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奘传到鉴真传

　　从玄奘传到鉴真传

　　藏中诗侬芙

　　摘要：流传至今的鉴真传记有三部，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随鉴真来日的弟子唐僧思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此三部传记的撰述。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典故出处以及“类聚编纂”、“摘录”的编纂手法，都与长安西明寺僧道宣等人撰写的玄奘传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鉴真传；玄奘传；恩托；道宣；长安西明寺

　　中图分类号：K242；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2-0087-06

　　一、《和上行记》与《大唐传戒师僧名

　　记大和上鉴真传》

　　流传至今的三部鉴真传都是出自能够亲聆鉴真教诲的同时代的作者之手。本人称这三部传记为“鉴真传三部曲”，它们分别为：

　　(1)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鉴真迁化～宝龟二年(771)，思托撰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广传》)三卷。现已散佚。

　　(2)八年后的宝龟十年(779)二月八日，淡海三船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

　　(3)九年后的延历七年(788)二月四日，思托撰写《延历僧录》五卷。现已散佚。

　　三部传记中，作为鉴真传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第二部鉴真传《唐大和上东征传》，是单行本的鉴真高僧传。作者淡海三船，在《续日本纪·石上宅嗣薨传》中被称为“文人之首”。有关撰述的过程，在思托的自传即《延历僧录·从高僧沙门释思托传》中有以下记载：后真和上，移住唐寺。被人谤靠。思托述《和上行记》。兼请淡海真人元开，述《和上东行传荃》。则扬先德，流芳后昆。据此可知，思托亲自著述了《和上行记》，即第一部鉴真传《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同时拜托淡海三船著述《和上东行传荃》，即第二部单行本的鉴真传《唐大和上东征传》。

　　但是，在第三部鉴真传《延历僧录》中，《和上行记》的名称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不太一致。

　　关于《和上行记》这一书名，藏中进先生调查了收录此著逸文的文献，列举了文献中的名称，其中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见于《圣德太子平氏传杂勘文》、《显戒论》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传》(见于《七代记》、《圣德太子传历》、《上宫太子拾遗记》、《太子传古今目录抄》等)、《大唐扬州龙兴寺和上鉴真名记传》、《唐招提寺大和上三卷传》、《传戒大师三卷传》、《鉴真和上三卷传》、《大和尚传》(见于《东大寺要录》)、《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见于《梵网戒本疏日珠钞》、《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文书)，并做了如下论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异称，指的都是同一部著作。而且撰述者本人对这一著作的称呼是《和上行记》。

　　关于“行记”这一名称，藏中进先生又列举了《文选》第60卷收录的任彦升撰《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唐代高僧传中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1卷、李华撰《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1卷、赵迁撰《大唐故大听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1卷等，指出上述文章中都含有“行状”这一文体的名称。而且，还以后世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名称为参考，对“行记”的含义作了如下的解释：依我个人之见，这里的“行”就是“东行”的意思，《和上行记》应该认为就是《鉴真和上东行记》。因此，使用上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及后述的名称，如果作为一个形式上的总称姑且不谈，却是大大偏离了撰述者思托的意图。如果称呼简称的话，也不应该称为《广传》，而更应该称之为《行记》。

　　那么，最初的鉴真传为何称之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呢?

　　本文依据流传下来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逸文，从其作为僧侣传集的整体结构出发，重新探讨思托《延历僧录》对《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所起的书名《和上行记》的意义所在，揭示三部鉴真传的不同地位。同时，从类聚编纂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思托撰写的两部僧侣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和《延历僧录》，进而把唐朝初期长安西明寺道宣与道世编撰的玄奘传记的动向纳入视野，来论述思托的“摘录”、“类聚编纂”、“推敲”等手法源自于道宣与道世编撰的玄奘传记。

　　二、《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逸文

　　《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现已散佚。不过，先辈们对逸文较早就比较注目，加以收集。如谷省吾先生所述，收集最为完整的是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残卷的纸背文书—凝然撰写的《律宗祖师传》残片九张。该文中，《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被凝然本人所引用，从而得以流传下来。下面依据谷先生的研究，探寻一下其流传下来的概略。

　　凝然(延应二年-元亨元年，1240-1321)，是镰仓时代东大寺的学僧，因撰写《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而出名，是《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书中摘录了《延历僧录》的逸文)作者宗性的弟子。

　　凝然曾经撰写过鉴真传记，但该书已散佚。据《诸宗章疏录》记载可知，该传记的书名为《戒坛开山行状》(3卷)。凝然从诸文献中摘录、类聚编纂的《戒坛开山行状》的逸文，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律宗纲要》、《律宗琼鉴章》、《华严五教章通路记》等中都能看到。由此可知，凝然对鉴真传也寄予了非同一般的关心，可以说凝然本人从鉴真传三部曲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根据谷先生的调查，《华严二种生死义》30卷，是弘安三-四年(1280-1281)，凝然41-42岁时撰成的，现存的只有第2至第19卷(共18卷)以及部分逸文。第3、4、5卷的纸背记载有凝然撰写的《律宗祖师传》，第11、12卷的纸背记载有《毗尼讨要记》，另一张残片的背面有《章》。

　　谷先生推测，遗留在《华严二种生死义》残卷纸背的《律宗祖师传》，为《律宗祖师传》的初稿。定稿后，初稿被废弃。后作为废纸，其纸背面被重新利用。《律宗祖师传》作为《华严二种生死义》残卷的纸背文书，虽然只流传下来九张，但在《传律图源解集》(贞享元年，1684)，东大寺僧重庆撰成)收录的凝然著作目录中，有《律宗祖师传》lO卷，并注释日：“上来取凝然国师《律宗祖师传》之意。”故可知，这部著作流传至江户时代。谷先生根据这些逸文，复原了《律宗祖师传》，又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的逸文中整理出了鉴真的学派系谱。

　　《律宗祖师传》的残片中留存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逸文。逸文中除了法励、道成、满意、定宾、弘景、融济、道岸七传外，还有鉴真传。谷先生认为，这七传都是三卷本《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的逸文。

　　但是，这里引用的广传的句子，大部分都记录有卷“上”的字样。内容都是关于鉴真师徒相传的事情，而且在这一点上，让人可以推测似乎有曼详尽的记载。因此，我认为，在《广传》三卷中，上卷的内容都是关于鉴真出身、师徒相传的记载，特别是后者的记载相当详细，而且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内容。因此，这里引用的这些选文，即使没有标记“上”的地方，也都应该全部看作是上卷的逸文。

　　在纸背文书残片的逸文末尾，相当于鉴真传的地方有“日本始祖鉴真大师”的字样，引用有《宋高僧传·鉴真传》：日本始祖鉴真大师(出《宋高僧传》卷第14)

　　《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

　　释鉴真，姓淳于氏，广陵江阳县人也。

　　(中略)僧思托，著《东征传》，详述焉。

　　(已上)尽管这些不过是《律宗祖师传》初稿阶段的逸文，但鉴真作为此学派系谱的终点，被定位在了文章的最后。凝然的这些认识，很大可能来自于鉴真传三部曲。对此分析，可以还原《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原貌。

　　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构成

　　《律宗祖师传》的逸文中，把形成鉴真学派的高僧传分为以下三组：第一组是《律宗祖师传》逸文中没有留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逸文的传记。从律宗祖师系谱中的初祖至洪渊律师都属于这一组。

　　逸文中，虽然只有第六祖道云、第七祖道洪、第八祖智首、第九祖道宣等传记中附有序文，但谷先生赞同此主张，即凝然在《律宗纲要》、《律宗琼鉴章》中根据经常运用的宋僧元照的系谱说，在《律宗祖师传》中复原类推出了初祖至第五祖的系谱。

　　第二组包括法励至道岸的八个传记。其中，《怀素传》中没有留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逸文。唐代的律宗以四分律为中心，分为道宣的南山律、法励的相部律、怀素的东塔律三派。在这三派中，除去怀素的东塔律，鉴真的教学继承了道宣的南山律和满意的相部律，又从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师中学习了智颛的天台学。

　　思托很好地发展了相部律，《东大寺要录》所引《延历僧录·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其僧法进即传道宣《行事抄》六卷，《大觉师抄批义记》十四卷。思托即传《大胝弥迦藏本》，又《沙门法励疏》，《崇岳镇国道场义记》三本。对上述内容，谷先生做了以下阐述：《延历僧录》是思托所作。从思托特意这样记录来看，可以认为法进主要继承了南山，而思托主要继承了相部的系统。关于行事钞，撰写了《四分律钞批》十四卷的大觉，是南山的二祖周律师的弟子。凝然在《律宗祖师传》中，也记述有“至于日本国者，大和尚弟子思托等，专弘相部大疏”等等。鉴真传记如《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延历僧录》、《唐大和上东征传》等都受到思托的影响，当然其中就有很多关于相部律的记事。仅依据逸文虽有一定局限性，但由于律宗三派之一的怀素不在鉴真的律学系谱中，故思托不在《广传》中为其立传，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组中包含了相当于鉴真师父的高僧传记。

　　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唐京兆崇福寺满意传》中，有“又鉴真大师受具之时，奉请十师等，亦是满意律师弟子也”的记载。对此，谷先生指出：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中，对于每一位律师，都写有“奉请００００寺大德００律师为００师”，并随后附带其传记。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出现的“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师”是授鉴真具足戒的戒和上、“西京荐福寺道岸律师”是授鉴真菩萨戒的律师，也是授鉴真具足戒的教授。也许如谷先生所推测的那样，思托在叙述鉴真菩萨戒受戒、具足戒受戒时的传记时，附带记载了授戒师的传记。

　　由此可以确定，载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的七位高僧，都是鉴真的教学师僧，是以说明鉴真的学术体系为目的而构成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就是一个高僧传集，系统地说明了鉴真的学术体系。正因为此，才被称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在明确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上卷的师僧传集的体裁和构成之后，可以发现，在《延历僧录》中思托所述的《和上行记》的“行记”的名称有些名不符实，使人难以想到原书名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适合僧侣传集的名称，莫过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此后成立的《大和上鉴真传》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一部分，即最为重要的《鉴真传》。《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原书中，就是以“大唐传戒师僧名记oo传”的形式记录了鉴真的每位师僧。

　　如《七代记》、《圣德太子传历》、《上宫太子拾遗记》、《太子传古今目录抄》所记载的那样，原书名应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传》。《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包含了至鉴真为止的中国授戒师僧的传记。

　　不过，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中，这些师僧传是如何排列的，还需更详细的探讨。师僧传是包含在“鉴真传”里呢?还是另外完成的?这一问题留待今后讨论。在此，笔者仅指出原书名有可能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传》，其上卷中包含了至鉴真为止的中国授戒师僧的传记。

　　四、《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对《续高僧传·法砺传》的引用

　　《律宗祖师传》的逸文中，引用了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的六个传记。六个传记分别为第五祖惠光、第六祖道云、第七祖道洪、第八祖智首、洪遵以及法砺的传记。

　　六部传记中，可以认定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逸文的只有法砺传。法砺的著作《四分律疏》是鉴真最重视的律学书籍之一。据《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鉴真来日时所带物品目录中可见“法砺师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即鉴真带来了法砺的《四分律疏》(10卷本)5本。来日后的鉴真亲自讲授了《四分律疏》，且“如上略件及讲遍数”。而且，在天平宝字元年(757)，唐律招提寺创建之际，普照和思托曾多次恳求鉴真传授“四分律藏”。这个“四分律藏”就是法砺的《四分律疏》、定宾的《镇国道场饰宗义记》、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而且，思托应大安寺唐僧道叡的请求，在4-5年间曾数次讲授“砺疏并镇国国记”，还在大安寺唐院为忍基等用汉语进行了讲授。从此，忍基、善俊、忠慧、惠新、常巍、真法等开始在各地讲授《四分律疏》，日本的律仪逐渐完备。《四分律疏》成了鉴真一门律学的基础。

　　谷先生高度评价了《广传·法砺传》逸文的价值，指出：“这可以使我们了解思托撰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时使用的一部分材料。”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在编纂《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

　　传》)时，恩托从《续高僧传》中引用了《法砺传》。那么，为什么思托要引用《续高僧传》呢?

　　道宣是南山律宗的鼻祖，鉴真也继承了其法统。根据《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记载，鉴真通过满州融济律师学习了道宣的南山律。《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鉴真带来的书目中，除了法砺的《四分律疏》，鉴真看重的律学书籍还有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逸文中没有《道宣传》，但在《法砺传》中对道宣的记录却很详细。道宣在玄奘因翻译《大般若经》而去了玉华宫之后，作为其接班人，担任了长安西明寺的上座。《续高僧传》完成于唐麟德元年(669)年，早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约100年。

　　如笔者曾论述的那样，奈良朝的佛教汉诗文的典故出处，都偏重一些特定的文献。形成“奈良朝汉诗文出典体系”的是长安西明寺的学僧们创造的类聚编纂书丛，以及“长安西明寺智慧体系”。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玄奘(602-664)的接班人上座道宣(596-667)，以及道宣的同门师兄弟道世(?-683)。

　　“长安西明寺智慧体系”，首先可以举出的是长安西明寺学僧们的著作。如参与西明寺创建的玄奘翻译的76部1347卷经典、西明寺上座道宣的35部188卷著作、西明寺道世的12部156卷著作等。

　　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西明寺教学的双璧之一。《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中多次引用《续高僧传》，说明了思托继承了西明寺的学问体系。

　　五、从玄奘传到鉴真传

　　“长安西明寺的智慧体系”，其次可以举出的是与玄奘有关的文献。包括唐冥祥撰写的最初玄奘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1卷，慧立本与彦惊注解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玄奘述、辨机撰写的地志《大唐西域记》等。

　　藤善真澄先生指出，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玄奘传》要早于《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玄奘传可能都引用了《续高僧传》。藏中进先生则认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构成及传记叙述的影响，是通过思托来实现的。神护景云四年(770)，波罗门僧正入室弟子修荣撰写的《南天竺波罗门僧正碑并序》也承袭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结构。筑岛裕先生认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天平六年(734)由玄昉带到日本的。

　　由上可知，《唐大和上东征传》、《南天竺波罗门僧正碑并序》等诸著作受到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首的玄奘传影响的背后，存在“长安西明寺智慧体系”。在玄奘传里，玄奘本人的上表，作为传记的原始史料而被引用。

　　首先，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所撰的《进新译经论并求御制经序表》，被《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的“诔文”圾《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引用。

　　玄奘撰《进新译经论并求御制经序表》：暨乎摩腾入洛，方被三川；僧会游吴，始沾荆楚。(大正藏二０五三／第50卷254)

　　唐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诔”：暨乎摩腾入汉，教阐伊缠。僧会游吴，义覃荆楚。(大正藏二０五二／第50卷220)

　　以此为典据，淡海三船作了“初谒大和尚二首并序”的诗序。序：闻夫佛法东流，摩腾入伊洛。真教南被，僧会游于吴都。诗：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岂若真和尚，合章渡海东。此诗序作成于鉴真入京后不久的天平胜宝五年(753)初夏。是淡海三船初次见到鉴真时，依据玄奘的《进新译经论并求御制经序表》而作的诗序，并把鉴真比作了玄奘。

　　其次，在淡海三船的同一首诗序里，承袭了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十七日(当为十三日)玄奘上奏的《进西域记表》。该表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被引用。有人指出，它可能载于玄奘述、辨机撰《大唐西域记》原始本的卷首。

　　玄奘撰《进西域记表》的下述表达：窃寻蟠木幽陵，云官纪轩皇之壤。流沙沧海，夏载著伊尧之域。(大正藏二０五二／第50卷254)与淡海三船的述作具有类似性，其典据被认为是相同的。此外，在光明皇太后《国家珍宝帐》祈祷文(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的下文：声笼天竺，菩提僧正，涉流沙而远到。化及振旦，鉴真和上，凌沧海而遥来。以及在淡海三船《大安寺碑文》(宝龟六年(775)四月十日)的下文：由是道叡律师，澄心戒定，超海胀而来游。菩提僧正，凝神总持，涉流沙而戾止。中都能看到。由此可知，淡海三船借用了《进西域记表》的表达方式，并把鉴真与玄奘相同视之。不仅思托，淡海三船也把鉴真和唐玄奘相提并论，并在文学方面加以表现。

　　六、思托与西明寺道宣、道世

　　编纂态度的相似性

　　长安西明寺的类聚编纂丛书，即“长安西明寺智慧体系”、“大安寺文化圈出典体系”，都依赖于西明寺道宣、道世等唐代学僧的著书方法和态度。他们对史料的共有及提供、对自己著作的耐心推敲修改都被思托和淡海三船所继承，这在思托三次对鉴真传的撰述、淡海三船的著书态度上都有所体现。

　　可以认为，鉴真传三部曲就是思托以掌握的原始史料为共通母胎，并再三修改补正而成的结晶。也就是说，《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延历僧录》的写作手法与西明寺道宣、道世等的“摘录”、“类聚编纂”、“推敲”等手法有相通之处。这正是学僧们的学问所在，也是精通初唐佛教界的唐僧思托所带至日本的成果。

　　受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邀请，鉴真决意来日本传授戒律是在唐天宝二年即日本天平十五年(743)。随行弟子思托收集鉴真传的原始资料，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12年后的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三日，鉴真入京。在平城京居住九年后，鉴真于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迁化。此后至八年后的宝龟二年(771)，最初的鉴真传——《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完成。

　　鉴真传三部曲就是以僧侣传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传》(《广传》)三卷为开端的，其上卷中汇聚了至鉴真为止的师僧们的传记。而宝龟十年(779)二月八日完成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是在此基础上，淡海三船参考思托提供的史料，特别是以鉴真“东行”、“东征”为轴心重新编纂的单行本鉴真传记。

　　此外，至延历七年(788)二月四日，思托在《延历僧录》卷l的《天皇菩萨传》的基础上，又撰述了与鉴真同时代的、接受鉴真传戒的日本僧俗界人士的传集，即《延历僧录》五卷。冠以“延历”之名，就是与《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的“大唐传戒”相对应，与“日本”同义，而“僧录”大概对应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中的“师僧名记”之意。

　　《延历僧录》是以鉴真到日本传戒为起点而撰成的日本受戒弟子的列传，早于此书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则是至鉴真为止的律宗师僧的僧侣传集，目的在于说明鉴真的教学地位。

　　出自: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