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综述

　　梁俊艳

　　[中图分类号] G35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0)03-0211-04

　　2010年7月6—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合作举办,会议主题为藏学和蒙古学。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华科技大学、佛光大学、中正大学、政治大学、南华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龙华科技大学、文化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46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其中台湾学者16人。此次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大体分为四部分:历史研究、当代研究、宗教研究与文化艺术研究。

　　一、历史研究

　　本次研讨会围绕着唐代、元代、清代及民国期间的藏族史、蒙古史展开深入的专题性研究。

　　台湾南华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陈又新的《〈吐蕃臣民与僧众书〉略探》一文,围绕吐蕃时代参与兴佛的印度僧人桑杰商哇(sangs rgyas gsang ba,佛密)所写《吐蕃臣民与僧众书》(rje vbangs dang bod btsun rnams la spring yig)展开论述,以应邀到吐蕃弘法的印度佛教出家人的身份,对吐蕃赞普、臣民、僧众提出个人观点,成为对吐蕃当时状况另一角度看法的脚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耿振华教授的《唐蕃和战对唐代兵制变迁及和亲政治的影响》一文,认为唐初军事制度对于吐蕃王朝不论在战争或和亲各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张云的《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一文依据藏汉历史文献,对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对话、沟通及联系渠道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唐蕃关系演变发展的丰富内容,尤其对唐蕃双方对话、沟通对解决当时问题,促进理解交流,并化解矛盾、增进共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进而考察其在整个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陈庆英、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马丽华、巴基斯坦斯卡杜地区学者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布迪合写的《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一文,对阿布迪先生收藏的一块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碑刻的残段进行解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举行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虽然已经不完整,但是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仍具有重要价值。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的《伊金霍洛——从“大禁地”到“成陵”》一文,则对内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系因境内的成吉思汗陵之名“伊金霍洛”进行考证,认为成吉思汗落葬后,其葬地就置栅垣围绕,设守卫部队防护,禁止人们进入,故尊称之为Yeke quruq(=qoroγa)——大禁地,“伊金霍洛”应是由其守卫者部落带入鄂尔多斯的此名之遗迹,全称应为Yeke Ejen Qoroγa“伟大君主的禁地”。 南开大学历史系李治安教授的《元中叶“甘肃过川军”考》一文,运用《黑城文书》等资料,对《元史》记载的“甘肃过川军”进行考证,认为所过之“川”,绝非川蜀之川,而是两处石川戈壁,且元中叶元军“过川”大抵有三次。此项考证对弄清甘肃元军向西、向北进退基本路线、石川信道及其军粮补给等,大有裨益。

　　内蒙古大学宝音德力根教授的《1631—1634年出兵西藏之喀尔喀阿克岱青身世及其事迹》根据蒙藏史料对喀尔喀蒙古的阿克岱青身世及其事迹进行详细考证,认为阿克岱青率兵赴藏支持格鲁派与藏巴汗抗衡以及返回途中(可能在青海)被阿尔斯兰杀害等事与当时西藏内部政治、宗教矛盾与斗争息息相关。此后,1637年卫拉特固始汗、巴图尔洪台吉(阿克岱青盟友默尔根岱青兄)以及部分喀尔喀贵族打着为阿克岱青复仇的旗号进兵青藏,剿灭噶玛派和藏巴汗的盟友却图洪台吉,确立了和硕特汗廷在青藏的统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张登及的《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以行政区划和宗教招抚为例》一文认为,清代对蒙古采取的盟旗行政区划及宗教羁縻政策,在清代末期前相当长时间,成功地维持了地区的稳定,而此种体制也使清朝中国展现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主权国家的风貌:皇帝与蒙古盟旗间独特而具有弹性的政教关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助理主任李若虹博士的《廓尔喀战争前后扎什伦布寺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以廓尔喀战争为历史背景,利用藏文和英文史料来探讨这场战争对扎什伦布寺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研究员的《国际秩序原理转型下的蒙古新政——“以不治治之论”vs“实效管辖领有论”》一文认为,清末的边疆“新政”就是利用“实效管辖领有论”,以改造边政,既符合西方国际法的法理,也符合中国本土“征钱粮、管政事”的直辖原则,因而意外达成“化外藩为内地”的效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所长周源研究员的《三国五方的角逐——透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藏政局》从国际地缘政治和清末国内形势演变的角度,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涉藏“三国五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该时期西藏复杂多变,且影响深远的形势进行更为准确的解读,加深了对西藏近代史的研究和认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喜饶尼玛与张召庸合写的《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一文,认为清末民初西藏地方的“拉萨动乱”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入“革命”范畴内,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台湾南华大学兼任讲师朱文惠的《1912—1940年康藏纠纷的多方对话——以康巴观点为例》一文,以新的视角对民国初年至卅年在康藏之间发生的三次纠纷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邓锐龄研究员的《古典小说中所见藏事的痕迹》一文,对唐代传奇及明清章回体小说,尤其如唐代传奇《南柯太守传》《赵合传》,明代小说《西湖游览志余》《西湖二集》《梼杌闲评》《僧尼孽海》,清代小说《儒林外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儿女英雄传》《平金川全传》《水月灯》等著作中所载藏事进行细致入微的逐一述评,认为千百年来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力量,胜过历史上民族矛盾与战争所遗留的伤痕,在形成共同的中华文化上起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

　　历史研究方面还有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的《同治时期中俄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界务交涉——以故宫博物院院藏外交舆图为例》、民族文化宫索文清研究员的《清代格鲁派领袖的三次朝觐及所献贡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研究员冯智的《吐蕃在南诏的建制与文化关系史迹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梁俊艳博士的《190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一行涉藏著作研究》等文章。

　　二、当代研究

　　在当代部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中国史结构中的蒙古和藏地:重读〈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通过重读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从黑河——腾冲线入手,重新解读了中国史结构中的蒙古和藏区,引发深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学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的《大陆蒙藏区域研究的新视点:游牧业的现代抉择》一文,主要围绕中国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开展的主题为《中国游牧区研究:政策与实践》的双边调查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中国游牧业的现状与发展作一说明,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陆蒙藏区域研究的新视点。台湾文化大学历史所林冠群教授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之商榷——西藏境域变迁的探讨》从三方面逐一讨论达赖所主张的“大西藏”疆域,认为首先藏人治史,首重教法史,对碑铭金文与正史典籍鲜少引用对照,并大量使用《西藏王臣记》等对唐代吐蕃史事记载非常不可靠的教法史料,致使彼等所宣称之“大西藏”,在史实上站不住脚。其次,政治统驭的疆域,随着王朝势力而变迁,固定疆域界线的主张显与历史事实常识不符。其三,青海、四川与云南省等多民族聚居且镶嵌的情形在所多有,尤其藏族在该多民族区域呈现少数弱势状态,一律划入藏区,不易治理,难以服众。作者认为西藏疆域的区划,应尊重历史事实与民族现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沈卫荣教授的《国际视野下的西藏问题》一文认为,应将西方的西藏形象放在西方东方主义或殖民主义话语中来考察,以助理解西方对西藏的看法何以如此千差万别,说清今天西藏何以成为西方人之最爱。通过对西方发现、认识、丑化、妖魔化或者神化、神话化西藏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加深对由萨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主义传统的理解和批判,并为我们认识今天西方流行的西藏热的来龙去脉,进而认识在西方这股西藏热鼓噪下日益国际化的西藏问题的本质,寻求破除神话、理性对话的建设性途径提供一把钥匙。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蓝美华的《当代外蒙的民族认同》一文先从外蒙着手,从血缘、土地、语言、历史、文化以及对境外蒙古人的看法等方面切入,分析外蒙民族认同的基础及其表现形式。

　　当代研究方面还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周健副教授的《西方人眼中之西藏初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林秀艳的《西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宏观背景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主任厉声研究员的《近八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重大项目》等文章。

　　三、宗教研究

　　在宗教部分,佛光大学佛教研修学院周伯戡教授的《藏传释迦牟尼佛传——一个宗教史学的分析》一文,通过分析1494年格桑曲吉嘉错所著的《释迦牟尼佛传》,认为:在“历史”上,该书企图借编年史的安排,描述在甘珠尔中重要佛典出现的背景,在“神话”上,则借佛教中各种譬喻的故事,突出神通是救赎的力量。也因如此,有神通的上师成为西藏佛教模仿的对象,有别于其他两个宗教传统的菩萨与罗汉。

　　佛光大学宗教系助理教授刘国威的《从新发现阿底峡尊者著作中进一步探讨其对西藏佛教思想的影响》一文对2006年刊印的《阿底峡全集》进行初步的文献分析,并藉此基础从文献角度探讨其思想特色,特别是在中观方面的思想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的《宗教对话与藏传佛教“宗派无偏向”理念的内在关联》一文探讨了藏传佛教史上出现的 “宗派无偏向”运动,并对宗教对话与藏传佛教“宗派无偏向”理念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并探讨藏传佛教史上的“宗派无偏向”理念为现代语境下的文明对话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嘎?达哇才仁的《论藏传佛教活佛等级制》一文,从西藏活佛等级概念和西藏活佛等级分类法,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活佛等级轮廓,清朝四大活佛和呼图克图活佛等级,噶厦政府活佛等级规定和活佛等级结构图,措钦大殿中活佛座次高低来看格鲁派活佛等级,教派层面的西藏活佛等级及活佛等级阶层的上下流动和流动因素等多角度探讨藏传佛教活佛等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安海燕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译藏传密教仪轨〈观世音菩萨修习〉一卷初探》一文,对《观世音菩萨修习》作了初步探索,为研究藏传密教东传的历史提供一份资料。台湾中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长罗中展的《乾隆皇帝兴建梵华楼的旨趣探讨》一文,对乾隆皇帝兴建梵华楼的旨趣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富有创新性的探讨。

　　宗教研究方面还有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编审周华的《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的主要特点及其学术价值》、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周润年的《贤者喜宴——噶玛噶仓的内容及其价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德吉卓玛的《论玛久拉仲的鬼神观》等文章。

　　四、文化艺术研究

　　在文化艺术部分,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谢继胜教授和博士生贾维维合写的《温姜多宫修建与于阗工匠入藏史实考述》一文,对不同时期的藏文文献有关温姜多宫的修建和于阗艺术家入藏的史实记载进行类比分析,既而指出温姜多宫与敦煌的联系,梳理温姜多由“宫”转“寺”的过程,尽可能复原寺院最初的建筑样式及其后代的变化;同时汇集不同文献中出现的于阗工匠及其技艺的叙述,从中考察西藏艺术史中自公元9世纪至11世纪存在的“于阗风格”的涵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熊文彬研究员的《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四世班禅大师铜像研究》一文,依据藏文题记并结合相关藏文史籍,对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的铜像的作者、年代、地点、题记和风格及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副主任、副研究员王维强的《甘丹赤巴对藏族文化的贡献》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勾勒历史上的甘丹赤巴在藏族文化方面所做贡献的大致轮廓,并从五个方面详述甘丹赤巴的贡献。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徐桂香的《国民政府在西藏兴办教育初探》一文,旨在探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极为困窘之情形,在西藏兴办教育之过程与所遭遇之困难,以作为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互动之个案分析。台湾台北教育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杨嘉铭的《台湾蒙古族传唱之成吉思汗纪念歌》一文以台湾蒙古族于成陵大祭或节庆聚会时以蒙语或汉语齐唱的《成吉思汗纪念歌》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歌曲在蒙古草原上的变体,产生渊源及版本等问题。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吉林教授的《近代藏学研究——从欧阳无畏谈起》一文,结合自己与欧阳无畏的交往经历,对其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而台湾政治大学民族所兼任副教授、法光佛学中心主任萧金松的《欧阳无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学术贡献与影响》一文,则全面介绍了台湾藏学之父欧阳无畏教授的生平及学术贡献与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达力扎布教授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评介》一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辑,齐木德道尔吉、吴元丰、萨?那日松主编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内容及价值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评析,指出其中有不少档案涉及青藏地区,值得藏学工作者关注。

　　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章还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王明荪教授的《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补述》、中国藏学杂志社副编审黄维忠的《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扎西次仁副研究员的《藏文信息技术最新成果——介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珠穆朗玛系列藏文字体”和“珠穆朗玛藏文转写输入法”》等。

　　五、第二届海峡两岸研讨会的特点

　　第二届海峡两岸研讨会历时3天,圆满成功。此次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首次将藏学、蒙古学相结合,重点突出。此次大会的主题即是以藏学和蒙古学为重点展开讨论,集中的论题令学者们在此次会议上能就很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研究。来自台湾、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的专家学者47人共提交论文46篇,反映了海峡两岸藏学和蒙古学老中青三代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第二,会议涉及各个方面,内容丰富。此次会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藏学、蒙古学的历史、文化、宗教、当代等多方面的问题,从多角度展开学术探讨,有利于学术的深入。

　　第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此次会议不仅有新的考古发现及重要史料的公布,更有对既有观点的再探讨、再认识和再坚持,不仅有对传统历史文献的新诠释,也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的新考订,创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梁俊艳,女,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出自: 《中国藏学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