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 千年成都的民间狂欢

　　庙会 千年成都的民间狂欢

　　史幼波

　　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层次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专题系列从佛道信仰对地方民俗的影响、成都著名佛寺道观、成都佛道艺术，以及佛道信仰对成都茶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民间节日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全面勾勒出成都佛道信仰与民间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对认识成都地方文化、了解成都人的独特性格、构建和谐的天府之国，提供一个新的文化参考角度。

　　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温润的城市，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的有心人，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幻觉，仿佛时光已经停滞，仿佛这份悠然闲适的生活会永无止境。其实，这座历时已三千多年的古老城市，经过的历史变迁何止千万，简直是难以计数。昔日诗人笔下“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古老蜀都，早已融入一片现代化的红尘繁华之中，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则如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作为中国西南的现代大都会，成都迥异于其它现代城市的这种恬淡舒缓的城市性格，先天是得益于天府盆地的丰饶沃土，得益于早期古蜀文明的璀璨遗产；后天则得益于唐宋时期成熟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尤其是佛、道文化的漶漫浸润，对成都地区民间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汉、晋、南北朝以至唐宋以来，道教和佛教相继在成都地区兴起、发展，再达到鼎盛时期，其高度发达的信仰形态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对上至官僚士大夫的主流文化、下至贩夫走卒的市井文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同盐溶于水一样，佛、道文化经过千年的积淀与演绎，已全面渗透到成都上流社会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

　　庙会 成都民间生活的晴雨表

　　虽然一提到老成都的庙会，人们就会想到青羊花会和大慈寺的集市，但是有资料记载，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教尚未创立的先秦时期，成都的庙会文化就已有萌芽，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古蜀国时古老的国家祭祀活动。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神用品，就可以推测出成都古时候的庙会情形。尤其是上古时期的社祭，所谓“春有春社，秋有秋社”，人们在祭祀之日，全都是载歌载舞，醉饮饱食，行乐尽欢。

　　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有古蜀王鱼凫修炼成仙，得道升天以后，蜀人为了寄托追思，为他立祠纪念。而明人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说成都古时候是“蚕丛之国”，蚕桑业素来发达，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栽桑养蚕，纺纱织锦，“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二月望日，即农历二月十五，如此看来，青羊花会可能就是从古代的蚕市演变而来的。元朝费著所撰的《岁华纪丽谱》中也说：“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但那里的蚕市还处在初级阶段，仅限于纯粹的商品交换，还不具备后世庙会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世俗文化功能。

　　到了东汉张陵在蜀中创立道教之后，对成都民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之道观庙宇的建立，使当地不少的民俗文化活动，都依附于这样一个宗教精神场所。从这以后，才有了围绕道教宫观形成的各个庙会，著名的包括成都青羊宫花会、学射山至真观蚕市、玉局观药市、灌口（今都江堰）二王庙川主会，等等。这一时期是成都庙会功能逐渐齐全的阶段，已经具备了后世庙会的雏形，但宗教意义仍大过了民俗意义。

　　汉魏以后，成都佛教渐兴。到了晋唐，成都地区已经陆续有了如宝光寺、石经寺、万佛寺、圣寿寺等有名的大寺庙，于是，佛教类庙会渐渐兴起。至唐宋之间，成都佛教高度发达，围绕着大慈寺这一佛教精神核心，更发展出了成都特有的佛教寺庙商业文化。那时的庙会宗教祭祀活动已经与传统节日的娱乐功能相互结合，不分轩轾，并出现了各种专业性和季节性的庙会集市，以及一些曲艺、杂技表演等娱乐性活动。宋代词人张仲殊一次游逛了大慈寺蚕市之后，在一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可见当时成都佛寺庙会盛况，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时期。

　　明清以后，由于成都经历了宋元战争、明清战争，成都人口剧减，庙宇大量毁灭，庙会从此也一落千丈，虽经过清政府“湖广填四川”的积极移民政策，宗教庙会有了一定的恢复，庙会也有一部分复苏，然而至清末，其规模亦大不如前。据有人统计，清代恢复的传统庙会集市有17个，大慈寺有扇市、七宝市、药市；圣寿寺有花市、蚕市、麻市；花市仍保留在传统的青羊宫与二仙庵。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与整个中国大的动荡局面一样，成都的寺庙再一次遭遇劫难。清末民初的“废庙兴学”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使成都的信仰传统遭到致命的摧残，中国的佛、道二教几乎就要彻底湮灭。这样，依附于佛道两教之上的庙会文化也就完全断绝了。

　　直到改革开放，国家恢复宗教政策，成都的庙会文化才又重新兴起。经过近20年的缓慢恢复，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政府对宗教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庙会文化也越来越重视，相信以后会沿着一条良性的道路发展下去。

　　古代城市的一座大型寺庙，不单单在精神信仰方面会对一个城市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同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上，成都的庙会文化几乎可以看作蜀中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纵观数千年历史，什么时候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都的庙会就兴盛；反之，庙会就会衰落。寺庙文化作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生活的精神核心，既能够对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调适，也能够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更有利于民间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与健全。

　　成都地方文化中的禅佛滋味

　　走在成都五光十色的大街上，如果是一位初来乍到的观光客，不时就会被一些古意盎然，仿佛有缕缕梵香萦绕的街名、地名所吸引——比如大慈寺路、文殊院街、红庙子街、小天竺街、转轮街，等等。如果是一位老成都，那么就会知道大慈寺路、文殊院街是众所周知的成都“名街”。前者是以唐代全国第一大寺庙、号称“震旦第一丛林”的古大圣慈寺而得名；后者则是以著名的都市禅林文殊院而得名。同样的，前面提到的红庙子街，是得名于清代康熙二十七年所建之准提庵，当时其围墙全涂成红色，老百姓顺口便称其为“红庙子”，而它的标准佛教名称——准提庵，反而没几个人知道了。位于著名的华西医大附近的小天竺街，则得名于当年的“小天竺古刹”——天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乃佛教的源头所在，这条以“小天竺”命名的古街，自然便透出了浓浓的禅佛味道。

　　另外，成都还有昭觉寺路、蓥华寺街、白云寺街、楞伽庵街、转轮街、报恩寺街、喇嘛寺街，等等。据有人统计，至今成都尚保存有一百多个因寺庙得名的街道，而其中一半以上，又都是与佛教寺庙相关的。

　　其实，佛教文化对成都地方文化的影响，又何止区区街名！从历史上看，大到帝王的统治思想，小到百姓的生活习俗，千百年来，都受到了佛教文化不知不觉的浸染。比如唐朝的两位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入川，都对蜀中高僧礼敬有加。唐玄宗在成都敕建“大圣慈寺”，并亲自题名，还将高僧无相禅师邀入宫中说法；唐僖宗避乱入川后，也兴寺敬僧，并将蜀中名僧知玄赐封为“悟达国师”。

　　成都地区的市民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比如大年初一到寺庙烧高香、二月的观音会、四月的佛诞日、七月的盂兰盆会，乃至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人们也都习惯于到寺庙里去放生祈福，讨个吉祥。

　　在成都周边地区，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峨眉山，据传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显化的道场；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弥勒大佛，千年以来，一直俯视着芸芸众生。在这种情形之下，成都地区不少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比如成都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彭州龙兴寺等，也都成了历史上享誉全国的著名禅林。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明清以来最著名的全国四大佛教禅林，四川便已占据其二，由此可见，蜀中历史上的佛教文化之兴盛，冠盖于全国。

　　佛教对蜀地，尤其是成都的文化艺术影响也极大。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有“第一人”之誉的新都状元杨升庵，等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熏陶；他们的作品，皆透出一股既高标俊逸、又自在洒脱的禅意。同时，成都万佛寺和邛崃花置寺的石刻造像、成都大慈寺和新津观音寺壁画、新都宝光寺和彭州龙兴寺的佛塔，等等，都是以深厚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价值名扬世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

　　洞经会演出与成都民间音乐

　　“道可道，非常道”，当鹤发童颜的老子骑着青牛来到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下了惊世绝伦的《道德经》五千言之后，据说一个华丽转身，竟辗转来到了成都西郊的青羊肆。这个传说版本很多，对于如今已是举世闻名的红尘仙观青羊宫来说，算得上是最早与之相关的故事了。

　　东汉顺帝时期，“祖天师”张陵在成都大邑鹤鸣山开创了“正一盟威之道”，道教正式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创的本土宗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道教在蜀中经过了数十年的传播发展之后，张陵之孙张鲁继承掌教之位，以汉中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西蜀神道政权，并以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作为大政方针，追求平均、公正、和平的宗教理想。

　　虽然张鲁死后，张天师世系长传于江西龙虎山，但成都作为道教之源和道家文化最为丰厚的地区，历代也是高道辈出，闻名遐迩。西晋时，涪陵丹兴人范长生入青城山修道，并著有《道德经注》、《周易注》，蜀人奉之如神，皇帝特意为他建造长生宫。如今青城山之鹤翔山庄，就是长生宫的遗址。隋唐以降，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剧，成都地区道教兴盛，高道辈出，名重全国，仅注释《道德经》的著名流派，蜀中就有六家。

　　当时蜀中道教之盛，冠盖诸方，因此对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极大。诗仙李白学道岷山，与著名道士元林宗、元丹丘、戴天山、东严子等为伍，四处游历，成就他诗歌中高邈旷逸的谪仙风范；一代红颜杨贵妃，幼年便加入道籍，道号“太真”，其命断马嵬坡之后，唐明皇还礼请临邛道士为其招魂索魄，传为千古奇谈；更有著名女诗人薛涛，晚年出家当了道姑，住在成都西郊碧鸡坊，她曾在一首诗中写道：“长裾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从中可见她的仙风道骨。

　　从唐代到五代时期，道教音乐进入宫廷，当时修道于青城山的道教领袖杜光庭，就在他整理的道教科仪中记录了道家音乐。其后青城山历代高道，都特别重视祈醮科仪中的道教音乐。到了清初，“碧洞真人”陈清觉振兴蜀中道教，专门派人到北京白云观学习戒律仪制和洞经音乐，使青城山道教洞经音乐形成了完备的格局。如今，名扬全世界的纳西古乐，实际上就是从青城山道教洞经音乐中，经过民间化的脱胎演变而成。

　　在过去，演奏洞经音乐的民间音乐组织称为“洞经会”。这些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原生态“乐团”，往往配合当地民间慈善组织，进行三教教义的宣演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忠君爱国、仁义节孝、劝善抑恶、修身养性等方面。洞经会演出场合还包括民间的春秋社祭、敬神供天、醮会道场、祈福禳灾等等，有时还配合婚丧寿诞等民间习俗。

　　传入民间的青城山道教洞经音乐，已不再是纯粹为宗教信仰服务的工具。它深入民间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成为成都地方、乃至整个中国民间音乐中极具魅力的一部分。

　　作者手记

　　笔者一直对成都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对围绕着佛寺、道观而形成的成都庙会文化和传统艺术、民间习俗等，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作为历史上融宗教祭祀活动、传统节日娱乐、商业集市功能于一体的重要集会，成都庙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成都地方的民俗节日和民间商业活动的中心。

　　庙会对老成都人来说，无异于一个温馨而甜蜜的童年之梦，只要你一提到它，老人们都会很快进入到美好的回忆之中。老成都的庙会包罗万象，无论是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会在庙会上一展风采，各显神通，可谓是赚了生意人，乐了老百姓。由于老成都的庙会一般都在春节前后举行，所以，庙会也是老成都人的迎春仪式，是最活跃、最生动、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

　　成都最著名的地方性民间节日，当首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的青羊花会。据民间传说，这一天是百花仙子的生日，俗称“花朝节”，到西郊赶花会已是成都源自久远的习俗；同时，青羊宫作为道教圣地，来历与太上老君在此处现身的传说有关。道教中又称这一天是老子的生日，所以，自唐代以来，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青羊宫里就要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人们在这一天里既要“赶庙会”又要“赶花会”，到后来，这“两会”便渐渐合二为一，形成了老成都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民间传统节日。

　　与青羊花会遥相呼应的，是大慈寺门前每年二月十五的蚕市，它也是成都地区远近闻名的庙会节日。

　　在唐代以前，整个成都的民俗文化和经济中心是围绕在西郊的青羊宫周围的。自唐玄宗敕建大圣慈寺以后，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之城南的合江亭作为出入成都的重要码头，历任官员接送仪式、文人骚客把酒话别等动人场面，均发生在合江亭至望江楼一线，因此，成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便逐渐南移，形成了以大圣慈寺为中心的寺院文化和以合江亭为中心的成都士大夫文化。

　　不管是青羊宫还是大慈寺，老成都的庙会节日花样都非常多。花会、踏青、擂台打金章、梨园听川戏、各种小吃、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让游人尽兴尽欢。成都一直流传于后世的许多独特民俗、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等等，绝大多数都是在庙会上一举成名，最后才风靡一方的。

　　原载：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