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残卷《修多罗法门》作者考

　　敦煌残卷《修多罗法门》作者考

　　张固也

　　摘要：敦煌残卷S.1344背面《修多罗法门》的作者名字漫漶不清，今考当作“郭瑜”。其人约于贞观后期(636—649)入纪王府，永徽五年(655)前后迁府掾，编撰《修多罗法门》一书。显庆元年(656)任太子洗马，受诏助玄奘翻译佛经。龙朔三年(663)迁太子率更令，为太子讲《左传》。曾参加当时大型类书、总集的编撰，约卒于成亨(670—673)前后。

　　关键词：敦煌残卷；《修多罗法门》；郭瑜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2-0064-02

　　敦煌残卷S.1344背面抄写有两部分文字。后一部分首题“《修多罗法门》卷第一，纪王府掾太原郭瑜奉教撰”。其中“瑜”字，《敦煌宝藏》影印图版字迹模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用“口”符号表示无法识读。但这个字为左右结构，右上部为“人”，还依稀可辨。王邦维先生在其考释论文中，录作“铨”字。《英藏敦煌文献》新印图版十分清晰，乃作“砼”字。最近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据以排印。实际此书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二十卷，作者题作郭瑜。饶宗颐先生《文心与阿毗昙心》一文，曾引此书“夫偈有二种”一段，论偈之性质。他在提及作者时作“郭琮(瑜)”，“除”当为其对残卷文字的释读，括注“瑜”字当即据两《唐志》改定。诸家对作者的生平都没有任何说明。今考郭瑜虽史书无传，但其生平事迹尚略有可考，并可以进而对此书编撰年代作出比较准确的推测。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江州东林寺释道啦传》载，道啦永徽四年(653)正月迁化后，“荆州都督纪王夙传归戒，钦仰清晖，命右记室郭瑜，铭之于彼”。与残卷署作“纪王府掾”正好可以相互参证。纪王即李慎，太宗第十子，两《唐书》有传。贞观五年(631)封申王，十年(636)改封纪王，十七年(643)迁襄州刺史。永徽元年(650)拜左卫大将军，二年授荆州都督。据《旧唐书·职官志》，亲王府记室的官阶为从第六品上阶。郭瑜早期仕履不详，既然永徽中己任右记室，可以推测他入纪王府在贞观后期。永徽四年郭瑜仍为纪王府右记室，而撰此书时已署为府掾，其官阶为正第六品上阶，当在此年以后。又残卷署作“奉教撰”，说明此书乃受纪王之命而编撰。据《新唐书·百官志》云：“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日制，二日敕，三日册，天子用之；四日令，皇太子用之：五日教，亲王、公主用之；六日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纪王正为亲王，作“奉教撰”符合唐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及王邦维先生文中录作“奉敕撰”，略有疏误。

　　郭瑜后入为东宫官属。唐释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4云：“显庆元年(656)，敕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润文，国子博士范义頵、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知翻译。”《旧唐书·玄奘传》云：“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頵、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这显然是根据靖迈的记载而来。既然郭瑜显庆元年已入太子李弘府中，上距永徽四年仅三年，其迁纪王府掾、撰《修多罗法门》应该在永徽五年(654)左右。他在纪王府中，既为高僧道啦撰写墓志铭，又撰此佛学辞典性质的书籍，都说明其在佛学方面当有较高修养。所以任太子洗马以后，又受诏与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助玄奘翻译佛经。

　　作为东宫官属，郭瑜的主要工作，还是向太子李弘传授儒家经书。郭瑜曾经教太子读《春秋》，当读至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一事时，太子废卷而叹日：“此事臣子所不忍闻”，郭瑜请停《春秋》而读《礼记》。这件事不少史书中都有记载，而以《旧唐书》卷86《高宗诸子传》叙述较为详尽。但其述此事缘起时，说李弘“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尝受《春秋左氏传》于率更令郭瑜”，这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此事发生在显庆元年。实际上，由于史传简略，经常连类叙事，不可能将每件事发生的时间都交代得很具体。传中称“率更令郭瑜”，考察一下郭瑜的仕履，就可以证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要略晚几年。因为郭瑜初入东宫，任太子洗马，为从第五品上阶，而率更令为从第四品上阶，比太子洗马高出数阶，显然是他后来升迁的官职。考《唐会要》卷33《雅乐下》云：“《祭先农乐章三奏丰和之舞二变》，显庆三年太子洗马郭瑜撰。”可见郭瑜显庆三年仍为太子洗马。又《册府元龟》卷260云：“显庆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入东宫，请观讲及读书，诏许敬宗及学士史弘道、上官仪、郭瑜、李善等为都讲。”又云：“龙朔二年(662)五月乙亥，诏太子端尹、左右中护、少尹、崇贤馆学士，每日诣虔化门听进止。皇太子若须讨论经史，则引入讲讽。时太子受《春秋左氏传》于司徒大夫郭瑜。”唐代文献中未见别有“司徒大夫”之官名，唯高宗龙朔二年二月改定官制，太子洗马改为司经大夫，“徒”疑为“经”字之误。则郭瑜从显庆元年至龙朔二年二月，一直担任太子洗马，改官制后为司经大夫。其间从显庆四年十月开始担任都讲的工作，具体负责的大概就是为太子讲《左传》。郭瑜升任太子率更令，当在龙朔二年五月以后，其请停《春秋》事，应该也是发生在这以后。也就是说， 《册府元龟》叙述在该月乙亥诏书之下，比《旧唐书》置于显庆元年李弘立为皇太子之下晚了六年，时间上比较接近事实，但官阶却反而更低，可能仍然是连类叙事所致，其事应发生在任太子率更令之后。

　　郭瑜在东宫时，还兼任崇贤馆学士，参与了当时两部大型类书和诗文总集的编撰工作。《新唐书·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许敬宗《摇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师许敬宗、司议郎孟利贞、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右史董思恭等撰。”又集部总集类：“《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顾胤、许圈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璃、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唐代这类修书活动结束后，按例参与其事者会受到封赏加官。据《旧唐书·文苑传上》记载：孟利贞“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称善，加级赐物有差。”则郭瑜升任太子率更令，很有可能正是因此次修书之功。但《瑶山玉彩》修成时间，《旧唐书·高宗纪》记载为龙朔二年二月，纪传记载相符；《唐会要》卷36《修撰》则记载为三年十月二日，虽属孤证，记载却更为具体，仍有相当的可信度。且郭瑜从显庆元年至龙朔二年五月这六七年间，一直任太子洗马及其改名的司经大夫官职，没有得到升迁。所以《瑶山玉彩》成书、郭瑜升任太子率更令应以龙朔三年十月更为可信。《芳林要览》成书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卢盛江先生曾引日本学者的考证说： “编者之一的顾胤卒于龙朔三年，又，编者之一的上官仪受刑死于麟德元年(664)，由此推测，其编纂必须始于龙朔三年。总章中元兢为协律郎，如果他参加了《芳林要览》的编纂的话，则这一编纂事业一直到总章中(668—670)。”0因此，郭瑜龙朔三年至总章年间，参加了《芳林要览》的编纂，此后仕履，别无可考。然由其龙朔中已官至四品，而太子李弘薨于上元二年(675)，可以大致推测郭瑜卒于咸亨(670--673)前后。

　　郭瑜的著述，还有《古今诗类聚》79卷，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总集类。宋代以后公私藏书书目不见著录，盖亡佚已久。

　　(责任编辑：黄云鹤)

　　出自: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