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相互渗透的印证——读馆藏文物唐·莲生贵子镜

　　儒释道相互渗透的印证——读馆藏文物唐·莲生贵子镜

　　作者：怀远 孟庆沄

　　铜镜是中国青铜器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早在青铜器诞生之初，铜镜就破土而出。殷商西周以前是王室勋戚，高级贵族的专用器具,平民百姓尚无缘享用；春秋以降，一般的贵族得以使用；秦汉以后，铜镜才得以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隋唐铜镜铸造达到鼎盛期，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它突破了旧的呆板的模式，无论造型，题材，纹饰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达到我国古代铜镜艺术的巅峰。

　　安徽省怀远县文物管理所收藏一面唐代浮雕莲生贵子镜，直径14.2厘米，边厚0.6厘米，重470克。铜镜造型为葵花形，半圆球钮，宽沿。镜背高弦纹分作内外二区，内区主题突出，高浮雕塑出荷莲和童子。

　　荷莲童子图案丰满，构图简练。钮上方为两片荷叶，中间夹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钮下方是一片稍大的荷叶，两侧有开放莲花，花蕊上方分别站一裸体男童，头顶荷叶，双臂张开。右侧男童一脚抬起，两手各执莲茎，头向左微倾，两童在相互嬉戏，圆头圆脑，憨态可掬。

　　荷莲童子，不是一般的孩童，是佛教护法神叫摩睺罗伽,俗名化生，人称摩睺罗伽巧神，是中国最大的送子图腾。据《法华经》记述：观世音有可示现三十三身，第三十二身为摩睺罗伽。根据三十三身塑建出观世音形象的三十三体形象，摩睺罗伽身塑建成持莲观音形象为白脸小童相，且露稚气，双手执莲茎，乘坐在一荷莲上。摩睺罗伽巧神的产生融合附会了具有道教和儒家传统思想的七夕（农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风俗。

　　巧神被民间广为供奉，以祈求多子多福，无子乞子，有子乞富乞寿，吉祥安康，心灵手巧等。七夕那天，人们用不同材料制作婴儿形浮在水中，以“化生”赐子，化生作为古代的一种婴儿偶像“营造法式”一直流传民间。从镜中纹饰也可以看出佛教发展到唐代，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达到了成熟，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各派之间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使儒释道“三教”在唐王朝的推动下达到了协调发展和统一。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种宗教也十分活跃。道教因其所奉教主老子与唐室同姓，备受崇敬。从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下诏叙（儒释道）三教先后，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唐代统治者在独尊道教同时，也采取了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当三论宗祖师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殷勤，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回”。在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在一起论辩。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时简要实录。佛教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寺庙林立，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余所，流派纷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通过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和佛道互渗的理论体系。

　　铜镜的外区饰有四只蜂蝶与云纹间隔，整个图案协调对称，典雅有致，用阳线雕刻成轮廓线，同内区主题相映成趣，整器制作工艺细致考究，现仍光亮鉴人，是唐镜中代表性的珍品。

　　图片所示的这面铜镜，是1983年春出土于怀远县燕集乡刘圩村的—唐代砖室墓中。经国家文物委员会专家鉴定组鉴定为二级文物。这种莲生贵子镜，是我国工匠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结果。反映了唐代文化繁荣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而这种广为接纳兼容并收的文化政策，即文化繁荣与交流密切的产物，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强盛的唐王朝所特有的博大胸怀与恢弘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