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之关系考察

　　南朝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之关系考察

　　龚贤

　　摘要：汉语“四声”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南朝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周顒、王融、沈约等人从这个语音系统中发现并总结出“四声”、“八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入。即使有一部分传入，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故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关键词：汉语“四声”；永明体；佛经转读

　　中图分类号：1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3－0080－03

　　1934年4月陈寅恪先生于《清华学报》发表了《四声三问》一文，提出汉语“四声”来自古印度之梵文，其媒介就是佛经转读：“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它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人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模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它数声之故也。”陈先生认为“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然后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四声，于是创“四声”之说。此论一出，有赞同者，如罗常培、张世禄等；有反对者，如饶宗颐、俞敏等。时至今日，还是赞同者多，反对者少。笔者认为，汉语“四声”为汉语本有，非自印度输入。佛经转读与讲究声韵规则的永明体诗歌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首先，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为汉语本有，为中国本土自产，非白印度输入。齐太子舍人李概在他的《音韵决疑序》中云： “平上去入，出行间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吕律相合。”“闾里”即民间，李概清楚说明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之说流行于民间。“齐永明中为国子生的钟嵘在他的《涛品序》中云：“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人，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间里已具。”钟嵘这段话说明：一、平上去人“四声”与中国古代音律宫商角徵羽五音之间有联系；二、当时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不是轻易能够掌握的；三、王融、沈约、谢眺等人提倡的，建立于“四声”基础之上的蜂腰、鹤膝等“八病”之说亦流行于民间。

　　其次，据慧皎《高僧传·经师传》云： “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梵响”即“梵音”，慧皎说明了在咏诵佛经的过程中，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去适应对方遇到了相当的困难，结果是“传声盖寡”与“梵响无授”。这表明在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人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量传人。即使有一部分梵音传人，亦因掌握的困难而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的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此为其一。其二，考察成书于梁代的两部重要的佛教文献《弘明集》与《高僧传》，没有发现有关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说的记载。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魏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周书》、《隋书》中，仅《晋书》与《隋书》各有一次涉及“声明”二字连用，《晋书·律历志上》在言及定律之准时说：“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隋书·音乐志中》：“皇帝还便殿，奏(徨夏》辞：‘文物备矣，声明有章。登荐唯肃，礼邈前王。”’很显然，此二处连用之“声明”二字并不是佛教声明论之声明。考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三国文》、 《全晋文》、《全宋文》、 《全陈文》均无“声明”二字连用之例，《全齐文》仅于卷十三王融《皇太子哀册文》有一例：“庸器改物，徽号崇名。往辞绿盖，来驭朱缨。旃旗旖旎，鸾纛声明。守器宣华，访安永福。”《全梁文》有三例：简文帝《让鼓吹表》：“宽博为善，不饰被于声明，缘宠成功，未增荣于铙管。”N3032梁元帝《高祖武皇帝谥议》：“被于物者，治定之实录也。斯所以声明焕乎锺石，昭晰备于弦管者焉。”萧子云《玄圃园讲赋》： “去兹永福，来即东朝。文物是纪，声明是昭。”此四例连用之“声明”二字，与佛教均无关涉。

　　因此，至南朝陈代，并无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输入中国。汉语“四声”之说为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虽然这个系统在缓慢的发展演变。汉语语音(包括声调)是所有说汉语的人首先必须掌握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周颐、王融、沈约、谢脁等人正是从汉语自身发现并总结出“四声”。由于诗歌创作的需要，沈约等人又依据“四声”进一步总结出“八病”，从而产生了讲究声韵规则的永明体诗歌。梁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胱、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铼书·谢灵运传》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齐梁时代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亦云：“王元长创其首，谢胱、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齐梁时期包括沈约在内的关于永明体的讨论。后代的记载有，《南史·周颞传》云：“(周顒)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南史·陆厥传》云：“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胱、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王斌传》云： “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 论》行于时。”《南史·沈约传》谓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日： ‘何谓四声?’舍曰： “‘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这些记载可以证明周顒、沈约等人总结出“四声”、“八病”等声韵规则，并把这些规则运用于诗歌创作中，由此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

　　前已述及，“四声”、“八病”之说流行于民间，那么沈约等人是如何总结出这些声韵规则并将其用于诗歌创作中呢?前面列举到李概《音韵决疑序》中的“平上去入，出行间里”与钟嵘《诗品序》中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当时民间言语讲究平上去入“四声”是可能的，而讲究“蜂腰、鹤膝”等“八病”则不可能。所以，“八病”之说最有可能起源于当时的民歌，因为民间歌者最需要知道在某一曲调的某一句曲谱中，某一个特定部位需要某一种声调的字，从而更方便入乐歌唱；由于长期的实践，他们也懂得了在这一曲调的这一句曲谱中，这一个部位可以用这一种声调的字。依此类推，“八病”之说便出现了。南朝民歌作为民间演唱的歌曲，歌者在其演唱的过程中自觉运用“四声”、注意避免声病。沈约等人发现民间歌者“以字行腔”的经验并拿来亲自试验，结果发现“四声”完全可以用来表识字音，并且还可以与相应的曲调配合，即“平上去入，出行间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吕律相合。”沈约、王融等人正是从当时的民间得到启发，总结出一套讲究“四声”、“八病”等声韵规则的作诗方法。这样创作的诗歌，不仅便于吟诵，还更方便入乐歌唱。如此，永明体产生了。

　　佛经转读于刘宋、萧齐较为盛行。据《高僧传·经师传》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籥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厅事，讽咏经音，七日乃绝。时有传者，并皆讹废。”考察((三国志》及其他相关正史，没有曹植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所以曹植删治《喘应》、《本起》及传声之说极可能是后世佛门中人用以张大其事而杜撰，不具可信性。曹植之后的帛桥、支籥及石勒建平中事亦可能属杜撰。《高僧传·释道安传》记载道安：“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藏，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道安生于西晋永嘉六年(313)，卒于东晋太元十年(385)可知转读最迟当出现于东晋初中叶。而《高僧传·经师传》又云：“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仿旧法，正可三百馀声。自兹厥后，声多散落。人人致意，补缀不同。所以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声旨，莫以裁正。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而且还记载其他擅长转读者：东晋时期有帛法桥、支昙籥；刘宋有僧饶、超明、明慧、道慧、智宗等人；经历东晋宋齐三代的僧迁；齐永明五年卒于吴国的释昙智；齐代亦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并无馀解，薄能转读”；另有释法邻、释昙辩、释慧念、释昙干、释昙进、释慧超、释道首、释昙调等人并齐代知名。

　　上文已说明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人。即使有一部分传人，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而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影响。为了适应中土人士的欣赏口味，这一部分梵音逐渐汉化。而转读于宋齐之世又较为兴盛，因此，宋齐时期佛经转读所用的曲调基本上是中土的或已基本汉化的梵音。转读所要解决的是曲调与经文的词句的搭配问题，即字与声的搭配问题。慧皎《高僧传·经师传》云：“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人弦绾，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这已说明梵呗和转读都以入声曲为妙。而慧皎在此前已说：“然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锺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他把中土的诗歌与古印度的赞呗相提并论，二者皆以“协谐锺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

　　那么，佛经转读怎样解决词与血调的搭配问题呢?《高僧传·经师传》云：“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人。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之谓也。而顷世学者裁得首尾余声，便言擅名当世。经文起尽，曾不措怀。或破句以合声，或分文以足韵。岂唯声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听者唯增恍忽，闻之但益睡眠。”慧皎在这里指出在转读的过程中出现的曲调与经文的词句配合不好的情况。接着他描绘了曲调与经文的词句理想搭配的状况：“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

　　经师们的转读活动主要在寺庙和官舍。 《高僧传·经师传》云：“支昙筲……晋孝武初，敕请出都止建初寺。……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响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喉叠哢……所制六言梵呗传响于今。”同上记载宋白马寺释僧饶“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宋安乐寺释道慧“转读之名，大盛京邑。”宋谢寺释智宗“博学多闻，尤长转读，声至清而爽快。若乃八关长夕，中宵之后，四众低昂，睡蛇交至，宗则升座一转，梵响干云，莫不开神畅体，豁然醒悟。”齐安乐寺释僧辩“尝在新亭刘绍宅斋，辩初夜读经，始得一契，忽有群鹤下集阶前，及辩度卷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高僧传·唱导传》记载齐齐隆寺释法镜“仁施为怀，旷拔成务。于是研习唱导，有迈终古。齐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镜誓心弘道，不拘贵贱，有请必行，无避寒璁。”从这些在当时擅长转读及唱导且已知名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转读与唱导为僧俗二界所熟习，民间亦相当知晓。但是，经师们的这些活动主要在寺庙和官舍，民间百姓可以参听寺庙的转读，却不大可能参听官舍的转读。这里的寺庙和官舍都不是“闾里”，所以，佛经转读影响间里歌唱的可能性极小。此为其一。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确有一部分佛乐传人中土，但是，除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去适应对方的困难之外，从佛经转读所用的曲调的精神特征与民歌曲调的精神特征相比较，二者的差异性亦较大。佛乐主要追求的是神圣、崇高、庄严、壮美、恬远，而民歌主要追求浅俗、俚曲、婉转、缠绵、切近，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也较小。因此，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魏晋南朝佛经转读影响民间(闾里)歌唱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这样，佛经转读影响当时民间已有的“四声”、“八病”的可能性亦应该是非常微小的。

　　尽管沈约等人对佛经转读是有一定了解，但是没有他们从佛经转读中总结出“四声”、“八病”的明证。汉语“四声”为汉语本有，非自印度输入。佛经转读与讲究声韵规则的永明体诗歌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出自: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 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