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

　　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

　　----兼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

　　郭齐勇

　　萧萐父先生于2008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4岁。萧先生的精神遗产，表现在其人格风范、社会影响、精神感召、学术思想、教书事业、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传统儒生一般在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上都有全面的建树与发展，萧先生则是在当代社会具有类似全面性的知识人！

　　一、萧先生是一位全面的现代知识分子

　　现代社会使很多人成为片面或单面的人，使很多知识人堕落成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萐父先生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遗风的刚正不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又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是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每个人的行迹、事业或许都只是沧海一粟、水沤泡沫，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有为有守的普通人的集成么？

　　萧萐父先生于1924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当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并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文革”期间，萧萐父先生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萧萐父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我国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曾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著作有：《吹沙集》三卷、《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纪程》、《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主要编著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等。晚年选部分论文与诗书，与夫人的画合集，编为《萧氏文心》（四种）。[①]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被译成韩文与英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1958年至80年代初，萧先生与唐明邦先生、李德永先生合作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自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来，萧老师先后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开启了多个学术路向，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是他对做人与治学之道的深刻总结。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加过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从反右到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且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权贵。萧萐父先生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为思想家的萧先生，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而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先生，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先生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他强调他的确受到过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先生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晚年他对笔者谈过青年学人的培养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尽量给中青年提供各种机会与条件，如出国，晋级，享受特殊待遇等，多方照顾，到学校争取一些利益，这是对的。但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先生，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先生，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养与文人的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体制内的教育多有批评。

　　分别地看，萧老师是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与文人。然而萧先生毕竟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伟大的人师。我之所以要从这个视角去解读萧公，是因为我觉得文化界、大学教育界太多的所谓教授，包括本人在内，越来越不够资格做知识分子、教师与文人，更不要说思想家、学者与学科带头人了。

　　在2008年8月30日的一次聚会中，我们心知萧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了，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亲口对我说：以萧先生的学问与影响力，本省是对不起他的（按指本省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漠视甚至压抑萧公）。我说：萧先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他生活与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省。章先生又说：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9月23日，萧师仙逝的头七祭日，在告别仪式前，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慨然叹曰：“萧老师学贯古今中西，诗词歌赋皆通，我很佩服他。他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②]我觉得，章先生是萧先生的知音，故引用他的评价作为本节结语。

　　三、萧先生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

　　萧先生说：“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①]萧先生在具体讨论“人的发现”时，时时突破了这一范围。

　　由于萧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处于今世，故他的启蒙观，尤其表现在对天与人的关系，人的终极信仰，人与自然，以及有关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阐扬上。人不是单面的人，人不只是个体权利、利益、智力的集合体；启蒙也不意味着个体权利、知性与个性自由的无限膨胀；这不仅与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人的觉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工具理性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

　　萧先生揭示了《周易》哲学中科学易与人文易的价值，尤指出后者“超越占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识，对宇宙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穷理尽性’、‘原始反终’，圣人以此‘斋戒’、‘洗心’、‘退藏于密’的精神家园……往往涵蕴于‘人文易’的深层义理中，诸如宇宙既济而未济，大化生生而不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莫不言简意深，值得珍视。”[②]萧先生探讨“人文易”，使之与“民族魂”相联系，并借以批判启蒙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他指出：“人所面对的理世界，既有理性（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实然之理，也有心灵（价值意识）所感悟的应然之理。两者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但却永远不能互相代替……‘刚柔相错’所展示的‘天文’，属于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客观物象及自然知识的实然之理，但人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去‘观天文、察时变’，其目的和意义便离不开人文意识中应然之理的指向；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论重心，构成‘人文易’的丰富内涵……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动力，是民族传统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长期影响乃至支配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素质和文化走向。”[③]

　　萧先生发挥了王船山《周易外传》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的思想，肯定人与天地的贯通，并在此基础上认同儒家的人禽之辨、华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④]

　　萧先生通过对唐君毅哲学的讨论，肯定以人的道德理性、精神自我来界定人的本性、本质，旨在超越物质现实与自然生命，反对自然主义、功利主义。萧先生肯定唐君毅，“首先是道德自我的建立……确立了自贵其心的个体独立人格及其自觉追求真善美等理想的价值，反对了重物轻人、重外轻内的各种拜物教及人的异化，且与梨洲、船山同调，高扬耿介不阿的‘豪杰精神’。其次是人文精神的阐扬。这是把道德自我作为精神主体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历史地总结中西人文思想的成就和异同，肯定了中国文化（包括哲学智慧、道德理想、艺术精神、人格境界、宗教意识等等）的精神价值，提出了通过中西文化的洞察和返本以开新，展示未来人类文化（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人文理想）的前景，并寄望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能够融摄西方之科学、民主与宗教的精神精华，以创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以上两个层面，颇与传统的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成己与成人等致思程序相应。最后是文化价值的哲学升华。这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反刍，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进一步了解之后……将哲学系统扩展为以整个生命存在和心灵活动为基础，对人类文化的各种价值形态，对人类哲学的各种义理，进行哲学心灵的遍观和升华，即其最后完成的‘心有三向’、‘心通九境’的系统理论……”；“约而言之，从道德自我之建立到人文精神的阐扬，再进到文化价值的哲学升华，围绕着人，开展出人生、人心、人性、人格、人伦、人道、人极、人文的多层面慧解……君毅之学，人学也。”[⑤]我之所以长段引用以上原文，是因为萧先生借解读唐君毅的哲学阐扬了自己对“人”的全面、多样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超越了西方启蒙时代对人的理解的褊狭性。

　　萧先生对徐复观思想的阐扬，重视其对周初“忧患意识”的抉发，指出：“这种人文精神，以‘敬’为动力，以‘德’为目标，以‘成己成人’的社会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尽之责，因而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认定性善说是通向人的终极价值和安身立命的桥梁，是确定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相互信赖的根据。故由‘性善’说可以推广为‘仁政’说，确定人民的好恶为指导政治的最高准绳，即中国思想史中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的最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⑥]萧先生特重徐先生对传统思想资源，主要是儒道资源中的自由精神、人格自由的诠释，最后指出：“他（指徐复观，下同）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道德自律与人格独立的主体性原则，他在庄学、玄学中又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他既肯定人不仅是道德主体，而且是艺术主体，也就承认了主体的多元化，人还可以作为独立的认知活动的主体，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体，科技与宗教活动的主体等……他力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体自由的精神，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⑦]萧先生在对徐复观的讨论中包含有如下思想要点：人是全面的人，具有多元主体性；具体的现代人可以通过学习传统儒道思想资源，吸取“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而且说这就是现代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

　　萧先生多次谈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点，人对自然与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仅重视人文，尤其尊重、重视天与天道，尊重、重视地或自然，重视天地与人的贯通，重视世界上与本民族之大的宗教传统，全面理解个体人与天、地、他人、万物的关系，自身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因为在中国哲学文化中，儒释道资源中，人文不与宗教、自然、科学相对立。由上即知，萧先生的现代“人论”是很丰富的，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发现”。

　　四、萧先生的启蒙：既走出中世纪，又走出现代性

　　康德是在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之后，在当时的德国而不是法国的背景上谈启蒙的。康德所谓“启蒙”即人要有勇气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勇于自己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哲学包涵有人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看法。[⑧]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理性的普遍性的高扬。启蒙理性与科技的片面发展或所谓现代性带来人的异化，人的整全生命的被肢解，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人变成了物化的对象，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人丧失了自己的全面性。

　　针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释，启蒙即是“出路”。萧先生也是主要探讨“出路”的。据韩水法研究，这种解读意涵着：“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的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⑨]

　　杜维明指出，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并不能把人摆在宇宙大化的格局中来讨论，它只是把人当作一个与自然异化、与天道异化而独立出来的一种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的特点在于，为了得到新的经验、新的真理、新的价值、新的成功，即使要出卖我的灵魂也在所不惜。无疑的，这样一种精神表现为‘以动力横绝天下’，它虽成就了鬼斧神工，繁兴大用，以至凿凿然不知其何所止境。但是它只是一种气命之伸展和周纳，而无托体之基，无精神归路，其结果当然也为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⑩]胡治洪总结杜维明的看法：“西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突出抗衡与制约关系的民主及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即为启蒙理念系统的核心与实质。这一系统发展出一种强势的人文精神，但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

　　如前所述，萧先生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等给予了系统批判，对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差别有系统的论说。

　　萧先生的思想、精神中有显隐之两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出西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我们对萧先生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层。萧先生主张“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要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他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他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当代中国伦理共识的重建，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中国”的讨论。

　　萧先生也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明对话”，他一贯充满了文化包容意识与多元开放心态，摆脱东西方中心主义。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东方与西方有共有殊，东方各民族之间、西方各民族之间也各有同有异。”[?]他主张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在差异、矛盾、对立中互动。这些方法也包含着“走出中国中世纪”与“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兼有、差异与互动，一体两面之交叉互动。当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从现代性才能走出现代性。

　　综上所述，萧先生通过对文革的反省，针对国家、民族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西方启蒙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抉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萧先生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知识人，其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启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恰好低估了萧先生的思维水平与他的启蒙论说的意义。

　　五、萧先生学术的多面相与人才培养

　　萧先生的学问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只是萧先生的一个领域，绝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气象，这当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论建构上与学术上的多面相。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功底，能融会贯通。他的理论贡献在启蒙论说、传统反思、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及辩证法史的架构等方面；他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深度地、极有智慧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多个面相，在经学（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汉唐、明清、现代等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上，他有创新见解，又开辟领域，培养人才，使之薪火相传。

　　关于《周易》，萧先生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了“科学易”与“人文易”的概念，倾心于“人文易”，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重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

　　关于儒家，萧先生肯定了《礼运》大同之学，孟子的“尽性知天”之学以及分别来自齐、鲁、韩《诗》的辕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的“明堂议政”之学，韩婴的“人性可革”理论“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易》、《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贵。”[?]他肯定《易》《庸》之学的天道观与人道观，指出：“所谓‘至德’，并非‘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萧先生阐释了儒家的儒经、儒行、儒学、儒治的传统及其多样发展，特重对儒学的批判与创造转化。

　　关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缘起说、中道观、二义谛、证悟论），重视解析其哲学意义，对佛学中国化过程中极有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对慧能，对《古尊宿语录》，对禅宗的证悟论都作过深入研究而又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道家与道教，他对老子、庄子，对道家人格境界与风骨、隋唐道教、黄老帛书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旧作中曾写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界“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在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人格心理结构。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

　　关于汉至唐代的哲学，他对秦汉之际，对杨泉、鲁褒、何承天、刘禹锡、柳宗元等都下过功夫。

　　关于明清之际哲学思潮，是他的专长。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思潮的全盘，把这一段哲学史作为一个断代，作为哲学史教材的一编予以凸显并细化，又特别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个案。他是当之无愧的王夫之专家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

　　关于现代哲学思潮，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及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对李达、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面，他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还研究了梁启超、刘鉴泉、蒙文通等学者的思想与学术。

　　他还开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支持了楚地简帛的研究等。

　　萧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的各领域继续跟进他的开拓，予以补充或深化。他也鼓励他的学生按个人的兴趣向科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发展。据个人不完全统计，他最早的弟子是许苏民；他与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甘万萍（肄业）、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李大华、闵乐晓、王仲尧、高华平、张志军、邓辉等。

　　萧先生的精神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本文不免挂一漏万。从以上我们简述他的学术思想的诸层面与人才培养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处处闪耀着活力与智慧，他的开拓精神，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他常常说：集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在学习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博硕士研究生推荐国内外老中青学者的论著，充分肯定别人的成就，虚心向学术界的师长、朋友甚至青年学习。他的开放心态、博大气象及贯通百家的学力，令人敬仰。他有很强的学习的能力，永远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对学生重在培养、薰染、提升其学习与继续学习的能力，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认真地做人做事。

　　2008年10至11月

　　（应武汉大学《哲学评论》所请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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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0页。

　　[②]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4—115页。

　　[③]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6—117页

　　[④] 参见萧萐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见萧先生主编的同名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页。

　　[⑤] 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51—552页。

　　[⑥]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99-500页。

　　[⑦]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03-504页。

　　[⑧] 参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⑨] 韩水法：《启蒙的主体》，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113页。

　　[⑩] 东方朔整理：《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2页。

　　[?] 萧萐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6页。

　　[?] 萧萐父：《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7、466页。

　　[?] 萧萐父：《儒门<易><庸>之学片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4页。

　　[?] 萧萐父：《儒门<易><庸>之学片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8—99页。

　　[?] 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载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