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评介

　　《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评介

　　边吉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4-0169-02

　　青年学者张双智博士编著的《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以下简称《汇要》),于2010年7月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发行。该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总计110余万字,分元、明、清和民国四章,将700年来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主要政策法规囊括其中。该书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严谨体例

　　中国传统史书有着众多体裁,而体例更是丰富多彩。《汇要》大体参照传统史书“会要”体例而又加以变通,以适应当代读者的习惯。作者在《前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点:“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和文献中,选辑近二千种(条),大体参照我国传统史学‘会要’体例编撰成书。”中国传统史书的体裁有二三十种(“会要”是其中之一种)之多,例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通史、断代史、专史、会要、年谱、方志、正史、杂史、野史、列传等等。作者为了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还对“会要”作了简要说明:“‘会要’是我国历代所修史书的一种体裁。历代所修各项经济、政治制度的汇编,称为‘会要’。《唐会要》创修以后,代有编修。《元典章》和明、清所修会典,是历史上著名的官修‘会要’,但在体例上又有创新,略书经济,主要写政治典章制度,但不详述史实。各典之前,均有提纲挈领案语(提要)。本书多参照其例。书之所以题名‘汇要’,是便于广大读者的理解。这也是编写的初衷。”“所谓‘参照’,就是略仿其例而多有变通。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读者需要,采用了一些现代书刊编撰惯例。例如,以朝代为序,分为元、明、清、民国四章,大体囊括了近七百年间,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政策法规的主要内容。每章前面有简述,是笔者根据多年研究心得体会,概述本章主要内容及其各种政策法规的得失和历史意义。之后,便是按问题分类编选的各朝代有关政策法规原文。通常是全文照录,只有特别冗长的才略加删节。目的是保留原汁原味,方便研究利用。同时,为适应专家以外的广大读者,书名改为‘汇要’。”

　　正是根据这种认识,全书采取了以朝代为序,按问题分类的编撰方法。每个专题的史料,又以发生的时间为序排列。这样,眉目清楚,重点明确,首尾具备,政策法规的形成与变化,脉络清晰,便于读者理解、研究。

　　二、提纲挈领,疏而不漏

　　编撰这样大规模的书稿,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时间跨度700年,内容涉及政治、民族、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700年,社会桑沧巨变,政权更替频繁,政策法规更是千头万绪。为此,《汇要》采取了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提纲挈领,疏而不漏的编撰方法,将700年来历代治藏政策法规汇于一编。书中第一章元代(1271—1368)十三题。第二章明代(1368—1644)六题。第三章清代(1644—1911)十四题。第四章民国时期(1912—1949.9)十题。

　　三、体现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该书不是普通的史料汇编,而是作者多年科研成果的结晶,这在体裁体例、章节安排、史料选用与考订等各方面,都有明显体现。特别是全书的《前言》和各章的概述说明,更是直接阐述了作者科研成果和学术观点,略举数例:

　　第二章元代(1271—1368)部分,对元代治藏政策法规的历史评价,显示了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元代治藏政策之所以适宜,并能取得成功,作者认为有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也是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之一,其生活的蒙古高原与藏族生活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有许多相似之处,其社会生活和心理素质也有许多相近处,容易互相沟通理解(例如,蒙古族很快就接受了吐蕃的宗教文化),所以元朝提出的一些治藏政策能够比较适宜吐蕃情况,吐蕃也容易接受。另外,作为元朝治藏(吐蕃)政策的首倡者和主要制订者的元世祖忽必烈,早在‘创立国号’、正式建立大元王朝之前,就已经崇奉藏传佛教,接受了藏族文化,并吸收八思巴等藏族高僧参加国家政权,为治理全国(包括吐蕃)出谋划策,所以有吐蕃僧俗上层人物参与提出和制定的有关政策,比较适宜吐蕃,并卓见成效。”

　　在第三章明代(1368—1644),作者指出:“大体而言,明代的治藏政策是借鉴元代的经验教训,同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加以补充、修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显著的历史特点。……以后历朝大体都是因循旧章,或稍加变通。”该书将实授五王和三大法王与敕赠各种荣誉封号作了区分,指出其政治意义各有不同。对于明代西藏向中央政权的朝贡,有关的论著也都有论述,但对其制度的具体内容大都语焉不详。本书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说明,明代建立的朝贡制度,就是“贡有定期,人有定数,物有定品,印信有定据”,并作了具体说明。

　　关于清朝的治藏政策法规,有不少研究成果,该书则调整、转换研究视角,除综述、列举其主要内容外,主要是从其历史特点和形成过程切入,并着力研究,加以说明。第四章民国时期(1911—1949.9),是本书的重点,也是作者着力较多的部分。由于此前作者曾参与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并主编《民国治藏政策法规全编》,因此掌握的有关资料比较丰富,有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民国治藏政策法规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是孙中山先生,他提出的“五族共和”是民国时期制订治藏政策法规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理论基础。这在第四章民国时期概述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说明:“辛亥革命是以推翻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为政治号召的,这也难免引起满族广大人民群众的惶恐不安,所以,提出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对他们无疑是一种安神剂。对于居处边疆地区的蒙古族、回族、藏族来说,不仅有稳定社会和人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昭示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是中华民国领土,即‘领土之统一’。从思想渊源来说,它是继承了18世纪乾隆时期开始形成的满、汉、蒙、维、藏五族一统的国家理念和治国安邦思想。”这些论述凝结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对于民国时期的有关藏族教育的政策法规,学术界研究得不是很深入。《汇要》将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开辟了专门章节,收录数十件此前学术界很少利用的文献史料,并在本章的概述中,阐明作者经过多年研究后形成的学术观点:“兴办蒙藏教育,优待蒙藏学生,这是民国时期首创的治藏政策,元、明、清各朝不曾有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将近代治国理念引进了筹藏政策。”对于民国时期治藏政策法规的历史评价,该书作者在概述中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民国期间虽然社会动荡、战乱不止、政权更替频繁,但历届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没有因为各自政治利益的冲突而造成政策的反复或抵触,这对国家的统一当然是有利的。借鉴、继承清代治藏经验教训,是民国治藏政策法规的重要历史特点。”作者的这些评述有大量的文献史料作支撑,并且是经过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此外,书末附录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作者是从政治文化传承的视角说明其对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

　　四、取材严谨,广选精取

　　文献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和生命,离开它将一事无成。对于这种以文献史料汇编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该书不是普通的文献史料汇编,而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所以对文献史料取舍有着自己的特点,总的来说是取材严谨,广选精取,史料丰富而眉目清楚。

　　首先,作者有自己特定的取材标准。全书涉及的历史跨度700年,内容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的文献史料可谓浩如烟海,不设定严格的选取标准,就会陷入文献史料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勉强编纂成书,只能是资料堆砌,芜杂满目。所以,书中收录的文献史料,都经过了编著者长期的去粗取精的鉴定、研究过程,选取最能说明编著者的学术观点,最能反映历代治藏政策法规的形成过程和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以及相关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原始、最权威的文献史料。然后按问题分类,删繁就简,依序编排。对于文献史料,编著者有自己的鉴别、取舍标准:稿本(包括原始档案)优于刻本,誊录本优于传抄本,初刻本优于后刻本,官修本优于坊间本,名家考订本优于普通刻本等等。同时,对重要的文献史料,作者还作了必要考订,并将研究成果,用“编者按”或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供研究者参考。

　　五、荟萃珍稀史料,彰显学术前沿性

　　这部书收录了不少相关学术论著很少征引和深入研究的珍稀文献史料,彰显了其学术前沿性,这在第三章明代和第四章民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民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很多长的时期,在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视为禁区,许多文献档案也被尘封。很多人不愿意或难以涉足。改革开放以来,禁区逐渐解禁,许多被尘封的历史档案,向社会开放,提供学术研究利用。得益于此,《汇要》辑录了不少过去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更重要的是,本章《附录》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有关藏事文献选辑》,其中,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四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等有关蒙藏的决议案,都是过去藏学研究很少有专家见到和进行研究的,弥足珍贵。

　　总之,这是值得用些时间认真阅读、研究的学术著作。当然,其学术观点正确与否,章节和专题的安排是否合适,文献史料的取舍是否恰当等等,都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值得商榷和修正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十年磨一剑”,总会有独到之处。

　　[作者简介]边吉,《中国藏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101)

　　作者在《前言》说明:“13世纪,西藏归附元朝,从此和其他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一样,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从元朝开始,历代中央政权在加强对西藏管理的同时,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法规。今天,它们虽然已经失去了政治、法律的社会约束力和强制力,化为尘封的历史档案和文献,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和先人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认为,这不仅是藏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