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

　　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

　　周新国

　　摘　要：周太谷宗儒兼释道，创立太谷学派，其间包含有民间宗教因素。张积中创立北宗后更有宗教化倾向。黄崖山事件后，李光炘采取去宗教化的手段以保存学派命脉。在“南北合宗”的基础上，黄葆年、蒋文田、刘鹗等人使学派的学术化不断加强。学派后期活动逐渐徘徊与委顿，但至今存在，成为民间秘密学术组织的活化石。

　　关键词：太谷学派；学派；教派；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B259.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3--0081--06

　　“太谷学派还在活动。”

　　这一信息在我的博士研究生朱季康的博士论文《黄崖山事件与太谷学派研究》中，通过田野调查首次作了披露。

　　一个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学派，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学派，如今仍在活动。这个消息颇有些“石破天惊”，它引起了太谷学派的研究者和中国近代学术史以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　太谷学派是清代嘉道年间，安徽池州府石埭人周太谷于扬州创立的一个民间学派。　周太谷宗儒兼释道，其广纳门徒，三教九流不禁，除讲学外，相传还“联系辟谷，符策役鬼”等，懂“阴阳奇赅之数”。

　　咸同年间，其弟子张积中、李光炘以南、北宗为己任，“还道与北”、“传道于南”。

　　同治五年(1866)黄崖事发，张积中殉难。

　　黄崖事件之后，李光炘坚持传学，渐人地卜。

　　龙川先生去世后，在黄葆年、刘鹗等门人的努力下，实现“南北合宗”、“牧马归群”。

　　李泰阶等后辈继倡师说，不移师志。至抗日战争前活动渐息，但余脉至今尚存。学脉延续已近200年，极盛时，该派学者达万人，其中多有社会精英，影响及于大半中国。时人多以“大成教”、“崆峒教”、“大学教”、“太谷教”、“泰州教”、“黄崖教”等呼之，至民国时期卢冀野作文以“太谷学派”冠之，遂定名。

　　光绪十年(1884)，张焘《津门杂记》中首见“大成教”之说，时人得知其事。1940年，刘蕙孙著《张石琴与太谷学派》，是为此派研究的开山之作。卢冀野、陶元珍、马幼垣、章士钊、范文澜、戴逸等学者皆曾关注其中。文革后，学派研究渐入佳境。史料辑汇、文论频出。至今已出版相关著作数部、文论300余篇，出现了以南京、扬州、福州为中心的研究阵地，在前辈学者笔耕不缀的同时，一批中青年研究者也逐渐充实其中。学派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逐渐在中国学术研究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因黄崖山事件，学派活动转入地下，加之心口相传，文献不征，遂隐秘而不显。后人难窥其门，往往只见一斑，或以讹传讹，甚至一些文人墨客也多以其为民间宗教、抑或邪教之流。“不为世所称道；间有耳其名者，则厚诬之”。于秘密社会的分类，陶成章、马西沙、韩秉方、濮文起等学者多有阐述。笔者以为，所谓教派，即民间宗教一说，可指为流传于民间，未经政府承认的信仰膜拜团体，此类团体多具有秘密地下性质。所谓学派，多指以师承关系、流行区域或某一学说为中心，形成的文人结社或不结社团体，此类团体多属公开或半公开性质。从概念上而言，此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信仰(或其学说)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组织结构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等诸方面。具体而言，民间宗教普遍信仰杂糅，除原始崇拜、祖先崇拜外，还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多有末世之说，实行非理性的修养方法。中国传统学派多以诸子百家学说为信仰，如儒家学派，就其信仰层面，多以孔孟圣贤之说为皈依。即使谈论周易理性心身命等哲学命题，也从实际修养出发，少走极端。儒家学派崇拜孔子及其他人文始祖，但不神化。民间宗教的组织结构与宗教类似，具有经神化了的教主或类似的人物，并以绝对权威统领整个教派，从思想到肉体上都强调绝对服从真实或虚拟的神，以成员的宗教层次来确定内部成员地位的高低。其成员皆被强迫或自愿向教派交纳资财，以供团体运转或教主挥霍。学派则多以师承辈份或学术造诣为其组织层次的划分，其成员不须被强迫交纳资财，其宗师多以讲学为立身或维系团体的手段。在祭祀、礼仪上，民间宗教杂合释道及民间祭祀风俗，祭祀与礼仪具有多元化、随意化特征，但目的是为强化其宗教信仰。学派大多以慎终追远为祭祀目的，实行政府所承认的祭祀规制，其祭祀内容也为政府所认可。如儒家学派大多以各人文始祖为祭祀对象，封建社会统治者也公开设立孔庙等祭祀场所加以褒扬。民间宗教多有宝卷，且多以隐语、暗号等相联系，而学派则少有宝卷，亦少隐语、暗号的联络方式。民间宗教与学派尽管存在着以上种种不同，但在一个存在丰富民间信仰且信仰杂糅的国度，两者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

　　笔者以为，判断太谷学派是民间宗教还是学派，可以从其指导思想(信仰)、组织结构(组织)、行为规范(祭祀、礼仪)以及是否具有宝卷隐语暗号和反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来考察，并且这种考察应是历史和辩证的。经笔者考论，太谷学派发展演变轨迹，可以视为近代史上徘徊于学派与民间教派之间的一个活化石。现以其发展的五个时期分别阐述如下：

　　一、周太谷创立学派与包含的民间宗教因素

　　周太谷(约1771—1832)，名毂，字星垣，号空同子，安徽石埭人。周太谷求学早期，师韩子俞、陈少华。韩子俞，字仰愈，主老子；陈少华，字一泉，主释学。周太谷因而兼释、道之学。嘉庆丙辰(1796)，周太谷赴庐山问道，两年后，悟道成。后即设坛开讲。通过努力，周太谷传道十余年，成为拥有大批信徒的“圣人”，引起时为两江总督百龄的警惕。约于嘉庆十九或二十年(1814或1815)，周太谷被百龄拘捕，后越狱。道光初年(1821)周太谷来到扬州，开始了其讲学传道的第二阶段，也是太谷学派组织建设的阶段。其大弟子为汪全泰，传其衣钵者为仪征人张积中、李光炘。

　　周太谷开山立宗阶段，其学说以周易为根本，宗儒兼释道。周太谷从不拘泥古书，在讲求孔儒的同时，大胆援引释、道，互相证补。他对儒、释、道三家有相当多的创见。就其信仰而言，周太谷以儒学为宗，兼及释、道，努力探求儒学原始义理，终成一派之宗，创太谷学派。所谓“上承四圣，旁通二氏”，是也。所谓四圣者：羲皇、文王、周公、孔子也。周太谷以为，佛释道三者，各有相通。而儒学自宋而下，渐入歧途，原旨大失。自己所学拨乱反正，循人文始祖周易之说，续往圣之道统，为后世立圣学。周太谷自负为正道传人，“学者果能循朱、张、程、程、周、孟、思、曾之绪，而后寻孑L颜之乐，复与几存义之德，庶不负斯进学之解云。”周太谷对性命身心之说，多有阐述，虽杂释、道之论，部分反理，但不出儒家之本。周太谷讲学，三教九流不禁，广纳门徒。除讲学外，周太谷还以多种方式，吸引受学者兴趣，不断壮大学派。初于庐山“设教”，传闻龙王曾受其教：“有人容貌衣履甚怪，来从受道，既而其人骤然不见，索之池畔，得贽帖。乃日：‘此龙 王来受教也。”’此后，　“人共灵之，从之者遂众。”相传周太谷“能练气辟谷，符策役鬼，“明于阴阳奇赅之数。周太谷在扬州设南、北坛，行俎豆之事，汪主持北坛。所祭祀的对象，也为羲皇、文王、周公、孔子等，间或有祈雨求风之请，无邪神歪魔之祭。

　　周太谷谈儒学，杂以释、道，既符合上、中层知识分子的学术层次需要，又满足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趣味喜好。他的种种异学传闻与奇异做法，包含了若干民间宗教的因素，使其对普通劳动者的吸引力大增。这些都使周太谷增添了许多魅力因素，学派也迅速成型。他之所以能创立太谷学派，靠的不是宗教信仰的吸引，而是其学说的内容。正如张积中“闻其学，甚喜，执赀称弟子”。他甚至让同时期的扬州学派领军人物汪中折服。“江都汪容甫中，具过目不忘之资。一日，晤太谷，自诵《汉书》至某章句。太谷日：‘误矣’。中日：‘不误。诵系某本。’太谷袖出一卷以示，即其本。折角处视之，信然。中始敬服。”周太谷也有末世言论，所谓“壬辰癸巳，大劫之周也”，但这也仅仅是他所借用的道家之论，并没有作为太谷学派的末世之说而流传。自周太谷始，家族婚亲为学派的主要联系纽带。家族婚亲联系本是近代学派的特征之一，但太谷学派更为明显。周太谷初期的弟子中，汪全泰、汪全德互为兄弟；潘宗艺为汪氏兄弟的表兄弟；张积中是李光圻姻亲；张积功为张积中之兄；子见为子能之弟；李佳干为李光J所之父；李光熊是李光炘的伯兄；李和卿是李光炘的族兄；子元的母亲寿氏因“子元从太谷游”，“闻而慕之，亦师事焉”。李光炘所的儿子李汉章娶妻周少谷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并为张积中、李光炘、黄葆年、刘鹗等人坚持下来，直至当今，太谷学派依旧坚持以家族婚亲为最主要的传道对象。这也使得太谷学派主要成为一个以血缘、地域为中心的学派。

　　周太谷殁后，其弟子张积中、李光忻承担起学派传承之任。

　　二、张积中在山东的发展与学派的宗教化趋向

　　张积中(1805—1866)，字石琴，号两溪，道号子中，又号白石山人，江苏仪征人，乡绅之家出身。初读书，攻四书五经，为诸生，名气早扬。“少任侠，好神仙，无书不读”。道光十一年(1831)膺周太谷学，拜人其门。周太谷重之，期以厚望。张积中自此便往来江浙齐鲁间，以学问为人生乐事。太平天国乱，波及仪征。张积中举家“避而出”，至山东长清肥城间黄崖山一带。于此开讲授徒，立学派北宗。“结寨肥城长清间黄崖砦，弟子不下万人，蔚然成一家言”。同治六年(1867)10月6日，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率兵攻破山寨，张积中及门徒200余人自焚而死，余者惨遭清兵屠戮，殉难者达2000人(一说上万人)。

　　张积中的思想与周太谷几乎一致，只是在若干方面加以发挥与阐述。时人称其“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以文其术。”其讲学，以儒家性、理之说为主，加以释、道之学，进一步阐述周太谷所传原理。他以名教大论来勉励其子弟。再综观《太谷学派遗书》中凡记载张氏言论语，未发现张氏讲学涉“教”之名。翻阅阎敬铭所上奏折，并无妄加黄崖“教”一字之名。阎敬铭也承认其“以教书授徒为事，并无不法踪迹”，“习静居山，以授徒讲书为业。即省中收募众，有挟眷居山者，并无违悖情迹。”“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育人等情”。即使是一些所谓的修炼方法，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为正常现象，不足为其立教之实。

　　但是张积中的黄崖聚众却使该学派出现了宗教化的部分特征，如其“山规”规定：民众人寨，须先至公局通名登记，并将私有财产的l／2捐交山寨公库；寨民一般袒露右臂。并宣布寨民严禁恋色、吝财，禁止互相馈赠、宴请，不歧视妇女等。且黄崖山寨对于违犯“山规”的寨民，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听者逐出山寨。山寨还自立武装，抗拒调查。山寨设有“武备房”，“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使寨民具备军事技能。从历史上看，自东汉末期开始直到清代，民间封建地主豪强的村寨圩庄等组织中，亦常有类似规定，有的更甚之。至于一些所谓其与反政府力量的勾结，山寨骚扰民间的指责，有些是空穴来风，有些则确有其事。这些似乎可作为张积中黄崖讲学向反政府团体转变的证据。但若是我们综合考虑当时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的因素，则不难理解这仅仅只能作为一个民间自保团体与政府的误会。张氏敬拜神明及收纳弟子也确有繁琐仪式，居黄崖后，“礼神恒以深夜，参拜升降，礼节繁缛。……旃檀潦烛，熏赫霄汉，十余里外望其光，乡愚辄称张圣人夜祭，顾非其徒不能人窥也”。但后人以此为其持“教”之表，实难服人。其参拜神灵，并非参拜邪魔歪道，多为祭孑L及祭时之礼；礼节繁缛，也非所谓不走正道。乡民称其“圣人”一说，非张积中本意，他曾明剖心迹：“淡于利禄，肆志诗书，以世乱未平，隐居求志。虽不敢希古人达人，寔自谓无愧衾影。无如韬光未而。处士虚声动，人间听相从。”况且，传统儒者，本都隐藏求圣贤之心，以民间“圣人”之称作为其立教之证，尚不足为据。

　　综合分析，张积中虽然主观上并没有神化自己的言论与行为。但客观上张积中黄崖聚众后的种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具有了部分民间宗教的特征。最典型的例证来自于乡民的拥戴，钟树森《肥城乡土志》卷4便载，“远近奉若神明，称为张七先生而不名”，甚至于“圣人”的称呼，也多少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空间。如果发展下去，其宗教性的特征必将越来越明显与深化，尽管此时的张积中还未从主观上意识到，并从实际上完成学派宗教化的过程，但其影响也同样巨大，黄崖事后，太谷学派受牵连，以“邪教”匪派身份转入地下，至清亡，都未能昭雪。

　　三、李光断对危机的应对与学派的保全

　　李光忻(1808—1885)，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忻，又号群玉山人，晚号龙川老人，江苏仪征人。与张积中为表兄弟，同时人太谷学派，与张积中并为周太谷两大传道弟子。周太谷殁后，立学派南宗。同治二年(1863)四月，在江都宜陵建成龙川讲堂，主持讲学。黄崖山事后，收集北宗孑遗，先后迁居东台、如皋、泰州等地，继续在江淮间传播太谷学派。

　　李光炘的讲学指导思想依旧遵循周太谷之说，合三教之说。“师于儒者不言理学，于释氏不言坐禅，于道家不言吐纳。与周太谷、张积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表述得更加简洁与直接。与张积中不同，李光忻的讲学更加通俗。学不分男女、远近、生死、富贵、贫贱。甚至其门下的一个厨子也受其所学，从识字开始乃至终有所成，令人钦佩。其招收的弟子也由以往的社会下层转而吸引社会各层次人士加人，特别是对社会中层人士的吸引，这应是其应对黄崖山事件影响的一种保护策略。除了对黄崖山事件的隐喻外，李光炘的讲学内容更加接近与我们所能理解的儒家范畴，并且更加开放与多元，甚至有了西学的成分。在组织结构上，李光炘建造了龙川草堂，半公开地招徒讲学，采取传统儒家学派常规 的教学模式，这应是黄崖山事件后，李光炘有意识地与民间宗教划清界限的一种表示。在经济上，实行弟子轮流供养的制度，又称“辅翼圣功”。李光圻有意识地构建一种社会支持性的网络，以保障学派活动的正常开展。李光炘的活动，除了讲学之外，主要便是每年多次的祭祀。这些祭祀除传统儒家所祭祀的对象外，增加了对周太谷、张积中及黄崖殉难者的祭祀。同时积极策划建设纪念周太谷的周氏祠堂。这些并不难理解，无须赘述。同治十二年(1873)，李龙川搞了一次“考龙门”，《龙川夫子年谱》中有记载：“师燕居海陵，召门弟子日：‘学人不过龙门，终不能超贤关人圣域。汝等信心具足，吾欲考言考绩，以定黜陟。凡与考者，有消长有升降，有荣辱有得丧。盖学无中立之理，不进即退。汝等愿考者作圈，不愿考者作点，各书其掌以进。’时诸人皆圈，唯子明作一点。师日：‘龙门遭点额矣。’子明惶惧失措。师日：‘人各有因缘，将来汝夫妇当飞凫而过也。”可知其“圣贤”有特别涵义。

　　整体而言，比较周太谷与张积中的张扬，李光炘显得更加谨言慎行。李光炘去除学派宗教因素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平民化的讲学模式与简洁直接的讲学内容吸引了大量的仰慕者，学派南宗拥有了相当数量的徒众，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致后来有人称太谷学派为“新泰州学派”、“泰州教”。尽管他一直努力向所谓正统儒家学派转变，但仍旧具有一些民间宗教的影子，如“考龙门”，而且保持着一种隐秘与公开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但这些不妨碍太谷学派在其任领袖时期的进步与发展。

　　四、黄葆年、蒋文田、刘鹗等人的

　　“归群聚宗”与学派的学术化

　　李光炘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其弟子黄葆年与蒋文田，刘鹗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葆年(1845一1924)，字锡朋，一作隰朋，号希平，人称归群先生，自号退谷居士，江苏泰州人，光绪六年进士，历署山东诸县。蒋文田(1845—1909)，字子明，晚年号龙溪老人，江苏泰州人，诸生。刘鹗(1857—1909)，原名梦鹏，一作孟鹏，号云抟，也作云臣，又号铁云、鸿都百炼生等，江苏丹徒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谷学派在上海愚园雅集，推黄葆年、蒋文田为山长。同年，刘鹗、毛庆蕃、程恩培、杨蔚霞等人合议在苏州葑门内的十全街成立一个学舍，请黄葆年和蒋文田作为学舍的主讲。由于蒋文田继承的是张积中的道统，学派中人称其为“北宗”；而黄葆年为李光炘的首席弟子，被称为“南宗”。因此，黄葆年为主、蒋文田为副被称为“归群草堂”的学舍成立后，便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两派的合宗。

　　从讲学内容上来说，黄葆年与蒋文田对原有的太谷学派思想多有发挥，在保持三教合一理论的传统上，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解读。刘鹗作《老残游记》，寓太谷学派思想于其中，对三教合一大有褒扬，对理学则大加贬斥。在组织上，归群草堂与龙川草堂一样，实行弟子供养制度。不同的是，供养方式不再由弟子们普遍奉献，而是由一些较有权势与财力的弟子承担费用。如毛庆蕃，字实君，江西丰城人，历官户部员外郎、山西布政使、江南制造局总办、署陕甘总督等职，是归群草堂实际经费提供人之一。再如刘鹗，他的“养天下”行为并不为人所褒赞，甚至受到了部分太谷学派同道的指责。但若是没有他对归群草堂的鼎力支持，黄葆年和蒋文田在苏州的讲学便难以维持。正如刘鹗在写给黄葆年的信中所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而学派中人的互助除了金钱外，还涉及其他方面。如学派门人江月三“丁母忧在家甚窘，现毛伯荐之制造局当可成功”。刘鹗死于新疆，家人谋归丧，间关万里，资无从出。赖毛实君先生电新疆巡抚，助之成行。很多求学者在草堂附近租屋居住，无钱租屋者则由学堂资助食宿。学派也进行祭祀，但基本已无任何秘密仪式。因为时局影响，学派有些活动也与社会潮流所联系。如毛庆蕃曾请蒋文田主持“盂兰盆会”，以祭奠在马江战役中牺牲的国人。

　　学派南北合宗，“归马牧群”后，拜门者甚众，尤其在黄葆年主讲时，其受学群体号称“黄门”，“据闻自大江南北至鲁豫关陇，门下也有一两万人”。这一阶段的太谷学派，基本已从黄崖山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努力在各方面展示其学派的面目。但是依旧有不谙其内幕者称其为民间宗教。如有人称其黄门之人，有修炼之神术。也有人称“黄门”有自己所设计的“道祖”、“帝君”、“圣帝”等八神，皆以往太谷学派所未载。

　　五、太谷学派后期活动的徘徊与萎顿

　　太谷学派的三传弟子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是李泰阶、黄仲素、钟泰、王伯沆等人。李泰阶(1871一约1927)，字平孙，人称白沙先生、真州先生、李大先生，江苏仪征人，为李光炘长孙。钟泰(1887—1979)，别号钟山，江苏南京人，民国时先后在之江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王伯沆(1871—1944)，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檗生、无想居士，南京溧水人。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先后任教于南京陆师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1924年，黄葆年辞世后，李泰阶为太谷学派三传宗师，继续主讲归群草堂，一年后作古。黄葆年子黄仲素先生曾短暂代讲，抗日战争时，苏州沦陷，为避兵火，黄仲素等人渡江北上泰州，继续进行小规模讲学。归群草堂几无留守人员。黄仲素先生去世后，太谷学派中人又群推钟泰为宗主。

　　此一阶段的讲学活动，无论其频率与内容，都较黄葆年、蒋文田时期大为下降，由于支持归群草堂经济的刘鹗、毛庆蕃等老一辈均先后辞世，草堂经济陷入窘境，无法为门人提供津贴与帮助，人心日散，草堂日渐不景气，归群草堂活动逐渐陷于停顿。自钟泰、王伯沆等人开始，除了保留身份上的太谷学派联系之外，实质性的学派学术活动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学者保留有太谷学派的学术思维，并也有创造。如王伯沆出人佛老，用宋明理学的理论，探询释家学说。这些名望较高的学人加入太谷学派，使太谷学派继续保留活力。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泰州地区加入太谷学派的人士较多。

　　此时的太谷学派，从其指导思想(信仰)、组织结构(组织)、行为规范(祭祀、礼仪)等方面考察，均已很少民间宗教的痕迹，甚至连民间学派的活动也难以找寻。一方面这是因为战乱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太谷学派门人找到了可以发挥学术言论的舞台，如钟泰、王伯沆二人，皆是后期太谷学派的佼佼者，都在高等院校任教，有自己的学术舞台，稍晚一点的刘鹗之子刘蕙孙，是研究太谷学派的著名专家。再如学派弟子刘赋之在南昌创办南州国学院，他们无须再以民间学派身份面世。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黄崖山事件是否平反对于他们而言，已不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民间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反动会道门与邪教组织进行了清理。太谷学派虽然不属于此类，但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及自身活力的衰落，其在苏州、泰州、山东等地的弟子们基本星散。不久归群草堂也被政府改作苏州手表厂用地，学派讲学活动完全停顿。改革开放后至今，据笔者调查，一些太谷学派后代重新以学派传人的身份组织活动。其成员以亲属血缘及太谷学派历史活动区域为纽带，以定期秘密讲学授课为主要活动内容，同时实行成员互助，隐然成为一种存在于当今社会的民间秘密组织。近几年来，其发展有所加快，其成员也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限制于诸多客观因素，其学术性不断下降，民间互助性质不断加强，其未来发展前景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