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镌匠留名甚多水牛造像更为罕见

　　大足镌匠留名甚多水牛造像更为罕见

　　王乐

　　大足，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建县，以其境内大足川(今名濑溪河)而得名，蕴含“大丰大足”之意，古为昌州州治近400年，今属重庆市辖县。

　　大足石刻是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i030龛(窟)，约5万余尊。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

　　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干两宋，余绪延于明、清、民国，经六个朝代，约1300年。形成两个造像高潮、两个中心地带(一是晚唐五代的北山造像；一是宋代的宝顶山造像)，学术上可分四个时期(唐前、后期；前、后蜀期；北宋、南宋期；明、清、民国期)。

　　大足石刻是一部古典大百科全书，无论在宗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建筑、民俗等诸多领域，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

　　大足石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宗教的人间化，这种人间化集中反映在中国化、地方化，及儒、佛、道人世与出世思想的交融。

　　神像人化，是造像的外部特征。在大足石刻中见到的菩萨、佛等造像，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是巴蜀人的形象反映，增加了一种神人间的亲合力。镌刻者虽然受着宗教仪轨的制约，但是，其造像无不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世俗化、生活化、大众化，使深奥难懂的教义，通过浅显的图像表现出来。

　　中国早期石窟及西北、华北、中原地区石窟镌匠画师留名甚少，而大足石刻中留名却多达46位(宋代28位，明清18位)。这不仅是研究民间工艺大师的珍贵资料，也丰富了石窟史的内容。工匠留名消除了“古印度的造像都无作者姓名，归之于仙人所出，神力所为”的迷信，也是人的主体意识增强的佐证。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也充分体现人间化的进程。87类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怫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由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它地区石窟不能相比的。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罕见。“牧牛图”是一组具有山野情趣、刀法豪放的禅宗造像。禅宗是印度佛学与中国玄学杂交的产物，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干中唐以后逐渐兴起，到了宋代已成一枝独秀的局面。禅宗的教育重在启迪人的智慧，弹学者们拨开冗长枯燥的佛教义理思辩，强调“自悟、体认”，认为“心”是绝对的主宰，同时他们又将“自性”与“佛”划上等号，认为成佛不需外求，主张“识得自性即是佛”。在实践中，禅就是人的全部生活本身。而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人性”的耕牛就成了禅学者们“禅思”的对象，以牛喻禅曾经盛极一时。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说明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大足石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有别于西北和中原的早期石窟。不但有中华民族自身的审美意识，更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既有雄浑的阳刚之气，又有世俗情趣的婉约之美。大足石刻是世俗生活的画卷，是古代社会的缩影。

　　大足石刻集石窟艺术之大成，题材广泛，雕刻精湛，保存完好，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新千年到来前夕，继敦煌石窟之后，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民族这一艺术明珠为世界瞩目，更加闪耀着民族艺术的光辉。

　　出自: 《上海工艺美术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