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汉籍与敦煌文献互读的实践

　　日藏汉籍与敦煌文献互读的实践

　　王晓平

　　摘 要:《镜中释灵实集》虽然不是敦煌文献,但其中收入的愿文属于敦煌愿文的同时期、同文类、相似书写状况的写本。与《镜中释灵实集》相似的文献还有现存日本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等写本。敦煌文献的研究推动了这些日藏汉籍研究的深化。今后,我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加强两国敦煌学界的学术交流,其中也包括对日藏汉籍研究新著的译介和研究。

　　关键词:敦煌学;愿文;镜中释灵实集;日藏汉籍;敦煌文献;互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镜中释灵实集》见于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所书所谓《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以下简称《杂集》)①,有文30首,包括赞文、祭文和愿文,其中愿文约占一半,是我国散佚的佛教文学文献。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积十四年之研究,将其诸篇注释,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镜中释灵实集》为题,自2000年4月以来,发表于《续日本纪研究》第325号以后各期②。上述成果经过修改,终于于2010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即《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以下简称《释灵实集研究》)。此书不仅是《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里程碑,而且对于敦煌写本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也不乏参考价值。

　　2006年,笔者读到《续日本纪研究》发表的各篇注解之后,曾为此撰《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③一文,且撰两文对其中的俗字加以考察④。前不久,笔者喜获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寄赠《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并附同一内容的中日文书信。其书后记中称“在本书最终校正阶段,看到王晓平《镜中释实灵集注解商补》,对我们先前的注解简要介绍之后,加以补正。虽然也有与我们的考虑未必一致之处,但本书吸收了可用的看法。” ⑤中日之间,沧海相隔,新书问世,即可切磋,新世纪学术交流之盛,实非往昔可比也。

　　《镜中释灵实集》与敦煌所藏佛教文学写本不仅同属一时代之文献,而且和愿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的研究既离不开利用愿文和敦煌语文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又可反过来对敦煌写本整理有所启发,两者互动,可获双赢。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成员多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出身,他们对《镜中释灵实》的整理工作,不仅有一般日本学者致密求细的学风的影响,而且关注的焦点也与我国敦煌学者不尽相同,可互补互鉴之处甚多。本文谨就书中涉及到与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相关的内容,提出初步看法。

　　一、《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吸收的敦煌写本研究成果

　　《杂集》中的文章,包括诗、辞、颂、赞、铭、祭文、斋文、愿文等多种文体,占绝大多数的是佛教文学,《杂集》成书不久,即于日本养老二年(718)10月由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带到日本,并由圣武天皇亲笔抄写。这是日本遣唐使带回的最新著述,也是他们带回的唐代文化的最新信息。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杂集》中收录的《镜中释灵实集》进行了全面研究。书中的的研究篇收录了如下文章:

　　《杂集?镜中释灵实集》的意义与注解的成果(铁野昌弘)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界线外行头之附点(有富由纪子)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卷末的三言四句——圣武天皇与天台宗第二祖慧思之思想接点(有富由纪子)

　　越州法华寺与古代日本(稻川やよい)

　　这些注解和研究论文,从多方面展示了《杂集》与敦煌文学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关于《杂集》末尾的三言四句与敦煌斯216抄写的《思大和上坐禅铭》,更是直接的证据。

　　《杂集》最后是分别题作《净土》和《秽土》的两首诗,而最后一行,抄写的是“谛思忍,慎口言,正内恶,息外缘”十二字,根据小野胜年、佐藤美知子、森本公诚等学者的研究,是圣武天皇为己抄写的座右铭。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积极汲取敦煌学研究成果。可以说,《研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敦煌学效应”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发表的有关《杂集》的研究论文大都注意到敦煌文书中的相关文献,如岩井大慧《通过〈广法事赞〉再论圣武天皇宸翰净土诗》⑥便是从敦煌出土《广法事赞》的体裁和内容说起,进而展开对《杂集》中的净土诗的新探索的。日本学者对于《镜中释灵实集》的集中关注则是在敦煌愿文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特别是《敦煌愿文集》出版之后。敦煌愿文使愿文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并以事实纠正了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学僧虎关师鍊(1278-1346)以来关于愿文是日本独创文体的通行认识,也使中日愿文比较研究提到了研究者的日程⑦。比起敦煌愿文中收录的多数普通僧侣撰写的愿文和愿文范本来,《镜中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更具有成熟和完备的文学形式。两相对照,可能对同时代的愿文取得更为完整的印象。

　　虽然迄今尚未见到关于释灵实生平事迹的史料,但《释灵实集》却很早就传到日本,并给当时的文学以积极的影响。尽管《镜中释灵实集》撰写的地点是远离敦煌的江南一带,但我们细读其中的愿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仍不难想象当时的佛教文化氛围。《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校注过程中,时常引述敦煌文献的材料,反过来说,不论是敦煌佛教文学研究,还是语言文字研究,也都可以通过《研究》一书所做的资料工作,找到两者的密切关联。

　　例如下面这些出自敦煌愿文和《镜中释灵实集》中的词语,对于大型汉语辞书的编撰都有参考作用:

　　翘诚:犹虔诚。九一《画释迦像赞》:“运想翘诚,冥归极地。”《敦煌愿文集》所载伯2940《叹佛德城出家》:“投宝地以翘诚。”《广弘明集》载梁简文帝《重启请讲御讲》:“翘诚注仰,伏希允遂。”《汉语大词典》引唐武则天《唐明堂乐章?商音》等,皆晚于上例。

　　建斋:同“设斋”,举办斋会。一〇八《为人社斋文》:“结社建斉(斋),熏修过见。”斯1441、伯3825《二月八日文等范本?亡父母文》:“建斋延(筵)”《杂集?周赵王集?宿集序》:“今叚施主,建此胜斋。”《汉语大词典》未收。

　　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体现的日本文献

　　研究的学术惯例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序和凡例之后,分为解题、本文影印、注解篇、研究篇几个主要部分,附录则包括主要引用史料文本一览、跋(附:初出一览)、语释?补注一览(附考说一览)、执笔者一览。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注解篇每一文皆有编号,以明确其在《宸翰杂集》中的位置,文章的每一句也都有编号,逐句录出,录文排于上,相应的训读列于下,使人一目了然。以下从题名开始,将文章分为几个段落,而后对各部分先以“语释”,按编号对各句的词语进行解释,继以“通释”将这一段落译成现代日语,在这些工作之后,有“对句”一项图示各句的对句关系,“补注”对有必要详尽说明的词语重点解说,“考说”则对文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考证。最后,还要详尽列出本篇研究的参考文献。文末则是“追记”,是对给予启示和提供意见指导的学者的谢词。

　　这样的体例,是日本文献研究者习惯采用的。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对索引和目录的重视。一般的文献整理工作,都把索引看成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准确而详实的索引和目录,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例如小峰和明校注的《今昔物语集》,在四巨册校注本后,专有一册索引,包括语汇索引(附结语一览)、人名和神佛名索引、地名和寺社名索引、诗歌和偈索引、缺字索引、说话总目次⑧。在语汇索引部分,对于难解而尚未得到确解的语汇还专门列出一个“不读语一览”。《今昔物语集》现存本共有660个故事,研究者由此索引,边节省了大量查找的时间,用起来十分方便。这样的索引对写本研究尤其必要,它可以使开始接触此项研究的学者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心中有数。

　　其次是技术处理的精细周到,处处为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着想。逐篇、逐句的编号,前后完全一致,不论是引用还是阅读,都能轻松找到原文。对句图示让人清楚看出句与句、词与词的对应关系,利于理解。考说部分属于专题文史研究,包括了“瑞应像”和“瑞应变”考察、毘沙门天信仰、奈良时代的肖像画和赞、禹庙和祭禹庙文及《杂集?释灵实集》、《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的历史考察、孝道思想、长屋王所谓《和铜经》和《神龟经》的表达方式、关于大善寺和“知识”、关于“桥”这样九个专题,以奈良佛教史的内容为主,也涉及到中国儒家孝道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参考文献等将迄今有关各篇研究所需日本和中国全部资料都列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学者就少走了许多弯路。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对现代翻译的重视。日本现代的古籍研究者对古籍校注,大都重视用浅近好懂的日语来作翻译工作,以此缩短其和现代读者的距离。《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这方面也不懈怠,除了按照传统的训读方法,对原文做了一次翻译以外,又以现代日语进行二次翻译,这就让略通汉文和不懂训读的读者都能接近原文。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翻译对于研究者也是具有检证研究深度的意义。诚如钱钟书所说:“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语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 ⑨因而,翻译给研究者提示出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而翻译成果本身也就具备了研究的价值。

　　三、《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敦煌写本整理的启示

　　日本学者《杂集》的深入研究,首先探讨的是其与中国佛教及对奈良时代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塚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曾经指出,从《杂集》收录的诗文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佛教信仰形态已经从北魏时代的弥勒净土思想升华为阿弥陀思想⑩。平冈定海《关于圣武天皇宸翰集》对奈良时代中日佛教关系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杂集》中收录的《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他认为,《释灵实集》中收录的《为人父母忌斋文》、《为人妻设斋文》、《为人妻妊娠愿文》、《为人息神童举及第设斋文》、《为人息赛恩斋文》等,这些愿文表达的是回报亡父母的父性爱、母性爱的心愿,表达的是婚姻、妊娠、诞生之喜悦的生活感情,圣武天皇书写这些愿文,使人感到他是借释灵实的愿文,来间接表达对皇太子降生与成长的喜悦;从《无常临殡序》等感叹无常的诗文中,可以推察天皇的苦恼。《刘明府八日设悲田敬田二田文》及《御花寺造净土院文》等,则与光明皇后理解佛教的倾向和思想相关,在日本也有与刘明府设悲敬二田之事类似的记载。《释灵实集》中有《法花寺造净土院文》,而光明皇后去世后,在大和国法花寺也建立了净土院B11。有关《释灵实集》对《万叶集》的影响,则有久松潜一《圣武天皇与万叶集》B12等专论,以及芳贺纪雄的《万叶集中中国文学的接受》B13和佐藤美知子的专著《万叶集与接受中国文学的世界》B14。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采用了一种堪称“互读”的研究态度。所谓“互读”,就是将中日这样两种语境中产生的同时代、同文类的文献放在一起来相互印证、彼此对照,来探索其间的关联和异同。敦煌文书、流传并保存在日本的汉唐抄本和奈良时代的文史资料,由于相互的同源异派关系,完全拥有互读的条件。通过这种互读,首先可以使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全貌明晰起来。九八《法花寺造净土院文》:“但某本寺晋代僧翼所立也”,《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引《大正大藏经》中的《佛祖统记》等,考察了中国关于晋人僧昙翼的生平之后,着重分析了日本传承文献中对昙翼的记载。首先是日传古抄本《续光世音应验记》卷七《江陵一妇人》载昙翼和僧融在江陵劝化一对夫妇受戒,并帮助他们得以免难。其次是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唐抄本《画图赞文》卷二七第二二《图赞文》中载“荆州沙门昙翼造长沙寺城,乃祈育王像,不久见于城北,高七尺。后罽宾僧至,识知是育王所造。”由此得出结论说,唐时会稽一带,昙翼不仅佛教界,连请释灵实撰写此文的人也都知名。支持昙翼的会稽太守孟顗,也见于日本文献。

　　在互读的过程中,《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将对词语的注释也作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入口。如九九《为人父母忌斋文》“虚陈几杖,悲慕于趋庭之训”中的“几杖”一词,注解引用《白虎通?致仕》、《礼记?曲礼上》、《礼记?月令》说明“几杖”是辅助老人之物,将几杖赐予老人则称为“几杖之礼”,引《唐令?选举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闻。”说明唐代有高龄高官致仕之时,有几杖之举,而且引用日本文献证明,在奈良时代这一做法也已相当盛行。《选叙令》“官人致仕”条“凡官人七十以上,听致仕,五位以上上表,六位以下申牒官奏闻。”《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戊戌(四月)”条:“御史大夫从二位文室真人净三致仕……仍赐几杖,并新钱十万文。”“天应元年(781)6月庚戌(23日)条”:“右大臣正二位大中臣朝臣清麻吕上表乞身,诏许焉,因赐几杖。”“延历三年(784)四月辛亥(11日)”条:大僧都弘耀法师上表辞任,诏许之,因施几杖。”都是在高龄高官致仕之际,赐予几杖。另外还有并非致仕也赐予几杖的记载,如宝历五年(774)年赐文宝真人大市杖,延历四年(785)赐高仓朝臣福信杖与衾,也有赐绢、、绵、布的。也有即使允许致仕也没有赐予几杖记载的,还有不关致仕而对高龄官员赐予几杖的场合,《补注》都一一列举。

　　这种互读,为愿文词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一〇〇“萧飋滕城,听风枝而结恸”中的“风树”,《研究》的语释谓“风树”,亦云“风树悲”、“风树之歌”、“风树之感”。意思是感叹不能尽孝的比喻,思念父母。引梁武帝《孝思赋》:“丘吾感风树而长悲”(《广弘明集》卷29,《大正大藏经》第52卷337页)。伯2341《亡妣文》:“何期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日本神护景云元年(767)9月5日行信《瑜伽师地论》卷13跋语:“不胜风树之伤。”(《宁乐遗文》第637页)《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3月辛巳(10日)”条:“勒曰:朕闻孝子思亲,终身罔极。言编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胜宝八岁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遘凶闵。虽怀感伤,为礼所防,俯从吉事;但每临端五,风树惊心,设席行殇,所不忍为业。”(孝谦天皇追思先帝圣武天皇的诏书)《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12月辛亥(20日)”条:“诏曰:昨群卿来奏,天下着眼,以六月为限,但朕孝诚无效,慈荫长违,结慕霜叶,无复承愿之日,缅怀风枝,终亏侍谒之期。终身之痛每深,罔极之怀弥切。宜改前服期,以一年为限,自余行事,一依前勒。”(桓武天皇追思先帝光仁天皇的诏书)。《汉语大词典》收“风枝”一词,谓“喻父母死亡,不得孝养”,引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恸甚风枝,悲深霜露。”又收“风树”,引《晋书?孝友列传》:“聚薪流恸,衔索兴嗟,曬风树以隤心,頫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等。《研究》对每一词语都在两国文献中寻找用例,可以说是在通过词语来进行日本文化史的考察。

　　四、日本敦煌学的汉译与研究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突破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的学科界限,围绕一部写本展开全面研究,《镜中释灵实集》写本原文不过6千余字,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一书长达700页,约60余万字。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虽然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但直到付印前还在修改,可谓精益求精。然而,书中仍然留下某些尚难确定的疑点。如一〇六《为人为息赛恩斋文并为母庆造经成了》:“况芝兰玉树,二宝八龙,斯号兴宗,寔隆堂构”中的“二宝”,补注认为可能是一〇五《为人息神童及第设斋文》中“颍川之二宝”之省,指荀氏子孙中之俊杰,然因史料上无此之说而只能以“未详”告终。

　　另外,还有一些注释。如《祭文为桓都督祭禹庙文》盛赞大禹治水的功绩,其中有“栖亩之禾,无复为萁之咏”,《研究》将“为萁之咏”实解为“为箕子之咏”,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纣时,箕子佯狂,痛宗庙之为墟,乃作此歌,后传以为操。”又引《史记》“箕子过殷墟,作麦秀之歌。”箕子之歌与治水没有直接联系,且此句的主语为“栖亩之禾”,所谓“萁之咏”也当与“禾”相关。“萁”,本草名。《汉书?五行志下至上》:“檿弧萁服,实亡周国。”颜师古注:“萁,草,似荻而细。”也就是说,萁是和荻相似的生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禾变而为萁,就意味着田地遭淹变成了水乡泽国或者湿地。全句的意思当是说由于大禹治水的功劳,田里的庄稼,免为芦草之灾。

　　又如,九五《为睦州别驾崔祭禹文》:“呜呼!某甲忝沐唐化,庇影周行,蹑飞履于缙云,杳同天外;展骥足于千里,来游镜中。”文中的“唐化”,《注解》说是指“唐王朝之王化”,又说:“‘庇影周行’,是说唐王朝的光辉照遍四方。考虑到九六《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中可以看到感谢则天武后君恩的说法,也有可能‘周行’是指则天武后的周王朝的王道。”这里的“唐化”,实际固然是指唐王朝,但从其与“周行”相对来看,本意当时指“唐虞之化”。唐虞,传说尧所建,即陶唐。

　　再如一〇四《为人妻妊娠愿文》末尾两句“并得莲台之乐,同游欢喜之园”,《语释》将“乐”解释为音乐,《补注》介绍了隋唐文献中记载的佛教音乐,认为佛典中找不到“莲台之乐”一词,考虑到唐代佛教音乐的情况,当时人们从这一词语,会联想到某种实际的音乐、视觉的情景。笔者认为,“乐”当读作“乐”之“乐”。空海《有人为亡亲修法事愿文》:“早游极乐至刹,令生莲台之上。”

　　《镜中释灵实集》收录的愿文和敦煌愿文属于同时代、同文类、相同书写状态的写本,其中包含可以互证、互考、相互补充的内容。《镜中释灵实集》收在《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之中,奈良时代与《杂集》堪称双璧书法珍品的,是光明皇后书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日本学者藏中进等人首先予以研究整理,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互读的研究方法B15。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保存的唐抄本或重抄本,如《冥报记》、《游仙窟》、《观世音灵验记》、《孝子传》、《千字文》、《蒙求》等等。它们虽然不是敦煌文献,然而,与敦煌文献的研究早已建立起相互推动、彼此借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后,我国学界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也应该将有关这类写本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将域外汉籍和敦煌文献置于同一学术平台,敦煌学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1925年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学”一词,上世纪后半,日本学界集众多专家之力,编辑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共6卷7册和《讲座敦煌》共9卷。我国大凡熟悉敦煌学的学者对日本敦煌学的业绩和影响都会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的成果到底有哪些,哪些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却很少有人能够如数家珍。翻译和研究的著述,也只能数出神田喜一郎的《敦煌学五十年》B16、池田温《敦煌的文书》B17和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B18等有数几种。既然我们明知他山有石,为什么却只在耳闻,而不能拿来攻玉呢?

　　20世纪后期,日本敦煌学界加强了与中国敦煌学界的交流,一些旅日华人学者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近年出版的西胁常记的《带回德国的吐鲁番汉语文书》B19、福田俊昭的《敦煌类书研究》B20、张娜丽的《西域出土文书基础性研究》B21等都可圈可点。他们研究角度独特,抓住一个题目,便有穷尽到底的决心。黑田彰《孝子传研究》B22将文本、图像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熔为一炉,对中日有关《孝子传》、《二十四孝》的影响、传承和接受加以全面清理,《孝子传图研究》B23继之以长达840页的篇幅对保存在中国、日本、美国的与《孝子传》相关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的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探讨。由黑田彰、後藤昭雄、三木雅博、山崎诚人结成的“幼学会”还热忱展开各国学者蒙书研究的译介,先后翻译出版了美籍华人学者白谦慎的《黄易与其友人留下的知性遗产——对Recarving Caina′s Past 提出的诸问题的反驳》B24、P.Demiéville所著《太公家教》B25、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所著《关于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石室》B26、Keith N.Knapp 所著《无私的孝子——中国中世纪的孝子和社会秩序》B27。日本敦煌学论丛编委会编辑出版的《日本敦煌学论丛》B28亦不乏佳作。

　　除直接研究敦煌文书的著述外,还有一类就是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这样与敦煌文书相关文献的研究。其中幼学会对日本所传阳明本和船桥本《孝子传》的研究,小川环树、本田章义对日本所传《千字文》的注解B29,东野治之对日本所传《千字文》木简、《典言》、李暹《注千字文》以及正仓院日名子文书《造菩萨愿文》的研究B30,中国学者都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日本敦煌学还有一项与中国敦煌学不同的内容,那就是敦煌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日本历史、文学、宗教等多方面内容。已故学者川口久雄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去世后由其友人和学生编辑整理的《风自敦煌》六册B31,广泛探讨了敦煌音乐、诗文、绘画等对各时代日本文化的影响。菊池英夫提出《万叶集》中山上忆良受王梵志诗歌影响一说B32,开敦煌文学与《万叶集》关系研究之先,陆续发表文章表示赞同与支持的则有山口博等人B33。笔者关于《万叶集》中愿文影响的研究B34,得到香港学者王小林的响应。王小林在其论文《忆良的述作与敦煌愿文》B35中对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作品中的愿文影响作了过细的考证。

　　以上著述,有些由日本专业大出版社出版,比较容易见到,有些则是大学出版社或某一学会的出版物,印数偏少,流通不广,国外学者不易找到。敦煌学论著的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具备高水平的翻译能力,而且还需要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一旦有了精品译著,受益的就不仅是不懂外语的学者,就是行内专家也会大有所获。因为对这一类著述,可以说离开研究就谈不上翻译,翻译的过程就必然包括体味其精华,修正其瑕疵,阐释其难点,补正其疏漏等工作。中日学者在掌握和运用资料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各有所长,正可互补。日本学者作风细腻,而在语言感觉上有所不足;中国学者长于宏观把握,而对日本所存资料钻研日浅。翻译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更在于扩宽切磋琢磨的路径,寻求学术的共同增长点。这样的译著如能及时面世,对于两国敦煌学界的直接交流一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

　　当然,日本敦煌学只是国际敦煌学之一家,对于美国、法国、俄罗斯敦煌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同样需要及时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敦煌研究》等刊物,设立“国际敦煌学”栏目,发表评介和研究文章,如有相关出版社能够精选国外优秀研究成果,陆续翻译介绍,渐成系列,不仅能够开阔研究者的眼界,而且可能吸引更多学者参与敦煌学的研究。(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日]中田勇次郎《书道艺术》第十一卷,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1—67页。

　　② [日]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8-680页。

　　③ 王晓平《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1-418页。

　　④ 王晓平《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59-64页。王晓平《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汉籍写本释录之疑——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为中心》,《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95-101页。

　　⑤ 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6页。

　　⑥ [日]岩井大慧《広法事讃を通して再び聖武天皇宸翰浄土詩を論ず》,《东洋学报》,第21卷,1933-1934年刊,第67-104页。

　　⑦ 王晓平《晋唐愿文与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文学》,《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88-92页。

　　⑧ [日]小峰和明编《今昔物语集索引》,岩波书店,2001年版。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⑩ [日]塚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弘文堂,1942年版,第380页。

　　B11 [日]平冈定海《聖武天皇宸翰雑集について》,《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183-191页。

　　B12 [日]久松潜一《聖武天皇と万葉集》,《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28-37页。

　　B13[日]芳贺纪雄《万葉集における中国文学の受容》,塙书房,2003年版,第131-137页。

　　B14[日]佐藤美知子《万葉集と中国文学受容の世界》,塙书房,2002年版,第239-346页。

　　B15 [日]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杜家立成雜書要略——注釋と研究》,翰林书院,1994年版。

　　B116[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B117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张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版。

　　B18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B19 [日]西胁常记《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アン漢語文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版。

　　B20 [日]福田俊昭《敦煌類書の研究》,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刊,2003年版。

　　B21 张娜丽《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書?童蒙書の諸相》,汲古书院,2006年版。

　　B22[日]黑田彰《孝子伝の研究》,思文阁出版,2001年版。

　　B23[日]黑田彰《孝子伝図の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版。

　　B24 白谦慎(Qianshen Bai)著,黑田彰子、坪井直子、中村直美译《黄易とその友人達の残した知的遺産——Recarving Caina′s Pastの提出した諸問題への反論》,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5 P.Demiéville著,山崎诚译《太公家教》,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6 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著,坪井直子译《ボストン美術館蔵北魏石室について》,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7 Keith N.Knapp著,黑田彰子译《無私の孝子——中国中世における孝子と社会秩序》,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8 [日]日本敦煌学论丛编集委员会编《日本敦煌学论丛》第一卷,东京:比较文化研究所,2006年版。

　　B29 [日]小川环树、本田章义注解《千字文》,岩波文库,2001年版。

　　B30 [日]东野治之《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书房,1998年版。

　　B31[日]川口久雄《敦煌よりの風》(1-6),明治书院,1999-2002年版。

　　B32[日]唐代史研究会编《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90年版,第147-202页。

　　B33[日]山口博《シルクロードから大和へ?万葉集の誕生と大陸文化》,角川书店,1996年版。

　　B34 王晓平《东亚愿文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第95-104页。

　　B35 王小林《憶良の述作と敦煌願文》,《日本研究》第40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9年11月,第247-276页。

　　Comparison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On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Although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is not Dunhuang literature, the sutras collected in it belong to the text of the same period, same genre and similar writing condition to Dunhuang sutras. Literature similar to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Summary of Various Books now collected in Japan. Study on Dunhuang literature promote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se Chines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In the future, it is of necessit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reinforc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Japanese Dunhuang study and to reinforce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relevant new works.

　　Key Words:Dunhuang study; sutras;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Chines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Dunhuang literature; Comparison Study

　　出自: 《艺术百家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