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西行求法及其现代价值

　　法显西行求法及其现代价值

　　杨茂林

　　摘要：围绕法显西行求法的伟大事迹和历史贡献，着重探讨了法显西行活动的缘起、过程以及结果的现代价值，并得出如下结论，即不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途径；文化交流不是均衡进行的，一般是高水平文化影响和推动低水平文化，但后者中的积极因素也会在交流中融入新的文化；文化之间的沟通交往和创新发展往往需要孜孜不懈的追求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推动力量，这种精神和力量由于自信、自励、自强的信仰和坚持而体现出一种忘我的、不屈的、务实的、爱家乡的激情与品格、活力与能力。法显在西行中坚定信仰佛法和坚持不懈求法就是这种现代价值的诠释。

　　关键词：法显；西行求法；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0)03－003－07

　　法显(约337－约422)，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俗姓龚。3岁度为沙弥，20岁受比丘戒，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著有《佛国记》。

　　一、法显西行的历史贡献

　　关于法显西行，唐高僧义净有句话，即“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及中开王路。”自是，作为拓荒者、开创者，法显受到广泛称赞。法显有几个方面的贡献，需要大书特书。

　　其一，首次求得并翻译了印度的佛教典籍。法显西行是有原因的。当时魏晋南北朝割据严重，战事不断，社会动荡，矛盾尖锐，而佛教界也十分混乱。梁僧祐在《弘明集》中说：“今观诸沙门，同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又说：“今观诸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泥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所以，《法显传》说，“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至天竺寻求戒律。”所谓戒律，是用于规范佛教徒行为和僧伽团体生活，远离和禁制“一切不善”而带有强制性的准则。于是，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历时14年，于东晋义熙八年(412)携所求梵本经律还青州，次年到建业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佛教五大戒律之一的《摩诃僧祗律》四十卷、《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僧祗尼戒本》一卷；他还独自译出《方等泥洹经》、《佛说大般泥洹经》、《杂藏经》等。其中，《摩诃僧祗律》丰富了汉地律藏的内容；《泥洹经》第一次把“佛性”论思想引入中国，楼宇烈教授高度评价《佛说大般泥洹经》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认为该经是“大乘佛教发展历程中由般若空理论向佛性有理论发展的一部重要经典”，“推进了中国佛教大乘‘空’、‘有’二宗在理论上的交融和发展，引发了关于佛性当有、现有，以及一阐提人是否有佛性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晋宋之际，乃至整个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都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法显抄携并译出大批梵本经律，使中国佛教从印度本土得到佛学真传，古之罕有。法显的活动及其努力对中国佛教戒律的进一步完善和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二、扩展了西域、中亚以及印度至中国的地理知识。法显西行求法及至回返东土，历经30余国和地区，是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深入印度内地的求法高僧，也是中国第一位由陆路往印度、海路返中国的留下实地记录的旅行家。《法显传》讲的就是这个求法旅行过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中亚、印度、南洋历史文化和历史地理的完整记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和中外交通的重要资料。他对西域的白龙堆沙漠做了描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法显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记载：“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还对帕米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做了详细记述：“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即名为雪山人也”；“其道艰难，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组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有学者评论说，法显在这里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生动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法显游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都留下了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海陆交通的最早、最详实的记录。为此，近代地理学家丁谦写下了《佛国记地理考证》。“丁谦则将佛国记一书中之地理状况，细分为揆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核时日、考道途、辨同异、阙疑似等八项，一一加以考证，由是，历来诸史中有关西域方面地理状况之记载，因而得以衔接”。

　　其三，记载了所经国家或地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西域和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情况。法显在各地详细考察，据实写录，为研究中亚和南亚古代历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例如，《法显传》为研究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时期的印度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法显记述了旃陀罗·笈多二世施政以及当时社会的情况，“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牲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印度著名史学家马宗达曾著书《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指出：“法显、玄奘、义净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译成了英文。3个人都在印度待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的语言，几乎游遍印度。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1987年，印度著名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教授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例如，《法显传》也对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情、物产做了记述：“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价值直取物——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法显见闻录》详细记载了他在师子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许多材料都是斯里兰卡其他历史文献未曾记载的。因此，该书大大丰富了斯里兰卡的历史资料，是留给斯里兰卡人民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法显传》以亲身经历介绍了所经各国和地区的宗教、风俗、地理等情况，留下了许多关于中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史料，历来为各国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如印 度的马宗达、潘狄迦，英国的史密斯、拉普森，苏联的奥西波夫，日本的足立喜六和我国的季羡林、金克木等在他们的专著中都高度评价了法显的这本书”。法显的西行求法影响远远超出了佛界和国界，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法显西行对现代的启示

　　法显西行求法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但当时正值东西文化大交流的开端时期，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所以，法显西行活动的缘起、过程以及结果对我们今天乃至今后发展仍有启示意义。

　　首先，法显西行和《法显传》告诉我们，文化要发展，不同文化间的开放与交流是一条重要途径。“如果没有开放和交流，印度的佛教就不可能那么大量的传进来，中国的文化也很难吸收新的内容”。历史地看，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持续沟通和不断交往的产物。拿山西区域历史文化来说，山西北临大漠，历史上就是中原地区“御外”的屏障，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接”的前沿，彼此错杂居住，交流频繁。如夏代的獯鬻、商代的鬼方、土方等方国，周代的猃狁，春秋战国的“戎狄蛮夷”，秦汉时期的北方匈奴、魏晋南北朝时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隋唐以来的突厥、沙陀，宋元明清时的契丹、女真、蒙古、鞑靼等民族，一直活动在山西的中北部地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对此，苏秉琦先生说过：“山西省古代是个复杂的地方。说起复杂，就是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这样一种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的“生态环境”，产生出了山西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绵延性的地方特色文化：北部地区带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色，风俗习惯、佛教古建无不渗透着浓浓的民族风情；相比而言，南部地区则是较为典型的中原文化地区，陶寺等遗址、汾阳后土祠等标识着浓厚的黄河根祖文化等。因此，文化要发展，离不开交流；没有了交流，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

　　从法显西行求法看，成功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有着较高的条件要求。首先，文化交流要具备一种开放心态，使文化交流能够内化为人的自觉的开放意识，不仅要让自己的优秀文化及其特色展示在世界面前，而且主动撷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开放的心态和意识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法显西行求法始终在以一种开放的眼光看世界，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比如，文化交往要树立一种文化自觉，使文化的交往者能够主动地通过文化交流来借鉴、吸收有益于自己文化的因素，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实现自身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法显西行求法处处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他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他文化也没有鄙视之理，他没有切断这种文化联系，而是加强并丰富了这种联系。再比如，文化交流要有一种共同发展的觉悟或者境界要求，使文化交流成为彼此沟通、互相碰撞、共同发展的管道，而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战场。法显在求法过程中，其身上一直就体现着这种境界，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并仍然保存着的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最伟大特色之一。这被费孝通先生形象地解释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与当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点和文化霸权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法显以其言行诠释了这样一种事实和道理，即文化交流是人类理性地回应自身发展并有效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往来，从而推动互信互利结果的形式和过程，体现了人类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文化信念与信心。文化交流是一种理性态度，也是一种理智选择，它们作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认识和借鉴过程，具有一种“重构文化”的积极意义，即“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今天，我们要深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承认文化交流，推进文化交流，利用文化交流来寻找发展的机会和切入点，发展壮大自己。

　　其次，法显西行和《法显传》表明，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势差现象：“一般是水平高的文化，影响和推动水平低的文化，而水平低的文化，则受文化水平高的一方的支配和影响。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低的一方去影响高的一方的现象。”这就说明，文化交流不是均衡进行的，而可能呈现出一种“马太效应”现象。关于这个问题，任继愈先生举出了基督教在非洲传播，从而影响非洲原始宗教的落后文化的例子。实际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往往起着引领的推动的作用，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农耕文化的先进生产力及其思想逐渐影响了游牧文化，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政策即是很好的诠释。如金熙宗变“女真旧制”为全面采用汉制，促使女真社会迅速发生了转型。又如众所周知的北魏孝文帝改制，其迁都平城，改汉姓，行汉制，推崇汉语，出现了“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胡汉融合局面。上述这些情况发生在山西这一区域范围内，实际上推动了多元多样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使山西区域文化呈现出一种更广阔、更进步的发展，山西由此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如果仔细分析和考察文化势差现象，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本质是文化的先进与否问题。一般说来，文化先进与否，关键看它是不是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水平最高、最能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是否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以及科技发展的水平。当然，这种先进性要通过文化的品质和本质特征来体现。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发现文化势差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其实质就是落后文化向着先进文化的转变；科学技术将始终是这种转变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这就为我们当下发展提出一个基本任务：如果不想落后挨打，如果想要立于世界不败之林，就必须发展文化软实力，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即大力推动文化在交流中广泛传播，在继承基础上长足发展。实际上，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不断创新的过程：一方面，社会实践不断出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需要文化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准备了更加充足的条件。因此，文化创新需要在文化继承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从而注入时代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因为文化创新不能离开文化传统，不能漠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否则，文化创新就会失去根基。同时，文化创新还要推 进不同文化间借鉴与融合，在借鉴、融合的基础上，产生融汇各种文化先进内容和特质的新文化。由于文化多样性既是社会丰富多彩的基本特征和要求，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要主动盘点和积极整合我们的文化，积极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文化，努力发展先进文化，从而使先进文化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成为影响国际文化发展的巨大力量。就此来看，我们要把文化创新提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高度进行认识和部署，真正推进文化创新工作。

　　就拿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山西历史文化来说吧。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明确提出“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同理，山西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一支具有独特性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要想发展与创新，非走文化开放和交流的路不可：即必须置身于全球化发展的语境中，发挥其内在的学习与创新、提升与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排除其陈旧的历史观念、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真正建立起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山西历史文化要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汲取营养，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互动中充实和提升自己，使自己的传统能够持续创新，不断壮大。因此，作为一种受益性结果的获得过程，山西区域历史文化在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交流时，要把握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结合点，找到发展自己的机会和切入点，真正保持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同时大力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在倡导文化宽容精神和多元互惠精神基础上，实现在对文化的普遍价值及共同性精神的追求以及对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差异性精神的追求，丰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的内涵，充分发展其个性特色，最终实现其创新发展。可以说，这种创新努力及其结果将决定山西今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往和创新发展需要孜孜不懈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由于自信、自强、自励而体现出一种忘我的、不屈的、务实的、爱家乡的激情与品格，以及一种活力和自我调控能力。法显西行，在长安出发时有慧景、道整、慧应、慧达、慧嵬5人为伴，到张掖后又有僧绍、智严、宝云、慧简、僧景5人加入。这10个人或中途折回，或死于途中，或留在西土，归国的只有法显一人。冬去春来，14个寒暑，在法显西行求法路上留下了许多熠熠闪光的精神和品格，对后人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法显西行，矢志求法，任何危险断不能止。《法显传》说，慧景死后，“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出三藏记集》说：“明旦，显欲诣耆阁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险，且多黑师子，亟经瞰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宁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俱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法显传》说：“法显亦已君墀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窃惟诸师来得悲闻，是以不顾微命，浮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法显“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翼。’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这些不就是舍身求法的意志和精神吗?对此，鲁迅先生曾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在该文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法显西行，路途遥远，行进艰难，常常是人迹罕至，危险迭至。西行路途险恶，这些在《法显传》中多有叙述。此外还有战乱吉凶未卜，旅途险象环生。如去时“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归时“海中多有抄贼，遇辄全无”。更有人情冷暖，旅途孤独。比如，法显在夷国受到信奉小乘佛教僧人的冷遇，连食宿问题也解决不了，但他一如既往，只身前进，从不让自己的求法活动停下来；特别是在弗楼沙国，宝云、僧景、慧达等还秦土，慧景生病，道整住看，慧应无常，“由是，法显独进，向佛顶骨所”，又在巴连弗邑写律凡3年，道整遂停不归，而“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行汉地，于是独还”。这里一个“独进”、一个“独还”，就充分显示了法显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能力，最终得以践志回还，得成正果。这不就是一种艰苦奋斗精神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传承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延续着这种高尚精神，法显就是其代表之一。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法显求法，务实求索，一丝不苟，除瞻礼参拜外，一切皆悉心观察，真实记述，力求准确全面，揽尽所无。《法显传》说，“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还步，乃至中天竺——法显在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出三藏记集》说：“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在师子国，“停两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归国之后，法显不顾高龄翻译大量律经，成为一代“令戒律流通汉地”的高僧。关于这一过程，涂厚善先生指出，法显除有明确目的、超人意志、刻苦精神外，在求法态度和方法上是特别务实的。比如，法显是针对我国佛学中的实际问题即经律缺失乖违来确定学习内容的，他一心寻求律藏，在北印度没有得到，就远至中印度，不仅要获得重要的佛教律藏，而且还注意寻求国内没有的佛教经典；在求经律中，他既注意追本求源，又注意比较各派学说，在此基础上决定取舍，以获得最初和最完备的经律；他十分注意文章记载和数据，力求切实可靠，他以高龄学习梵语梵文，就是为了保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对数据即具体形象非常重视，如建筑雕画、人物妆饰、形体大小、旅途长远等都写得清楚明白；而且，法显在西行求法中，非常注意参观考察，并结合文字记载，相互印证，他亲自参观佛的各处遗迹，不断访问当地僧俗人等，且有闻必录，若不亲见或遗忘，则附以说明。与他同时代的僧人均以为《法显传》是“言辄依实”。所有这些言行体现出的求真务实品格，不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的具体反映吗?

　　法显西行求法不是为了自己，也没有贪图异国他乡佛教生活，而是为了汉地的佛教事业和佛法众僧。《法显传》说，在拘萨罗国舍卫城，“彼众僧出，问显等曰：‘汝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在巴连弗邑，道整遂停不归，而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行汉地，于是独还；在狮子国无畏山，“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这些情感流露和行为的叙述，前后一以贯之，始终是一颗对故土的思念之心，是一种对家乡的依恋之情，究其实质，不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吗?这种爱国主义就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力量。

　　总之，法显留给我们当代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必将生生世世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每—位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