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分类和来源

　　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分类和来源

　　戴忠沛

　　目前存世的西夏文文献里，已知30份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学界很早就知道这些残片里的藏文注音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笔迹，但一直未将不同笔迹的注音区分出来，致使不同来源的西夏字藏文注音相混，影响西夏语音研究的工作。本文利用现时最完整的夏藏对音资料整理成果，讨论这些不同来源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分类问题，考证各类残片的来源，并指出不同类别残片之间存在表音差异。

　　关键词：西夏文　藏文　注音

　　作者戴忠沛，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荣誉助理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香港薄扶林道。

　　西夏字是一种非拼音的方块文字，字型结构能透露的语音讯息十分有限，这使得学界在构拟西夏语的语音系统时，不得不依靠其他的材料。在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中，已知有30份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其中25份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另有5份收藏在大英图书馆。这些残片里附在西夏字旁边的藏文注音，为西夏语音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讯息，因此在发现之初，即已引起学界的重视。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学界一直以来能运用的夏藏对音资料，主要是聂历山于1926年根据7份俄藏残片藏文注音整理而成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及1960年出版的聂历山《西夏语文学》里的笔记资料。前辈学者讨论西夏语音问题时，引用的藏文注音资料几乎都出自聂历山的这两份记录。

　　聂历山很早就意识到这些残片里的藏文注音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笔迹，但他却没有将不同来源的藏文注音分类处理，也没有说明每一个藏文注音分别出自哪一份残片，令人不无遗憾。可以推想，不同的笔迹乃出自不同的书写人之手，当他们各自用藏文为西夏字注音时，会受到个人的藏文拼写习惯、藏语口音差异，以及对西夏语音的听感认知的影响，彼此的注音风格肯定会有差异。如果将出自不同人手笔的注音混杂在一起，互相干扰，就很难看出藏文注音规律所在。在这方面，汉语学界处理汉藏对音的经验，可堪借鉴，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就将不同佛经来源的汉藏对音残片分开处理，结果不但使藏文注音的对音规律呈现出来，还透过比较不同类别残片中反映的汉语语音特征，推测出各类残片写成年代先后。前人的经验当予我们启示。笔者认为，过去夏藏对音资料所呈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将不同来源的残片分类处理所致。因此，在使用藏文注音的材料之前，如何提炼、校勘这些材料，减少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将讨论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分类问题，考证各类残片的来源，并指出不同类别残片之间存在表音差异。

　　一、目前所见残片

　　目前虽然已知有30份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但直至现在学界尚未有对所有30份残片进行彻底整理。目前可见残片数量最多的相关整理，见于戴忠沛的博士论文《西夏文佛经残片的藏文对音研究》。该论文共收集了20份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顺序编号为残片1至残片20。这些残片分别循三个途径收集得来：

　　1、残片1至16出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原件照片的复印本现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尚未出版刊布。这批残片无边框格线，西夏字俱为手写，行数不一，按格式可再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残片1、2、3、4、13、14和15，内容都是一种七言偈文；第二类包括残片5、6、7、8、9、10、11、12和16，内容是一种长篇仪轨，行23至25字。据伊凤阁1923年的介绍，这批残片是科特维奇从一个书套中拆出的。

　　2、残片17及残片18出自英藏黑水城文献，照片均已刊布。其中残片17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Or12380(1842)，亦即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发表的K.K.II.0234.k，已刊布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原件乃斯坦因于黑水城遗址地表挖得。残片18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Or12380(3495)，已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内刊布。这份残片也是由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地表挖得，是一种九言佛偈，残片有边框，藏文注音以无头字手写体用较浅的颜色(估计是朱笔)注在西夏文右边。

　　3、残片19和残片20乃从其他出版刊物补入。残片19在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一文中作为附图刊出。文章没有介绍图内残片的来历、编号和尺寸。该残片共6行，行24至25字，残片格式和西夏文字迹与上述俄藏长篇文体类的残片完全一样，周边有装裱的痕迹，可知当属科特维奇从书套拆出的残片之一。残片20乃克恰诺夫自俄藏文献发现，编号№8299，木刻版，藏文以朱笔标注在西夏文左侧。荒川慎太郎在他的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之研究》里刊布了这份残片的照片并作全文解读，判定其内文乃译自汉文的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二、残片的分类

　　黑水城所出夏藏对音残片与敦煌所出汉藏对音残片的情况略有不同。现时所见的所有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都十分零散，不见题跋，书写年代、西夏文书写人和藏文注音书写人俱资料阙如。敦煌汉藏对音的残片主要依靠内文出处分类，而这些残片经过不同学者的努力，几乎全部都已查明出处。但黑水城的夏藏对音残片除了一件经荒川慎太郎查出为译自汉文的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外，其他残片的内文出处尚待考证。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人手，尽量将不同来源的残片区分开来。

　　将残片分类的第一个方法是检验残片之间能否缀合。荒川慎太郎曾表示若干残片能缀合还原成更大块的残片。如果两块缀片能够缀合，自然表明它们是相同来源的。在上述残片中，出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残片2和14、残片3和4，以及残片9和5都可以缀合，显示他们来源相同。第二个方法是将残片按来源区分，例如科特维奇从书套里拆出的残片1至16，与斯坦因在黑水城地表挖掘出来的残片17，虽然不论西夏文还是藏文注音笔迹都很相似，但因出处明显不同，故分为不同类别为宜。第三个方法是按残片格式体例分类。残片18有边框，藏文以不同颜色的字注上，明显与大多数的残片不同。残片20的西夏文是刻版，藏文注在西夏字左边而不像其他所有残片那样注在右边，也是自成一类。另外，俄藏的残片1至16里，有一类是七言佛偈，另一类是长篇文体，彼此体例并不相同，虽然内文都是佛经，但很可能出自不同的经卷，也不宜相混。第四，从笔迹来看，俄藏七言佛偈类的残片，西夏文笔迹比较粗，而藏文笔迹比较细小。相对来说，俄藏长篇仪轨类的残片西夏文笔迹比较幼稚，而藏文注音笔迹有两种，一种较圆润清晰，另一种比较瘦弱，明显出自不同人手笔，因此也要分为两类。

　　根据以上准则，此批夏藏对音残片可以分为6类，分别以英文字母命名如下：

　　A类笔迹：此类笔迹包括上述残片1、残片2及14、残片3及4、残片13、残片15。此类残片估计由科特维奇从书套里拆出，内容是一种七言佛偈，西夏文笔迹粗大，藏文以无头字手写体注在西夏字的右边，笔迹细小散乱。

　　B类笔迹：此类笔迹包括残片6、残片8、残片9及5、残片10、残片11(第1至3行)、残片12、残片16、残片19。此类残片乃科特维奇从书套里拆出，是一种长篇仪轨的佛经，西夏文笔 迹较幼稚，藏文以无头字手写体注在西夏字右边，字迹圆润、工整清晰。

　　c类笔迹：此类笔迹包括残片7和残片11(第4至9行)。此类残片乃科特维奇从书套里拆出，内容是一种长篇仪轨。残片11兼有B类和C类藏文笔迹，可知这两类笔迹的残片其实出自同一份西夏文文献，较前部分的藏文注音属B类笔迹，较后部分藏文注音属C类笔迹。既然C类笔迹由残片11开始，那么残片7在原文献所处的位置当在残片11之后。C类笔迹的西夏文与B类一样，但藏文笔迹则与B类明显不同，比较瘦弱乏力。

　　D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17一份，由斯坦因从黑水城地表挖得，不论西夏文还是藏文笔迹均与B类十分相似，但由于出处不同，暂时单独算作一类。

　　E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18一份，由斯坦因从黑水城地表挖得，残片有边框，内文是一种九言佛偈，与其他残片不同，故此单独算作一类。

　　F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20一份，由克恰诺夫从俄藏文献里找得，内文经荒川慎太郎查得是译自汉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夏字为刻版，藏文注音以朱笔注在西夏字的左边，与其他残片不同，单独算作一类。

　　至于目前未见的10份残片，其中7份属俄藏文献，估计都是由科特维奇由书套拆得，应不离A、B、c三类笔迹。另外3份属英藏文献，出处和内容未明，可能与以上分类都不相同。

　　三、残片内容出处

　　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内文出处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虽然除了残片20外，其他残片的内文来源都尚未清楚，但透过解读还是能发现若干线索，或许有助未来找出答案。

　　A类笔迹的残片是一种七言佛偈，其中包括了“相胜母”、“实来”等译词，应译自藏文佛经。在残片3里有一句“三面八手三目妙”，尤其引人注目。查藏传佛教里有三面、八手、三目的，很可能是指摩利支天母。A类笔迹残片还提及了箭、羂索等，也与摩利支天母手持弓、箭、捐索等形象相吻合。汉文大藏经里与摩利支天母有关的佛经有《大摩里支菩萨经》、《摩利支天经》、《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及《末利支提华鬘经》，但都找不到与残片内容相符的经文。藏文大藏经有三部与摩利支天母有关的佛经，分别是德格版564号、北京版182号的vPhagspa vod zer can zhes bya bavi gzungs(意译为“圣摩利支天陀罗尼”)；德格版565号、北京版183号的Sgyu mavi vod zer can vbyung bavi rgyud las phyung bavi rtog pavi rgyal po shes bya ba(意译为“幻化摩利支天出现本续中所出细轨王”)；德格版566号、北京版184号的vPhags mavod zer can gyi dkyil vkhor gyi cho ga vod zer can vbyung bavi rgyud stong phrag bcu gnyispa las phung bavi rtog pavi snying po bdun brgya pa shes bya ba(意译为：“圣摩利支天曼陀罗仪轨、摩利支天出现本续一万二千颂中所出细轨藏七百颂”)，虽然藏文广略三种本都相当于汉文的七卷本《大摩里支菩萨经》，但藏文本或许收有一些汉文本所缺的部分，可与A类笔迹残片的佛偈勘同。

　　B类和C类笔迹的残片明显是一种佛教仪轨，估计也是译自藏文佛经。残片7提及“阿利”和“迦利”两个词语，聂历山认为这是出自某种佛教声明学的作品。米勒曾指出在藏传佛教金刚乘的成就法鬘的真言(Sadhanamala mantra)里经常出现这两个词语，未来可循这方向作深入考据。另外，残片里经常提及“金刚”、“瑜祗母”，并有一次提到“猪头”，可能是一种与“瑜祗母”或“亥母”有关的佛经。

　　D类笔迹的残片17提及“金刚瑜祗母”，可能与B类和C类字迹的残片相关连。残片里提及“要语”，可能是一种“要门”。该残片中第13和14行之间有三个从背面透墨的西夏字，可惜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最后，E类笔迹的残片18在左上方有几个藏文词，转写为“……se vdzwar vjo nye”，意思不明，或可为考证残片出处提供线索。

　　四、残片书写年代和人物

　　残片的书写年代和人物，关乎残片内藏文注音反映西夏语音的时代和地点，也关乎藏文注音以何种藏语方言为根据。藏文注音的书写人是藏人还是西夏人、他们是否兼通西夏语，都会影响他们笔下的藏文注音风格，有必要作考证。

　　在书写年代方面，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虽然都出自黑水城，但至今学界对于黑水城文献的来历，到底是黑水城本地的，还是外地带进来的，存有不同意见。俄藏文献绝大多数来自黑水城的一座佛塔，而其中的文献多数是12世纪的作品。由此猜测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也在该时期写成并不为过。A类、B类和C类笔迹的残片都是由科特维奇拆自书套，如果能知道那本书的资料，查明那本书的刊行或装订年代，自然就能知道这批残片大致的书写年代。可是至今一直未见有文章提及残片是由哪一本书的书套拆出的，如果能翻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记录，或许能查出一些线索。

　　至于书写人的身份，从残片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在A、B、C类笔迹的残片里，都能找到藏文注音颠倒的例子，即前一个藏文注音实际所注的是后一个西夏字，而后一个藏文注音倒足注前一个西夏字。另外还能找到藏文注音初时错注下一个西夏字的读音后来再补注，甚至多个西夏字的藏文注音连续错位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书写藏文注音的人很可能不懂得西夏字，只是凭听到字音在相应的方块字旁边以藏文注音。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书写西夏文的人和作藏文注音的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B类和C类笔迹的残片里的西夏文字迹一致，中途的藏文字迹却有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猜想，既然作藏文注音的人不懂西夏字却懂得藏文，他很可能不是西夏当地人，而是从藏族地区赴西夏的藏族僧人。

　　从藏文注音表音功能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得知至少B类、C类和D类笔迹的藏文注音都能区分声调，反映注音的人本身的口语应该是一种有声调区别的藏语方言。现时藏语三大方言里，安多方言至今没有声调，因此这三类笔迹的书写人应该不是来自安多地区。现今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都有声调，其中卫藏方言的原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已经清化，是送气音，而康方言保持清浊对立，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不送气。西夏文残片内藏文注音的基字清浊对立，浊塞音及浊塞擦音都不送气，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较接近现代藏语的康方言，但目前卫藏方言部分地方也具有这些语音特征，不能完全排除注音人来自卫藏地区的可能。

　　透过不同笔迹的比较，还可以发现B、C、D三类笔迹的注音风格比较接近，而A类笔迹与另外三类笔迹的风格差异较大。在所有笔迹的类别中，下加字w基本只在A类笔迹才出现，似乎下加字w在A类笔迹注音人的口中还是发音的，而在B、C、D三类笔迹的注音人口中则不发音，由此猜想A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可能与B、C、D三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有较大的差 别。由于A类笔迹的残片与B类、C类笔迹的残片都是拆自书套，估计这三种笔迹的残片是同一时期的产物，A类笔迹注音人与B类、C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差别应该是共时的方音差别，而不是历时的语音演变。

　　五、不同笔迹藏文注音表音功能的差异

　　如果将西夏文残片的藏文注音按照藏文基字、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和元音符号排列，与所注西夏字的声韵系属，以及对应的汉字注音及梵文对音作系统性的比较，并将藏文注音按不同的笔迹分别排列，可发现不同笔迹的藏文注音风格并不一致，兹举数例说明：

　　1、藏文的下加字w，在西夏文残片藏文注音的A类笔迹里还保留得颇为完好，而在B类、c类等其他笔迹里，则几乎完全消失。在现代绝大多数藏语方言里，下加字w都不具备任何表音功能，它的表音性质在什么时候消失，及消失的过程如何，目前学界所知有限。夏藏对音残片里的藏文注音，说明当时A类笔迹的书写人的认知里，下加字w还是表音的，而在B类、c类等其他笔迹里，下加字w的表音功能已经不存在，为下加字w消失的过程提供了证据。

　　2、在B、C、D三类笔迹里，前加字g或d与鼻音基字相拼时能改变音节的调类，使之与西夏语的平声相对应。在A类笔迹没有这种现象。这说明B、C、D三类笔迹书写人的藏语口语里，已经存在声调，而A类笔迹书写人的藏语口语可能并没有声调区分。

　　3、在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基字前，A类笔迹基本只能带前加字v；B类笔迹能带前加字v、g、d，或上加字r，也可以不带任何加字；C类笔迹和D类笔迹都是前加字v与前加字g或d杂用，其中C类笔迹较倾向使用前加字g或d，而D类笔迹较倾向使用前加字v。由此可见，在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基字前的前加字使用是具有规律的，而不是随意或杂乱无章。这一点对判断西夏语是否有前置鼻音尤其重要，因为过去否定西夏语有前置鼻音的论据，正是指相应的藏文注音前加字使用混乱，从而认为这些前加字并不表音。当我们将藏文注音按笔迹分类，即可发现前人所指的混乱，其实是各种笔迹的藏文注音相混而造成的。

　　概括而言，各笔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加字的选用方面。相对来说，基字的选用和反映的音值在各笔迹都比较一致。这反映了西夏文残片内藏文注音的两个层次：当注音人凭现成的藏文拼写组合已经能为他们听到西夏字作注音时，各笔迹的注音人基本上都会遵从现成的藏文拼写法。但当他们听到的西夏字音比较奇怪，例如是一些藏语没有的西夏语声母，未能用现成的藏文拼写记录，那么他们就得各自想办法把这种语音描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藏文拼写的先例可循，各人之间的方法会有差异，但每个人使用的方法内部却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笔迹藏文注音的异同大抵由此而来。

　　[责任编辑　华祖根]

　　出自: 《民族研究 》 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