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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评介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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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评介

  作者: 边吉

  著名藏学家张羽新先生和青年学者张双志主编的大型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新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最近将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约9600万字,史料宏丰,印装精美。它与此前该社出版的《清朝治藏法规汇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同构成中国藏学汉文文献史料库,汇集了藏学研究所需的基本史料,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它标志着张羽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藏学汉文文献历史集成》,这样一套总计约2亿字左右特大型专题文献史料丛书,经过近10年的努力,完成了预定计划。

  《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后面简称《汇编》)共分11辑:一、唐蕃史料;二、宋代吐蕃史料;三、元代吐蕃史料;四、明代藏事史料;五、清代藏事史料;六、驻藏大臣传记史料长编;七、蒙藏及青藏关系史料;八、藏传佛教与藏区风土文献萃编;九、涉藏典籍辑要;十、藏区方志补遗;十一、民国藏事补遗。除最后两辑为此前有关各编补遗外,其余9编基本采用按朝代为序,突出重点专题的编纂方法,囊括了从7世纪中叶至1911年清朝灭亡,1200余年间,涉藏汉文基本文献。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文献种类繁多。其突出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选材严谨而又广采博收,史料翔实而丰富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充分的史料难以构筑学术的高楼大厦。在选辑史料上,编者考虑到了这几点:出处明确,来源可靠,排除后人伪托或编造;稿本(含当时誊录本或抄本),优于刻本;初刻本优于翻刻本;孤本、秘本、善本优于普通刻本。在严谨选材的前提下,则广采博收,即使史实记述有异,观点针锋相对,也兼收并蓄,不拘一格。除正史、实录等基础史料之外,各种史书(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各朝《会典》和《经世文编》《纪事本末》,有关的专史、私史、史评、别史等),以及信札、日记、碑刻等都在取材之列,力求做到史料的系统而完备,为研究者提供了广泛而充分的文献资料。

  例如,在“唐蕃史料”中,除新旧《唐书》《全唐诗(文)》《史通》等常见资料外,还从敦煌遗书中采辑了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诗词、文书、碑刻、变文等。又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辑录了一批有价值的史料。例如,释义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记述入蕃唐朝僧人在拉萨会见文成公主,以及吐蕃与周围地区的社会情况等,史料价值极高。

  在宋代部分,除正史和各类常见史书之外,又从《宋会要辑稿》《皇宋十朝纲要》《宋九朝编年备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等比较罕见的史书中辑录了不少史料。

  在元、明、清和专题各辑,除正史、实录和各种史书二三百种之外,还辑录了大量官方档案、私人信札和日记、碑刻、诗文集,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因而全书内容充实、丰满,史料翔实而又系统完备。

  二、以朝代为序,突出重点专题,方便研究利用

  为了研究者利用史料方便,这部规模巨大的史料汇编,采取了以朝代为序、突出重点专题的编排方法。读者要想系统、全面地了解某一朝代藏事情况,或者了解某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按朝代查阅即可。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对一些历来受到藏学界重视、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编纂专辑史料,方便学术界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某朝代专题内将重要问题的史料,从朝代的史料序列中分离出来,立为专题,例如唐蕃专辑的“南诏”问题,就是一例,它突破了“唐蕃”的朝代界限,将《南诏野史》等有关的汉文文献汇集成专题,为学者研究吐蕃与南诏的关系,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

  该汇编中,最突出的是,将“青藏关系”、“蒙藏关系”、“驻藏大臣”等向来受到高度重视并一直有许多学者苦心研究的重大问题,立为专辑,与朝代专辑并列。“青藏关系”、“蒙藏关系”的史料在元、明、清朝代专辑中也有不少,但主要是在方针、政策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而在专辑中,多为具体事件,以及大量的地方史料。“蒙藏关系”除收录《亲征平定朔漠》《平定准噶尔纪略》等名著外,重点收录了大批蒙古史志资料,其中有少数是清代抄稿本,例如《古丰识略》《归绥识略》《归绥厅志草稿》等,都是首次面世。这些都是研究西藏与蒙古政治、文化、宗教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等重大历史问题的难得资料。《驻藏大臣传记史料长编》是一个重大课题,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一个亟待开发研究的原生态区,除一两本简要介绍和数量有限的论文之外,系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扛鼎之作尚未面世,其重要的原因是史料匮乏。有鉴于此,编者从官书、档案、方志、家乘,以及驻藏官员的奏稿、书信、日记、碑刻、诗文集中,爬梳出有关史料,约计二三百万字,汇为长编(清代驻藏大臣120人左右,得一半),僻为一个专题史料库。

  “藏传佛教与藏区风土文献”专辑的编纂,以新、稀为特点。编者抛开多见、常见,而以罕见、难得、珍稀史料为主,选辑了清朝皇家藏传佛教寺庙档案近千件,有大活佛撰写的汉译藏经要旨,民国汉族大活佛和佛学学者编写的藏秘著述等。“藏区风土文献”专题中,则是从清人文集和民国报刊中选编的,约计数百种,也属难得和罕见。

  对于一些所记非一时、一事,难于摘录采辑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古籍,设置了《涉藏古籍选辑》专辑,影印全书,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例如,近代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张维辑录的《陇右金石录》,保存有大量西北地区涉藏碑刻。《金陵梵刹志》《武林梵志》中,有关明初江浙地区藏传佛教及其与明王朝关系的史料极为丰富,系时人记时事,翔实可信,极为难得。《蜀中广记》是目前仅见的明人川西藏区行记。康熙《清凉山志》《清凉山新志》(抄本)保存有许多清初宫廷与藏传佛教有关活动的史料。《四译馆增订馆则》《华夷译语》《皇清职贡图》等,所存藏事史料极多,而且都属珍本,一般研究者很难见到,此书的出版免除了搜求之苦。

  三、荟萃珍稀典籍,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极高

  编者将数十年辛苦努力搜求得来的一批珍稀典籍,收入这套《史料汇编》,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例如,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筹藏新政”的亲笔记录——《使藏纪事》(抄稿本)、西宁办事大臣奎顺的《奏稿》(稿本),以及清末藏事奏稿(清抄本),和其他清代藏事史料稿本和清抄本,至少有四五十种,都是第一次面世。另外,像福康安《奏疏》,以及那彦成有关青海《奏稿》等以及和琳、孙士毅诗文集等多种驻藏官员的诗文集,也都是清代原刻本影印。

  《四译馆馆则》是明清两代为皇帝翻译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专门机构——四译馆的内部工作规则,属宫廷秘籍,不流传于社会。四译馆编印的《华夷译语》载有大量有关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文献,虽然在社会也有流传,但究属宫廷秘属,世间难睹其全貌,且各种版本详略不一,内容多有残缺。这次收录于《汇编》时,两书都选用内容最为齐全的、极为难得的明末清初刻本,使读者得窥其原刻全貌,掌握翔实可信而又全面、充分的历史信息。编者还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辑录出《佛说造像度量经》《神僧传》《大明高僧说》《御录宗镜大纲》《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谐声韵学》等有价值的史料。后两种声韵学著作,是由活佛撰写的藏汉佛学翻译专著。记录元初佛道大辩论的《至元辨伪录》采用了原刻本影印,也属珍稀本。

  传为果亲王允礼撰述的《西藏志》,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后来《卫藏图识》《卫藏通志》《卫藏图考》等都加引用,被学术界视为清代西藏地方志书的鼻祖,近些年来考证、研究的文章很多。这部《汇编》将有关《西藏志》的几种版本都予收录,以便比较研究,同时,将果亲王允礼的《西藏日记》和诗文等集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藏志》以及果亲王生平与藏事活动,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元代修建通往西藏的驿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史书记载很少,这套史料汇编从《永乐大典》中有关的完整记述(《元代站赤》),弥补了学者长期以来因史料缺失造成的遗憾。

  另外,如清人辑《西藏杂俎》(稿本)、《光绪藏事奏底》(稿本)等,都是珍稀抄稿本首次面世。《汇编》中类似的珍稀典籍还有很多。

  四、广泛吸取最新科研成果,为古籍添注新的生命活力

  运用史料,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鉴定其真伪,其次是,弄清其来源出处,流传情况,判断其研究价值、史料价值(包括版本价值等)。该编者在选编史料时,首先是根据近些年来学术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编者的多年研究经验,对史料进行了科学鉴定。例如,有一部清代手抄稿本,其收藏鉴定,只是说明这是一部清代抄稿本,内容涉及清末西藏问题。编者经过反复研读,并与有关史料对照研究,确认它是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的《使藏纪事》,据此写出了简要的出版说明,使这部藏学界从未见刻本面世的重要著作得以真面目示人。再如,有一部题为《西藏、川藏奏底》的清代稿本,未明其作者,因而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编者经反复研究,确认它是清末驻藏大臣与川滇边务大臣有关藏事奏疏的抄稿本,作者涉及色楞额、成德、联豫等多人,还有属员的禀稿和边务往来公文等,《汇编》中据此加以说明,并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处理,使其史料价值极大地凸显出来。

  对于人所共知的一些重要史料,该《汇编》也根据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进行了相应的增订。例如《元史?释老传》,有许多藏学家对其进行过专题研究,编者将其从《元史》中抽出来,单独成篇,用多年搜集的元代碑刻和有关文献加以考订、增补,内容比原文多出数倍。《明实录》《清实录》是研究明清两代西藏问题的基本史料,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 ,以前有关单位曾将其中的藏事史料辑录成书。编者利用大量档案和其他官书、文献,对其进行了增补,内容比已经印行的两种史料集内容多出将近一倍。例如《清实录》中有关清入关前的史料,仅有寥寥数条,编者从档案《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稿本》等官方文献中辑录、增补的史料,多出十倍左右。

  另外,该《汇编》还采用多种方式吸收最新科研成果。例如,在“吐蕃与南诏”的专题中,除辑录现存世的基本史料外,还附录了近代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关于南诏史料述译的文章,为阅读南诏史料、研究南诏问题,提示津梁。在辑录敦煌遗书的工作中,大量吸收了近代敦煌学泰斗罗振玉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其他许多历史文献的考证、版本鉴定等方面,也都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

  总之,这部大型史料集不仅是一部古文献的汇编,还为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的科研信息,从而也为古籍贯注了新的生命活力。从唐代至清代1200余年间的藏事基本史料,都囊括在这部专题史料库中。

  来源: 《中国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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