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高僧法显的生卒年和籍贯及其时代背景

　　再论高僧法显的生卒年和籍贯及其时代背景

　　王勇红

　　摘要：法显是我国东晋时的高僧，学界对于他的卒年及籍贯有不同的见解，现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法显；襄垣；年龄；籍贯；时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0)03－0019－04

　　法显是我国东晋时的高僧、世界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著作家。然而，法显在历史上毕竟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当时世俗社会中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也不可能多提到他。这使他的生平资料十分缺乏，其著作的研究和发扬，亦受到局限。记载法显生平的典籍，重要的有：(一)法显撰述《佛国记》；(二)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三)梁慧皎《高僧传》卷三。

　　法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他的著作《佛国记》在历史上的影响深远而巨大。近年来，学界研究法显生平的文章亦时有出现，就这一问题，提出作者的浅见。

　　一、法显的生卒年

　　法显的生卒年，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三中的记载是：“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有三兄并髫龀而亡，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据《出三藏记集》卷八的六卷《泥洹经·后记》说：法显等人于“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校订尽讫。”《摩诃僧祗律》所附后记载：“法显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还扬州，以义熙十二年岁在丙辰，十一月于道场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讫。”义熙十四年二月末相当于公元418年4月20日。可见，至迟在公元418年4月20日之前，法显仍然在建康。

　　据《高僧传》卷三的《释佛驮什传》中说：佛驮什“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佛驮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到达建康，十一月开始翻译，至第二年十二月方才完成《弥沙塞律》的翻译工作。可见，法显至迟是在景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圆寂的。

　　依据上述史料，可以确定法显圆寂时间的上限为东晋义熙十四年末，下限为刘宋景平元年。综合这些因素，法显圆寂的时间在公元418年至公元423年间。法显的出生年如果按82岁算是公元336年到341年，按86岁算是公元332年到337年。综上所述，法显的生卒年为：生年(332－341)，卒年(418－423)。确切了解法显的生卒年有待于发掘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外，有现代学者陈垣提出：“法显年岁，《出三藏记集》十五作八十二，梁《僧传》三作八十六，似皆不可据。《出三藏记集》云：‘法显二十受大戒，以晋隆安三年发长安。’是法显出游时不过二十余，经十六年还都，不过四十，译经数年卒，不过四十五六。”

　　二、法显的籍贯

　　记载法显的籍贯，最早出自南朝梁人僧祜著的《出三藏记集·法显传》，说他是“平阳武阳人”，慧皎的《高僧传》沿用此说。因平阳郡和平阳县内皆无“武阳”地名，遂在对“武阳”的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隋代的费长房、唐代的道宣删弃“武阳”，直言法显是“平阳沙门”。

　　因此，到了现在，关于法显的故里，有了“襄垣说”、“临汾说”和“沁县说”等许多种。“武阳”究竟在哪里?学界依然歧说纷纭，莫哀一是。

　　较早提出法显是今襄垣人的是足立喜六，其考证或理论则无。国内许多辞书亦持有这一观点。

　　较早认为法显是今临汾人的可能是章巽先生。章巽先生云：“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或为平阳之误。……当时，平阳郡治所即在平阳县，县城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法显的出生地可能即在此。”有一些辞书也采用了这一观点。2009年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法显籍贯考》中说：

　　“经对有关资料和地区的综合考查、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法显原籍平阳县；二、法显早年曾活动于襄垣五阳一带；三、襄垣不是法显的故里。”

　　该文通过对法显生活时代“平阳”等地理名词的分析考证，得出法显是临汾人的结论，同时否定了法显是襄垣人的说法。实际上，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后，笔者觉得该文作者的论证过程似乎仍欠严密。该文在论证“法显是临汾人”时的出发点是僧祐《法显传》中的“平阳武阳人”，否定“法显是襄垣人”时是通过否定僧祐《法显传》中的记载的可靠性：

　　“南朝梁的佛教学者僧祐，南京人，14岁出家于扬州的建初寺。当时南北朝政权对立，交通隔绝，信息不通，加上他久居南方，对北方的地理建置一知半解，那时《晋书·地理志》又未问世，他能够看到的都是一些与东晋地理志书内容一致的记载。对法显的身世也只是根据传闻，略知他是北方的平阳人和早年在武阳一带进行过佛事活动的沙弥。因此，在他不清楚平阳与武阳地属关系的情况下，把平阳与武阳附会在一起，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也’”。因此，该文“法显原籍平阳县”的结论似乎下的早了点。

　　此外，有学者说法显是今山西沁县东南人的，有说是“今山西省汾阳县人”的，还有说是“今山西省襄阳县”的，此说的“襄阳”或许是“襄垣”之误。还有一说是“江陵(今属湖北)”，说法显生于“公元576陈太建8年，卒年：公元652唐永徽3年。”此说恐怕有误。

　　有的学者意识到学界关于法显籍贯问题的混乱，为了避免卷入这一争论，而直接说是“山西人”的。

　　由上述可见学术界关于法显籍贯问题表述的混乱。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说法显是“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说法显是“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则说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人”。

　　更有甚者，有一部书的“《法显传》”词条正文中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文后所列参考书籍却是章巽的《法显传校注》，而章巽认为“法显可能是临汾人”。

　　“法显与《佛国记》”词条在《中华国粹大辞典》的第51－52页和第395页出现了两次，第51页说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人”，第395页说法显是“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人”。

　　关于法显籍贯这一问题在学界是众说纷纭，亟待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确立一个令大多数人赞同的结论。

　　三、法显生活的时代背景

　　法显的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332年－423年，山西区域尤其平阳、上党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公元330年(后赵建平元年)，石勒即皇帝 位，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为后赵所辖。后赵石虎建武三年(337)，赵王石虎称大赵天王。后赵太宁元年(349)，石虎称帝，同年，石虎死，十月冉闵谋篡逆，诛杀胡、羯20余万人，杀赵王石虎28孙，尽灭石氏。此后平阳、上党地区时属前秦，时属前燕，期间多有战争。西燕中兴元年(386)慕容永大败前秦帝苻丕，占领今山西大部分地区，慕容永称帝。公元393年后燕慕容垂发兵7万攻西燕，于次年五月大败西燕军于台壁，西燕亡，山西大部分地区属后燕。十六国时期的统治者多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政权，崇佛更为突出。政治的动荡和频繁的战争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法显的幼年和青壮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法显在3岁的时候，就到佛寺当了小沙弥。20岁时，法显受了大戒。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他时常慨叹中国佛教律藏的传译不全，立志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寻求真经。东晋隆安三年(399)，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4人，一同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行取经的艰难历程。

　　四、余论

　　笔者曾于2010年1月和2010年4月两次赴襄垣县实地考察。走访了宝峰寺、仙堂山、厩亭镇龚家沟村等地，在襄垣县文博馆和住户家中观看了与法显有关的实物资料，查阅了清同治年间的一本龚氏家谱。

　　在襄垣县，留下了许多法显曾经活动过的历史传说。据襄垣县县志记载：凉楼寺，东晋初建，隋唐扩建，规模很大，是上党名寺，享有“凉楼胜观”的美誉。据当地人说，现在还有东晋时期的一些建筑石刻遗物。当地传说，法显曾在此坐禅讲经，还说凉楼寺也是法显倡建的。凉楼寺之外，周围的一些其他佛寺中，也留有法显活动的踪迹。如，距凉楼寺不到30公里的宝峰寺，传说有人曾见过早年寺内的石碑上刻有法显的名字和事迹。宝峰寺，与厩亭水库相邻，背山面水。据当地传说始建于三国时期，是襄垣历史上建寺最早，规模最大，工艺最精，名僧最多的寺院。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建筑已经不复存在，2004年在原址上重修。距凉楼寺20公里，有襄垣县八景之一的“仙堂旧隐”。仙堂山，位于襄垣县城东北，因半山腰处建有仙堂寺而得名。据当地人考证，始建于东晋时期，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历史。有记载仙堂寺僧人功德的宋代碑刻。“仙堂旧隐”讲的是当年仙堂山间初有佛寺时，据说有一位名僧儿时曾在此剃度受戒，成年知名后则悄然隐遁而去的事情。当地人认为故事中的名僧就是指法显。

　　龚家沟村为遞亭镇西底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虽然叫龚家沟，但现在无一姓龚的村民。据这个村的王氏家谱上记载，王氏始祖是700多年前到龚家沟的。据村民讲龚家沟很早有个出国的大和尚。1958年修龚家沟水库时，当地人拆了村边的一个“关帝庙”，庙内一块功德碑上面写着许多姓龚的名字。当地人认为，龚家沟便是因为龚氏曾在此居住而得名的，法显原籍即是此地。

　　襄垣县一位收藏者家中有一本同治十二年续修的《龚氏族谱》，该谱“序”称：“沁郡之南，司马故都，星分柳鬼，地接襄邑，北靠铜旧城，映带白玉；南接峻山圣境，近邻郭水；东抱紫岩圣观，漳江环绕；西逢石梯名区，层峦耸翠，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藩之榻，近列五岳，远通三晋。余龚氏居，斯土耕读相承，子孙接续瓞绵，延上世原居司马，公生数子无成，后将次子送交和尚，因战乱逃至沁阳，徒故二庶，浩繁于无穷，人生斯世，俯仰为夫，天地者万物之，送族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苦梦为欢，几何先王报本追远之意，不留心于水源木本之恩，熟可无之上世，先祖流传已久，今逢重序，聊竭诚是为志。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孟冬中旬守一山人题。”当地人认为，这也是证明法显是襄垣人的一条有力证据。

　　此外，在笔者的考察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当地用来供奉法显的石碣等遗物，为当地传说法显是襄垣人提供了部分佐证。襄垣县的这些历史记载、民间说法，可能还不是法显是襄垣人的确凿证据，但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从某些方面讲，可能间接反映了法显曾在襄垣县的凉楼寺及其周围的寺庙活动过，最后又从仙堂山古寺隐遁而去往长安的史实。历史上襄垣县人便有供奉法显的习俗，老百姓认为法显就是襄垣人。与此相对，在临汾等地却乏有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老百姓也没有认为法显是他们当地人的说法。

　　总之，上述的这些襄垣县有关法显的历史记载、传说、民间信仰、供奉活动，已然成为襄垣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襄垣县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有价值的。不论法显是襄垣县人还是临汾人，或其他地方的人，但襄垣县人都会为有这样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而感到自豪。在各地区为大力发展当地的文化产业而积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背景下，法显的名人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界如能将法显生平的基本问题搞清楚，对于法显家乡的文化旅游的发展必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为眼前利益，而对历史问题妄下结论，以至于歪曲了历史事实。当前，我们只有在学习和弘扬法显的不畏艰险、开拓进取、虔诚爱国的精神方面为社会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才是对法显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