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宗教建筑

　　唐代的宗教建筑

　　唐朝，是神州大地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文化腾达，国力强盛，万国来朝的盛世天朝。在唐朝历代皇帝的扶持下，佛教和道教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最主要的宗教建筑──道教和佛教建筑在数量和艺术水平上都得到极大的发展。

　　唐代道教发展

　　道教，相对于佛教，是一种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次于佛教，在李唐王朝，它的地位比佛教高。

　　* 三教之首

　　唐武德八年(625 年)，唐高祖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确立了唐代的崇道政策。之后的皇帝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玄宗当政时的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季正月，朝廷首次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包括老子《道德经》在内的道家学说。道教地位大幅度提高，人数也不断增长，宫观遍布全国。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编辑成藏，曰《三洞琼纲》，总计 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皇帝诏令传写，广为流传，名叫《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另外，唐代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被皇帝召请入宫，询问政事，讲道说法。

　　*道士点破天机

　　李唐王朝把道教推崇为三教之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唐高祖李渊登基前，有数名道士道破天机，预言了李渊和其子李世民将要君临天下，登基后，又有一名道士转告李渊，老子李耳是他的祖先。

　　唐高祖未称帝时，道士王远知（530-635年）曾经秘密地陈述李渊该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武德年中，秦王李世民与自己的幕僚房玄龄装扮成普通人来拜见王远知。王远知迎接的时候对他们 说：“你们二人当中有一位圣人，大概是秦王吧？”他还对李世民说：“你要做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爱护自己。”唐太宗登基以后，要封王远知大官，他坚决拒绝，请求回山。贞观九年，唐太宗让他在润州茅山建起一座太平观，同时有十四人出家成为他的弟子。

　　《旧唐书》《薛颐传》中记载，唐高祖武德初（618年），善于观天象的道士薛颐到秦王李世民的府邸，密语“德星守秦分”，此天象预示秦王当称帝于天下。李世民大喜，上表举荐其为太史丞，随即又升迁为太史令。

　　另外，据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写的《历代崇道记》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鬣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告诉他，你去转告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今年平定贼乱后，子子孙孙可以千年为天子，吉善行便转告了李渊。这老臾便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了。李渊听后便在羊角山为太上老君立了庙，奉其为祖先。李渊和李世民因此在登基后大力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在全国各地广建老子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以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像陪侍老子，奉祀老子的庙宇被称为〞宫〞。

　　虽然武则天当政时为了表明自己和李唐王朝的不同，曾一度压制道教，将佛教列于道教之先，废除贡举人学习老子《道德经》的规定，而且其后的唐中宗的皇后韦后掌权时也曾扶持佛教，但是从整个唐代看来，道教在多数时间都受到皇室的尊奉，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正因为李唐王朝对道教的大力推崇，当时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 （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现存唐代道教建筑有山西省芮城县广仁王庙和山西省平顺县的天台庵，广仁王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建筑。

　　唐代佛教发展

　　虽然李唐王朝推崇道教始祖老子为祖先，并把道教列为三教之首，但几乎所有的唐朝皇帝都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宗教，佛教持宽容扶持的态度，显示了天朝盛世恢弘的气度。佛教于东汉传入汉地，在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朝的传播后，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其标志是大量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很多佛教宗派逐渐形成，石窟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历时长久的译经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历时最长的翻译佛经的活动就发生在唐朝，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 ）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才终止。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甚至有皇帝，太子为译文写序，以致从朝廷到百姓，信奉佛法蔚然成风。

　　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也出在唐朝，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是以他去西域取经的故事为原型的。这位法师名叫玄奘（602年-664年），俗姓陈，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玄奘在汉地求学过程中，发现汉地经书中有些章节令他无法理解，原来竟是译文中出现了问题，因此决定到西域请回佛经原文。

　　贞观三年（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前往天竺（现印度）。唐太宗为他备好通关文牒，赐他紫金钵与白马，封为“御弟”并亲自送行。玄奘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崇山峻岭、孤身一人走过荒原沙漠，多次断粮断水、还不时遭到边境盘查，用了三年时间才抵达天竺，又花了五年时间精通了梵语，融汇贯通了大乘佛教全部法理。其领悟佛法之神速，学习意志之坚强，受到当地人民 的尊敬。因为玄奘来自东土大唐，精通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当地人称他为“唐三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并将约657部梵文佛经带回中土，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唐太宗亲自出城远迎。尔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留在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唐太宗还为在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的《瑜伽师地论》作了经序。

　　贞观二十二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奉唐王朝旨意入住任上座，并悉心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用以保存自天竺携来的樊文佛经和佛像。玄奘把带回来的经典一一翻译成汉语，历时十九年，耗尽心机，纠正了当时许多细微的错处，才使后人得以学习正统的佛法，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慈恩、律宗等宗派相继成立。公元664年，玄奘圆寂于长安，享年62岁。

　　唐朝的义净法师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公元671年，在玄奘圆寂后七年，义净法师也只身一人到天竺求法，不过，他是只身搭乘波斯商船，从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天竺，少了当年玄奘徒步西行遇到的几多风险和艰难。到达印天竺后，义净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回到中原，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荐福寺佛塔（俗称小雁塔）就是义净法师上表请求朝廷修建保存他从天竺带回中土的佛经的。

　　*六次迎佛指舍利进皇宫供养

　　唐朝历代皇帝先后六次将佛骨迎进皇宫供养。迎送佛骨成为唐代宗教生活的重大盛典。李唐王朝的皇帝认为定期供养佛骨，弘扬佛法会令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从唐太宗贞观五年开启法门寺地宫，供养佛骨开始，形成了“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即每隔三十年举办一次盛大的迎奉佛骨舍利大典。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法门寺真身宝塔，内有释迦牟尼佛舍利一节，三十年一开，则岁丰入安，丰年应开，请迎之’。”

　　这些由皇家主持的迎奉仪式，无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强力的促进作用。也使保存舍利的法门寺身价倍增。当时陪随的大量珍宝都珍藏于法门寺地宫之中，故法门寺不仅收藏了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同时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代文物珍品，包括金银器一百二十件、玻璃器十七件、秘色瓷器十六件、石质器十二件、铁质器十六件、漆木及杂器十九件、珠玉宝石等约四百多件，另外还有大批纺织物品。

　　法门寺由于供奉佛指舍利的缘故，被视为皇家供佛的总道场，备受尊崇。朝廷花费巨资，几经扩建后，法门寺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宗派和僧人都堪称最多的皇家寺院。佛骨迎奉制度的确立，更是奠定了法门寺的特殊地位。

　　从宗教建筑的地理位置看其等级

　　从唐代长安城设计中寺庙及道观的位置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把对神佛道的信仰甚至摆在了人间帝王之上。

　　唐朝长安城的历史其实是从隋朝开始的，当隋文帝统一天下、建立隋朝后，仍定都于汉长安，选址于旧长安城的东南方，一片叫龙首原的地方。西元618年，唐取代隋统治天下，把隋朝都城改名为长安。

　　龙首原是一片地形类似龙头形状的平原。根据堪舆风水的说法，这里有条龙脉，从秦岭向北延至渭河，龙首原即是龙头所在，是聚天地精华之地，四周的山川地势围绕着龙首原，其方向位置恰好形成一个八卦。这片平原肥沃开阔，旧有汉朝的未央宫坐落于龙首原的北侧，隋的新都则选在地势略高、腹地更广的南侧。

　　介于龙首原与南边的山区之间有六道东南、西北向的平行坡地，高度依序向南递增，其线条恰好形成周易乾卦的卦象。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象征天；六爻皆为阳，以龙为喻，正好符合天子之都的意象，是故长安的布局便顺应六爻的爻辞设计，根据各爻的爻辞规划最适合该地的使用方式，效法天地不息之运转，以期王朝国势亦能长治久安。

　　在乾卦的六爻中，以第五爻“九五” “飞龙在天，利大人”最为尊贵，古来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其来源即出于此。但在长安城的规划中，第五道坡地上建造的却非天子所在的宫殿，而是佛教的寺庙及道教的道观。古人通过这种无声的建筑语言表达人对天对神的崇敬，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也不敢妄自称大，并不认为君德足以配据一片有飞龙在天之势的土地为己用。风水宝地只有用来建造供奉神佛的寺庙塔楼才能。一东一西，九五高地上巍然耸立着长安城中最大的寺庙及道观，与其它遍布城内众多的寺院塔楼共同塑造出长安城壮丽的轮廓线。

　　每逢假日，长安居民不分贵贱，都喜欢携家带眷郊游踏青，或到九五高原（当时叫“乐游原”）上去礼佛扫塔并登高远眺。晚唐诗人李商隐著名的五言诗《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写的就是这片视为最尊贵的九五高地。

　　从宗教建筑的色彩与规格看其等级

　　唐长安城中，佛寺道观大都创建于隋，据传记所载，创建于唐代的，反而不如隋朝多。在隋朝每一格土地称为一“里”、在唐朝则称为“坊”，除去作为皇宫、市场等用地的部分外，长安城住宅区共有108个里坊，在长安全盛时期有佛寺91座、道观16座，几乎在每个坊里至少都有一所佛寺或道观，以供各界朝拜。可见当时宗教信仰深入民间，百姓礼佛之风兴盛。

　　唐代建筑的等级分明，当时没有专门管建筑的部门，建筑归“礼部”管，也就是说，建筑体现出的等级是最重要的。从颜色上看，黄色是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使用的颜色，而民舍则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私宅制度也有规制，据《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宫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梁，乳梁。”

　　横向平行的两个相邻柱子之间的空间是一“间”，一“架”是纵向平行的两个相邻柱子之间的空间，间以奇数为单位，架以奇数或偶数为单位。概括地说，民宅小，而且颜色是黑、灰、白系列，王公贵族房屋开阔，可以用有颜色的色调。而从唐长安城中有的寺庙是从皇亲贵族的本宅改建而成的这一史实来看，寺庙建筑的形制是和贵族私宅的形制是一样的。比如小雁塔所在的寺院大献福寺就是唐中宗李显的在藩旧宅改建的。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即东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年，大殿平面广七间，从形制上看，比三品堂的五间还要高一级。

　　通过这个私宅制度的规制，就可以勾画出一幅唐代城市中建筑物的群像：一个“坊”里，色彩鲜艳，规模宏大，房屋宽阔的王府官宅和寺院道观，在黑、灰、白为基本色调的民舍的背景中，犹如鹤立鸡群般的醒目。

　　在结合上面“从宗教建筑的地理位置看其等级”中所述，供奉神佛的寺庙塔楼比皇帝的宫殿还要尊贵，这样唐朝人精神层面的表象也更加清晰：身为天之子的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也要遵从上天的旨意按一定的等级次序统治天下；从王公贵族到庶民百姓也要按照皇帝顺天意定下的规矩生息。

　　建筑特点

　　从现存的，建于晚唐时期的佛教寺院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来看，唐代建筑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棂窗。反映出唐代建筑风格特点：舒展朴实，庄重大方，气魄宏伟，色调简洁明快。这是在宋、元、明、清建 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而且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是统一的。包括斗拱、柱子、房梁等在内的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外形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唐代的砖石建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佛塔采用砖石建造。包括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和大理千寻塔在内的中国现存唐塔均为砖石塔。

　　壁画

　　唐代佛寺道观，能展示功德，起到教化人的作用的，多在壁画塑像之上。寺观内壁几乎都饰以壁画，皆为佛道的修炼故事，既庄严神圣又缤纷绚丽，对佛道教的发扬起了极大的作用。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等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等，则以塑像闻名。

　　安史之乱以后至唐末五代，兵乱迭起，加上唐武宗会昌年间（840年-846年）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废被毁，佛经典籍散落民间，建筑绘塑也遭此大劫。现存的两座唐代佛教寺院，五台山的南禅寺和佛光寺中还残存一些唐代壁画和彩塑，因为其地处偏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会昌灭佛期间逃脱了被毁的厄运。

　　唐代壁画大都出于宫廷画工之手，描绘 了人物、仕女、界画、山水等各种形象，线条或严谨劲健，或洒落而有气概，用色绚丽。

　　石窟艺术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带来很大影响。从石窟艺术来说，魏齐以来，凿崖造像建寺之风，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都很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的，要数洛阳龙门武则天所建的奉先寺（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堪称杰作。

　　敦煌二二○窟是唐代壁画中最庄严精美的代表。此窟壁画工笔线条流畅，赋色重彩华丽，场面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相好庄严、宁静安详。菩萨雍容华贵、慈眉善目，戴宝冠、穿天衣、带璎珞。化生童子清纯可爱，飞天自在喜悦轻盈。

　　敦煌千佛洞中唐代造窟数目也很多。唐代壁画进一步融合了西域民族艺术的表现技法，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色彩丰富鲜浓，形态丰满有力，写实逼真，线条细密流畅用色构图丰满充实。唐代壁画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构图宏伟、色彩丰富的通壁大画，内容多以佛经故事为主，其背景大多是寺院、住宅、宫殿，桥梁，楼阁、城廓等，而且建筑的细部如柱、枋、斗拱、台阶、门窗、屋顶、瓦件、铺地、装饰等都有较详细准确的描绘，色彩上则以暖色为主。

　　特别是220窟所绘的《维摩诘》、《帝王听法图》堪称一代艺术精品。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画面高约1米，长达8米，气势雄伟。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佛教艺术最为灿烂的时代。唐代塑像在造型技巧上也达到了高度娴熟的程度，造型洗练，此后总的趋向逐渐衰退。

　　石窟壁画中的大量建筑形象以及细部表现弥补了现在遗留下来的建筑实物不足的缺憾，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现存的四座唐代木购建筑之一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就有赖于敦煌壁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册，他看到第61窟中，有一张唐代壁画，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正是凭借这张图，梁思成一行四人才于1937年发现了处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的佛光寺。

　　建筑实例：

　　现存的唐代佛塔

　　· 楼阁式塔

　　木结构楼阁式塔是唐代塔的主流，但唐代砖造的佛塔逐渐增多，逐渐取代了木塔，木塔容易毁坏，所以现存的两座唐代楼阁式塔都是砖砌仿木结构的。一座是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建于高宗永徽三年(652年) ；一座是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建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两座塔的整体形象皆简洁、稳定而敦实，塔身没有复杂的装饰花样，是质朴刚健的唐代建筑风格。

　　雄伟庄严 ─ 西安大雁塔

　　中国保存较好的唐代古塔中，有两座以大小分别，且都以“雁塔”为名的，它们就是西安“大小雁塔”。“大雁塔”是唐高宗在位时修建的，是唐玄奘自印度（天竺）取经回来后，仿印度雁塔样式修筑的，作为藏经之处；而四十多年后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的一座较小的塔，被称为“小雁塔”。

　　大雁塔缘起唐三藏

　　大雁塔位于西安南郊，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大慈恩寺”内，全称“慈恩寺大雁塔”。“大慈恩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是皇太子李治（以后的唐高宗）为追思母亲文德皇后所建，一直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建筑。赴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唐三藏）于贞观十九年回国，“大慈恩寺”建成后，唐王朝特令在寺内修建了“翻经院”，请玄奘法师担任大慈恩寺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翻译了很多以前没有传入汉地的经书，同时修正了以前经书中翻译错误的地方，佛法得到空前的弘扬。

　　大雁塔晚于大慈恩寺14年建造。玄奘法师为了保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与佛像，于公元652年向朝廷上表，提出请求在大慈恩寺建一座塔。

　　“大雁塔”外形的变迁

　　玄奘法师亲自设计并督造的大雁塔初建时，塔的主体为五层建筑，塔立面呈三角状，表面是砖，里面是土。此塔仿西域窣堵坡形制，塔基成方形，边长120尺，约现在的42米左右，塔身加塔刹相轮、露盘通高180尺。经历五十多年后，受风雨严重浸蚀，砖缝裂开损毁。武则天与王公们将之改建为七层的楼阁式的中国式佛塔。唐大历年间再改为十层，据《题慈恩寺塔》中所描述的：“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若干年后，又因兵火之燹，最上面的三层毁坏。于是后人在七层处收顶攒尖，在塔体外又包砌了一层砖，就是今所见大雁塔的形状。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雁塔是“楼阁式砖塔建筑”，塔为七层，底层边长25米，地面至塔顶64米。用砖结构模仿木结构的斗拱风格。形状和结构是西域式的。砖墙上显出“棱柱”，明显的分出墙壁开间。塔身为青砖砌成，塔的各层壁面做柱枋、栏额等仿木结构，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艺术形式。塔身中空，有木梯盘旋而上。每层为方形塔室，四面各有砖券门洞，凭栏远眺，长安风光尽收眼底。塔身大小由下而上按比例递减。整个建筑气魄宏大，浑然一体，造型简洁庄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凸现出了大唐的盛世风范。

　　“雁塔”之名的由来

　　大雁塔之名由何而来？其实它源自佛教“ 瘥雁建塔”的传说。玄奘大师在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卷九中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

　　据说在古印度因陀罗势罗诃山（帝释窟）的东峰有座寺院，里面的僧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是允许吃肉的。有一天，一位比丘在散步时看到一群雁从天上飞过，便开玩笑说：“如今肉食不够，菩萨应该知道啊！”话刚说完，一只大雁忽然飞回来撞地自杀，似乎是要殉身以献；比丘将此情景告诉了其他比丘，大家相当悲伤，悟到这是如来命此雁垂诫，于是改奉大乘，从此戒肉。并建窣堵波，即坟墓，也就是塔的原型，将大雁埋在其下，以彰显如来的教化之德；从此以后雁塔就成为对佛塔的泛称。在慈恩寺塔建成后，一般便俗称它为“雁塔”；后来荐福寺的塔也被叫做雁塔，为了区别，就把慈恩寺塔叫做“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做“小雁塔”。

　　“雁塔题名”的典故

　　西安的雁塔引出历史上许多故旧往事，其中“雁塔题名”可谓唐代的一大盛事。由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开始，进士科放榜后，同年们先在大慈恩寺附近的曲江举行宴会，即“曲江宴”；而后到寺中将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这是文人们最光荣的时刻，称为“雁塔题名”。这些人中若有人日后做到了卿相，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在雁塔题名的人当中，最出名的要算是白居易了。他27岁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 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又如另一位新科进十刘沧写道：“紫毫粉壁题仙籍”，简直以为自己是天上的文曲星了。但可惜的是，这些题名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其原因，据说是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故深忌进士，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并让人将新科进士的题名也全数除去了。

　　明清时，“雁塔题名”之风气又见兴盛。当时的题名，文举在大雁塔，武举在小雁塔，约定俗成，历时多年不衰。现今，明清时题名的刻石保存不少，尤以史料价值见长，有以书法杰作为人称道的，洋洋大观。

　　释迦牟尼足迹石

　　大雁塔五层上，现陈列着一通释迦如来足迹碑，该碑是依据玄奘法师晚年于铜川玉华寺请石匠李天诏所刻制的佛足造像复制而成。上有诸多佛教图案，内涵十分丰实，素有“见足如见佛，拜足如拜佛”之说法。

　　当年玄奘法师西行佛国印度求法时，分别在屈支国、乌仗那国和摩揭陀国等处，先后观礼过几处佛足造像遗迹。《法师传》中记载在摩揭陀国，“一精舍中有如来所履石，石上有佛双迹，长一尺八寸，广六寸，两足下有千辐轮相，十指端有万字华纹及瓶鱼等，皎然明着。是如来将入涅脖发吠舍厘至此，于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顾谓阿难：此是吾最后望金刚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迹也”。佛寂灭后，在其站立的石上就留下了足迹。

　　传说释迦牟尼寂灭后，佛教徒们争先前往礼拜其留下的足迹石。其它邪教非常忌恨，为了消除佛的影响，他们前去用斧子、凿子把足印石破坏掉。可是第二天，足印石又恢复原样。邪教徒又去把佛足迹石搬到河里，可第二天，足迹石又神奇般地回到原处，自此以后佛教影响更大。据《观佛三昧海经》载，如果人们画佛脚印迹，会给人们带来喜悦和福气，可以消除劫难等等。据有关资料，佛足雕造约始于公元前二世纪，在佛教早期艺术中，佛足印的雕刻绘制作为独立题材和表现形式出现。

　　玄奘法师将其图案携带回国，进呈给唐太宗，遂奉旨按图刻石供奉。佛足遗迹在山西五台山、陕西宜君玉华宫、耀县文化馆、西安卧龙寺都有遗存。当前陈列于大雁塔上的佛足迹石，其史料依据完全来源于玄奘法师的传记著作及所刻制供奉的实物资料，其图案较国内其它几处的佛足印造型更原始、更生动、更珍贵，佛足五趾微张，方颐圆满，具有典型的异国风格。只可惜因历史远久，原刻佛足印石已残缺不全，漫漶不清，难识庐山真面目，终成憾事。

　　关于佛足的具体资料，佛经中描写：“如来手足，诸指广大圆满，并皆柔软，足下平满，不容一毛”，等等。在如来足迹上分布有体现奋不顾身宝佛相的图案：大趾刻有莲花纹，其余四趾刻“蹿”字纹，每趾第二趾骨部位刻眼状纹，大趾下刻三钴，二趾下刻双鱼，四趾下刻宝瓶，五趾下刻宝螺，足掌心刻千辐轮纹，千辐轮上方刻月牙纹，下方刻象牙纹，轮下刻三株并蒂莲及小千辐轮组成的“梵王顶”相图案。佛足掌心的大千辐轮之辐数为５０条，外围轮柄为３０个，象征法轮常转。整个佛足丰腴圆满，构图丰富，含义深刻，其尺寸硕大，非常人所能及，佛足长一尺八寸，宽约七寸，折合为长５０厘米，宽２０厘米，与玄奘所记载的摩揭国佛足印长宽相似。

　　成为历史珍品的雁塔石刻

　　除题名刻石之外，两座雁塔还保存了许多碑刻，尤以大雁塔的石碑最为著名。唐末以后，寺院屡遭兵灾，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大雁塔底层南门两侧的砖龛内，镶嵌着唐初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碑。一块是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都是为玄奘所译佛经写的。石碑侧雕刻有蔓草花纹，图案优美生动。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

　　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曾经为慈恩寺创作过许多壁画，可惜早已湮没。但在大雁塔底层四面的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有佛像、建筑、图案等。尤以西石门楣上的佛殿图，线刻工艺精湛，尤为珍贵，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在中国古建史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雁塔塔身高大坚固，造型简洁庄严，朴实大方，气势雄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才能，是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

　　· 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是另一大塔的类型，现存的唐代密檐式塔有西安小雁塔、河南法王寺塔、大理千寻塔和蛇骨塔。

　　西安小雁塔

　　小雁塔位于西安城南一公里处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是唐代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的标志建筑物，因为规模小于大雁塔，并且修建时间偏晚一些，故而称作小雁塔。正式叫法应为“荐福寺佛塔”。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以睿宗的名义，为去世百日的唐高宗建“大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称大荐福寺。

　　小雁塔是典型的“密檐式砖构建筑”，原为十五层，现余十三层，塔高高43.38米。其平面呈正方形，底边各长11.56米，每层迭涩出檐，南北两面各开一门。底层南北各有券门，上部各层南北有券窗。门框上布满精美的唐代线刻，尤其门媚上的天人供养图像，艺术价值很高。塔身从下面而上，每一层都依次收缩，愈上则愈细，塔形秀丽。塔内中空，可由砖木结构的楼梯登临。

　　高僧上表修小雁塔

　　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如同唐初玄奘为了保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而上表请求唐朝皇帝出资修建位于大慈恩寺的大雁塔一样，小雁塔也是一位高僧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而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的。这位僧人就是义净法师，他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少了当年玄奘西行遇到的几多风险。公元６７１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１１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３Ｏ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６９５年）回到祖国，带回梵文经典４Ｏ０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５６部，２３０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史籍《长安志》卷七中明确记载小雁塔是“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景龙”是唐中宗年号。荐福寺本是唐中宗李显的在藩旧宅，二次登帝位后，又重新令工部将寺大修了一番。皇帝李显生性懦弱，凡事要问皇后的主意。皇后得知义净法师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之后，令后宫嫔妃及宫娥、彩女都捐钱来修建塔，宫人们无不慷慨解囊，捐的钱建成了塔后还有剩余。

　　小雁塔“神合”

　　小雁塔还有一段“神合”的神奇历史！公元1487年，陕西发生了六级大地震，将小雁塔中间部分，从上到下震裂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缝隙。而时隔34年，1521年的一次大地震中，此裂缝在一夜之间又合拢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便将此现象称为“神合”。1555年9月，一位小京官名叫王鹤，在回乡途中夜宿小雁塔，听闻了亲自目睹这“神合”的“堪广和尚”讲这一奇事后，惊异万分，便将这段史料刻在小雁塔的北门楣上。刻石上记叙：“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澈如窗牖，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

　　后来，修复小雁塔时，才发现它不是“神合”，而是“人合”。原来，古代工匠根据西安地质特性情况，特地将塔基用夯土筑成半圆球体，夯土层深而广，如同一个实心锅，受地震时，压力能平均分散，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上世纪６０年代，文物工作者对其周边进行过勘探，发现小雁塔塔基四周直径６０米左右的地下，由外至塔基中心处的夯土层逐渐加深，中心部位是数层青石，上面用砖砌出塔基，同时地面垒了三米高的台基，其正上方才是塔身。

　　虽然小雁塔在一千三百年内历经七十余次地震，史载大地震曾使其三次开裂又三次复合，尤其是１５５６年的一次地震将其由５６米的完整高度震为４３米的现存高度。但是至今其塔身不倾斜，巍然屹立，不能不令人叹服中国古代先民能工巧匠们高超的建筑技艺！

　　远看大雁塔和小雁塔，两座塔一大一小，很相像。大雁塔在挺拔中显得更有雄伟英姿，而小雁塔却在挺拔中露出几分秀美的风采。皆是唐代精美的建筑艺术。

　　大理千寻塔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于大理古城北约一公里处，有三座古塔矗立在美丽的点苍山应乐峰之下、洱海之滨。三塔鼎峙，雄浑壮丽，是举世闻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

　　“大理三塔”原与南诏大理国时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崇圣寺”毗邻，故又称“崇圣三塔”。由于战火和天灾的摧残，“崇圣寺”千余年来历经沧桑，只留下一处残瓦遗址。寺庙已毁，但三塔犹存。

　　中国的古塔很多，但是三座古塔成“品字形”矗立排列的却极少。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据《南诏野史》、《自古通记》等史籍记载，“千寻塔”建于唐代南诏国时期丰佑、保和时代（公元824～859年）。而和主塔鼎立的南北两塔，则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南诏国中期崇佛之风兴起，到劝丰右时已达极盛，佛寺遍于云南内，有小寺3千，大寺8百。经南诏之后的大理国，佛教较南诏更为发展。因此，大理国就有“佛国”、“妙香国”之称。

　　相传在建“千寻塔”时，以土屯法代替脚手架，在建塔的四周堆上泥土形成坡道，可供建塔者上下。当塔建成后，再将屯土运走，使塔体从土中展露而出。因此，民间据传，在建塔时的土坡，曾延伸到距离塔体南北两侧数里之远，所以至今留下了“七里桥”和“五里桥”两个地名。由此足见当年建塔工程的浩大、艰钜。“胜地标三塔，浮图秘鬼工。”此诗是对于此塔建筑的先人技艺的惊叹赞誉。

　　“千寻塔”高69.13米，为“方形十六层密檐式塔”建筑，是中国偶数层古塔中，层数最多的一座。

　　古塔建立在高大的台阶之上，塔的基座呈方形，分为二层，下层边长为33.5米，台基四周设有石栏，栏的四角有望柱，柱头有雕刻的石狮像。上层为砖砌结构，座高2.07米。塔东面正中有一石照壁，镶有大理石镌刻，黔国公沐英后裔沐世阶所题的“永镇山川”四个大字，每字高1.7米，字体雄浑苍劲，气势磅礴、庄重雄奇。

　　塔基两面设塔门，塔身建筑为内壁垂直，上下贯通的“环筑厚壁式”结构。内部有木质楼梯，延梯可登塔顶。每层正面塔身的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佛龛，置有白色大理石雕佛像一尊，龛的两侧设有亭阁式小龛各一座；南、北两面，中央开立窗洞，可直通塔心。第三层则南北为佛龛，东西为窗洞。也就是每级四面有龛，另两龛则为窗洞，往上各塔层依次交替。塔身愈往上逐渐收缩。

　　塔身的第一层，高13.45米，是整个塔身中最高的一层。塔墙厚度有3.3米。第二至十五层结构上基本相同，且大小相近，第十六层则为塔顶。以第二层结构为例，高约两米，宽约十米，上部砌出“叠涩檐”，共有十七层砖，在每层依次挑出0.05～0.07米不等。

　　塔顶高度为8米，大约是塔身的七分之一。顶端是一座铜铸的葫芦形宝瓶；宝瓶下为八角形宝盖，四角飞檐展翅；其下为钢骨结构、以贴铜为皮的相轮；最下面为覆钵，外层加上莲花形的座托。

　　与千寻塔等距约70米之处，有分立在两侧的南、北两小塔，两小塔之间相互距离为97米。塔为“八角形十级密檐式砖塔”建筑，基座亦为八角形。外观基本上和千寻塔相似，各高42.19米，塔身有花瓶、佛像、莲花等浮雕，塔身装饰层层各异。一至八层为空心直壁结构，内撑十字形支架。两塔顶处有三个相互衔接的铜制葫芦与伞状铜铃。

　　据记载，明代正德乙亥（公元1515年）年五月六日发生地震，千寻塔“折裂如破竹”，然而，十天后又自动弥合，塔体安然无恙。塔有神奇抗震能力就此传开。由此可看出此塔高超的建筑技术。

　　根据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中记载，崇圣寺三塔塔顶四个角，原都立有铜质的“大鹏金翅鸟”造型铸金为顶，传说，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1925年，大理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房舍倾毁严重，城内房屋99%倒塌，唯有大理三塔巍然不动，仅仅塔顶的宝刹铜器震落而已，被闻讯而来的群众哄抢一空，利用铜片来锻制成避邪戒指，畅销滇西各地。从此，金翅鸟也就没了下落。

　　1978年对三塔进行大规模整修。于千寻塔的塔顶和塔基中，发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像等两批文物共六百八十余件。其中包括《大陀罗尼经》与《金刚般若经》图卷等珍贵文物。其中一件精致的鎏金镶珠银质“迦楼罗”(“天龙八部”之一)，经考证就是所谓的“大鹏金翅鸟”。此外，还有刻字铜片、各式铜镜、佛经、经卷、舍利壶、金塔模，以及有金、银、鎏金铜、铜、铁、瓷、木、水晶、玉石等材料雕刻的佛像，和各种药材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批，为研究当时期的历史、宗教、古代生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大理三塔是一群塔，虽风格各异，但三塔浑然成一体，有鼎足之势。造型和谐，相互辉映，具有古朴的民族风格，且将秀美的苍洱风光点缀得更加壮丽。

　　亭式塔

　　敦煌壁画中许多单层木塔都是亭式塔，全塔小巧华丽，造型温润含蓄。

　　现存的山东长清灵岩寺惠崇塔、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塔、山西省运城市大渠寺北曲村泛舟禅师塔和山西平顺海慧院明惠大师塔结构都比较简单，唯山东神通寺龙虎塔全身浮雕金刚、罗汉、飞天、菩萨、龙虎，是明显的唐代风格。

　　精巧玲珑的唐塔-神通寺龙虎塔

　　山东泰山北麓柳埠镇东北昆瑞山谷中，有多处古代建筑或遗址，谷东为青龙山，西为白虎山，北为通天峪，南临锦阳川支流。青龙山上，自南而北有四门塔、小宋塔、龙虎塔、小龙虎塔。白虎山西崖为千佛崖石窟造像，前有墓塔林。通天峪有神通寺遗址。其中龙虎塔虽然修建年代无法考据，但从建筑风格看，龙虎塔的塔基、塔身建于盛唐，塔顶则应为北宋补建。

　　龙虎塔因塔门上雕有龙、虎而得名，也称小唐塔，单层亭阁式塔，高10.8米（一说12.47米），立面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基座特别高大，为三层须弥座，雕刻着覆莲，送神，狮子等图案。塔身面宽4米（一说4.23米），由四块长方形石板筑成；每面正中辟火焰形券门，门两侧及壁面上密饰佛像、菩萨、罗汉、金刚力士、飞天伎乐及龙、虎神兽等高浮雕，技法生动有力，精美流畅。塔室内有方形塔心柱，每面雕佛像一尊。

　　塔基与塔身整体造型富丽堂皇，气势非凡，可说是一座大型雕塑艺术品，有明显唐代风格。虽经千年风霜，所雕刻人物和禽兽，仍栩栩如生，神采飞扬。

　　龙虎塔上半部叠出两重塔檐，以仿木构之斗拱起支撑作用，并与其上之山华蕉叶形刹座交错成四十五度角；座上四角伞盖又旋转四十五度，与塔檐平行，最上为五重相轮和宝珠刹顶；形制颇为特殊，与唐风迥异，应属宋代补建，亦有学者表示当为金代佳作。

　　龙虎塔以它精巧玲珑的建筑形式与精湛的石刻艺术，与四门塔的古朴风貌遥相辉映，给人以不同的艺术享受。

　　现存的唐代寺观

　　我国仅存的四座唐代木建筑都是宗教建筑，而且都在山西，规模较大的是两座佛教寺院，五台山的南禅寺和佛光寺，其余两座属于道教，平顺县的天台庵和芮城县的广仁王庙。

　　五台山佛光寺 -- 东大殿

　　五台山佛光寺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位于台南豆村东北约五公里的佛光山腰，为唐代五台大刹之一。在敦煌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上，清晰地描绘着佛光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册，他看到了61窟中的这张五台山图。正是凭借这张图，梁思成一行四人才于1937年发现了人迹罕至，烟火冷落的佛光寺。也正因为它的位置偏远，佛光寺才得以避免后世重建，和几次灭佛毁寺的命运，从而使这个唐代木购建筑得以原样保存下来，让后人能在一千多年以后还能亲身领略大唐风。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唯一年代可考，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庙殿。梁思成在描述佛光寺东大殿时写道：“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两周。外柱上施双杪双下昂斗拱。 第二杪后尾即为内外柱间之明乳梁，为月梁形，其双层昂尾压于草乳梁之下。内柱之上施四杪斗拱，以承内槽之四椽明梁，梁亦为月梁。补间铺作，每间一朵，至为 简单。各明梁之上施方格平暗。平暗之上另施草梁以承屋顶。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文中多次提到的梁就是梁，明清称为梁，唐宋称为梁。

　　大殿建在低矮的砖台基上，平面柱网由内外二圈柱组成，这种形式在宋《营造法式》中称为“金厢斗底槽”。内外柱高相等，但柱径略有差别。柱身都是圆形直柱，仅 上端略有卷杀。柱有侧脚及升起。阑额上无普拍枋。 大殿屋面坡度较平缓，举高约1/4.77。正脊及檐口都有升起曲线。没有藻井，只有相关盛尘的天花板。

　　柱高与开间的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粗壮的柱身、宏大的斗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都给人以雄健，腾空而跃的感觉。中国古代建筑等级严格，王公贵族以及官员的府邸和一般民居差别甚严，佛寺也同样有级差。佛光寺是正式寺宇，不是村中的佛堂，所以它的正殿可与宫殿一个等级，使用殿堂型构架，造庑殿顶。

　　除大殿本身全为精确木构外，殿内尚有唐代佛菩萨塑像几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上还留有唐代神仙壁画。东大殿为一代辉煌朝代仅存的几个建筑之一，却也表现出唐朝建筑雄伟恢宏的风格。

　　南禅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西南的李家庄，离五台县城二十余公里。寺院坐北朝南，东西宽五十一点三米，南北长六十米。寺内分为东、西两院，有殿宇六座。山门内的四合院中，除了大殿建于唐代以外，东、西配殿都建于后世，即建于明代的龙王庙和建于清代的观音殿、菩萨殿。东跨院全为僧房，也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南禅寺大殿又名大佛殿。从大殿平梁下的墨迹题记得知，此殿重建于唐德宗李适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这是我国现存建筑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唐代的南禅寺是一个村中佛堂，唐代会昌年间推崇道教，灭佛教时所拆毁的四万余所佛堂大多属于此类，而南禅寺因为地处偏远而幸存。

　　中国古代建筑等级严格，王公贵族以及官员的府邸和一般民居差别甚严，佛寺也同样有级差。同在五台山地区的唐代寺庙佛光寺是正式寺宇，所以它的正殿可与宫殿一个等级，使用殿堂型构架，造庑殿顶。而南禅寺是非正式的村中佛堂，故至多与贵邸的厅堂近似，使用厅堂型构架，使用低一个等级的歇山屋顶。而且面阔间数也比佛光寺大殿少四间。

　　南禅寺大殿是一座面阔、进深都是三间的小殿，面宽十一点六二米，进深九点九米，平面略近方形。单檐灰瓦歇山顶。全殿由台基、屋架、屋顶三部分组成，共用柱12根。殿内没有天花板，也没有柱子，梁架制作极为简练，墙身不负载重量，只起隔挡的作用。屋顶重量主要是通过梁架由檐墙上的柱子支撑。檐墙起间隔内外和防御风雨侵袭的作用。四周各 柱，柱头微向内倾，与横梁构成斜角；四根角柱稍高，与层层迭架、层层伸出的斗拱构成“翘起”。即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又使 出檐深而不低暗，使整个大殿形成有收有放、有抑有扬、轮廓秀丽、气势雄浑的风格，给人以庄重而健美的感觉。屋脊两端装饰着鸱吻。全殿结构简练，形体稳健， 庄重大方，体现了我国中唐大型木构建筑的显著特色。

　　殿内17尊唐塑佛像，仍然保持原貌，都是唐代珍品。殿内有一座佛坛，长八点四米，宽六点三米，高零点七米。塑像分布在佛坛上，整个佛像群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是一个动静结合，各具形态，生动活泼的场面，也是一个尊卑有序、各尽其职、和谐协调的环境。佛坐莲台，慈光四照，尊贵而端庄，好像在讲经说法。骑狮的文殊、坐象的普贤菩萨分列两旁恭听。大弟子阿难和迦叶，分立两旁，凝神注目，显得虔诚而恭谨，好似要把佛说全记在心上；胁侍菩萨戴璎珞，约宝环，亭亭玉立，容貌健美，耳若有闻，心似有思；护法天王，威武健壮，一边张目观察外界，一边侧耳倾听圣言。其余，仰望童子、撩蛮、佛霖等塑像布满佛坛。

　　这些塑像，姿态栩栩如生，表情逼真有神，丰满优美，衣纹简练流畅，好像就在下一刻这些塑像就要动起来似的。佛坛四周壶门和叠梁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花边和莲瓣，是唐代砖雕艺术的杰作。舒缓的屋顶，雄大疏朗的斗拱，简洁明朗的构图，南禅寺大殿虽小，但仍然体现出雍容大度，气度不凡的大唐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