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妙香话梵音

　　佛国妙香话梵音

　　邱宣充

　　云南大理素有佛国之称，历史上是南诏与大理国的统治区，南诏和大理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8世纪起至13世纪。统治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达五百年之久。元郭松元《大理行纪》中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大理地区佛国的形成，得力于南诏和大理国统治者的倡导。南诏劝丰佑时期(824年～859年)，是佛教在云南广为传布的最重要时期，几乎与汉传佛教禅宗在大理得到发展的同时，以印度僧人赞陀堀多为首的密宗阿吒力教也在云南得到了发展，赞陀崛多本人亦被尊为国师，由于密宗阿吒力教的传承方式简易和戒律松弛，更易为云南当地民众所接受；大理国(937年～1253年)时。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大理国13代皇帝，有5人禅位为僧，其中太祖段思平“岁岁建寺，铸像万尊”，后理国8代皇帝，有4人禅位为僧，因而至今已发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建筑遗址、古墓葬、佛塔、石窟寺、碑刻、写经等文物大多与佛教有关。

　　南诏大理国佛教文物闻名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胜温绘《大理国梵像图》，俗名《张胜温画卷》。据图卷后大理国僧人妙光的题记，知此卷为描工张胜温于大理国盛德五年(1180年)所绘。此卷拖尾有明宋濂、释宗勅、释来复、曾英等题跋，引首有清高宗乾隆题记。图卷不仅以绘画技巧高超著称，而且所绘神祇的内容融佛教禅宗与密宗阿吒力教的神衹为一体，对研究云南佛教具有重要价值，而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还有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图传》和现藏美国圣第亚哥艺术馆等地的一批云南观音像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诏和大理国的佛教文物也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

　　北汤天董氏宗祠古本佛经

　　1956年8月，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今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内发现古本佛经，有自南诏国起至明代各种佛教写经共计3千册。

　　在发现的这批古本佛经中，经鉴定有南诏晚期和大理时期的写奉。其中最早的一卷，题名《护国司南抄》，仅存首尾两段。此卷为纸本，残长689厘米，宽30.8厘米，字体为行草书，在正文《护国司南抄卷第一》书题后，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的“叙”，叙文有“时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朱夏之月抄”的记载。安国圣治六年相当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可知是南诏隆舜时期的写本，反映出在南诏晚期内地汉文释本的密宗经典已经传人云南。

　　这批写经中，大理国时期的佛经写本有“保安八年”和“保天八年”两卷。保安八年是大理国主段思廉的年号，相当于宋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保天八年则是后理国段正严的年号，相当于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这些写经的书法。纸质，以及装帧水平均很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文化深受内地汉传佛教的影响。

　　大理国佛塔塔藏文物

　　1974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大理以北的洱源县三营乡火焰山清理了一座废塔基，据塔砖铭文知塔为大理国大宝七年(1155年)所建。在塔基墙洞里的一个藤编箩筐中藏有约30种植物及矿物标本。均用白棉纸包装，其中有槟榔、桃仁、草果、胡椒、琥珀、生姜、扁豆、毕茄子以及海贝、珠饰等，由于火焰山地势高、干燥，所有实物均保存完好。为研究大理国时的植物和矿物资源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978年～1981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过程中发现大批塔藏文物。

　　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又名千寻塔，为P6级密檐方塔。1978年8月，考古工作人员在于1925年塔刹震落后的塔刹基座内清理出佛教造像、念珠、金刚杵、写经等文物567件，加上各种从塔基和墙体内清理出的文物计689件。

　　佛图寺塔位于下关北郊阳平村，塔通高30.01米，为13级密檐方塔。1981年在维修时于塔刹基座内清理出塔藏文物51件，同时在塔门右侧一砖洞内发现纸质刻本佛经一批，多数为元代的作品，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位于大理中和镇西南隅，塔高43.37米，亦为16级密檐方塔，1981年维修时亦在塔刹基座内清理出大理时期的文物480余件。从崇圣寺，佛图寺、弘圣寺等塔发现的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南诏和大理国时期文物数量和门类最多的一批。

　　巍山(山龙)(山于)图山出土石刻造像

　　位于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府以南约60公里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是历史上南诏国的发源地。当时六田之一的蒙舍诏主细奴逻称南诏王之后，历逻盛、盛罗皮、皮罗阁数代，及至阁罗凤统一六诏(752年)才迁都太和城。蒙合诏遗址位于巍山县庙街乡(山龙)(山于)村北的(山龙)(山于)图山上。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1958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试掘时发现一处南诏时期的建筑基址。1990年，当地农民在遗址东南相距约500米的石场岭发现红砂石质的石刻造像一批，收集石刻佛、菩萨造像等180余件。1991年～1993年，通过发掘又清理出一佛寺基址、一厅堂建筑基址和一方形佛塔塔基，出土石刻造像、有字瓦、滴水、方砖等文物。

　　(山龙)(山于)图山的石刻佛像，经鉴定属于唐代造像，未见密宗造像的题材，这批佛像的发现，证明在9世纪初密宗阿吒力教传人大理之前，在8世纪中期内地汉传佛教已传人了南诏国的发祥地，同时也旁证了元李京《云南志略》：“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年)遣其相张建成人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大理大丰乐等火葬墓群出土文物

　　大理盛行火葬，这一方面是氐羌族系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同时与自9世纪起佛教密宗的传人有关。云南及邻近省区发现的自唐代以来的火葬墓群，其地域范围大体与南诏、大理国的统治区域相一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在这一地区影响的深远。

　　在云南发掘清理的众多火葬墓群中，以曲靖八塔台、腾冲来凤山、剑川中科山、大理大丰乐村的发现最为重要。如大理大丰乐火葬墓群，位于大理大丰乐村，距大理市凤仪镇南约5千米处，离北汤天董氏宗祠古本写经发现地不远。1993年3月～6月和1995年3月～6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大理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二次发掘，发掘面积864平方米，发现 唐、宋、元、明各个时代的火葬墓984座。出土火葬罐有灰陶、釉陶、青花瓷等，随葬品有陶俑、铜佛像、金刚杵、铜钱、铜镜、海贝、十二生肖俑、玉壶春瓶等数百件。这二次发掘通过地层学与器型学的对比研究，在火葬墓的分期上找到了基本规律。大丰乐火葬墓的时代，大体可分为六期8个阶段。2001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对2座火葬墓葬具进行了热释光年代测定，其中一期的456号墓距今1175±92年，即826±92年，相当于南诏晚期至大理初期；另二期前段的218号墓，距今为695±55年，即1306±55年，相当于大理国晚期至元代初期，而二期之后的墓群基奉是连续埋葬的，三期约相当于元中期至元末期，四期约为明代初期，五期相当于明代中期，六期相当于明代末期。这为云南省火葬墓年代的判断树立了标尺。

　　这些新发现的佛经、塔藏文物、石刻造像及火葬罐等南诏大理佛教文物，极大丰富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物的研究内容。一方面，从佛教造像、石窟寺、写经等方面的内容看，云南佛教显然具有汉传佛教文化及印度佛教文化的双重因素。从时代上看，巍山(山龙)(山于)图山出土的石刻佛像，没有发现以崇拜阿嵯耶观音为特征的印度佛教文化內容。然而时代稍晚的大理崇圣寺塔塔藏文物、剑川石钟山石窟及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图》，均有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存的特征。云南佛教的源流与教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的特点。老一代历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看法。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曰：“其始自西传人，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人，遂广有诸宗”，这里所说的密教是指9世纪初由印度僧人赞陀崛多等由印度直接进入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而方国瑜则在《新纂云南通志》卷中提出：“自中上、印度二路并有传播佛法于云南之说似并不可信，然主流则来自内地。”现在事隔五十余年。可以看出似乎方先生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另一方面，云南佛教文物在云南唐宋时期文物中占有重要的突出地位，反映了作为唐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在经历了对中原王朝的“天宝战争”之后，从穷兵黩武到稳定统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宗教的作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大理“佛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从火葬墓群葬具及梵文墓碑的大量发现看，由印度传人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出自: 《中国文化遗产 》 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