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孜尔新1窟发现的前前后后

　　新疆克孜尔新1窟发现的前前后后

　　我是1972年初冬到克孜尔石窟文管所工作的，1985年7月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前夕离开，在那里工作了14个年头。就在我到克孜尔石窟的第二年，发现清理了新1窟。

　　新1窟的发现清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也充满艰辛，既给我们带来惊喜，更多的却是教训。

　　我刚到克孜尔石窟时，尼亚孜·买买提老人（1956年文管所建立时即在石窟工作的维吾尔族老工人）陪我看洞窟，告诉我：1958年他在第69窟西侧发现一个洞口，正准备想办法清理，不料当天夜里就遇上地震，山崖崩塌，露出的洞口被重新埋住，而且埋得更加严实，清理之事便搁置下来。

　　1973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场大雨过后，他又发现洞口被雨水冲开一道口子，便叫上我和同事周基龙一起钻进去察看。看到这是一个中心柱窟，主室已遭破坏，也堆满塌落的岩石和沙土，由外向内形成一个斜坡。由于有中心柱的抵挡，沙石才很少滚到左右甬道内，对后室更没有大的影响。我们从乱石堆上慢慢朝里往下爬，开始，窟内还有点光线，越到里面，光线越暗。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打开手电，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就在甬道和后室，不只保存下来的大型飞天等壁画完好如初、鲜艳如新；还在右（西）甬道外侧壁残存2身颇具笈多造像风格的立佛塑像，上半身虽毁，腰部以下大体完整；尤其是后室涅槃台上所塑的一躯身长5米多的涅槃佛像，更是仅面部略有残失。他朝外侧身而卧，曲肱而枕，袈裟紧裹身子，双脚并拢直伸，左手自然平放在左腿上，一副熟睡的样子。不仅体态匀称，形象逼真，肌肤也仍保持原先的古铜色，真给人一种佛特有的“身金色相”的感觉。我们异常兴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熟知石窟历史的人都知道，克孜尔石窟尽管保存大量精美壁画，拿德国人勒柯克（Lecoq）的话来说，是在中亚地区所能见到的最优美的壁画。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特别是反偶像的破坏，塑像保存下来的不多，而仅有的一些，也在上世纪初被外国探险队盗运出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新1窟竟如此完好地保存这样巨大的涅槃佛像，怎能不叫人喜悦兴奋！可那时，我们文管所条件差，没有照相机，无法在第一时间把壁画塑像拍摄下来，真是痛惜不已！

　　这年12月7日，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沈竹来克孜尔石窟视察，得知发现新1窟，亦不顾危险进窟观看。当时随同前来的国家文物局老专家顾铁符、祁英涛先生也执意要进去。顾老还特意用带子把裤脚扎起来，以示自己手脚利索，年轻精神，没有问题。他们虽都带着照相机，却无闪光设备，仍未能拍下照片资料，再一次留下遗憾！

　　我时常想，假如那时能将壁画塑像，尤其是那身涅槃塑像拍摄下来，恐怕是世界佛教艺术遗产的一件绝品！

　　既然洞口已经暴露，窟内情况也已清楚，唯一的办法，只有抓紧时间清理，加以保护。

　　可要搬掉堆积如山的沙石，谈何容易。有的石块大如桌面，搬动起来更是困难。我们也想到请附近公社社员来帮忙，但没有经费，只能自己动手。于是，我们就从这年冬天开始，凭着几把钢钎、头、铁锨、一辆手推车等简单工具干了起来。

　　也许是那时大家都在学习老三篇，受到《愚公移山》精神鼓舞，当然也怀有一种不要使窟内塑像和壁画遭受破坏的强烈愿望，全所9个人，每天砸的砸，撬的撬，推的推，不停地清理，虽然有时也觉得苦和累，而更多的是心里急，想着如何加快速度清理完。好在这里的岩石是由河沙沉积形成，没有一般石头那么坚硬，比较松软，时间长了还会自然风化，能“啃”得动。经过一个冬春，终于将窟里窟内清理干净，砌起窟墙，盖起窟顶，安上窟门。可未过多久，还没等我们喘口气，从山崖上又滚落下石块，砸坏窟顶，我们又重新盖了一次。

　　然而，事与愿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长期封闭在地下的洞窟，窟内温湿度相对比较稳定，一旦打开，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受热受潮，慢慢地，壁画开始褪色、变酥、脱落，塑像也逐渐风化解体。为防止进一步损坏，1976年夏天，我们请自治区博物馆两位从事文物保护的科技人员，对壁画喷洒化学试剂，进行加固，虽然很辛苦，但效果仍不理想。

　　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发现新1窟固然是一件好事，它丰富了我们对克孜尔石窟的认识，开阔了学术视野。这方面可举事例很多，除前已述及窟内十分难得地保存3身塑像，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克孜尔石窟塑像魅力和龟兹人民的高超雕塑技艺外，又例如，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两侧壁大都是绘说法图，表现释迦牟尼佛成道后诸方说法教化的圣迹，而新1窟则是在两侧壁底部设置一长条像台基，并延伸到前壁门左右两边，其上贴塑一列立佛像，窟内塑像比重显著增加。这些立佛像虽无留存，但这一特殊现象，无疑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尽管如此，但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相比，却是第二位的。因此，在目前保护条件尚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还不如让它再沉睡地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说到这里，不妨再联系一下第69窟情况。第69窟紧邻新1窟，亦是一个新发现的中心柱窟，是由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发现并清理的。从韩先生书刻在第10窟北壁题记可知，他于1946、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在第二次工作时，挖出一个形制完整、壁画新奇的洞窟，他编为特1号窟。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西北文化局组织专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全面勘查、编号，将韩先生所称的特1号窟，按由西向东的顺序，统一编为第69窟。

　　这两个新发现的中心柱窟不仅位置毗邻，而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最突出的地方，第69窟同样是在主室两侧壁设置分别与前壁门左右两边连通的像台基，其上贴塑一列立佛像，亦是一个以塑像为主的窟。而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中，主室两侧壁及前壁贴塑立佛像的仅见此两窟。目前虽无足够证据说明它们一定存在组合关系，是一对姐妹窟，但它们均发现于上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绝非偶然，足以说明在克孜尔石窟地下，肯定还有未被发现的秘室宝藏，需要格外小心从事，切不可随意在窟区动土，尤其是在山崖跟前，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些年在窟区挖人工湖时便挖出一件制作精美的陶祖（雕着龙纹的男性生殖器模型），在山崖跟前用推土机推路时推出彩色陶片，这些不正是向我们发出的警示吗？

　　在此，想顺便就陶祖的文化性质问题做点推测，觉得它很有可能是一件古代羌人“男性祖先崇拜”的遗物。因为，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的西汉中央政府颁发给龟兹羌族部落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和拜城县黑英山博孜克日格沟口发现的东汉永寿四年（实为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秦人（羌人）孟伯山等筑亭治关的摩崖石刻以及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敦煌僧人竺法护所译《阿惟越致遮经》梵本得自龟兹副使羌子侯等史实可知，早在两汉至西晋年间，龟兹境内便居住大批羌人，有的还担任官职，而在羌人中就流行“原始自然崇拜”与“男性祖先崇拜”。若是，表明克孜尔石窟可能在佛教传入之前即已成为龟兹一处宗教圣地，文脉悠久。可惜出土陶祖的地方已遭破坏，无从通过考古发掘揭开历史真相。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转引一位老专家的话。这位老专家就是前面提到的祁英涛先生。他在随沈竹副局长视察克孜尔石窟当天晚上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克孜尔石窟保护问题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其中有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不仅要保护好洞窟壁画，同时还要把整个克孜尔石窟窟区当作艺术品来看待，既要注意保护遗址范围内的遗迹遗物，也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景观风貌，不要人工化，要自然化。虽然30多年过去，祁英涛先生也已作古，但我觉得他说的并不过时，我转引在这里，目的是与同仁共勉，再接再厉，为切实保护克孜尔石窟——祖国西北边陲这座佛教艺术宝库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