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孙旭

　　内容提要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关键词 吴越国 杭州 佛教

　　作者孙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汤用彤指出:“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佛教仅存躯壳。“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但“钱氏历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多与有关,而宋初之名僧多所庇翼”。①另有学者也认为:“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在此过程中,“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②佛教史家对吴越国时期的杭州佛教发展多有关注,具体分析却较鲜见。③本文拟在前贤研究之上,分析本时期杭州佛教发展的背景、特点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其在中国佛教重心南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吴越国的基本情况和杭州的佛教传统

　　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852—932),兴起于唐末战乱中,光启三年(887),因战功拜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后升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历封越王、吴王。朱温建梁后,被封吴越王,建都杭州。长兴三年(932),钱镠卒,其子元瓘(887—941)嗣位。天福六年(941),元瓘卒,其子弘佐(928—947)嗣位。天福十二年,弘佐早逝,其弟弘倧(929—967)嗣位,岁末,胡进思政变,幽禁弘倧,迎立其弟弘俶(929—988)。④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纳土北宋。吴越国共历三世五王,统治杭州九十余年,极盛时辖杭、越、湖、温、台、明、处、衢、婺、睦、秀、苏、福等十三州。钱氏统治杭州期间,中原战事不断,南方诸国也时有战争爆发。但吴越国“事大勤王”,⑤“善事中国”,⑥以灵活的策略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尽力保持国内稳定。对外,“加封爵于新罗、渤海”,⑦开拓海运,发展海外贸易;对内,筑捍海塘,遏潮水内灌,⑧“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疏浚湖浦,发展农桑,国库储备有十年军粮。⑨史称吴越国“民幸富完安乐”,⑩这为杭州佛教的繁荣兴盛构筑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

　　吴越国时期,杭州社会环境整体而言虽较稳定,然亦难以摆脱唐末五代动荡战乱的社会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钱镠兴起过程中,击王郢,退黄巢,战润州,擒薛朗,破孙儒之乱,平董昌谋逆,又与杨行密父子多次征战,始据两浙。钱元瓘、钱弘佐多次征战闽国,虽最终攻占福州,然兵士伤亡惨重。钱弘俶时期,北方日渐强大,立国环境日益恶化。外部环境如此,国内形势亦然,因社会伦理失范,叛乱时有发生。天复二年(902),徐绾、许再思叛乱,钱镠借助杨行密的力量方得平叛。B11钱元瓘时期,兄弟阋于墙,钱元球、钱元珦等先后被杀;元瓘去世后,其众多养子及牙将势力强大,继任者钱弘佐先后诛杀、幽禁内牙将帅及王族阚璠、杜昭达、钱仁俊、钱弘侑等百余人,以此巩固王权。B12频繁的战争环境,将帅兵民伤亡自然不可避免;内部的派系和王位斗争,又使君臣猜忌,命运朝不保夕。在此环境中,诸社会阶层均有借助宗教进行精神慰藉的强烈需求,这为杭州佛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杭州佛教发展较早。汉末沸乱,名僧支谦奔吴,安世高避乱南下,江南佛教逐步兴起。南朝时,在形式上,达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最高峰。B13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北移,佛学重心回转长安、洛阳。唐末五代战乱,北方破坏严重。唐武宗、周世宗先后实行毁佛、限佛政策,北方佛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相一致,佛教重心日渐转向南方。有学者统计,唐代国势鼎盛之时,平均每州16寺,已是“寺系网络益见致密”。B14而隋代立国前杭州创建寺院至少28所,而自隋至钱氏执政之前,杭州创建寺院至少73所,B1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张弓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统计,初见于唐五代僧行止的佛寺795所,分布于131州,杭州46所,仅低于唐都长安的数量,较东都洛阳还多1所;杭州所在的江南东道总计240所,比数量位列第二的长安所在关内道121所多出近一倍。B16数据统计与历史事实或有差距,但如此悬殊的数据,无疑可以得出结论:钱氏统治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佛教重心之一。正是这些区域背景因素,构成了吴越国杭州佛教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历史特点

　　吴越历代国王无不尊崇佛教,杭州作为其都城,佛教发展迅速,呈现全面繁荣之势,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寺院建设数量繁多,发展态势前所未有

　　“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B17“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B18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载,南宋末年杭州城内外寺院总计496所,能够确定创建时期的有398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20所,钱氏统治期间230所,北宋9所,南宋139所。南宋临安府下辖七县,寺院总计281所,能够确定创建年代的有255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81所,钱氏统治期间141所,北宋4所,南宋29所。B19据此可见,杭州寺院“创于钱氏者十(有)五六”。B20《咸淳临安志》成书于南宋末年,创建于吴越时期的寺院,经三百余年变迁,有的已经圮废湮灭,所载情况或有缺失,但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仍可由此窥见一斑。B21

　　显德二年(955)五月,周世宗下诏限佛,令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寺院“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B22是时,“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B23杭州一城寺院之数,竟达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由此可见杭州佛教势力和发展盛况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与地位。

　　2.禅宗各派交替兴盛,佛教诸宗均有发展

　　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禅学最兴。初期,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均有僧人活跃于此。沩仰宗慧寂禅师弟子文喜,钱镠请住杭州龙泉廨署;B24灵祐禅师弟子洪諲法嗣令达,“于两浙大行道化”。B25曹洞宗道膺禅师弟子自新,钱镠“造应瑞院居之”;B26本空禅师,住杭州佛日寺。B27临济宗黄蘗山希运禅师弟子楚南,被钱镠延请下山供施。B28

　　吴越国中期,雪峰禅师弟子在杭日渐活跃。释道怤,“崇论闳议,莫臻其极”,钱镠“钦慕,命居天龙寺”,钱元瓘“创龙册寺,请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B29释灵照,高丽国人,“得心于雪峰”,钱弘佐造龙华寺,命其住持。B30悟真大师,“自得雪峰心印”,居杭州西兴镇化度院,法席大兴,“钱王钦其道德,奏紫衣、师号”。B31

　　吴越中期以后,法眼宗日渐兴盛,呈一统吴越之势。文益弟子道潜,钱弘俶“造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以居之”,颇加优礼。B32文益弟子慧明,弘俶“造大报恩寺,请以住持”。B33延寿禅师,“钱氏最所钦尚”,B34时“重创灵隐寺”,命主其事。B35

　　除禅宗外,律宗、天台宗也有发展。希觉律师“盛扬南山律”,B36唐末关中丧乱,避地江表,“徙于杭大钱寺,文穆王(钱元瓘)造千佛伽蓝,召为寺主”,“四方学者骋骛而臻”。B37赞宁“习四分律,通南山律”,“多毘尼著述,谓之律虎”,“又为两浙僧统。”B38 　　会昌以后,天台颓败,在钱弘俶和德韶禅师的支持下,海外求典,得以复兴。释晤恩“闻天台三观六即之说,冥符意解”,造访钱唐慈光院志因师,通达《法华》,讲贯弥年,“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B39

　　3.佛教仪轨备受重视,佛学义理鲜有进展

　　吴越时期杭州佛教发展注重仪轨,法会道场众多,经幢造像林立,佛教仪式隆重。释可周,“受杭州龙兴寺召开演,黑白众恒有半千”,钱镠“命于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鬼神现形扈卫,往往人覩焉。”B40释彦偁也为钱镠知重,“每设冥斋,召行持明法”。B41

　　本时期杭州建立了大量经幢,造像。经幢著名者如钱镠时期所建的竹林寺经幢、B42大钱寺宝幢、福庆庵石幢、B43水月寺幢、招贤寺幢、观音尊胜幢,钱元瓘时期所建的天竺日观庵经幢、B44化度禅院经幢,B45钱弘俶时期所建的梵天寺经幢、奉先寺经幢、B46西莲瑞相院宝幢、B47虎跑寺经幢、B48超化院塔幢等。B49造像著名者则有石屋洞罗汉像,灵隐山千佛洞,B50天龙寺石窟佛像等。B51

　　除此之外,吴越国王还迎引舍利,兴建佛塔,抄经建藏。贞明二年(916),钱镠命弟钱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B52开运元年(944),钱弘佐“遣僧慧龟往双林开善慧大士塔”,迎舍利灵骨诸物,“至钱唐安光册殿供养,建龙华寺,以其骨塑大士像”。B53乾德四年(967),钱弘俶“迎阿育王舍利归南塔寺奉之”。B54著名的功臣塔、宝石塔(保叔塔、保俶塔)、白塔、六和(合)塔、雷峰塔,B55南高峰塔、北高峰塔、B56崇化寺西塔等均建于此时。B57除此之外,杭州还建立了大量中小佛塔,以安放圆寂名僧舍利,很多后来发展为塔院,成为寺院创建的另一途径。钱弘俶还“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B58并“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B59钱弘俶还“建《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碧纸银书,每至佛号,则以金书。牙签银轴,制甚庄严”。B60

　　与佛教仪式备受推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义理鲜有进展。杭州高僧中擅长佛教义理者以德韶及弟子延寿最为突出。德韶主张“佛法现成,一切具足”,“事无不通,理无不备”,作偈“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B61对其师文益的“一切现成”说略有发展。延寿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中,前者主张禅教一致,后者讲述禅净合一,丰富了禅宗的理论和实践,对宋明禅学演变具有较大影响。但总体而言,只是对先前佛教思想的融合会通而鲜有突破,且会通后禅宗本色渐失,以致其说旋即衰落。

　　三、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推动了杭州佛教的迅速发展

　　释老之教,“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B62吴越杭州佛教发展迅速,与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密不可分。吴越国王尊崇佛教,礼遇僧人,广建寺院经幢,支持佛教仪轨。在其带动之下,“芸阁勋臣,香闺贵戚,府郭君子,阛阓信人,发心无难舍之财,集事有易成之力”,B63大量建造佛教仪轨。《咸淳临安志·寺观》所载杭州城内外寺院创建于吴越时期的230所中,明确标明为吴越国王及钱氏家族建立的便达173所,B64吴越王室对杭州佛教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吴越三代国王虽均推行崇佛政策,但在信仰方式和表现途径等方面又略有异同。

　　1.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钱镠崇佛

　　钱镠对待佛教的态度,在不同时期略有差异,总体而言,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光启三年,钱镠初拜杭州刺史,便礼遇僧人,延请僧文喜、楚南入杭供施。据载,文喜能驱蝗虫,颇有神通。B65楚南系当时名僧希运弟子,与唐末权贵关系密切,B66钱镠礼遇他们,很难说是出于信仰目的,功利色彩十分明显。

　　钱镠真正实行崇佛政策,应与名僧洪諲有关。《宋高僧传》卷12载,洪諲圆寂后,据钱镠自己追述,其应募为军之时,諲曾密谓:“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B67钱镠年少时,在才能、性格及行为处事方面或异于常人,洪諲慧眼识才,为日后借助其势力弘扬佛法,或许有此预言。当然,钱镠“通图纬诸书”,B68对僧侣“通于术数”者大为礼遇,B69在佛教传统和势力较为强大的社会环境中,借用僧人预言以神道造势也完全可能。但不管原因为何,结果是钱镠“累立战功”,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的当年即“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B70在洪諲圆寂后,钱镠亲将这一预言公之于众,以佛的名义确定了自身“贵极”的神圣性。伴随着这一举动,钱氏为维护其政权的神圣性与统治的权威性,就必须实行“当与佛法为主”这一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

　　在此之后,钱镠广请僧人,举办冥司法会,为鬼神宣讲佛法,B71广建寺院经幢,借以超度亡灵,以此减轻自己战争屠戮的罪责,B72抚平治下兵民心灵的创伤,实现祈福求祥、消灾避祸的目的。以竹林寺经幢为例,宝大元年(924),钱镠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真言陀罗尼经》和《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两幢,旨在“睹者生缘”,“沾者获善”,“福均土地,光荫乡园”。B73据佛经载,诵念《大悲真言陀罗尼》,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来世往生净土,所求皆遂,疾病悉治;B74受持《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能够“除诸病苦,寿命长远”,“利乐一切众生”,B75实用主义目的不言自明。

　　2.钱元瓘“以兹冥福”与杭州佛教的快速发展

　　《吴越备史》卷三载,乾化三年(913)五月,钱元瓘奉命攻陷宣州广德县城,众皆遁去,而僧自新独岿然晏坐,“时王在众中,新忽见之,乃敛衣奉迎,与语久之。及王还,遂载而归”。后元瓘问自新当时何以见识,答曰:“观王在万众中,骨法独异,与咸通皇帝御容颇相类,故幸得一识。”B76钱镠问之,言无所屈,“加之高行,造应瑞院居之”。B77此时元瓘在钱镠诸子中地位并非最为尊崇,论长幼,论嫡庶,论战功,论前途,“没有一样比得上元璙”,却在十余年后的同光二年(924),王位继承人的地位逐步得以确立。B78在此过程中,自新的预言和佛教势力是否发挥过作用不得而知,然“应瑞”却为事实。自是年起直至长兴三年钱镠去世的八年间,杭州新建寺院至少33所,占到钱镠统治杭州40年间所建寺院74所的44.6%。杭州佛教寺院建设的真正快速发展,恰恰从此开始。B79

　　元瓘即位后,“创佛寺于布金之地”,以资其父“冥福”,B80其在位十年间,新建寺院73所。化度禅院及经幢的建立,最能表达钱元瓘的崇佛目的。长兴四年,元瓘为“弘胜善之缘,尽孝思之心,创清净之业”,“以西兴城垒之内,曩岁曾别置狴牢”,担心“或有沦亡”,“于是变圆扉而崇梵宇”,“开绀殿而立睟容,仍建宝幢,镇兹土地。”以使“所有前后幽暗魂识,一一咸冀往(在)生”,并希望“以此功德,资荐皇考武肃王,升七觉之法身,耀千光之瑞相。其次保安疆境,兵火无虞,以子以孙,永永蕃盛。”B81化度禅院所立两宝幢,所刻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序》,“持斋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令短命众生还得增寿,永离病苦,一切业障悉皆消灭,一切地狱诸苦亦得解脱。”B82由此可见,祷赐冥福,祈福求祥,是钱元瓘尊崇佛教的主要目的。

　　元瓘去世,其子弘佐即位,年仅14岁,在位仅五年;其弟弘倧即位,仅半年便被废黜。弘佐、弘倧时期,创建寺院49所,基本沿袭其父崇佛政策,除弘佐即位时曾命田园有隶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之”外,B83佛教政策上未见其它重大变化。

　　3.信仰色彩浓厚的钱弘俶崇佛

　　钱弘俶为吴越国末代国君,在位30余年,创建寺院至少143所,其为王子时,释德韶便劝诫他:“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当上国王后,他即遣使迎德韶,“伸弟子之礼”,B84坚守父祖两代崇佛国策。弘俶崇佛,虽仍具实用主义目的,但宗教信仰色彩较之父祖明显浓厚。

　　弘俶曾命僧道潜入王府,为其受菩萨戒。B85成为真正佛教徒后,他在“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B86览阅佛典《永嘉集》,对“同除四住”不解而求教德韶,德韶及天台名僧义寂均不能答,反映了其佛学造诣之深。弘俶为延寿《宗镜录》撰写序言,明确提出三教合一观点:“儒,吾之师”;“道,儒之师”;“释,道之宗”,“惟此三教,并自心修”。B87他将佛教看作三教之宗,对佛教之尊崇不言而喻。

　　弘俶在位时期,北方日渐强大,北宋的建立令吴越国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弘俶的崇佛处处体现着保国安民的目的。乾德三年,弘俶立梵天寺二经幢,“勒《佛顶》《随求》之嘉句”,希望以此“家国恒康,封疆永肃,祖世俱乘于多福,宗亲常沐于慈恩。职掌官僚,中外宁吉,仍将福祉,遍及幽明,凡在有情,希沾妙喜。”B88据佛经载,诵持《佛顶》者,“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求长寿、求果报、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事,无一不能实现”。B89诵持《随求》,一切危害皆可避免,一切乐欲所求皆得,且有“旱即下雨,滞即得晴”,摧毁敌兵等威力。B90开宝二年(969),弘俶又于奉先寺“对树法幢”,依然“勒《随求》之梵语,刊《佛顶》之秘文”,希望借此“兴隆霸祚,延远洪源,受灵贶於祖先,助福禧于悠久。军民辑睦,疆场肃宁。宗族以之咸康,官僚以之共治”。B91但钱弘俶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并未换来佛祖的恩赐与保佑,太平兴国三年,在保国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纳土于宋,国祚至此终结。

　　综上所述,唐末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唐武宗、周世宗先后废佛,北方佛教渐呈衰颓之势。与此相反,杭州地区的佛教在先前传统的影响下,经吴越国王的支持和提倡,在内部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中反而得以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之一。吴越国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高僧大德云集杭州,为佛教推广和佛法弘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不仅满足了普通民众的信仰需求,促成了佛教信仰的深入民间,而且直接为宋代杭州“佛僧之胜,盖甲天下”的佛教繁盛局面奠立了基础。B92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突破,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福求祥逐渐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对宋代以后的佛教形态,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5页。

　　②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日]藤堂恭俊等:《中国佛教史(上)》(兰吉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44册,台湾华宇出版社1985年版),[日]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下)》(《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45册)所持观点与上述二书基本一致,然均未深入论述。

　　③倪士毅:《五代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第160～164页),对吴越国佛教兴盛局面有所描绘,但对其发展原因、特点等未作细究;曾国富:《五代吴越国崇佛的原因及其影响》(《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5～111页),其原因论述或因果混淆,或推理牵强,缺少史料支持,仍有探讨空间。

　　④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5～844页。通常将吴越国断限为893至978年,因光启三年钱镠初为杭州刺史便有佛事活动,故本文所称“吴越时期”上下限为887至978年。

　　⑤⑦B22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6、1778、1531页。

　　⑥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66,9415、9227页。

　　⑧B44B47B49B56B60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45、4199、4057、4062、4119、4044页。

　　⑩欧阳修:《有美堂記》,《欧阳修全集》卷40,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5页。

　　B11B68《新五代史》第835—844,836页。

　　B12B78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3、172,151页。

　　B13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215页。

　　B14B16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131页。

　　B15B19《咸淳临安志》卷76—85。

　　B17郑清之:《灵芝崇福寺拨赐田产记》,《咸淳临安志》第4073页。

　　B18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曝书亭集》卷4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176页。

　　B20陈让、夏时正:《成化杭州府志》卷4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669页。

　　B21《宋高僧传》、《五灯会元》、《吴越备史》、《梦粱录》、《都城纪胜》等史籍中也有大量相关史料,为简行文,不赘。

　　B23B35B43B54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4,1287,1088、1091,1163页。

　　B24B26B28B29B30B32B33B34B36B37B40B41B65B66B70B71B77B85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3,754,429,310,313,316,598,708,157,402,147,399,293,428,284,147、399,754,316页。

　　B25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8页;《宋高僧传》第284页。

　　B27B84《五灯会元》第826,567页。

　　B31B61道原:《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第51册350—351,408页。

　　B38王禹偁:《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小畜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197页。

　　B39《宋高僧传》第161页。净土宗、密宗也有发展,但多以依附其他宗派的“寓宗”形式存在,此不展开。

　　B42阮元:《两浙金石志》卷4第29—30页,光绪十六年浙江书局重刻本。竹林寺,南朝梁大同中建,五代后梁贞明初吴越王重修,宋大中祥符元年改额海会寺。

　　B45B48B50B57B73B80B81《两浙金石志》卷4第3,19,19～24、27,39～40,29～31,13,4页。

　　B46《两浙金石志》卷5第2、3页。奉先寺经幢今存于杭州灵隐寺,《愿文》后有题记:“灵隐寺住持传法慧明禅师延珊于景祐二年十一月,内移奉先废寺基上石幢东西两所,归寺前添换重建。”奉先寺,天宝六年三月乙巳,钱弘俶建于城西,以荐文考。(《吴越备史》卷4)灵隐寺,清康熙二十八年赐云林寺额。(《大清一统志》卷217)故奉先寺经幢又称灵隐寺经幢,云林寺经幢。

　　B51B55《五代吴越国的佛教文化》第163、162页。

　　B52B76B83钱俨:《吴越备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532、543、552页。

　　B53B58B92志磐:《佛祖统计》,《大正藏》第49册392、394、210页。

　　B59程珌:《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洺水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337页。

　　B62脱脱:《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17页。

　　B63佚名:《水乐净化院记》,《咸淳临安志》第4064页。

　　B64《咸淳临安志》卷76—82。

　　B67《宋高僧传》第284页。钱镠与洪諲的关系,《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径山集》(宗净,广陵书社2006年版)卷中“第三代法济禅师”条中也有相关记载,内容记载略有差异,表达主题基本相似。

　　B69陶岳:《五代史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658页。

　　B72钱镠年轻时处事极为残忍,“迨于晚岁,方爱人下士,留心理道。”(《旧五代史》第1771页)

　　B74《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大正藏》第20册115页。

　　B75《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10,《大正藏》第19册576页。

　　B79贞明五年吴越国与吴国爆发狼山江之战,吴国战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进入和平时期,这对杭州佛教的快速发展亦或有影响。

　　B82《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351页。

　　B86钱弘俶:《雷峰塔记文》,《咸淳临安志》第4120页。

　　B87钱弘俶:《宗镜录序》,《大正藏》第48册415页。

　　B88B91《两浙金石志》卷5第2、3页。

　　B89《大佛顶陀罗尼经》,《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B90《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642页。

　　责任编辑 尹 之

　　出自: 《浙江社会科学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