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的盛衰（连载之三）

　　敦煌佛教的盛衰（连载之三）

　　日·上山大峻

　　长安佛教的流佈

　　隋唐时代的敦煌：西历纪元五八一年，隋朝统一南北二分的中国，可是不久之后隋朝就灭亡了，六一八年，由唐朝继替，於是一个空前的统一国家时代开始了！在中国有史以来，这也是佛教达到最高峰的黄金时代。佛教在高宗——武则天后——玄宗等历代天子的保护之下，有着极其辉煌的发展，当时长安的佛寺林立，高僧辈出，竞相研究佛教的精华，备齐一切经典，而且经抄写之后分藏各重要佛寺。武则天时会兴建大云寺，中宗兴建龙兴寺，玄宗则兴建开元寺。同时各州建立这些“官寺”之后，佛教逐成为国政的一环，普及全国，兴盛无比。

　　唐朝在河西地方设置了涼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包括敦煌、寿昌两县）、等五州六二二年，六四八年征服焉耆和龟兹之后，便将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作为前线基地，积极开展西域的经营。敦煌是唐朝势力延伸西域的据点，此时愈增其重要性，成为东西交通的会合点而繁荣一时。

　　根据七二七年途经龟兹的新罗比丘慧超的报告，敦煌也兴建了大云寺、龙兴寺等唐朝的官寺，由来自长安的汉僧任住持之职，宏扬大乘佛教。我们从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也可证实敦煌的许多寺院中，的确有过大云寺、龙兴寺及开元寺等大寺，可见唐朝的佛教政策已普及到这些偏远的地区。

　　敦煌的抄经：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属于这个时代的古手抄经典，都是用端正秀丽的楷书写下来的，每行十七个字，所用的纸张均为黄麻纸，这是一种染成黄色的质地极高的纸，宽一律为二十五公分，这是为了便於收藏在经库之中所规定的尺寸。象这种规格，乃是印刷佛经出现之前从未有过的标准抄经形式，而且统由专任的写经僧抄录，是为正式的经本。在很早的时期里，敦煌就设有官营的抄经机构，当时所抄的经典目前尚存的还不少，例如卷末有下列记载的经本，便是其中之一：

　　成实论卷十四

　　——经生曹法寿书写用纸廿五张

　　永平四年岁次辛卯七月廿五日

　　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

　　典经师 令狐崇哲

　　校经道人惠 显

　　敦煌出土的古抄本中，这一类的抄经共有十三卷，年代都集中在上述的永平四年五一一年到延昌三年五一四年，这段时期内敦煌还在实施“镇”的制度，因此敦煌的官经生就是属于敦煌官营抄经机构的抄经僧。据推测，这些抄经生抄了相当数量的一切经，不过，当时所谓的《一切经》是由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的经典所构成，到了唐代，一切经的份量陆续增加，据七三O年编纂的经典目录《开元释教録》的记载，一切经业已达到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要把这么多的经典都抄写下来分送给各州的开元寺等官寺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种种迹象看来，敦煌是为了这个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抄经活动。

　　长安佛教的影响：在多数敦煌出土的标准抄经之中，杂有一些长安官营写经机构所抄的经本，上面明记着抄写处、书体及装订都很好，至今已发现的就有三十卷左右。据考查，这些都是中央分配给各地做为范本的经典。敦煌的写经僧就是看着这些经本抄写，由此亦可知当时中央的第一级文物已来到这些边界地方。

　　敦煌出土的抄本中，还包括昙鸾的《讚阿弥陀佛偈》的七一一年抄本,可见广行长安净土宗的典籍，也来到了敦煌。且正如后文所要记述的，当时佛窟壁画之中也出现了许多浄土宗图案。这些都要表示了中央佛教界对敦煌的影响极为显著。

　　隋唐时代，敦煌在地理情势的因素之下，一定受了不少西方的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已完成进入了汉土中央鼎盛的佛教权威之下。在此之前，敦煌佛教办所吸收的佛教还比长安更早一些，在前涼和西涼的时代里，它积极地吸收了来自西方的佛教，形成了极为兴隆的盛況，可是到了这个时代敦煌吸收佛教的方向完全相反，它接受来自东方中国的佛教，并将之传给西方，可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的敦煌正是最接近汉土中央，与中央的佛教发展并驾齐驱，在各方面都有新的成就。千佛洞一带，又开凿了新的佛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北大佛（六九五年造）和南大佛（七一三至七一四年所造）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

　　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敦煌佛教中央佛教的影响之下被统一了，可说是敦煌佛教之个性最稀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