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流布与诸宗派的发展

　　佛教流布与诸宗派的发展

　　日本推古元年（593年），圣德太子摄行政事，总理万机。由于这位以贤明著称的统治者注重学习接受大陆文明，使佛教在日本上层迅速传播开来。圣德太子崇佛传教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太子本人“笃敬三宝”，身体力行地推广佛教。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曾经“内习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还大批招纳外来僧侣，以此推动佛教传播。推古三年，高丽僧惠慈和百济僧惠聪到达日本，太子将两人恭请到法兴寺，拜师学习大小乘教法，称其为“三宝（佛、法、僧）之栋梁”。在《上宫圣德王帝说》里，记录了太子研习教理、深悟佛法的情况。

　　上宫王师高丽惠慈法师。王命能悟《涅槃》常住五种佛性之理，明开《法华》三车权实二智之趣，通达《维摹》不思议解脱之宗，且知经部、萨婆多两家之辩，亦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华》等经疏七卷，号曰上宫御制书。

　　尽管这一记载带有明显的溢美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圣德太子本人确曾大量学习经典。据传说，圣德太子还亲自撰写《胜鬘经义经疏》、《维摩经义疏》和《法华义疏》，并称为《三经义疏》，提倡大乘、佛乘、主张“三会归一”‘足见其佛教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

　　其次，积极主动地吸收和推广佛教。在主持国政的岁月里，太子一方面派人到大陆求最佛法，一方面调拨人力、财力在国内修造寺院。史料记载，推古十五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向隋炀帝说明朝见理由时，小野妹子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可惜史书未记载“沙门数十人”姓名，今人对何人随从遣使从知晓，但小野妹子再度来华时，又有不少留学僧人随行前往。其中高向玄理、南渊清安、新汉人僧旻，还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修筑寺院是圣德太子弘伟佛教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根据各类史料记载，圣德太子先后修建的寺院有9所之多，为四天王寺、斑鸠寺（即后来的法隆寺）、中宫寺、橘寺、广隆寺（即后来的蜂丘寺）、池后寺、葛木寺以及元兴寺和日向寺。在太子的推动下，宫廷贵族也纷纷“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

　　最后，是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通过政令把佛教思想观念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推古十年（604年），圣德太子制定出“十七条宪法”作为贵族、官员必须遵从的守则。其中开宗明义：

　　以和为贵，无逆为宗。（第一条）

　　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

　　何世谁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第二条）

　　圣德太子把手书的“十七条宪法上奏皇，结果”天皇大悦，群臣各写一本读传天下“。推古天皇末年检校僧尼时，全国寺院已经达到46所，僧尼总数超过千人，兴隆三宝的活动终于普及开来。

　　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为了铲除日益骄横的苏我氏一族，发动革新政变，更改国号为“大化”，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史称“大化革新”。大化元年8月，天皇下诏：“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故以沙门慧灌、法师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寺主僧、道登、惠邻、惠妙，而为十师，别以惠妙为百济寺主。此十师等，宜能教导众僧，修行释教……”从此，佛法更兴，为乞求福运、消灾除病造寺铸像的风潮大盛。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年），日本迁都平城京，开始了奈良时代（710—794年）。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并重儒教和佛教，由国库出资在京城修建了东大寺和国分寺，并铸造了耗费739560斤熟铜、12618斤白银和10446两黄金的卢舍那金铜大佛，以镇护国家鸿运。从天智天皇到天武天皇期间（662—685年），朝廷设立了僧官，僧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参政。

　　奈良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急律宗陆续传入日本，史称“奈良六宗”（也叫做“南部六宗”）。与之相伴，佛经乃至中国高僧大德著述的戒律、论疏也大量传入日本。奈良佛教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的原版照搬，初传的开祖或为来自中国、高丽高僧，或为入唐求法师承中国的日本高僧。例如，传播三论宗的吉藏、传播华严宗的道璇、传播法相宗的道昭（唐玄奘弟子）以及著名的鉴真和尚传播的律宗，无一不是将中国佛教宗派的教义原原本本地移植到日本。而成实宗和俱舍宗则分别是三论宗和法相宗的附宗。在教义方面，尽管诸宗派皈依的经典有所不同，但日本僧人几乎没有严格的界限，除一人一寺研习教理外，兼学他宗也蔚然成风。不久在开祖门下涌现出道慈、义渊、行基等一大批日本名僧，由于恪守中国佛教的原义，在教相判释、教义戒法方面并无发展。

　　在奈良六宗里，盛行于晚唐的律宗是最后传入的宗派。天宝元年（742年），留学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普照痛感日本戒律缺失，仰慕扬州大明寺律宗大师鉴真，邀请其赴日传律。他们劝说鉴真：“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人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鉴真决心到海东弘传律宗，不顾年事已高亲率弟子，历经五次磨难，双目失明仍矢志无悔，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第六次渡海时到达日本。鉴真到来引起朝野轰动，天皇遣使迎接，宣读诏书：

　　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

　　翌年4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殿设立戒坛，为圣武太上天皇以及日本僧众授戒，后来又建唐招提寺收徒传法。鉴真和尚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除传播佛教外，还把寺院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以及医药知识带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元794年，日本再次迁都至平安京，开始了平安时代（794—1184年）。都城转移不仅意味着政治统治的变化，也给佛法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奈良时代晚期，寺院居于都城中心，身居高位的僧侣同宫廷贵族极为密切，有的甚至染指政治。一般僧人也在朝廷的纵容庇护下放债牟利，结果沙门秽乱，显现出堕落的征兆。迁都以后，光仁、桓武、嵯峨几代天皇立志刷新政治，派遣留学僧侣探求佛法，意欲创立与奈良旧佛教抗衡的新宗派。于是，在众多到唐朝学佛的僧侣中出现了有名的“入唐八家”。其中以开创了所谓“平安二宗”，即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最澄与空海最为著名。

　　最澄（767—822年）俗姓三津首，近江（今滋贺县）人，幼年出家奈良东大寺为法相宗僧人。20岁得授具足戒。804年与空海一同入唐求法。最澄抵达中国后，先到天台山从师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又从师翛然习得牛头禅法。最后到越州（今绍兴）龙兴寺顺晓门下研习密宗教义。因深解玄机，得顺晓灌顶，并授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界。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建立道场，开创日本天台宗。著有《守护国界章》、《显界论》。圆寂之后，被追谥号“传教大师”。

　　空海（774—835年）俗姓佐伯，赞歧（今香川县）人。早年学习儒教，后渐悟释道，18岁遁入佛门。入唐后，在长安青龙寺惠果门下学习密宗。惠果临终前，得到嫡传衣钵、《金刚顶经》等经典和密教图像与法器。留有《十住心论》和《三教指归》等著述，圆寂后谥号“弘法大师”。

　　与奈良佛教相比，平安佛教已经不再是对中国佛教的简单移植。中国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遵从“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诸法实相论，以及“一心三观”的禅观理论为基本教义。最澄创立的天台宗融合了中国天台宗、密宗、律宗、禅宗4家教义，强调天台、密宗合一的“圆密一致”，故有“台密”之称。而空海的真言宗教义，在对佛教流派发展阶段的划定上，以“十住心”来判释教义高下，将密教置于显教之上，成为独具匠心的思想体系。

　　平安佛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明显的“护国”色彩。最澄在创教和传教中始终把“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作为祈祷、修行的目的；空海也十分注意与朝廷的联系，曾将真宗传给嵯峨天皇，并“上表请在高雄山寺修法，诵《仁王般若经》、《守护国界主经》等，祈祷‘催灭七难’（指有碍国泰民安的日月失常、星宿失度、火灾、水灾、风灾、旱灾、贼盗等七种祸患），调和四时，护国安家，安己安他”。所以，平安中期以后，与奈良佛教的颓势相反，平安佛教隆兴，皇室、贵族礼佛更甚，同时还出现了神佛会通的趋势。到了平安末年，净土宗、禅宗等新宗派流行起来，日本佛教开始走向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