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上应天塔

　　飞来峰上应天塔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作为千年古城的绍兴，建筑该是其丰厚历史文化积淀最感性的符号和最传神的诠释。然而基于中国建筑多以土木为材、难以长存的特性，和中国人向来疏于古建筑的保护而热衷于天摧人毁后重建的缘由，在中国的土地上，明清建筑存世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唐宋、魏晋以至秦汉？绍兴的建筑亦如是。不过殊途同归中也有别例，那就是与恢宏灿烂的佛教文化紧密毗连的寺塔建筑，位于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想来也是此中之一。

　　据旧志记载，应天塔为晋末沙门昙彦与许洵两人同建。昙彦其声名不得而知，许洵则是响当当的人物。作为东晋名士，当年他随任会稽内史的父亲许定居绍兴时，与王羲之、谢安、名僧支道林等素为友善并颇多交往，且参加过那次颇负盛名的兰亭聚会。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塔尚未建成，许洵却因病亡故，工程因此耽搁了下来，后在岳阳王萧蔡师的参与下终于建成。塔成后百余年（公元４７３年），惠基法师在飞来山上建宝林寺，塔遂成寺内建筑。唐乾符元年（公元８７４年），宝林寺改名应天寺，塔亦随寺，改名应天塔。

　　我们无从知晓，当年许洵和昙彦在飞来山上建塔的动因和缘由到底为何？但应天塔的问世和留存，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揣摩和触摸魏晋南北朝时期，绍兴地域历史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些许征象和脉络。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１９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的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两汉、魏晋时期随着西域僧人的大量来华，佛典经书的蜂拥而至，佛教的传播在中华大地上势如燎原。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内地边陲、山野城池，佛寺、佛塔、石窟、佛像等佛教建筑如雨后春笋。“招提栉比，宝塔骈罗”并非虚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亦无夸饰。在这样的大势下，诞生于晋末的应天塔，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应天塔之所以跻身江南名塔行列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绍兴，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

　　与大多数名寺名塔所遭遇的命运一样，见证了近７００余年历史沧桑的应天塔，亦经历了多次毁而重建的坎坷。应天塔大的毁而重建有两次，一次在北宋乾德初年（公元９６３年－公元９６８年），一次在明嘉靖三年（公元１５２４年），现存的应天塔便是嘉靖三年那次重建的遗物。作为越中著名胜迹，应天塔曾引来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的登临咏赋。乾德初年重建后，著名政治家、北宋宰相王安石慕名登临并留下了《登飞来峰》的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借物咏志向为诗人的本性，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亦未能免俗。诗中写的虽是应天塔上所见的实景，但字里行间，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满志踌躇溢于言表。可惜作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改革先躯和领袖，面对腐朽顽固的封建制度，王安石最终也未能摆脱黯然出局的命运，这是当年他站在应天塔上所未能想到的。

　　有幸登临应天塔已是近年的事，那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当我登上应天塔时，脚下的绍兴古城已是万家灯火。站在当年王安石赋咏的“身在最高层”的所在，我忽然悟及，作为绍兴古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应天塔其实就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绍兴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尽管在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应天塔正日渐减弱着当年的巍峨和轩昂。

　　我想，无论怎样，应天塔应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