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文中“天福”纪年的考查与辨正

　　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文中“天福”纪年的考查与辨正

　　——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炼图”题记“天福”纪年由来探疑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陈明光

　　南宋大足石刻《唐柳本尊传碑》（简称：柳碑）载：晚唐四川密教教主柳本尊“十炼”行化始末，法嗣弟子有声前、后蜀，宋熙宁元年敕赐弥蒙（今四川广汉）道场“寿圣院”为额，但释史失载。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见于碑文漶蚀过半不读，据时收的文献资料对碑进行了校补，以《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一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由于柳氏教派史失其载，南宋大足赵本尊（智凤）又承持其教，在大足宝顶山营建造像近万躯的石窟道场，并于大佛湾图文并举地凿出柳本尊化道“十炼图”弘扬其教，是时大足成为“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于是拙文引学界注目，《中国密教史》、《汉传密教》采纳以补史之阙，又被收载《大足石刻研究文集》、《大足石刻铭文录》和《佛教新出碑志集粹》[1]等辑。前些年，虽有学者对拙文校补本尊“十炼”中的“天福”纪年提出过置疑，但未理喻。今据近年考查所得，对图、碑“十炼”纪年中的“天福”考辨于后。

　　一、柳碑及其校补概略

　　柳碑仍保存重庆大足宝顶山石窟小佛湾内，高125、宽95、厚11厘米。碑首横刻隶书“唐柳本尊传”，文竖刻42行，满行70字，共2796字，字径2厘米。1984年校补时，借助50年代拓碑残本对读也仅得1363字（含依稀可辩字），校补后得2224字，可窥碑概貌。

　　柳碑，乃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释祖觉重修撰，王秉题额，张岷著跋，张济书丹，王直清刻立于广汉弥蒙寿圣本尊墓左。据明宣德刘畋人《重开宝顶石碑记》载：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大足僧人赵智凤“西往弥蒙，云游三昼，既还，命工首建寿圣本尊殿（今称小佛湾），因名其山曰宝顶……寿圣本尊生唐宣宗大中九年……后智凤因持其教，故亦以是为号”[2]。据此，宝顶山之柳碑是赵智凤摹刻弥蒙寿圣本尊墓左之碑无疑。

　　鉴于柳碑可补史之阙，愚有心对其校补，但查弥蒙之碑早已不考，唯得清道光刘喜海《金石苑》录大足宝顶柳碑时存之文。大足时存清代、民国五部县志，唯民国县志录有柳碑残文，但远不及《金石苑》。石刻造像，除宝顶山石窟外，安岳毗卢洞亦刻有柳本尊化道“十炼图”，同为南宋凿刻。宝顶“十炼图”摩崖刻大佛湾北岩西端（高1257、宽2540厘米），榜题：“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图一）。“十炼图”旁题记本尊从光启二年（886年）至天福六年（941年）“十炼”行化事迹及其时间、地点、人名和佛菩萨的证明像等。安岳毗卢洞“十炼图”（高660、宽1440厘米）。造像内容与宝顶大同，图旁题记基本一致[3]。但有学者认为，安岳“十炼图”要早于立柳碑之前，但又早不过宋熙宁年间[4]。

　　柳本尊化道“十炼”是柳碑的主要内容，1984年校补时借助拓本仅辨识得第一炼指的“光启”年号。《金石苑》录文有第四剜眼的“天复三年”和第二立雪与第三炼踝行间残存的“天□元年”，其余皆残存年份而无年号。民国大足县志亦然。大足、安岳石刻“十炼图”（下合称“十炼图”）题记，除炼指、立雪曰“光启二年”外，从第三炼踝至第十炼膝的年号都通曰“天福”。按《中国历史纪年表》唐无天福，五代后晋建元天福，共8年。时鉴于宝顶图、碑皆为赵智凤世刻石，对同一人事作不同帝王的纪年号，费解。《金石苑》虽残存“天复三年”，但碑又漶灭不证。于是笔者据宋刻“十炼图”纪年校补柳碑漶蚀的“十炼”纪年。但对第四剜眼在注释[23]申明：“《金石苑》录作天复三年”。对“天□元年”，据碑存“王建帅蜀”句，校补为“天[复]元年”。

　　二、图、碑刻柳本尊“十炼”纪年的考查与辨正

　　大足宝顶的柳碑和“十炼图”皆赵智凤世刻，但为什么同于一地的图、碑对同一人事的纪年一作“天福”、一作“天复”？对此，笔者也曾多方查考，皆未获释。近年从图、碑本身入手研究，才豁然通达。谬陈于后。

　　1．考图、碑“十炼”纪年朔闰证：“十炼图”刻“天福”是“天复”之误。

　　图刻“天福”与《金石苑》录碑之“天复”年号均未冠王朝帝号，然据《中国历史纪年表》及本尊“十炼”发展逻辑顺次，碑之“天复”是唐光启后的昭宗年号（共3年，901—903年）无疑，图刻“天福”唯与五代后晋高祖年号（共8年，936—943年）相合。碑存年份的月日多残不考，“十炼图”题记的年号月日俱全，其中第九炼阴题记云：“天福五年前十二月中旬，马头巷丘绍得病身死三日，皈依本尊”获救，于是丘绍夫妇及二女俱来侍奉“不离左右，闰十二月十五日，本尊用腊布裹阴，经一昼夜烧炼，以示绝欲”（图二）[5]。历闰是有规律的：“农历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每逢闰年加的一个月叫闰月。闰月加在某月之后就称某闰月”[6]。

　　天福五年（940年），在巴蜀（四川）是孟蜀广政三年。查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7]：天福五年，干支庚子，不闰年。《表》载：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天福九年七月改元），甲辰，闰年，闰十二月。《新五代史·九晋出帝纪》亦载：“开运元年……十二月……闰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8]。据《表》载，晋出帝开运元年前的闰十二月年是：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四川是王蜀乾德六年，925年），唐末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间距都是19年。开运元年往后推19年，闰十二月年是北宋初乾德元年（963年）。显见历闰不可逆转，“十炼图”刻本尊天福五年闰十二月炼阴，若订为后晋天福？误！

　　按安岳“十炼图”割耳题刻后载本尊逝年云：“天福三年七月十四月夜……归于涅槃”[9]。柳碑载：“七年七月十四夜……归于涅槃”，但未冠帝王年号。即是按有云本尊天福七年逝世？开运元年“炼阴”已不可能了，只能从晋天福之前，唐光启之后的闰十二月年去查考。

　　通观本尊“十炼”发展顺次，笔者以为唐天祐三年闰十二月“炼阴”最当。视本尊化道行踪，光启二年（886年）还在峨眉山顶“立雪”，天复元年（901年）才“领众至成都”，在未到成都前的光启三年“炼阴”还无从谈起。后唐同光二年也就是王蜀末的乾德六年，据柳碑记本尊已死17年（详后），死人“炼阴”更无可能。只能是天祐三年闰十二月“炼阴”，方与本尊天复元年领众到成都后进行的系列化道事迹的发展情况相合，除此别难选择。然而晋天福与唐天祐、五年与三年显然矛盾。考《新五代史》“六三前蜀世家王建”：“天复……三年八月，唐封王建蜀王。四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建与唐隔绝不知，故仍称天复”[10]。当时全国各地仍称天复的非仅巴蜀王建，甘肃敦煌地区亦然。如敦煌遗书S.2603《唐太宗入冥小说》题：“天复六年丙寅岁闰十二月廿六日善威书记”[11]，即是其中的一例。《中国历史纪年表·五代十国纪年表》载：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前蜀王建⑨（天复）7年[12]。《表》载明：前蜀王建，在梁开平元年九月称帝前，年号仍称唐天复七年（即唐哀帝天祐四年）。古今文献明证，唐天祐三年，巴蜀、甘肃等地称天复六年。天复与天福年号的王朝帝号迥异，然“复”与“福”谐音，年份五年与六年邻近，“十炼图”记作者恐不详蜀称天复至七年，而误将闰年的天复六年推为天福五年？不过无论图记作者是否因此而为？今存“十炼图”题记中的“天福”应是唐末蜀王建时称的“天复”无疑！

　　2．查柳碑载本尊逝后事例证：本尊逝于唐天复非晋天福

　　柳碑竖刻42行，第19—20行间载：“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夜呼杨直京，谓曰：吾将去矣（漶）咒□授袁承贵（漶）生殁享年六十四，建塔院中，今耳臂宝传尚在”。碑接着记述三事：

　　第21行：“（漶）夫人□水（漶）居士持诵，夫人疾有瘳，蜀主大悦，俱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太傅，内殿侍□□”。

　　第22行：“（漶）道场（漶）孟知祥□成都□涂，持念有感应，赐名位如故，后游南方莫测所终□□”。

　　第23行：“（漶）咒法世世不绝。蜀广政二十四年□□□□三日，咒西金刚□□火□，赐院中奉事，又赐杨直京紫授金鱼，俾领住持事（漶）”。

　　碑载三事，前二事显与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关连，并相互呼应，但时不过五代后唐（924—936年）。

　　其一是，蜀主夫人生病，居士持诵病愈，蜀主给居士名位封号。度碑“十炼”记事及至此称的“蜀主”，应是指前蜀王建。唐天复元年（901年）建封平西王，三年八月封司徒蜀王，四年四月朱全忠弑昭宗，八月立哀帝改元天祐，建仍承昭宗制称天复。七年（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史称后梁），九月王建称帝，国号大蜀，建元武成（史称前蜀，与后梁始终）[13]。柳碑在此称的蜀主，是指称帝后的王建为当（907—918年），但碑文漶灭失去具体年份。

　　其二是，孟知祥□成都“□涂”，（居士）设道场持念，赐其名位如故。查孟知祥，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灭蜀，十二月以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入蜀。天成元年（926年）明宗即位，加封检校太傅兼侍中，长兴元年（930年）加中书令，三年六月进封蜀王，四年十一月明宗驾崩，次年闰正月称帝，国号大蜀，建元明德（934年，史称后蜀），七月与宫人乞巧寝疾，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14]。碑云孟知祥□成都“口涂”，疑指其寝疾，但碑漶不明是谁设“道场持念”？度碑“赐其名位如故”句，应似为前蜀主夫人持诵的居士。然亦因碑漶不知居士名，据碑“后游南方莫测所终”句，当指本尊逝时的传法弟子袁承贵。柳本尊是自“盟于佛”的居士，碑首行即曰：“……柳居士传”。袁承贵是本尊早于唐光启二年去峨眉山途中收的开门弟子，故仍称居士。正因为袁氏后游南方不知所终，后蜀广政二十四年（宋建隆二年，961年）才有又赐杨直京紫绶金鱼俾领住持事。袁、杨二氏是柳碑载名的柳氏的两位传法弟子，自唐代末年本尊去世，先后住持弥 蒙“道场院事凡五十年”，“咒法世世不绝”，与前、后蜀（五代）始终。又“八十余年间至（宋）熙宁元年□月，□敕赐寿圣院为额”（碑第24行）。从而佐证：本尊逝于后唐孟知祥之前的唐天复七年（天祐四年），而不是之后的晋天福三年（或云七年）。

　　三、“十炼图”刻“天福”年号由来探疑及本尊生卒年考略

　　前已探明，大足宝顶山、安岳毗卢洞刻“十炼图”题记的“天福”年号是唐末“天复”无疑。问题是图、碑同时刻于宝顶一地，同为南宋赵智凤世凿刻，公然对同一人事题作不同帝王的纪年号，疑另有缘故？考《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云：“天福初，李茂贞、韩金诲劫迁车驾在凤翔”[15]。《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王建”则云：“天复元年，梁太祖兵诛宦者韩金诲等劫天子幸风翔”[16]。显然，王建传的“天福初”，是唐天复元年无疑。从而揭示了一个问题，北宋之初，确有史家称唐末蜀王建世的唐天复为“天福”。“十炼图”记作者是否亦因此而作呢？然视安岳“十炼图”刻有“熙宁年赐号寿圣本尊院”事，说明安岳“十炼图”刻早也不过熙宁年间。这时《新五代史》已于宋仁宗世修定问世，更何况《旧五代史》卷二太祖纪二亦载明：“天复元年……昭宗为阉官韩金诲等劫迁西幸凤翔”[17]，图记作者恐不会于其他而不顾，仅据王建传“天福初”一语而云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宝顶“十炼图”南宋赵智凤世方刻，这时《唐柳本尊传》碑已刻立弥蒙本尊墓左，并已由赵氏刻于宝顶山小佛湾，此时又公然把与碑刻纪年明显矛盾的“十炼图”记刻示于大佛湾，崖面之巨举国称最，这恐非一时疏忽而为，故笔者疑另有情由？如蜀王建确一度称唐天复、或“天祐”为“天福”？《旧五代史》的史家撰《王建传》故云天复元年为“天福初”，“十炼图”记作者效法而云然，亦未可知？姑且存疑，请方家教示。

　　关于本尊的生卒年问题，现存文献不一。

　　大足宝顶“十炼图”题记不载本尊生卒年；柳碑仅存本尊逝于天复七年（907年），“生殁享年六十四”的记载。若以此卒年上推，本尊生年应在唐武宗会昌3年（843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刘畋人《重开宝顶石碑记》载：“寿圣本尊生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六月五日”[18]，而不载本尊卒年。若按宋、明碑载生卒年，本尊才得52岁，与柳碑生殁享年六十四大异。

　　安岳“十炼图”第六炼心题记后载：本尊“于大唐大中九年六月十五日，于嘉州龙游县玉津镇天池坝显法身出现世间”(图三)；第五割耳题记后戴：“本尊后（生）于大唐宣宗皇帝在位。天福三年七月十四日，夜呼紫绶金章谓曰：吾今去矣……法寿八十有四”(图四)。若依安岳图刻生卒年，本尊是应逝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法寿才有八十有四（实年83周岁），但与柳碑载本尊天复七年、享年六十四相去甚远，亦与“十炼图”题记天福五年、六年本尊尚行舍臂、炼阴、炼膝相左。这两段文字大足宝顶十炼图记中没有，疑似安岳“十炼图”刻者添置？恐因把图刻“天福”定为五代后晋天福，又误识柳碑载本尊生殁年六十四为“八十四”，于是就把本尊卒年订在天福三年，从而谓曰本尊“法寿八十有四”？于是不难看出，这两段文字与图刻“十炼”纪年自相矛盾，显似安岳“十炼图”刻者的画蛇添足。

　　考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汉州志》载：“柳本尊嘉定（今乐山市）人，唐开成年间（共5年，836—840年），嘉定城北有柳生瘿，瘿破出婴儿，郡人收养，以柳为氏。少长，祝发玉津镇天池坝，唐大中九年乙亥得道。”但无卒年。若依《汉州志》载的生年、柳碑载的卒年，本尊逝世于67—71岁间，到与柳碑64岁邻近。晚唐时的汉州治今四川广汉，本尊中心道场即位广汉弥蒙，《志》载本尊出生、得道年事与史实贴近，是其他文献所不及的，较为可信。

　　综上探讨，不妨试作如下认识：

　　1．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是著有僧史百传的释祖觉禅师重修撰，碑载本尊化 道“十炼”纪年——唐光启二年至天复七年（天祐四年），与本尊“十炼”行化发展顺次符合，亦与历闰贴近，可信！1984年据“十炼图”题记校补《金石苑》录存碑文中的“天复”为“天福”，失误。

　　2．大足、安岳石刻“十炼图”题记中的“天福”年号，据考历闰和本尊逝后事证，是唐末蜀王建世称的天复无疑，但公然与相矛盾的柳碑同刻一地展示，疑似另有情由。度《旧五代史》唯《王建传》云天复元年为“天福初”，疑似有故（王建确一度称天复为“天福”）而云然？“十炼图”记作者相继效法？宋人并刻图、碑于宝顶两说并存？亦为可知。

　　3、安岳“十炼图”添刻的本尊生卒年，显然失实。《汉州志》载的本尊生年与柳碑载的本尊卒年，与史实贴近。《志》云本尊唐开成出生、大中得道，其他文献不载，似持之有故而云然。

　　拙文谬仍不免，仅此就教方家。

　　2003年 国庆 于大足石刻馆“三山”办。

　　注 释：

　　[1] 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2月出版。

　　[2] 明宣德元年刘畋人撰《重开宝顶石碑记》，碑刻宝顶大佛湾南崖，文详《大足石刻铭文录》212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3] 详拙文《四川摩崖造像“唐瑜伽部主总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炼图”调查报告及探疑》，《佛学研究》第四期（1995年版）。

　　[4] 胡文和《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炼图”题刻和宋立〈唐柳居士传〉碑的研究》，《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5] 同注[3]。

　　[6] 中国社科院……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08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北京第186次印刷。

　　[7] 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国家文物局成都培训中心第八期文博班，四川学员1984年5月据1962年修订重印本翻刻。

　　[8]《二十五史·6》50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9] 同注[3]。

　　[10] 同注[8]《二十五史·6》5154页。

　　[11] 刘永明《散见敦煌历朔闰辑考》，《敦煌研究》，2002年6期。

　　[12] 方诗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第98—9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2次印刷版。

　　[13] 宋张唐英《蜀檮杌》王建条，《历代小史》卷之三十一，民国29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刻本。

　　[14] 同注[13]，《蜀檮杌》孟知详条。

　　[15] 同注[8]《二十五史·6》5050页。

　　[16] 同注[8] 《二十五史·6》5154页。

　　[17] 同注[8] 《二十五史·6》4853页。

　　[18] 同注[2]《大足石刻铭文录》212页。

　　（刊载《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