请教以及短期客居苏州研究佛教经义和传教事，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碑为明代刻石。

　　六. 宗教碑刻

　　宗教石刻在宋代也比较多。如位于四川省大足县城南的玉皇观内，有宋代道教石窟寺的南山造像，寺内有窟龛六个，窟龛内布满道教人物像，其中正面龛中刻有玉清、太清、上清像。龛左右壁立六道君像，洞壁内还立有220座石雕天尊。上述道教像上大多刻有文字题记，内容赞美道教，或记一些日常琐事。

　　再如位于四川省大足县城东圣府洞的石门山石刻，系宋代儒、释、道三教造像，有窟龛十余个，造像千余躯，大部分有造像铭文及署名。

　　还有位于四川省大足县城西南子母殿和千佛崖的石篆山石刻，也是宋代儒、释、道三教造像。佛教造像，如如来佛等；儒教造像，如孔子及其弟子像等；道教造像如老君、圣母等，这些造像大部分有造像题记。

　　《普利陀大白伞神咒幢》，立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为宋代经幢之精品。该幢形制与唐幢同，幢身刻楞严诸咒，并附有后记，正书，共490余字。现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寺。该幢雕刻精致，花纹装饰华丽，既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的重要实物，也是一件珍贵的雕刻艺术珍品。《大玄真宫祖碑》在辽宁省阜新市西南医巫闾山北麓。碑石为龟跌螭首，通高4.30、宽1.33、厚0.33米，石质为褐色砂质岩。碑石纹饰华丽，雕有云阁天宫、宝相、牡丹、缠枝花纹和字图案。碑阳和碑阴共刻有3484个文字，载道士杨志谷三十年的传道活动和宫观沿革及所拥有的土地、财产情况。同时记录了阜新地区文化、地理方面的概况是一方重要的历史文物。现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景五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亦另具特色。该幢在河北赵县。经幢为平面八角形，一、二、三层刻陀罗尼经，四至七层分刻佛教人物、故事、动物、花卉等，高约18米，是我国现存石经幢中最高的一座。

　　另外，江苏苏州玄妙观内至今保存有四通著名的宋代道教碑刻。

　　一通是《诏请三清殿上梁文碑》，碑高1.62，宽0.93，厚0.20米。刻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由著名刻工张允迪镌石。碑文由龚颐正撰文。行楷。该碑主要记载宋代名观——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的历史沿革。

　　另一通是《通神先生何蓑衣事实碑》，碑高1.55，宽1.08，厚0.20米。立于南宋庆元二年（1197年）。碑额为宋孝宗赵手书“通神庵”三大字，碑文由胡袤撰，共680余字，正书。载蓑衣何真人（何道人)之生平事迹。何道人是淮阳人，绍兴初来苏州，淳熙三年（1176年）宋孝宗赵命他人在苏州天庆观建通神庵赐与。

　　第三通是《天庆观尚书省札并部符使帖碑》，碑高1.94，宽1.05，厚0.22米。碑额镌《朝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度牒省札部符使帖》，碑文共刻官方四道文书，大意是根据观主陈天一的陈诉和皇帝的旨意，尚书省同意免除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

　　度牒是官府发给道士的特许凭证。获牒者可免地税、徭役。宋室南渡，经济每况愈下，于是度牒的出售成为宋王室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碑文为研究宋代道教和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史料。

　　第四通是《老子像碑》，碑高1.8，宽0.88，厚0.30米，青石质地。碑石保存完好。碑分上、中，下三方面内容。上部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的赞语；中部为唐代画圣吴道子所画老子像；左下方为落款。

　　上部赞语全文如下：

　　玄宗皇帝御赞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

　　白发垂相，紫气浮天；

　　金默默，永劫绵绵；

　　东训兄父，西化金仙；

　　百王取则，累圣攸传；

　　万教之主，先地焉；

　　函谷关右，传经五千；

　　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颜真卿书

　　赞语共8行，行8字，楷书。

　　下部为老子像。

　　左下方落款为：

　　“老子圣像，吴道子笔。斯本久矣，不教珍藏，谨捐命工刊石，以广其传。宝庆初元民岁腊日，姑苏天庆观大同道士冯大同”。

　　此碑为南宗宝庆（1225~1227年）年间所刻。刻者为南宋名匠张允迪。吴道子所作的这幅老子像，以天纵之才，穷丹青之妙，超然脱俗，且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笔于豪放之外，始变前人道释人物画细巧之积习，用笔厚拙粗辣，笔势纵横健拔，衣纹作“铁线描”，流利劲挺足称唐代道释人物画之妙品。

　　七.文学艺术碑刻

　　宋代碑刻还有一个重要门类，就是文学艺术碑刻，此种内容的碑刻亦可以说是宋代碑刻的一个显著特点。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较发达的一个朝代，特别是“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空前绝后。但把文学作品刻在碑上，唐代并不多，几乎可以说是空白。

　　宋代文学艺术也很繁荣，尤其是”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逊色于“唐诗”。与唐代不同，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通常被人刻于石碑、摩崖。像宋代眉山创作的《宋观海市诗并引碑》，刻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正书此石现在山东蓬莱县蓬莱阁。还有由欧阳修撰文，苏轼书丹的声誉卓著的宋《丰乐亭记碑》，正书刻石在安徽全椒县。另外，由欧阳修撰文，苏轼书丹的《宋醉翁亭记碑》，正书，刻于宋元祜六年（1091年），现亦在安徽全椒县。由苏轼书丹的《宋浴日亭记碑》，正书，刻于宋嘉定辛已（1221年），现在广州南海神庙前亭内。由苏轼书丹的《宋苏上清祠碑》，刻于宋元祜二年，现碑石已毁。

　　另外，范成大书写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碑》，也特别有名，碑石共八块，刻石现在江苏苏州石湖，所述内容为反映范成大退隐石湖后的闲居生活，文辞生动、优美。

　　上述诗、词、散文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其内容与价值毋庸赘述。

　　还有一块鲜为人知的宋代《云龙山诗刻》。此石刻在江苏省徐州市南郊云龙山上。云龙山占地面积很广，由于其婉蜒起伏，状如游龙，巨石嶙峋，自古以来为游览胜地，山上有宋、明、清三朝诗刻，其中以宋代苏轼行书诗刻为最佳，诗文亦写得极其优美，可谓宋代诗文名篇。其诗云：“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观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诗后题：“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颜复，王巩，始登此山”二十二字。

　　《定林寺摩崖题刻》也较著名。不过有一部分为游记题刻。该题刻在江苏南京东郊明孝陵之北的钟山悬崖上，共有南宋题刻五处，分别是陆游、韩无咎、赵方、赵希和李谓道。一处为不知名的“淳祐己酉”刻工题记。其中三首题刻较为著名。陆游题刻为：“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韩无咎题刻为，“乾道丁亥八月十日，叔涣、伯玉、中父、子云、无咎、伯山、方叔来游钟山，携入功德水，过定林烹茶乃还。”赵方题刻为：“晓来秋色挟秋声，万虑经心事又新，慷慨长哦洗兵马，大功尤属小心人。”该题刻既反映了南宋末年一部分朝中大臣主战、爱国的思想与信念，又是一件新发现的宋代诗词作品。

　　“听松石”，在江苏省无锡市锡惠公园内，石长1.99、宽0.87、高0.56米。石面刻有唐代篆书名家李阳冰的手迹“听松”二篆字。石旁还刻有李久中、俞庆长、何得之等宋人题字两则：“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符。政和甲午，睢阳张回仲贤得而出之。可以盘礴，可以偃仰，遂为兹山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之。唯勿迁，勿伐、俾勿坏!”此外，还有二块被称之为“宋三绝碑”的也属此类。一块是《荔子碑》，该碑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宋刻。石碑所刻韩愈诗篇，由苏东坡手书，碑文内容所示为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因为三者都系名人，故后人誉之为《韩诗苏书柳事碑》，又称“三绝”。

　　另一块是北宋词人《秦观词碑》，该碑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岭公园内的悬崖石壁上。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由柳州太守邹恭命人翻刻。碑上的词由秦观所作，跋由苏轼所题，字为大书家米芾所书，故世人也称之为“三绝碑”。

　　八、宋元其他碑刻

　　宋代其它碑刻亦较兴盛。象秦汉以来帝王的封禅碑，宋代亦有。如山东泰安岱庙所存《大宋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为宋真宗加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的封号碑，刻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龟趺螭首。碑通高8.2米，宽2.2米，厚0.60米。碑顶由六条互相缠绕的螭作装饰。碑座也很奇巧，龟趺（碑座）下另设有一个四周雕以云纹的基座，通体古朴伟观。《大宋封祀坛碑》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禅泰山后所刻，由丞相王旦撰文，裴行书并篆额，其碑阴有宋代中央军政官员、地方刺史、少数民族首领、周边国家使臣题名。另外还有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觐坛颂》，皆刻石为碑，凡随宋真宗在山顶上举行典礼的官员都在《封祀坛碑》的碑阴题名；凡在山下参加祭祀地神的官员均在《社首坛颂碑》的碑阴题名。

　　上述封禅碑，其内容（碑阳文字）均系封禅泰山事。《大宋封祀坛碑》现藏泰安岱庙，其余两碑《社首坛颂碑》和《封祀坛碑》）现下落不明。

　　与封禅碑相类似的还有《宋代祈风石刻》。该石刻在福建省南安县丰州镇旭山村旭日东西两峰，现存宋代至清代摩崖题刻75处，石质为花岗岩。其中有10处南宋祈风石刻尤为珍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祈风”，指当时泉州港的中外远洋商舶一年两度专靠信文驱动航行。宋代政府为表示对远航的重视，每年一次或二次在九日山昭惠庙举行祈风仪式，向海神祈求远航商船顺风航行，以便安全抵达目的地。仪式完毕，将整个祈风仪式经过刻于摩崖上，故人们称之为“祈风石刻”。该石刻记录了远洋商舶运行的起讫点和航行时可能遇到的“不测风云”，也是研究我国海外交通史的重要物证。有蔡襄、苏才翁，苏绅，虞仲房等人的题刻，其书体分隶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别具一格，又是一份珍贵的古代书法艺术作品。

　　明代《天妃宫碑》也属此例，该碑现存南京市狮子山下原天妃宫内，碑刻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碑文记载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第三次出海时“遇飓风黑雨，晦冥黯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后转危为安事。“天妃”为海神，系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滨海湄州人，是明代所崇拜之航海女神。明成祖以为郑和平安出海并顺利归国是“天妃”保祜之故，故刻此碑以报“天妃”保佑之功。

　　元代还有不少纯汉文碑刻，包括墓碑、墓志等，这方面较著名的碑有《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该碑高6.35米，宽1.77米，厚0.65米，碑刻于元延祜四年（1317年），原在泰安城武穆王祠，现藏泰安岱庙。碑文记载蒙古族人武穆王博罗欢在元朝的创立中武功卓著，尤其在治理泰安州一带，表现了高超的军事统治才能。此碑龟跌螭首，雕刻精细剔透，为元碑之佼佼者。

　　泰山灵岩寺有一块元代成吉思汗的圣旨碑是元“兔儿年八月二十八日”下给灵岩寺的，内容为元朝统治者成吉思汗对该寺纳税的规定，即“每除税粮以外，不拣大小差发……”，是研究元代寺院经济的极好材料。

　　有关反映农民战争的碑刻也有一些。如泰山至今存有宋末《姜博士起义刻石》，元末《红巾军起义》等刻石。陕西省博物馆也有两块反映这方面内容的碑刻。一是《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碑载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兴安路（今陕西安康）一支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攻克安康城，杀污吏，毁衙门，烧寺庙。牛山土主忠惠王庙也被农民军付之一炬。此碑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重修该庙时所立，碑文还记述了封建政权镇压了这支农民军的史实，碑阴刻有封建官吏题名，是研究元代农民战争的珍贵史料。二是《刘尚神道碑》，该碑为元贞元二年（1296年）历任金，元两朝的官吏，陕西耀县人刘尚的墓碑。碑文记述了刘尚镇压“红巾军”起义的史实，并记载了关中另一支起义军首领赵斌聚众起义，并自立王号的经过，以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元代农民起义的珍贵资料。

　　此外，宋代交通碑刻也有新的发展。中国古代有一种称之为《仪制令》的交通规则。约始于唐代，在唐和北宋，这种仪制令通常做成木牌形式，悬挂在城内交通要道可专为皇家进出的道路口上，作为交通规则，令众人遵守。至南宋由悬挂木牌，发展到刻立石碑。这种《仪制令》石碑，在南宋应该说是比较多的，但能保存至今的却为数不多。近年在陕西省略阳灵崖寺大殿左厦房内发现一块《仪制令》石碑。该碑高0.60米，宽0.40米，碑阳正中上段刻楷书“仪制令”三个大字，下段为仪制令内容：“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十二字。碑阳左侧为“淳熙辛丑（1181年），邑令王立石”字样。

　　碑阳所刻“避”字是“让”的意思，仪制令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法规。

　　河南汤阴县岳飞庙藏有《前后出师表刻石》共四十块，刻石均系正方形，边长约0.66米。文章作者为蜀汉丞相诸葛亮。碑石书体为大草，书者一般认为是岳飞。因为刻石末有岳飞的跋语：“绍兴戊午（1138年）秋八月，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上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也有人认为其书者为明成化、弘治年间苏州人白麟。

　　《前后出师表》刻石，由于其大草洒脱，遒美，再加上它是诸葛亮所作之名篇，向为世人所重。

　　《宋韩蕲王神道碑》位于苏州昊县灵岩山之西南麓。碑通高8.26米（其中碑座——龟趺高1.70，碑身高5.46，碑额高1.10米）。宽2.12，厚0.30米。碑首“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楷体）为宋孝宗御书，字径0.30米，中刻“选德殿书”（选德殿，宫内殿名，这里借指宋孝宗——笔者按）四小字，并刻印一方。碑文由南宋参知政事、右承相赵雄奉敕撰，共13900余字，分88行，行150字不等。碑石之高在中国碑刻史上实属罕见。碑文之长可谓世界之最。书写人为枢密使，右丞相周必大。神道碑边饰云纹，碑额饰夔龙纹。

　　碑主韩世忠（1089~1151年），字良臣，号清凉居士，陕西延安人，我国南宋著名抗金将领，民族英雄，后被南宋朝廷追封为蕲王。

　　神道碑刻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迄立至今近千年“碑蚀亭颓，烟荒草蔓，蓬颗蔽冢。”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宗后学葑《重修韩蕲王墓并建飨堂记》。1939年5月神道碑为飓风所仆，碑石纵横断裂折为十余段。边幅斜锐，参差不等（民国二十五年，单镇《重修韩忠武王墓碑记》）。事隔七年（1946年5月），灵岩山妙真和尚邀集地方人土及韩氏后裔四处网罗资金召工将神道碑断块用水泥等浇合成两段两扶而置之墓道（神道碑原来立来龟跌上，重修时分开）迄今。

　　碑文记载了韩世忠西陲布衣，仗剑从戎，金戈铁马转战大江南北，“平全闽、夷江西、翦湖湘、歼苗刘，摧兀术，鏖大仪，拓东海，扦杨楚，震淮扬，所当无非掠冠剧盗，而功益俊伟不可及”之史实。宋代定论，称其为“中兴武功第一”，“功名与日月争辉”，位在岳飞之上。

　　另外，神道碑洋洋一万三千九百余字，披露了一些无人问津或鲜为人知的史料，如北宋灭亡，韩世忠首次提出建都江浙，后被采纳遂成史实的史料。还有，神道碑首次披露了韩世忠亲自活捉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等八大王等，给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泷冈阡表碑》为北宋欧阳修撰文和书写。这是一块墓碑，是欧阳修为其已故父（欧阳观）母所撰所书。欧父逝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欧母逝于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阡表洋洋千余言，写父母事迹、追忆父亲遗训、缅怀母亲教诲，述说父母品德与情操之高尚，同时还表达了自己为官坚守情操、不随波逐流是受父母遗训、教诲所致。

　　《泷冈阡表碑》高2.12，宽0.96，厚0.24米碑是用青州（今山东益都）石做的。碑阴还刻有欧阳修于熙宁三年（1069年）编成的《欧阳氏谱图序》。该碑现稍有剥蚀，但基本完好。碑文书体用楷书，气势空灵。碑现在江西省永丰县沙溪西阳宫。1957年，江西省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襄樊铭》摩崖石刻在湖北襄樊市中岘山北麓。铭文共九十余字，记载了1251年南宋打败蒙古入侵者，光复襄樊的历史事件。字体为行楷书，字径约60公分，雄浑遒劲，威严壮观。无撰书者姓名。据分析，撰书者可能是南宋将领李曾伯。因为在其诗文集《可斋类》有两首词《水龙吟》和《满江红》的自注中提及过此事，有“待老臣为作襄樊铭，诸石”句。铭文为“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京湖置制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其铭曰：壮哉，脊南北。翳墉壑，九陵谷。乾能，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毕昇墓碑》最近在湖北英山县草盘地五桂墩村发现。碑的质地为褐灰色麻石，园首。碑高1.10、宽0.70米，正中阳刻：

　　故先考毕昇神主

　　故先妣李氏妙音墓

　　上为宝珠顶华盖，下设梯形碑座，左右分别为日月图形，边沿为卷草花纹，两边为小字阴刻“孝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孙男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皇口四年二月初七日”据考证，皇口四年为皇四年（1052年），时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庆历年间（1041~1048年）之后数年。

　　毕昇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的《帝土绍运图碑》也非常著名，1961年该图碑与本文所提及的平江图碑、天文图碑、地理图碑同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帝王绍运图碑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石刻帝王世系图，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图碑长1.77米、宽1米，厚0.25米，青石。碑中下方原先裂为二段，后修复，其余完好。

　　碑石最上端篆刻“帝王绍运图”五字，“绍”字是继承之意。

　　世系图表刻有我国自黄帝至宋理宗这段历史中的帝王世系，共计195君。该图表的特点是世系脉络清楚，经纬分明。图表以朝代更替为主要框架，每个朝代的国君依在位先后秩序从左到右排列。图表汉族政权朝代列于图表正中央。如夏、商、周、秦、汉、三国、晋、隋，唐、粱、唐、晋、汉、周、大宋等。对于从主要朝代中分离出来的则按时间顺序列于该朝代的两侧，如周代（东周）中的“春秋十二国”和“秦六国”。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各自为政下的朝代也位于两侧，如南北朝（南朝的宋、齐、粱、陈；北朝的后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对于少数民族独掌政权的国家也如此安排，如“东晋夷狄游处中国”，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图表作者有自己的政治评判标准，如虽是汉族朝代的“五代十国”，但由于“非正统”之故，作者特意在图表左侧注明”五代（十国）潜伪“等字样，注明潜伪的国君和国家有十三国、十三君，杭州的吴越国国王钱排在首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春秋十二国”中没有吴，越二国。这反映了历史上的春秋五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为研究春秋五霸中究竟有否吴、越二国提供了实物依据。

　　图说共36行，行16字，字体为正楷。图说以“自古及今，治下能十一，而乱常八九，为君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为论点，规劝大宋皇帝应吸取“治与乱”、 “离与合”的经验教训，进而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碑石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

　　九.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

　　碑刻上面的文辞，可以补史、证史、研史，这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便已运用它作为研究有关学科的珍贵史料了。不过研究“金石”或研究“碑刻”，直到宋代才成为专门之学。

　　“金”学，即研究三代(夏，商、周)铜器上的铭文之学，不属本文阐述范围，因此，我们在此只谈宋代的“石学”即研究碑刻之学的概况，以便了解宋代对中国碑刻的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宋代“石”学的创始人是欧阳修。蔡絛在《铁围山丛淡》说：“文忠公(即欧阳修)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欧阳修的《集古录》共十卷，在我国学术史上这是正式出现“石学”专著的开山之作。书成于仁宗嘉祜八年（1063年），共收录作者平生所藏周秦至五代铜器铭文和碑板拓本以及自作的跋语共四百余篇，而以碑板为主。原书随得随录，未按年代排列。后世刻本才改以年代为序。其子欧阳斐后作《集古录目》二十卷，现仅存辑秩本。

　　从欧阳修开始，研究碑刻便成为专门之学。后来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仿其体例写成《金石录》二十卷。书成于微宗宣和末年，著录作者自藏金石拓本。前十卷是铜器铭文和先秦至北宋一千九百多种“石刻”的目录，其中碑刻占主要篇幅。碑刻目录下多注有立碑年月和撰文、书写者姓名，这种体例开后世碑刻目录专著之先河。后十卷汇集作者对部分古器物、古碑刻所作的题跋502条，是作者的研究成果。该书是中国现在最早的碑刻目录和碑刻研究专著之一。

　　宋代还有一位相当出色的金石学家，名叫洪适。洪适（1117~1184年），精于两汉、魏晋和隋唐碑刻。所著《隶释》二十七卷是现存最早的集录和考释汉魏石刻文字的专书。共著录汉魏碑刻183种，在体例上创新，除有碑刻目录和跋尾外，具录碑刻原文，并用楷书将隶书体碑文释出，故书名为《隶释》。另外，该书还收录《水经注》中汉魏碑目和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斐《集古录目》、赵明诚的《金石录》、无名氏的《天下碑录》中的汉魏部分。洪适另著《隶续》二十一卷和《隶缵》、《隶图》等碑刻专书。洪适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利用碑刻文字考订史传记载之误。

　　南宋初年的大史学家郑樵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金石学家，他的贡献在于用史学家的眼光指出了碑刻在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如他在所著《通志金石略》所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这是说铜器刻辞的历史较短（局限于商、周）而石刻的历史很长（秦-南宋），从而说明了石刻在古代中国刻辞中占据主要地位。如宋代洪适的《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等书，都是专录碑刻的大部头书，并且著录碑刻全文，另加考证、研究、跋文。清代学者王昶的《金石萃编》便完全沿用了这一体例。

　　郑樵还著有《石鼓文考》一书，在中国碑刻史上，这是金石学家专写一书来考证某一（组）碑刻的第一本专著。《石鼓文考》从各种角度证明石鼓是秦刻石，其中比较关键的证据是石鼓书体为秦篆，从而推翻了隋代至南宋时“石鼓为周宣王时物”的定论（隋代时，石鼓在天兴具三畸原出土）。

　　宋代学者还利用碑刻补正经义。如清末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说，“以汉碑证经，宋人之旧学也”。

　　此外，宋代学者还将碑刻文辞作为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资料。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将碑刻文辞与《尔雅》、《说文》同列为“小学”（即文字学），虽然这种分类很不科学，但把碑刻作为研究文字学的一个方面还是可取的。

　　总之，专门研究碑刻之学始于宋代。从宋代开始，碑刻才正式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立于学术之林，这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碑刻史上的一件幸事。尔后，清代金石学的大发展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

　　（责任编辑：刘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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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 《南方文物 》 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