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族与佛教

　　论白族与佛教

　　（白族）杨卓如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为1858063。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绝大部分居民操本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元明时曾使用过“焚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

　　洱海地区是白族共同体形成和白族的先民生存活动的主要地域。白族的先民，史称“滇僰”、“叟”、“爨氐”、“白蛮”、“白人”、“民家”等。纳西族称之为“那马”，傈僳族称之为“勒墨”。本族自称“僰子”、“僰儿子”、“白尼”、“白伙”，意为僰人或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洱海地区已有居民生息繁衍，过着半穴居生活。秦汉时期，洱海地区同内地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向这里大批移入汉民，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这里。东汉时改属永昌郡管辖。唐朝在此设立姚州都督府。后建立了以彝、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又于公元907年，建立了以白族段氏为主体的“大理国”，并与宋朝以臣属关系相处。1253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路和鹤庆路。明朝改为大理府、鹤庆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代继续延袭明代这一政策，但在边远山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

　　初唐时期的洱海区域，分布著众多的部族，这些部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著较大的差异，被分别称为“白蛮”和“乌蛮”。需要指出的是，“白蛮”、“乌蛮”是由创造了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土著族群“昆明之属”分化出来的两大部落群体，并不是两个同族系的民族。

　　具体来说，白蛮部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西两岸及白崖。云南、青蛉、弄栋一带，在六诏统治下的居民中，亦有白蛮。有关“白蛮”的分布情况，樊绰《蛮书》之中记载颇为详尽。白蛮部落主要有青蛉蛮、弄栋蛮、河蛮等。在白蛮部落之中，出现了“云南国诏”、“白子国”等酋邦。白蛮是昆明人中原来居住在上述地方的那一部分，吸收并融合了大量汉族移民而形成的“蛮夷”。因此，它的经济文化受汉族影响较深。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说：白蛮“有城郭村邑，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语言虽小舛讹，大略与中夏同”。白蛮的农业生产技术已接近学时中原的水平，他们种植稻、麦、粟、豆等粮食作物，从事葱、韭、蒜等蔬菜及桃、李、梅、苹果等园艺经营。手工纺织业较发达，养蚕、纺织丝绢和麻布已成为妇女的家庭副业。家畜家禽饲养业发达，种类有牛、马、猪、狗、鸡等。白蛮已采用汉姓，有“杨、赵、李、董等数十大姓”。每一个大姓（又称为名家）统治著二三百户至五六百户，“无大君长，各擅山川，不相统摄”。

　　“乌蛮”是昆明人中较少受到汉文化的冲击而较多保留了自己经济文化的那部分，以地域言之，大致分布于洱海北部和西部，相当于现在的洱源、剑川、鹤庆、漾濞、巍山一带，其中较大的部落有六诏至八诏。具体来说，有分布于洱海北部的邓赕、浪穹、施浪三诏，分布于今宾川的越析诏和分布于巍山一带的蒙舍诏和蒙嶲诏。六诏之中，除越析诏属么些族外，其余止诏均属昆明之属。此外，尚有施蛮、顺蛮、长裤蛮等亦被称为乌蛮。有关乌蛮的经济生活，因缺乏材料，有的学者所作的推论，多为推测。不过“乌”是相对“白”而言，犹如“生”与“熟”之含义，因此“乌蛮”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及“白蛮”之高，这是肯定的。

　　“白蛮”和“乌蛮”除有相对的聚居区之外，也存在彼此杂居的情况。因此，樊绰“蛮书”说：“河蛮本西洱河人，今乎为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城邑。”因此，“白蛮”与“乌蛮”的划分是相对的。

　　以是初唐时期洱海区域的部落公布及其社会生活状况。诸多“不相统摄”的部落酋邦，在据地自雄之余，互相侵凌，彼此之间还不官发生争战，因此他们往往要寻找一种政治上的依托。樊绰《蛮书》之中，就有河蛮在唐开元前入朝的记载。《南诏图传》中有不少人受过唐朝封赐的材料，如“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西洱河右将军提农陈”、“西洱河左将军张矣牟”、“巍峰剌史蒙罗盛”等就是例证。《南诏德化碑》亦有类似记载。“白蛮”诸部落酋邦，以有蒙舍、蒙嶲二诏与唐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与此同时，处于洱海北部的邓赕、浪穹、施浪三诏，则与吐蕃的关系较好。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说，在七世纪四Ｏ年代，唐朝嶲州都督刘伯英上书，请求征讨松外诸蛮，从而打通“西洱河天竺道”。从后梁建方招降西洱河诸部，西洱河蛮首领杨同外、杨敛、蒙羽三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年）到唐朝廷朝拜，被受予官职。到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设立姚州都督府为象征，唐朝在洱海区域稳住了阵脚，把“白蛮”和“乌蛮”中的大部分酋邦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进入西元七世纪七Ｏ年代之后，吐蕃势力开始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区域，以浪穹、施浪、邓赕和蛮等为主的部落酋邦，在唐朝和吐蕃两大势力之间周旋。

　　六诏之中处在最南部的蒙舍诏，兼并了邻近的蒙嶲诏之后，进而通过祭天结盟的形式，据有了白子国之地白崖，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它一面与浪穹诏时傍家族联姻，加强与施浪诏的联系；一面藉助唐王朝的力量，积极开展武力兼并其他五诏与河蛮的军事行动。终于在唐开二十二六年（西元七三八年）基本统一了洱海区域，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政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诏的崛起是唐王朝与吐蕃在洱海区域争霸的产物。

　　“白蛮”和“乌蛮”是出自“昆明之属”的同一部落群体的两大族群。据史籍记载，昆明人从汉代开始就信仰巫师。《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菅常以盟诅。”《通典》亦载昆明人“俗好巫鬼、禁忌”。《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语屈服种人者，渭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而“南中昆明祖之”的哀牢夷，有著名的“九降神话”。所以说，昆明之属“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这种信巫鬼，好盟誓的特征，在《南诏图传》中表现得最为具体，其中的《祭天图》表现的就是细奴罗、张乐进求等九人祭天盟誓的场面。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之初，巫师仍然是主要的宗教信仰，对此，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之中论述得十分详尽。

　　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地区，还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残余。农业是白族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在封建地主经济地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60％～80％的土地，而人口占90 ％以上的农民只有20％～40％的土地。70％以上的农户沦为贫雇农。地租剥削一般占收成的五、六成，多达七八成；高利贷、雇工剥削也很严重。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先后出现一些进口洋纱、洋货和出口石磺、黄丝、猪鬃、茶叶的商行。白族商业资本是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又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集中大量土地。

　　新中国建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方式，于1953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残存着封建领主制的沪水、六库等土司统治的白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民主改革。在碧江、福贡等人数不多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白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

　　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理白族自治州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自治州首府大理市，由建国前的一个消费城市，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工业城市；全州建立了电力、机械、汽车修配、化工、造纸、纺织、皮革、制药等工业部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建国以前蔓延很广的血吸虫病，已基本得到防治。现在白族地区已出现了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的繁荣景象。

　　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文明作出贡献。苍洱新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沟渠的痕迹。而在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遗址中发现居民已从事饲养家畜和农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蜀汉时，洱海地区已发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筑苍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数万顷；修治高山梯田，创建了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白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名扬古今中外。唐代建筑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剑川石宝山石窟，技术娴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国石窟造像的共同点又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来修建的鸡足山寺院建筑群，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层层的人物花鸟，巧夺天工，经久不圮。它们都出于有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政府所取的高艺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帝国主义盗走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是公元899年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它将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形式精妙的描绘出来，生动优美，是我国珍贵的文物之一。公元1172年张盛温创作的“大理画卷”，被称为“南天瑰宝”。该画全长十丈，一百三十四开，以“护国人王经”为主题，画着六百二十八个面貌不一样的人像。笔法精致娴熟，工巧细腻，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

　　古代白族有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踏歌。民间流传的《创世纪》长诗，叙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会“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平等生活。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的《途中》、杨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等诗被称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诗》中。《望夫云》、《蛇骨塔》、《杀州官》、《钩日头》等文学作品，歌颂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南诏有名的《狮子舞》，在唐朝时已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在唐朝宫廷里被列为唐代音乐14部之一。《白族调》是流传甚广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15世纪中叶，有些文人应用这一民歌形式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如杨黼的“词记山花碑”。白剧“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2l卷，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白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子成婚后即行分居，父母一般从幼子居住。在地主阶级中，有少数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婚姻一般由父母包办，要门当户对。有女无儿的可以招赘，无儿无女的也可以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改为土葬。丧葬仪式一般比较隆重。

　　平坝地区白族人民主食稻米、小麦，山区的则以玉米、荞子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于腌制火腿、弓鱼、油鸡棕、猪肝酢等菜肴，又喜吃一种别具风味的“生肉”或“生皮”，即将猪肉烤成半生半熟，切成肉丝，佐以姜、蒜、醋等拌而食之。白族人民还喜喝烤茶。

　　白族服饰，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身着白色对襟衣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大理一带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臂环扭丝银镯，指带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着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大理古有“妙香佛国”之称。据史料记载，约八世纪间佛教传入，为中国西南区首先佛化者。著名佛刹有崇圣寺、感通寺、无为寺、宏圣寺等。其中，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为宜川县西北的鸡足山，乃迦叶承佛旨意，手捧佛陀金色袈裟，等候弥勒佛出世之处，因此鸡足山成为佛教第五大圣地。

　　白族崇拜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信仰佛教。本主有的是自然神，有的是南诏、大理国的王子，有的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佛教约于唐代晚期盛行于洱海地区，最初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珈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闺黎”，所以又??名“阿阉黎(阿叱力)”教。元明以后，内地禅宗传到大理，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使洱海地区很早就有“古妙香国”的称号。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佳期，“三月街”的形成显然与白族群众普遍信奉佛教有关。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川、藏及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三月街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火把节”是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富兴旺的活动。这天晚上，每家门前都竖有火把一柱，村口有全村公共的大火把，上插红绿纸旗，书写一些吉祥语句。村民们则高举火把在田间游行一周，以表捕灭虫害。此外还有“绕三灵”、“耍海会”等节日活动。

　　由于白族群众普遍信奉佛教，形成了以佛号命名的现象，就是信徒将其修炼的“本尊”（即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之名引入自己的名字之中，以示虔诚。如，宋朝时有大理商人李观音得，“李”为其姓，“观音”是佛号，即此人修炼的“本尊”，“得”为其名。在佛教盛极一时的宋、元两朝，在古代白族中产生了大量诸如段易长生、李药师祥、杨天王秀等等的人名。 深受“滇密”阿吒力影响的白族女性，也多采用了佛号加本名的这种命名方式。从（明）《姚安公惠武墓志铭》中所载杨惠武一家的命名情况，便能窥见白族佛号命名之一斑：“娌何观音婢，次男杨春，娌彭观音桂；孝孙杨保、杨贤；孙娌李观音香、杨观音修；孙女法华圆、法华芳、法华息、观音才、观音和；孝女观音玉；婿杨寿段；孝孙昭信校尉百户杨珠，孙婿杜坚、杨顺；外孙杨德春、李玄岱、段观成；外孙女妙祖、春化好、冬菊花立。”此碑文的提名中共列女名15个，其中采用佛号加本名这种命名方式者多达12人。

　　白族特殊的历史和地域条件，形成了白族群众在历史上普遍信奉佛教的现象。大理地区古有“妙香佛国”之称。据史料记载，约八世纪间佛教传入，为中国西南区首先佛化者。著名佛刹有崇圣寺、感通寺、无为寺、宏圣寺等。其中，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为宾川县西北的鸡足山，乃迦叶尊者承佛旨意，手捧佛陀金色袈裟，等候弥勒佛出世之处，因此鸡足山成为中国佛教第五大圣地。 本文拟从白族与佛教的关系方面作一粗略的分析。

　　一、佛教在白族地区不同时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

　　（一）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年代是与白族共同体形成的年代相始终的

　　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路线，有由印度传入、西藏传入、中原传入三条路线。佛教最早传入白族地区的路线，历来众说纷纭，最新的考古与研究中有众多证据证明佛教最早由南路传入中国，而并非是以往公认的由西域而东的北路，这条南路就是滇缅古道，西汉张骞称之为“蜀身毒道”。白族先民聚居的古永昌郡（今云南大理、保山等地）正处滇缅古道要冲，是我国佛教传入的最早地区之一。据考古发现，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已有佛教。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理制药厂技改工地在施工中发现一座东汉熹平年间的砖石墓，出土文物中有与佛教有关的状为欧罗巴人种的７尊吹箫陶胡俑和两朵含苞欲放状的陶莲花。考古专家认为，印度胡俑在中国人的墓葬中出现，与宗教灵魂观念有关，莲花是佛教象征物，象征死后灵魂早升天界。把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这７件印度胡俑为佛教僧人无疑。此７件陶俑可名为“吹箫胡僧”，这些形象在墓葬中大量出现，或表明当时僧人以奏乐形式“超度亡灵”。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汉武帝之前云南与印度、缅甸的交通就已开通，汉晋时期云南有缅甸、印度侨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傈越、身毒之民就是缅甸、印度人。与佛教有关的出土文物应当是这些印度人传人佛教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徒早期礼拜的释迦牟尼象征物堵坡塔，大理地区也曾建造过，虽早已倾颓，但在其废墟残砖上却保存了这种塔的图案。在南诏、大理国石窟中，也有这种塔的单独雕像。大理三塔出土的７７件塔模中，宰堵坡塔模竟占总数的１／２强。这种早期塔模在大理出土，说明白族信仰佛教在南诏之前就有了比较悠久的历史。但从唐初以前的文献多记夷人尚鬼，而没有佛教信仰记载的情况来看，南诏以前白族的宗教信仰仍以巫鬼教为主，佛教尚未取得主导地位。

　　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年代当在南诏统一前后。南诏统一之后，把原属于昆明人的“白蛮”和“乌蛮”诸部落酋邦重新聚合起来，结束了武力纷争的时代，从而使“白蛮”与“乌蛮”生新获得了地域上的统一。南诏在这一区域内，设置了河赕（大理）、太和、史赕、邓川、赵州、勃弄、云南、蒙舍、蒙秦（漾濞）、矣和等十赕，作为首府区。扩建或修筑了太和、阳苴咩、大厘、邓川、赵州、白崖、云南、弄栋、剑川等城镇，使之成为连结十赕区的纽带。在此区域之内，白蛮语成为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汉字成为通行文字。然而与此相悖的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南诏仍以巫师为主，这种“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的状况，严重地阻碍著南诏境内多元部族，尤其是十赕区内各部落群体的一体化进程。就统治者自身而言，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宗教来打破这种在宗教信仰上的分裂状态，从而冲破原来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社会，用宗教的凝聚力来加强统治。而对十赕区的居民来讲，特别是原各诏的统治阶层而言，寻求到一种共同的信仰，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最好途径。因此，南诏在利用军事征服和政治手段来凝聚、统一各部落酋邦之后，迫切需要文化手段来加强统治。当然，除了提倡白蛮语和通用汉字之外，宗教便成为首选的统治手段之一。

　　事实上，早在七世纪中叶的六诏时期，天竺僧人就通过“西洱河天竺道”进入洱海区域的河蛮与蒙舍诏之中传布印度密宗。《太平广记》之中就有唐乾封年间（西元666～667年）西洱河地区已有佛塔的记载，而《南诏图传》之中所载的梵僧点化细奴罗的故事，也是在七世纪中叶。近年来在巍山巃屽图城遗址中出土的大批佛教石刻造像，其年代为南诏早期，有的则是六诏时期的遗物，这与《南诏图传》所记载的密宗神话是相吻合的。仅管如此，由于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各部落不相统摄，甚至彼此之间还进行武力攻伐，因而密宗在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之前，其影响并不大，流传也不广。

　　南诏统一后，把原来只在河蛮所居之地和为蒙舍诸王所崇信的天竺僧人所传的密宗推广开来，成为王室及其主体居民的共同信仰。而另一方面，南诏的统一也为密宗的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密宗的弘传是南诏统一之后的客观需要，密宗在经过了长时期的等待之后，获得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遇，使天竺僧人为代表的密宗传布者，得以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藉助王室和大姓的力量，在南诏十赕区弘传密宗。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到南诏中期的丰佑时代（西元八二四～八五九年），由印度僧人传布的密宗经过演变和发展，成为南诏主体居民白蛮与王室的共同信仰。这样，在南诏统一之下的共同地域之内，有了共同的语言、通行的文字、联系紧密的经济生活、而且还形成了表现为对阿叱力教的共同信仰的共同宗教意识，从而完成了南诏十赕区内众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互有差异的部族的一体化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来自印度、西藏、中原等多路传入的佛教在白族地区发展的盛况

　　大理佛教盛行于十世纪末叶南诏国后期，当时王室、贵族莫不以佛教为皈依，并敕全民礼敬三宝。至大理国时，领导者多以佛教治理国家，建国三百余年，二十二位君王中，有十位出家为僧□，在历史上无出其右。大理国“用僧为相”，从僧侣中“设科选士”，辅佐政令的推展，使得佛教成为大理的“国教”。 南诏统一云南后，与中国内地和邻国的交往日益扩大。这时内地的佛教已广泛传播，西藏地区也有佛教，东南亚邻国佛教兴盛，佛教各教派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人南诏，经过与巫鬼教的斗争，最后取得主导地位，成了南诏统治者与白族信奉的主要宗教。

　　《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南诏王细奴罗在观音的点化下立国。并说：“大封民国圣（佛）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而异。”这清楚地表明，佛教传人大理白族地区的路线为印度、西藏、中原三条，到南诏后期王奉宗、张顺绘《南诏图传》并撰文字卷时，佛教已传若干代了。 云南地近印度，这是印度佛教传人南诏的最有利条件。据云南地方志书记载，先后到南诏传播佛教的著名天竺僧人有菩把巴坡、禅陀子、普立陀诃、赞陀崛多，罗逻倚、白须师、摩迦陀等等。今大理州境内还留存着相当多的石雕及木刻天竺僧人像，民间传说故事有许多天竺僧人的事迹。

　　中原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记载最早见于李京《云南志略》：南诏第三代君主晟罗皮“开元二年（公元７１４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这是目前所见汉文献记载中原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最早时间。南诏中后期，由于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战争等原因，中原佛教进一步传入白族地区。《册府元龟》记南诏入蜀“得僧道工匠四千余人”。新、旧《唐书》载唐西川节度使高骈派遣蜀僧景仙出使南田。著名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西安小雁塔相似，表明了南诏与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

　　西藏佛教也是佛教传入南诏的一个重要源头。云南与西藏是近邻，南诏王阁罗凤、异牟寻曾一度归附吐蕃，许多印度僧人都是经过西藏到云南传教的。南诏王与吐蕃赞普都视观音为保护神，西藏有为镇压罗刹而建大昭寺的传说，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认为，白族观音服罗刹的传说是由西藏转化过来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有一些受到西藏密宗影响的佛像。虽然西藏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记载比较缺乏，但从以上所述和《南诏图传•文字卷》明确说佛教有来自吐蕃一路，这些都表明白族佛教明显地受到藏族佛教的影响。

　　由于白族佛教是多路传入的，因而白族佛教的构成比较复杂。根据文献资料，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所信佛教有密宗阿叱力教、禅宗和华严宗，以阿叱力教为主。《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说：“唐宋间传至云南之佛法当不止一宗派，而以阿叱力教为盛，阿叱力者，瑜伽密宗也，蒙段时期此宗最盛。”

　　密宗在南诏大理国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诏政权的统一，需要找一种比原信巫鬼教更为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来南诏传播佛教的又多系密教徒；同时，密教的诵咒、结印、祈祷的修行方式和重视祭祀等又颇与白族巫鬼教的诵咒行法、重视祭祀等有相通之处，很容易为白族群众所接受。加上密教僧人功行艰苦，深入民间，长于拓殖，为地方勘察水源、治理水患、开辟田原等方面作过贡献；在对外战争中，又往往以施行法术助战等鼓舞士气，因此，受到南诏统治者的欢迎与支持，从而不断发展和兴盛。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和官僚大姓俱皈依佛教。劝龙晟时，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佛顶寺。自南诏王劝丰以后，佛教，特别是“滇密”阿吒力教逐步盛行。南诏王世隆时，唐王朝屡遣使者到南诏，都被世隆拒绝。后西川节度使高骈了解到“其俗尚浮屠法”，就派了一个叫景仙的僧人充当使者，世隆不仅率臣礼拜，并主动疏通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南诏崩溃后，到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密宗兴盛不衰，上下崇佛，尉为风尚。元初《大理行记》载大理当时的情况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昏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正因如此，大理才有了“妙香国”之称。“滇密”阿吒力的传入和传播，曾影响着古代大理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阿吒力直接参与政治，在南诏王劝丰时，阿吒力赞陀崛多曾参与镇压建筑五华楼奴隶工匠的起义。有的僧人还被派往战场，以“作法”指挥战争，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上，阿吒力教的各寺院通过王室的“拨给”或“施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其中的一些僧人，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修建了许多寺院、佛塔、佛像及石窟，仅大理崇圣寺及塔，就有房舍890间，佛像11400尊，用铜20295公斤。在文化方面，阿吒力教的僧人在寺院中教育儿童读佛经和儒书，佛寺实际上成了当时的学校。其他如绘画、建筑、雕刻等等都印上了阿吒力教的烙印。《南诏野史》记载了当时佛教发展的盛况：“开元元年（公元７１３年），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这一时期还建罗次寺、东寺塔、西寺塔、妙应寺塔，造永昌卧佛。据《白古通记浅述》记载：“段崇榜助缅，缅酬金佛归；丰枯母出家，法名惠海；以其妹嫁给僧人赞陀崛多。到隆舜时，陷于内外危机的统治者更乞求于佛教，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

　　大长和国郑买嗣篡位后，建普明寺，铸佛一万尊，为杀蒙氏八百人送寺祈福。大宁义国王杨干贞兵败后被废为僧。大理国王段思平也是“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段氏大理国王共传２２主，其中７主禅位为僧，１主被废为僧。南诏、大理国王多封僧人为国师，僧人社会地位显赫，参与政事。大理国的官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李京《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记载：“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这不仅说明阿叱力教在大理政权中的地位和势力，而且表明了阿叱力教对白族社会的深刻影响。

　　禅宗和华严宗的影响要小些，但也有一定的传播。禅宗传入云南的年代争论较多，方国瑜认为：“李贤者买顺，传禅宗于大理，兴寺，建塔，在南诏成王时也。”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绘有禅宗六祖像，有题名，分列为达么、祖慧、僧璨、道信、宏忍、慧能大师。元以后的地方志书上也有禅宗僧人在南诏大理时期活动情况的记载。华严宗以毗卢遮即佛为主像，文殊、普贤为胁侍，合称“华严三圣”。剑川石钟山第四窟即雕有“华严三圣”的佛像。上世纪70年代维修崇圣寺千寻塔时，在塔顶发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题款的经卷残片。华严宗主“法界圆融”之说，而千寻塔据传原有“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八字。《张胜温梵像卷》亦称为“法界源流图，均与华严宗有关”。大理凤仪北荡天法藏寺发现的南诏大理写本佛经中，有唐释澄观撰写的《大方广华严经疏》。从而表明华严宗是南诏大理国佛教的一个教派。

　　（三）元以后白族佛教信仰的演变

　　元以后禅宗进一步传入云南，其修行方式简易速成，采用 “理入”和“行入”的简单方法，只要信仰坚定虔诚，人人皆能成佛，很适应一般群众的信仰需要，加上统治阶级的支持，高僧辈出，因而便很快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就成了云南佛教的主要宗派。明代，仅鸡足山就建有８大寺和１０多个小寺，到清代；鸡足山已发展成为以祝圣寺为中心的３６寺７２庵，常住僧尼５０００多人，成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佛教圣地之一。

　　曾经在白族信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阿叱力教，由于僧人带头起义反抗元、明王朝的统治，而失去统治者的支持，朱元璋在消灭云南段氏残余势力以后曾下令不许传播密教，密教势力大为削弱。阿吒力教从元朝以后逐步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禁止阿吒力的传播。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过禁密教令，到清康熙年间统治者更是明确地说：“阿吒力教，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另外，佛教禅宗的传入和流行，也是“滇密”阿吒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 阿吒力教作为一种宗教流派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完全从白族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融入到其他宗教中被白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时至今日，在白族的某些信仰中仍能找到阿吒力教的踪影。

　　但因“土俗奉之，视为土教”，所以还在府州县衙设有阿叱力僧纲司加以管理。到清代康熙时，把阿叱力僧纲司从政府官职中取消，阿叱力教更加削弱。清咸同年间，因经多年兵乱，多数寺院被毁，僧侣四处逃散，佛教受到极大打击和削弱。阿叱力教僧侣多数不出家住寺，信徒主要是农村群众因而在农村仍有势力，但他们的活动已有很大改变。例如剑川县在解放前几乎每个较大的村镇就有一家阿叱力，他们平时务农，念经成了他们的一项家庭副业。为人家禳灾祈福，驱邪治鬼，送丧做会，得一定报酬，已经没有多少佛教气味了。他们的佛教活动主要是充当遍及城乡各地的“拜佛会”、“莲池会”等民间宗教组织的“经师”，在宗教活动时带领这些组织的成员诵经。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信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宗教活动转人地下。“文革”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佛教信仰得到尊重，许多重要佛寺得到修葺。据不完全统计，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共有佛寺５９６余座，各族僧尼近２００人，佛教信徒２３万余人。儒、释、道、巫、本主全信的“拜佛会”、“莲池会”等组织及其活动则空前兴盛，涉及人数众多，经师（白语称“节摩”）主要由会带头念经，有一定的组织号召能力者担任。每逢节日庙会他们都去庆祝、念经烧香，老斋奶们手持木鱼、小铃、口诵拜佛曲，节奏和谐，曲调整齐动听；场面之盛，蔚为壮观。可见，这种变形了的佛教至今仍在白族民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二、 在白族地区传播的佛教主流教派——阿叱力教

　　如前所述，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所信佛教有密宗阿叱力教、禅宗和华严宗，以阿叱力教为主。“唐宋间传至云南之佛法当不止一宗派，而以阿叱力教为盛，阿叱力者，瑜伽密宗也，蒙段时期此宗最盛。”（《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

　　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为“轨范师”、“导师”、“正行”。白族称之为“阿吒力轰”，直译为汉语就是阿吒力教的意思。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唐朝之际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元、明之后逐步衰落。阿吒力教的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有所谓“三密”即语密（口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之说。阿吒力教在大理地区流传的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曾一度是西南地方政权南诏与大理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据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阿吒力”的创始人是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的僧人赞陀崛多于南诏劝丰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并逐渐在当地白族中广为流传。古代大理白族信仰的阿吒力教，既非“台密”，亦非“东密”；既不属于“华密”、又有别于“藏密”，是密宗中独成体系的一支，可称之为“滇密”。

　　“滇密”阿吒力与其他密宗教派相比，有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僧人尤崇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这个称号鲜见于佛教典籍，为阿吒力教所独有。阿嵯耶观音像形态多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白族信众因之俗称其为细腰观音。阿嵯耶观音是佛教造像传入白族地区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第二，主要神为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是“滇密”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神在白族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享受着信众的顶礼膜拜。第三，僧人可以有家室。南诏王劝丰就将其妹越英下嫁给了阿吒力赞陀崛多。他们的子孙甚至还能世代为僧。今大理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记起，至解放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自南诏王劝丰以后，阿吒力教逐步盛行。南诏王世隆时，唐王朝屡遣使者到南诏，都被世隆拒绝。后西川节度使高骈了解到“其俗尚浮屠法”，就派了一个叫景仙的僧人充当使者，世隆不仅率臣礼拜，并主动疏通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到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密宗兴盛不衰，上下崇佛，尉为风尚。元初《大理行记》载大理当时的情况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昏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正因如此，大理才有了“妙香国”之称。“滇密”阿吒力的传播，曾影响着古代大理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阿吒力直接参与政治，阿吒力赞陀崛多曾参与镇压建筑五华楼奴隶工匠的起义。有的僧人还被派往战场，以“作法”指挥战争，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上，阿吒力教的各寺院通过王室的“拨给”或“施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其中的一些僧人，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修建了许多寺院、佛塔、佛像及石窟，仅大理崇圣寺及塔，就有房舍890间，佛像11400尊，用铜20295公斤。在文化方面，阿吒力教的僧人在寺院中教育儿童诵读佛经和儒家经典，佛寺实际上成了当时的学校。其他如绘画、建筑、雕刻等等都印上了阿吒力教的烙印。甚至古代白族的姓名制度，也深受阿吒力教的影响，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白族佛号命名现象。

　　据文献记载，传播阿吒力教的印度高僧赞陀崛多在云南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的第56号画像中有一位僧人盘坐，着圆领华丽僧服，深目、高鼻、落腮胡须，为异域人。《画卷》的上方文字标明这位尊者是“赞陀崛多和尚”。明万历云南通志卷13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 乾隆《清一统志》382卷引《白古通记》说：“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来。”

　　其实，在此之前，早在七世纪中叶的六诏时期，天竺僧人就通过“西洱河天竺道”进入洱海区域的河蛮与蒙舍诏之中传布印度密宗。只是在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之前，其影响并不大，流传也不广。

　　南诏的统一，消除了由于诸诏争雄而造成的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为巩固和维系由军事征服和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把原来只在河蛮所居之地和为蒙舍诸王所崇信的天竺僧人所传的密宗推广开来，成为王室及其主体居民的共同信仰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另一方面，南诏的统一也为密宗的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正如汪宁生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之发展，才可能供养僧侣并使大众也有余暇从事较多的宗教活动。由于已具备有较高的建筑水平，才可能建造寺院和佛塔；由于冶金之发达，才可能铸造佛像。尤为重要的是当时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掌握了文字，才有可能接受如佛教之类具有较深哲理且有丰富典籍的“世界宗教”，才能理解教义和传抄、学习经典。而有了共同的语言，传经布道之时才能克服语言障碍。密宗获得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遇，天竺僧人为代表的密宗传布者，藉助王室和大姓的力量，在南诏十赕区弘传密宗。到南诏中期的丰佑时代（公元824～859年），密宗经过演变和发展，成为南诏主体居民白蛮与王室的共同信仰。于是，原来南诏十赕区内各部族之间表现在不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不同心理状态得以消除了，在南诏统一之下的共同地域之内，不仅有了共同的语言，通行的文字，有着联系紧密的经济生活，形成了表现为对阿叱力教的共同信仰的共同宗教意识。这样就完成了南诏十赕区内众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互有差异的部族的一体化过程，白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最终得以形成。

　　随著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南诏中期开始，不少白族大姓被分封，派遣到洱海区域以外的地区去世守，阿叱力教便从洱海区域进入滇池地区，地而传播到其他地方。因为阿叱力教的信仰成为白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阿叱力教就成了“土俗奉之，视为土教”的独特宗教，一直盛行不衰。

　　如果说南诏的统一是奠定了白族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那末，密宗的传播、普及和演变、发展则是一种文化凝聚。通过这种传播的发展的凝聚过程，南诏王室达到了自己的愿望。由于密宗的整合，原有的部族界线被彻底打乱，形成了与王室一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而密宗也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企盼，不仅依靠王室和大姓的力量迅速传播开来，百且还在洱海区域生根、发芽、壮大，成为倍受崇拜的阿叱力教，登上了国教的宝座。

　　密宗在洱海区域的传播，从始至终都与上层统治集团的支持分不开。《南诏图传》、《僰古通记浅述》、《白国因由》等，都载有梵僧生蒙舍川点化细奴罗的“观音幻化，南诏立国”的阿叱力教神话。而《僰古通记浅述》还说：“细奴罗以无言和尚为国师。”如果上述记载不至于大谬的话，密宗在初传洱海区域之时，便与上层统治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古滇说集》记载：“厥后威成王诚乐立，乃第三世也，王威服诸邦，崇信佛教……，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迦罗。塑像将成，又有菩提巴坡者，白天竺至，以秘咒丹书神立为种子。”南诏第三代王盛罗皮“崇信佛教”。

　　到了阁罗凤时代，密宗与王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不仅是国王信仰密宗，在王室成员之中，开始出现了像阁陂和尚这样的重要人物。密宗僧侣开始参与南诏王室的军事和政治活动，而且地位亦十分崇高。这说明密宗已成功地渗透到南诏的政治生活之中，并开始崭露头角。王菘本《南诏野史》说：“自唐兵屡败，王（指阁罗凤）遂与唐绝。遣弟阁陂和尚结好吐蕃……唐兵三至三败，乃其术也。”胡蔚本《南诏野史》则记载了阁罗凤消灭了唐兵之后，遣弟阁陂和尚等献凯于吐蕃，吐蕃遣宰相倚祥叶乐送给南诏诸多宝物，其有一把“扛伞”。

　　剑川石钟山石窟石钟寺区第七号窟《阁罗凤议政图》中，有一位与阁罗凤处在同一排列的椅子里，盘坐著的和尚，其体貌特征为秃头，穿大领僧衣，外罩袈裟，手执念珠。椅子后面插著一把曲柄伞，他的座位高居于阁罗凤左、右两侧的清平官之上。很显然，这位和尚就是阁罗凤的弟弟阁陂和尚。可见，阁罗凤时代，密宗已开始对南诏王室产生了重要影响。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之中，记有“南诏七师”，称七师“皆西天竺人，先后为南诏蒙氏礼致，教其国人，号曰七师”。这些僧人“为蒙氏崇信”。“蛮王善之”，进而为国王灌顶，有所谓“摩顶蒙氏以主斯土”，利用这种来自于印度王室确认王子或新登基的国王的合法地位的阿叱力教灌顶仪式，为南诏诸王灌顶。这种做法使南诏国王与王室获得了“君权神授”的权威，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乃是佛的旨意。同时，因为密宗阿叱力“为君之师”，地位不断提高，在南诏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从而有利于密宗的传播。密宗僧人倍受王室青睐和尊重的主要表现，是南诏、大理国均有封阿叱力教中的高僧大德为“国师”的传统。

　　到了劝丰佑时期，王室成员俱皈依佛法，丰佑的母亲还出家为尼，其妹越英分主则嫁给了来自天竺的阿叱力教僧赞陀崛多。劝丰佑还颁行法令，谕民虔敬三宝，每户供佛像一堂。蒙世隆则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身体力行地推广密宗。从丰佑起，每一代南诏王都虔心信佛，而且还通过各种手段来推广阿叱力教。由于有了王室的支持和参与，阿叱力教便迅速传授开来，甚至已开始从洱海区域向滇池地区和滇东北区域传播。

　　郑买嗣曾铸佛一万尊，供于各地寺庙之中。大义宁国杨干贞被段思平打败之后，被废为僧。大理国二十二位国王之中，有八人避位为僧。有很多时期，国王与阿叱力成为一体。不仅如此，大理国的官吏，亦多从阿叱力中选拔，有的阿叱力官至相国。大理国时期，阿叱力教是名副其实的国教。阿叱力僧人利用王室及众多阿叱力出身的大姓官吏的影响，积极传布教义，传抄经典，使阿叱力教的影响遍及大理国境内各地。由于王室为首的上层统治者，以及主体居民白族都笃信仰阿叱力教，洱海区域成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而下层民众则每一户都是“家有佛堂”的“妙香古国”。

　　元代段氏总管时期，阿叱力教与段氏总管的关系十分密切。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大理总客段实到北京朝拜元帝时，还带著阿叱力僧人一同前往。明初对阿叱力教有所限制，但不久便有著名的阿叱力僧人无极、董贤朝见明太祖、明成祖，得礼遇而归。因此，在元明两代的地方府衙中，设有专门管理阿叱力事务的“阿叱力僧纲司”。

　　南诏立国之初至明代末年的一千余年中，阿叱力教始终与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藉助皇室的力量弘扬教义，吸收信徒，把来自印度的密宗发展为南诏大理的国教，元明两代中央王朝也不得不承认它，甚至是依靠它。因此得到以南诏大理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集团的信仰和支持，是阿叱力教得以从外来宗教成为“土俗奉之”的国教的最主要原因，更是成为白族全民信仰的民族宗教的原因所在。

　　清代康熙年间，撤销了各级府衙中的阿叱力僧纲司，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不再支持阿叱力教，反而要严禁其传播。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之后，阿叱力教便由上层转入民间。特别是成同年间的兵燹，使寺庙被毁，僧侣四处逃散，阿叱力教开始衰败。

　　三、佛教进入白族地区后对土著文化、儒家思想及汉传、藏传佛教的适应

　　（一）对土著原始宗教的适应

　　密宗刚传入洱海区域之时，当地白蛮为代表者的土著部族，信奉巫师（白语称为“朵习博”）为主的原始宗教。“朵习博”祭祀山川社稷之神，崇拜天地、日月、君长，信奉各种各样的鬼，如天鬼、家鬼、野鬼等。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其内容和膜拜的神灵都与人们的生存手段和最迫切的需要密切相关。此种固有的宗教形式，在当时的各部族之中根深蒂固。当时的“鬼主”（“朵习博”）大多是部族的首领、耆老之类的人物，他们以诵咒行法、祈禳告祷等巫术为主要的“法术”，深受当地民众的尊重。因此，当宗教开始传入洱海区域之后，首先遭到了“朵习博”的强烈抵制。“朵习博”的首领如“罗刹”，耆老张敬等这一类人物，首先与传布密宗的天竺僧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南诏图传》反映了初传密宗的梵僧四处遭到围攻、伤害的情况。密宗最终还是站住了脚根，就像“观音伏罗刹”这一阿叱力教神话所反映的那样，密宗战胜了“朵习博”，佛法征服了巫术。揭开该神话的面纱，便是传播密宗的天竺僧人（观音）打败了“朵习博”的代表人物（罗刹）。

　　密宗战胜能够战胜“朵习博”的原因，是它面对“朵习博”的挑战，至彼此妥协、适应，从而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阿叱力教中有密宗和“朵习博”糅杂，密宗和本主信仰合一的独特现象的原因。在本主信仰中，也有诸多的密宗神祗。本主信仰的产生，也是密宗和“朵习博”斗争之后，相互容忍和吸收的结果。由于受到密宗的影响，“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的“朵习博”，开始出现了神祗和偶像，兴建起寺庙，成为村寨的保护神，这就是今天仍能见到的白族本主信仰中“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本主，本主神祗之间一般不相统摄”的状况。

　　密宗是盛行咒术秘法，祈福禳灾的佛教宗派，当它初入洱海区域之时，以白蛮为主的土著居民所奉的“朵习博”，更是充满巫师色彩。因此仅管密宗是外来宗教，但它的行教方式却与巫师十分接近。密宗徒就利用这个特点，在传播密宗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朵习博”的神祗、咒术和仪轨，运用诵咒祈禳的密术，迎合土著民众的需求。这种对“朵习博”的适应，使密宗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发生了演变，逐渐成为被白蛮土著大众所接受的教派。

　　天竺密宗僧人在吸收“朵习博”神祗、思想和行教方式的同时，也竭力把密宗神话、神祗等民族化和地方化。许多天竺的地名，如“鹤拓”、“灵鹫山”等佛国的山川各地移植于苍洱。而对南诏境内的一些土著神话，如“金马碧鸡”神话，亦把它改编为阿叱力教的神话。而颇为流行的“观音伏罗刹”的神话，实际上也来自印度密宗。这种向土著文化的倾斜，把印度密宗与“朵习博”相融合的最典型的列子，当数“大黑天神”及其神话。大黑天神本是印度教的一个神，后被印度密宗吸收后，成为“四大护法”之一。而进入到洱海地区的大黑天神，则是一位舍身救民的本主。因此，大黑天神就有了“天神”、“伽蓝”、“本主”等多种身分。

　　密宗对“朵习博”的适应，使自己白族化的同时，也促成了“朵习博”向本主崇拜的转变，此后二教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地成为白族全民族的共同信仰。

　　（二）对儒学的适应

　　白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白族在形成过程中，曾经融合了大量的汉民族成分，以至白语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汉语词汇，比如，白语称“肚子饿”为“ｆūｊìｋā”，即来自古代汉语“腹饥渴”一词。白族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白族上层人物多有研习并精通儒学典籍者，汉文是初唐时期“白蛮”的通行文字，也是南诏通行的官方文字。天竺僧人进入洱海区域，传布教义、翻译、传抄经典，都要依赖于汉文。而在洱海区域，掌握文字的是白蛮大姓、名家以及王室的成员，这些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大姓、名家和王室成员，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密宗在初传入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初期的土著阿叱力，都是汉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姓、名家及王室成员。因为没有文字，便无法传授经典。这些大姓在成为阿叱力之后，成为“唐梵之字靡不勤习”，“通释习儒”的师僧。密宗与儒学相融合的标志，是“师僧”、“释儒”阶层的出现。释儒就是佛门读儒书的人，他们“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教童子多讲佛书，少知六经”。总之，是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密宗的“空乐双运”融为一体，密宗因儒教而广，儒教得密宗而深。现存的阿叱力教经卷、图卷、碑刻之中，都可以见到这种释儒相融的情况。

　　（三）对汉传、藏传佛教与道教的适应

　　大约在天竺密宗传入洱海区域后不久，中原显宗各派也通过不同途径，传入洱海区域。李京《云南志略》说：“开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年），（南诏）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所谓“云南始有佛书”之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但如果把它理解为云南开始有了汉传佛教的佛书，则比较接近事实。

　　从现存阿叱力教古本经卷来看，有明显属于显宗各派如华严宗、禅宗、临济宗、荷泽宗等的经典，同时亦有汉密系统的经咒出现。在《张胜温画卷》中，把天竺密宗、大理特有的宗教和中原汉地佛教三个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现，正说明了天竺僧人所传密宗，对来自汉地的佛教宗派作出了适应，相互妥协、相互融合，成为“显密圆通”的阿叱力教。大理佛教在南诏开始至大理国时，虽盛行大乘密宗瑜伽派，但从教史、教义及教派看，是融合了唐代所有盛传的几大派系的。无论是密宗、华严宗与禅宗，在这里是相互渗杂交融在一起，并无严格的界线，而且与白族祖先崇拜、本主崇拜相结合。南诏在与吐蕃的交往中，也吸收了藏传佛教的部分内容。不过，到了公元10世纪末叶，藏密各大宗派才正式形成，因此南诏时期受吐蕃的佛教影响并不太深。

　　与此同时，天竺僧人对早已传入南诏的道教也作出了适应。在现代阿叱力教所祀的神祗之中，有“城隍”、“玉皇大帝”等就是证明，因此，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使崔佐时与异牟寻在苍山神祠会盟的誓文中，就有阿叱力教的因素。

　　由于阿叱力教融合了不同的宗派，所以南诏第十一代王世隆在向释儒耆老询问“圣教初入我邦国之源”时，就有“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这里的“上”为白语“三”的读音），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的说法。阿叱力教正是以天竺僧人所传印度密宗为核心，融合了来自中原等地的其他佛教宗派而形成的显密兼修的新型密宗宗派。

　　天竺僧人所传布的密宗，通过对土著原始宗教、儒家思想、道教观念和汉传佛教诸宗的适应，逐渐发展成为：巫师相融，通释习儒，显密圆通，深受白族全民信仰的新型宗教派别——阿叱力教。

　　（四）阿叱力教能够在白族地区流传和兴盛的两个原因：天竺僧人艰苦的布教活动以及大姓阿叱力阶层的调和

　　天竺僧人初入传教之时，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不气馁，总是手托盂钵，身披袈裟，一犬、一杖随身，功行艰苦，深入民间，长于拓植。史乘上多载有天竺僧人在民间关心人民生活疾苦，为民众祈晴祷雨，兴利除弊，降龙伏虎的事迹，感动了诸多的部族。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南诏的对外战争中冲锋陷阵，赢得了尊敬和信任。天竺僧人的形象深入人心，被描绘在密宗画卷之上，被雕刻于石窟之中，被供奉在寺庙里。他们这种功行艰苦的执著精神，感化了民众，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教群体。

　　同时，得力于土著阿叱力阶层的调和。《僰古通》等地方史书记载，观音大士从西天来到大理地区，首先取得了当地耆老张敬的信任和帮助，才降伏了罗刹。万历《云南通志》载白胡僧来到南诏，首先去拜访土著名僧周佛海，并在南诏王面前谎称自己是周佛海的弟子，以博取南诏王的信任。由于白蛮大姓阿叱力具有土著文化传统，又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加上他们修习了梵文、梵咒、梵语之后，三种文化就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阿叱力教典籍多数运用汉、梵、白三种文字互相疏解，而印度密宗又能够演化为融土著文化（以“朵习博”为主）、儒家学说和密宗为一体的阿叱力教的原因。“释儒”即土著阿叱力的调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阿叱力教阶层的调和作用，还表现在他们由儒而释，或由释而儒，进而由释儒而走入仕途。因为“用僧为相”、“官吏悉僧道中选拔”，使土著阿叱力的影响日益扩大，与王室的关系日渐亲密。

　　阿叱力教能够在洱海区域立足，进而流传和兴盛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分别从当时民族分布及其社会状况，满足南诏国内多元部族的一体化进程的需要，以及密宗面对土著文化、儒学和道教的挑战，能适时作出适应和调整等方面进行阐述。当然，这种分析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五、 佛教对大理白族民俗的影响

　　（一） 密宗对白族命名制度的影响

　　白族从无姓到有姓，从少数上层人物有姓到多数人有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又出现了冠姓父子连名制。唐代南诏初期起流行冠姓双名制，一直到明末。所不同的是密宗传人前，人名中没有夹佛号。如《南诏德化碑》亡载的“大军将王琮罗铎”，“大总管段旋忙凑”都没有佛号。但是，到了大理国以后，白族的姓名中大量的夹进了佛号，如范成大《桂海虞志》记述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卖马换书时说：“乾道癸已冬，忽有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名，凡３６人至横山，议市马……”这种三字名就是双名，有３６人之多，可见大理国时此风之盛。

　　近年来在大理古城五华楼故址发现了－批宋元碑刻，载有很多这类姓名。密宗盛行期间白族人的姓名为：姓＋佛名＋俗名。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一种特有的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冠姓双名制。这种特别的姓名的产生是因为密宗的本尊信仰所至。如姓李，名贤的一个人，他以大日如来为本尊，在白密的习俗里要在其李姓后，俗名前加上大日这个佛名，于是就成了李大日贤。它随着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兴盛而兴盛，也随着密宗在此地的衰落而衰落。流行的时间为大理国、元、明时期，约为７００余年。它在大理国时期最为流行。上至王室段氏（如，段易长兴），下到一般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佛名。可见其影响的时间之长，面之广，这是汉地密宗不能与之比拟的。

　　（二） 佛教对白族节日盛会的影响

　　佛教传入之前，白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３月的桃花会，６月的星回节即火把节，９或１０月的祭天鬼等。这些节日与白族的原始宗教和古老的历法有关。随着佛教的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节日也受其影响，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有关佛教的一些节日成了白族节日，并隆重地加以庆祝。如，农历２月１８的观音会，３月１５的“三月街”、７月半的“中元会”。其余一年之中还有很多的有关佛教的集会。

　　（1）观音会。观音会在大理白族佛教的节日里是最盛大的节日。据说每年农历２月１９日是“观音生日”，６月１９是“观音修行日”，９月１９日是“观音得道日”。现白族民间普遍在这３日举行观音会。但最隆重的是２月１８、１９日的观音会。在大理市最热闹的要数观音塘。观音塘又名大石庵，相传古代有兵侵犯大理，观音大士变化成为一位老妇“负石阻兵”，使地方化险为夷。百姓深感其德，于石上建“观音阁”四时祭祀。会期，大理及邻县的善男信女、佛教僧侣１０万余众纷纷前来烧香礼佛。

　　来自各白族村庄的老妈妈“莲池会”各聚为团，手持法器，用白族语诵经礼佛，边诵边唱边鞠躬，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烧香焚纸，香烟弥漫。白族歌舞、汉族的花灯、戏曲、杂耍等都来此表演，商贩们来摆摊设点，百货齐集，人来我往，十分热闹。

　　观音会在大理的历史最少也有１１００多年了。

　　南诏中兴二年（８９８年）《文字卷》在颂扬了阿嵯耶观音的妙用之后；说“故于每年２月１８日，当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睹像之时，施麦饭而表丹诚，奉玄彩而彰至敬。当此吉日，常乃祭之”。说明南诏国宣武皇帝舜化贞是以阿嵯耶观音为建国之圣，以其祖先奇王目睹闲嵯耶观音之日，为建国起始之时， “当此吉日，常乃祭之”，隆重地加以庆祝。此时，大理白族地区并没有观音生日、成道日、修行日的传说，只有阿嵯耶观音为南诏开国君主受记等故事。因有南诏国王提倡，２月１８的观音会一直相沿至此。

　　（2）三月街。每年农历３月１５至２１日的７天时间内，大理白族人民都要在古城西门外，点苍山中和峰下空旷的场地上举行盛大的民族民间交易会，此即俗称的“三月街”，又称为“观音市”。《云南通志》载，“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据此，大理三月街应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了。“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名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电影《五朵金花》对其盛况作了充分的展现。它既是隆重的物资交流会，也是民族的狂欢节。“文革”时，曾移其址于北门外，改名为“忠字街”，结果变得冷冷清清。１９７９年以后，三月街更加繁荣，１９８６年，会期人数达６４万多人次，吸引了２０多个省市治区和和２３个国家、地区的商人和游客。１９９１年，大理州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把三月街定为“大理州三月街民族节”。自此，三月街的文艺活动更为盛大，经贸活动更加繁盛。

　　（3）盂兰盆会。白族有祖先崇拜的习俗，佛教传入之后内容更为丰富，形成了有特色的盂兰盆会，此会道教又称之中元节，本地俗称“七月半”。 在大理地区，农历七月初二清早，家家户户都要接亡。俗传其时历代祖宗的亡魂已被地藏菩萨从地狱中放出来，在户外久候了，须尽快接回奉祀。接亡的仪式很简单；只需在门前焚化香、纸，跪拜叩首，口中说：“丫因，丫因（白语意为请回，回）”。即可，接亡之后，每餐必须先祭祖然后自己才能吃。这期间不能在家吵闹喧哗，以免惊动祖宗。亡分新旧两种，新亡之家十二准备，十三日送归。旧亡之家十三准备，十四日送归。在这之前要写好”包封“，这是印刷好的有陀罗经咒的一个封，主人家要填写上所知亡祖宗的名讳，再书某某子或某某孙奉祀，内装金银纸锞若干。送亡之时在傍晚或天黑时分，先供俱饽饽、果品、蔬馔。祭献毕，送至门外或野外。先跪读“包封”上的文字，读毕，说“勒知，勒知（白语，意为领去，领去）”。焚烧“包封”，事先制好的纸衣、裤、金银锞子等也一并焚烧、奉送居住在洱海边或其他湖泊边的白族人在送亡时，用颜色纸制成莲花灯，在晚间燃之，浮入水中，名曰放海灯，其会又称海灯会，是时千百盏莲花灯浮在海面上，星星点点火光随着海水摇摇晃晃，十分好看。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送一碗“浆水饭”到户外泼撒掉，盂兰盆会就结束了。

　　大理盂兰盆会放海灯，又称海灯会一事，也是受印度及汉地民俗的影响。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４载７月１５这天晚上“放江灯万盏”。《帝京景物略》中说，是日“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２０，是日“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明”。张翰《松窗梦语》卷７说：“７月望祀，释家谓之盂斋。俗云鬼节。谓地狱放假５日，则骄饰甚矣。时民间剪纸为花，燃硝磺为灯，以木板浮于湖上，多至数百，夜望如星，亦足娱目”。可见，在汉地盂兰盆会放河灯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民俗。这种民俗是与佛教有关的，大理的“海灯会”即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学汉地盂兰盆会而来的。

　　（三）佛教密宗对白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考古发掘证明，大理地区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南诏中期佛教传入前的丧葬制度是棺葬，葬时死者的尸体骨骸是可以得到保存的。棺葬有铜棺、石棺和木棺的区别。铜棺在祥云大波那出土，经放射性碳素的测定是公元前４６５±７５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经调查和研究，大理地区的石棺墓年代，上限应为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早期。近年，在大理市下关大展屯、荷花村、喜洲文阁村等地发现了几处砖石墓。有的墓砖上有明确的文字可证明是东汉魏晋时的汉式墓碑。至南诏前期、中期白族的先民还是依汉法为墓。唐•樊绰《蛮书》卷８，载：“西爨及白蛮死后，３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佛教密宗传入后，风气大变，除怒江地区占白族总人口不到１．５％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外，历史上白族人住过的地方都风行佛教密宗式火葬。云南历史上实行火葬的彝、哈尼、纳西等民族的火葬方式与白族是截然不同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是在本民族原始宗教的指导下行的火葬，而白族是在佛教密宗的指导下行的火葬。 从时间来说白族密宗式火葬经历南诏后期、大理国、元、明四个时代，约８００多年。在葬法上，人死后，请密宗僧人阿吒力来主持法式，念经，３日或吉日火化。火化一般在所居住地的山坡或旷野有公共的火化场。如，剑川次毕河村北头有一块地，村人称为火化场。大理感通寺后，还有一个石架，村人称之为火葬架。这都是火化场地的遗存。火化后的骨灰和装入特制的饰有莲花、１２生肖、５方佛等的火葬罐内。值得注意的是化不尽的骨植请由阿吒力用朱笔或墨笔或金、银粉在上书梵文种字，也装入罐内。随葬品一般有贝币、铜钱、手镯等。埋罐于村寨后的家族墓地；上立墓幢或碑，有梵汉两种文字。汉文书死者姓名生平，梵文为陀罗尼经咒。相隔７日后请阿吒力僧作斋，一七、二七、直五七斋毕。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载：白族人“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明《景泰志》卷一，《云南府风俗》载，“土人（即当地白族人）死则浴尸束缚，置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方布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而饰以五彩覆于棺”。又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于中堂，请阿吒力僧遍咒之３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上述记载说明，请密僧阿吒力书咒、念咒是白密式火葬的最大特点，这也是区别于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火葬之要点，因为只有密教才以咒术行教。唐代密宗是印度密教中国化、纯洁化的产物，故也以咒术行教。白密又是唐密和印密的白族化，更是彻底的以咒术行教了。

　　随着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清王朝的禁止火葬，白族地区从明嘉靖年间起复兴棺葬。明、清两代明确禁止火葬。对违犯者，实行从“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里”直到斩首示众的各种刑罚。大理白族地区密宗式火葬从此逐渐消失了。

　　（四）佛教对白族日常生活习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后，白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崇法礼佛之风日盛，拜佛念佛成为日常功课，念经抄经传经成为常做的善事。吃斋念佛的老人结成会伙，操办佛事。

　　首先说崇法礼佛是由王室带头的。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利贞皇帝礼佛图》，就是形象地说明大理国王室崇法礼佛的盛大场面的。在玉带云缠绕的大理点苍山下、洱海之滨，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头戴红绫头囊，着大礼服，一手执念珠，执炉焚香，前往礼佛。二小厮一捧龙头刀，一捧香盒随后，一持龙头刀的官员前导，领服装绮丽皇子段智廉合掌礼佛，后有一僧人持钵随行。皇帝后有头戴盔、身穿虎皮长袍、足蹬靴的大军将等随着去礼佛，是一支庞大的祟法礼佛的队伍。从这场面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理国国王段氏２２代王之中就有９位皇帝禅位为僧，为什么他们要造“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像。因为皇帝及皇太子发愿请密宗的圣观音阿嵯耶保佑王族段氏，希望他家子子孙孙的福禄像尘沙－样的不可胜数，千秋万代的吉祥昌盛，帝业在天地间相承万世。所以崇法礼佛，上行下效，在民间的崇法礼佛活动十分盛行。如，明代凤仪北汤天村名僧董贤在自家修的法藏寺内，每月在坛上香４次以上口诵“密念护国真言”，上护国家及祖宗，下资三有。其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日为斋日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南北朝时译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就列出十斋日：“今人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为这十斋”。大理白族也大体上是按此作斋日的。

　　其余白族显赫家族崇法礼佛的记载也很多，可见在白族民众之中佛教传入之后，已普遍形成拜佛，口诵真言，读经传抄经典的习俗。要指出的是在明代以后一般白族民众，他们对大众部（大乘）佛教内的宗派区别是不感兴趣的，不论是禅宗、密宗、净土宗或其他宗派。他们进了佛寺就烧香拜佛，他们重功利，讲实际，只要能保佑国家统一，生活安康，无论是佛、是菩萨、是神灵都拜。为了广泛联系信众，在民间成立了吃斋、念佛、教经、传经、诵经的一些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如老妈妈们的“莲池会”、老头子们的“方广会”，几乎遍及所有的白族村寨。这些组织的历史不能详考，但至少明代以后就形成了，相沿了好几百年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停了约１０年，现又普遍恢复了，人数比过去还多得多。他们有一定的活动日程，定期作会。会分公私两种，公会是合村或办会户来主持并在寺院或公共场所做的会；私会是由私家主持并在其家中做的会。每会每人出资人民币２元左右，负担很轻，并无怨言，以为作善事，心中反而高兴。

　　总之，佛教传入到大理白族中千年以来，其对白族的民俗产生了巨大、深入、持久的影响，使白族吸收了汉族和印度文化，加速了白族文明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六、白族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建筑

　　佛教在大理地区兴起之后在南诏大理国王室及贵族的带动下，兴起修寺建塔的高潮。南诏王寻阁劝在位二年（８０９－８１０年），在大理喜洲“建五峰弘圭寺，继述父祖志事”；劝龙晟在位（８１０－－８１６年），曾铸佛像３尊“送佛顶寺”、劝利晟时（８１７－－８２３年），亦请张软义大师译经书“于长寿寺”；至世隆时（８６０－－８７７年），大兴佛寺，“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兰。遍于云南境中”。元妃师母贤者也建“太和慈恩寺……开四季道场”；王嵯颠在鄯阐（今昆明）创建觉昭、慧光二寺。大理国王段思平”岁岁建寺“。相国高量成”善建伽兰，众山兰若，无不周备“。据统计云南在元代建而清代犹存的寺院还有９０多处。到了明代杨黼先生有”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间）”之赞叹（见《山花碑》）。诗人张含有“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呜钟”之语。

　　清代，大理佛教建筑大有发展的趋势。如宾川鸡足山到了清代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发展成为以祝圣寺为中心的３６寺、７２庵，一共１０８所寺院的庞大壮观的佛教建筑群。成为我国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在我国和东南亚享有盛名。鸡足山，是白族地区规模最为宏大的寺庙建筑群。据《大清一统志》卷三七八的山川条载：“鸡足山位于宾川州西北一百里，太和县与邓川州之接界处。”《明一统志》中有“九曲山”之称。鸡足山峰峦起伏，如莲之九盘，故又称九重岩山。山中有石洞，然不能通行。李元阳之游记谓：叶榆水之东，陆行八十里，有一山耸出，平顶向南，余三方各有山一支，如顶上之三足，故称鸡足山。山顶有一迦叶石门洞天，相传系佛陀大弟子摩诃迦叶于此守护佛衣以待弥勒之地，故该山亦被视为摩诃迦叶之道场，为云南教界之中心地，聚于此地之僧徒甚众。“融和中印两国民族文化，奠定西南佛教基础。”成为历代高僧前往礼圣之处。

　　一些佛寺建好后，千百年来，历经风雨，饱受苍桑，兴兴废废，修修毁毁，毁毁修修，至今仍存。在大理如崇圣寺、感通寺、大石庵等。

　　崇圣寺是南诏国都羊苴咩城区著名佛刹。羊苴咩城建自唐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年），一直是南诏大理国的王都。崇圣寺在王都北侧外。崇圣寺的创建年代及其规模，清•王崧本《南诏野史•丰佑条》说，“开成元年，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同者定立三塔……自大和八年（８３４年）至大中二年（８４８年）功始完。匠人韬、徽义、徐立”。崇圣寺清末已毁，基址犹存，经测量方４００多米，与《野史》所记基本接近。

　　元初此寺遭到灾害后由段氏总管出面用自己的钱财进行修缮。元李源道《大崇圣寺碑铭并序》说：“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点苍下，蒙氏之所创也。寺既灾，武定公为大檀越，出己财，缮治庄严经像，殿庑奂然复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望之如阆间物。舍田供僧，日百许人”。此时的崇圣寺其规模还是宏大的。

　　明代嘉靖年间白族学者李元阳“扩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使之成为大理最著名的寺院之一。李元阳墓铭说：“三塔寺６００余间，皆公（李元阳）依旧址以重建”。可知此时崇圣寺还存有６００余间房，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其景观作了生动的描写：“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１６层，塔四旁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人有钟与三塔对，势极雄伟。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所铸，其声闻可达８０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４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铜铸而成者，高３丈。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在清代咸同年间此寺又遭一次大的破坏，寺毁，塔存。１９７８年以后逐步恢复重建。在修三塔时发现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引起世人关注。

　　感通寺，又名荡山寺、上山寺，在大理点苍山圣应峰麓。此寺始建于南诏时期，当时有李成眉慕此山水之胜，建大殿一间。大理国时段氏增建殿宇，寺院始初具规模。后来，各地僧人纷纷来此建庵，到明代已发展为３６庵。其中著名的有斑山庙、感通寺、狮山庙、海光寺、寂照庵、大云堂、宝庆寺、八角庵、波罗岩、重光寺、宝藏寺、神通寺、清凉山等。清咸丰同治年间，全山寺院被焚毁一空。光绪年间重建时，规模缩小，仅剩感通寺、大云堂、寂照庵诸院。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又加维修。“文革”中，除感通寺外，其他皆毁。１９８５年维修了感通寺；１９８７年重修了寂照庵；１９９４年又翻建了感通寺大雄宝殿。今感通寺主体建筑为山门，大雄宝殿３间，南、北厢楼房各３间，寺内有明正德、嘉靖，清顺治、康熙年间碑刻７块，内容涉及此寺兴衰的历史。

　　观音阁，位于喜洲庆洞村，圣元寺大殿南１５米处，东向，原为圣元寺的钟鼓楼，南向，相传始建于南诏，明末圣元寺主体建筑为洪水所毁，钟楼独存。清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在钟楼北重修圣元寺，自成一院，钟楼改为东向，与寺分隔，名为观音阁，至今保持元末明初的风格。

　　观音阁为重檐歇山顶亭阁式建筑，双层，上层三开间，下层五开间，斗拱粗大，无纹饰。阁三面封闭，中间开６扇格子门，次间为直棂窗，回廊前墙封闭，上有砖雕仿木斗拱。为大理地区现存古建筑中年代较早者，对研究白族古代建筑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遍知寺，在大理市风仪镇。南诏保和九年（公元８３２年）建。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曰：“赵州之北，行约百步，地极明秀，蒙氏昭成王劝丰佑保和九年，有高将军者，即此地建遍知寺”。

　　佛顶寺，今已不存，从一些史料上我们可知其在大理国时期是皇都的重要寺院 。现存昆明古幢公园的大理国经幢的《造幢记》作者段进全，其号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兹济大师”，皇都指大理，为当时大理国的都城。佛顶寺遗划，在今太和村侧山麓，是大理国重要的寺宇。因段进全、尹运富都是有姓有名的密僧，这寺亦是密宗寺院。但由于历史文献对此寺的记载过于的简略，对其建筑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

　　佛塔是大理白族地区佛教建筑的另一种显著的形式。苍山洱海之间，佛塔特别多，比比皆是。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据佛经上说，佛祖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将其尸体火化，将骨灰分为若于份，各自建塔埋葬于内以资纪念。这就是塔的起源。塔的印度古梵文名叫Ｓｔｕｐａ；巴利文叫ＴＨｕｐａ传入我国后，汉文译作堵波。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提谓城及波利城》说：“大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谓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堵波，高余３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彼威光，随其行路之次，遂献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即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方叠布下，次下郁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议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堵波也”。有的汉文又译作塔婆、兜婆、浮图、佛图等，俗称宝塔，又作佛塔或简称塔。完整的译音应是堵波，原意是高显或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塔就是佛的坟墓。这种坟墓是安放舍利用的。舍利是梵文Ｓａｌｉｒａ的音译；意为尸体或身骨，相传是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后来，舍利也指德行较高的佛教徒死后火化剩的遗骨。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塔这种佛教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据历史记载，东汉永平十年（公元６７年），天竺僧人伽叶摩腾和竺法蓝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到当时的京都洛阳，朝廷给他们修了一座寺院居住，叫“白马寺”，并在寺内修了一座佛塔。塔的形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据考证，它是一座木塔。云南最早的塔出现在唐代南诏时期。大理白族地区佛塔众多，主要有：１、崇圣寺三塔；２、弘圣寺塔 ；３、佛图塔；４、阳和聚龙宝塔；５、风仪红山北川塔等。白族古佛塔的典型代表是崇圣寺有三塔。崇圣寺有三塔位于大理城北崇圣寺前，主塔高六九．一三公尺，又名千寻塔，其建筑与西安小雁塔造形相似，属唐代风格。崇圣寺为南诏王家寺院，为南诏国都阳苴芊城震后，陆续有南诏、大理国时代文物出土，包括佛教造像、塔模、写经等，乃现今保存南诏、大理时代佛教文物最丰富者，亦为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我们从上述白族地区的古塔外型上作了描述，但重要的是必须从其宗教学上进一步弄清其在建造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可以从下列两个方面分析其与密宗的关系：

　　首先，白族建塔的目的是禳灾祈福。塔是佛教的建筑物始于印度。但是，由于佛教教派的不同，对塔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认识，密宗的功能在于禳灾祈福，这对白族来说是十分愿意的事。在人世间，又有谁希望招灾致祸呢？据史料的记载，大理白族地区最大的南诏大理国皇家寺院崇圣寺就是禳灾祈福的。《太平广记》载，唐乾符二年（公元８７５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宝佛全身像，安在西洱河鹫山寺。蜀青城山人往彼兴易，请佛道，由郎州大小勃弄 ３０００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袤百里，广３０里，中有州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信住守。经文与今相同，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 以上是关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的最早记录。千寻塔在唐大中二年即公元８４８年建成，建极铜钟是在唐咸通十二年（公元日８７１年）铸成。它明确地记载了“古塔基如戒坛”。目的很明确“求其福祚也”。查戒坛，指用以举行授戒仪式及说法之坛场，即於戒场中特制稍高于平地之土坛。盖戒坛本无建筑屋舍之必要，随处空地仅需须有结果标示即成。然为防患风雨起见，古来皆堂内受戒与露地受戒并行。古代印度初於露天作法，不另设坛。戒坛之始建，据《释氏要览》卷上记载，系楼至菩萨向佛陀请示，第一戒坛为比丘受戒，佛陀许之。遂於园精舍外院之东南建坛。我国最早之戒坛，相传在曹魏嘉平年间（公元２４９－１５９）。昙柯迦罗於洛阳所建。至唐代乾封二年（公元６６７年），道宣律师在长安郊外建立戒坛，此时戒坛始有定式。其制凡３层。下层长宽２丈９尺８寸。中层２丈３尺，上层方７尺。其高度下层３尺，中层４尺５寸，上层２寸，共７尺７寸。周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道宣并《戒坛图经》一书，后义净、一行、金刚智等诸师曾在洛阳附近建立戒坛。从此建立戒坛之风盛行全国，官设私设均有。千寻塔的塔基为上下两台四方形双基座。下层长宽约１１丈６尺，上层约７丈，与唐制不一。唯四角望头雕神狮，与唐制暗合。所谓塔基如戒坛，约指其为方形台式建筑。最主要的是它指出这里的土著居民建塔的功利是“彼土渚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所谓求其福祚也，即禳灾祈福也。这是密宗的特色。所谓禳灾，要禳什么的灾，据考察，在大理古代主要的灾害之一是水患。因此有的塔的功能之一就是禳水灾的。如大理市下关佛图塔。关于为什么要修此塔，明万历乙亥（公元１５７５年）的《重修佛图塔记》碑说：“其源至无忧王遣使张罗匹造浮图８万４千，此其一焉。经中及载籍言，造塔者不同，宝塔必有１３级，以表１２因缘，使人生瞻敬。故修建者或得人天长寿，或证无上妙果，又曰：我苍山有１８（按应为１９）峰，峰皆有龙。禹未治时妖龙为害，泛滥无时，各峰各麓皆建寺造塔以镇之，其妖龙之畏塔而经此胜，使不得以命名放恣也。其咸有可证”。明确指出大理因苍山有１９峰，二峰夹１溪，有１８溪，泛滥无时，原是所谓有龙，是妖龙作怪，因此要建塔以镇之。以禳水灾，所以在苍山各峰各麓都建寺造塔。这是真的吗？从实际考察来看，此说也不无道理。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大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塔顶上都立有金鸡。崇圣寺的千寻塔如此，喜洲大慈寺的白塔如此，昆明的东寺塔也如此。后来元代妙湛寺塔上也置４支金鸡。在大理的千寻塔中也出土了造形精美的迦楼罗鸟。所谓的金鸡是白族民间的俗称。其实在佛教上是称为大鹏金翅鸟；又称迦楼罗鸟。查：迦楼罗，梵语Ｇａｍｄａ，巴利语Ｇａｍｌａ．又作迦楼罗鸟等。意译作食吐辈苦声，或作苏钵刺尼，即金翅鸟，为印度古代神话中，一种类似鹫鸟，生性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鸟。曾为毗湿奴天之乘物。据云：其生之时，身光赫奕，诸天误认为火天而礼拜之。于佛教诸经典均载有此鸟之名。长阿含经卷十九即谡，金翅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４种。卵生之金翅鸟可食卵生之龙；胎生之金翅鸟可食胎生之龙；湿生之金翅鸟可食湿生之龙；化生之金翅鸟可食化生及其诸种之龙。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载，此鸟经业报之故，得以诸龙为食，於阎浮提一日可食一龙王及５００只小龙。在大乘诸经典中，此鸟列属八部众之一。与天、龙、阿修罗等共列位为于佛说法之会座。于密教，迦楼罗乃梵天、毗纽天、大自在天等的化身…… 很明显此鸟的作用是镇龙，禳水灾的。因为古代白族生活的洱海及滇池地区皆为泽国，人们敬畏龙神，怕水患，因此请来八部众之中专吃龙的大鹏金翅鸟，把它高高地敬在塔顶之上面对洱海或滇池或其他水泽，监视着龙的一举一动，不让它作祟。这也是白密一种仪轨，即迦楼罗法。

　　其次，塔砖的汉梵密咒。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上大都有另一个共同点，即是有很多的陀罗尼经咒。按密宗的佛顶尊胜罗尼之修法，即为减罪生善、净除业障、延命增寿、破地狱、祈雨等所修息灾增益之秘法。此陀罗尼凡８７句，与光明真言、大日如来之五字明等，依其长短分别称为大咒、中咒、小咒。受持、书写、供养、诵读此陀罗尼，或安置于堵波、高幢、楼阁等可净一切恶道、消除罪增长寿命、往生极乐之功德。在上述大理南诏时期的古塔中，都有梵文的经咒。如“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中就出土《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此经一般用于修理佛塔，故又称修塔陀罗尼。主要记述“劫此罗城之战茶罗门，知七日后当命终，恐惧来见佛，佛陀教使修理古塔，念诵神咒，因之增长寿命。生于极乐园乃至成佛”。主要记录了“除盖障根本陀罗尼”、“相轮幢中陀罗尼法”、“修造佛塔陀罗尼”、“佛前自心印陀罗尼”等几条咒语的念法和用法。在千寻塔中还发现《佛前自心陀罗尼》的抄卷。前已述大姚白塔也发现了大量的经咒。

　　大理弘圣寺塔中也发现了２０多种陀罗尼经咒，这些密咒的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些古塔佛教密宗的内涵及白密的真言、陀罗信仰。此外在文物考古发现这时期古塔中还出了密宗的经，佛、菩萨、明王、天王、梵僧等造像及金刚杵、降魔杵等法器，也表现这些古塔的密宗内涵。

　　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区流行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外地来此地教授建筑技术的师傅绝大多数应是汉地来的。因为这里的寺院、古建筑首先学的是唐代的汉式佛教建筑，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云南大理的山川地理气候，又作了创新和发展，成为有大理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另外，也应提到南诏王族及白蛮大姓们在盛唐对外大开放的大潮影响下，也大胆地学习、引进印度文化、汉文化，加速了云南大理的文明进程。白族的一批一批工匠也应运而生。例如：据明正德二年（公元１５０７年）《故处士李公墓碣》，说“李公讳统，字一友，鹤庆南乡白族，而以木工专业，克广宫室，凡本府学校、社庙、坛场、栋宇即飞，规模雄丽，悉经指颜，而为时所宗。乃父讳奴，王氏夜秀，克家积德，祖讳定；－祖母赵氏夜桂，存心忠厚，恒以供佛饭僧为学，积善之多，不苟非礼……”。按鹤庆南乡从来都是白族聚居之地，又此碑有白语词，如“夜”白语读“Ｙａｏ”意为妻子，所以此李氏、王氏、赵氏都是白族。以木工为专业，能广修各种大型建筑成为当地的一位有影响的宗师李统师傅，其祖父辈就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人，这充分反映了佛教对建筑人才成长的作用。也反映了在明代在白族农村地区出现了分工明确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为当时一大批大型建筑贡献了聪明才智。

　　我国的佛教建筑大体有三种形式：汉式、藏式、傣式。唐宋时期，汉传佛寺的平面布局逐渐独立，形成特色。一般是将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而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某些佛寺最后另设毗卢阁、藏经楼等等。山门亦称“三门”，象征“三解脱门” （即佛教所谓窄门、无相门、无作门）必须开门三道，为殿堂式（至少中门如此）。殿内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奉弥勒，背立韦陀，左右分立四大天王，东西南北各护一天，再北大雄宝殿，供奉佛本尊－－释迦牟尼或其他诸佛。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所。作为汉传佛教，以上四殿是必须具备的主要建筑。除了山门可以与天王殿合并之外，一般的不能省略Ｆ渌褂幸恍└绞艚ㄖＳ醒д咧赋觯骸爸泄鹤宓厍姆鹚略诮角甑姆⒄构讨校旧鲜羌坛辛酥泄车脑郝湫问阶魑鹚碌牟季帧薄? 藏传佛教的寺院一般由经堂、佛殿、噶厦、扎仓与康村几个部分组成。小型的喇嘛寺的平面布局与藏族民居相同。

　　南传佛教的傣族等民族的寺院又称缅寺，是缅甸建筑与傣族建筑结合的产物，与汉式、藏式不同，有独特的风格。大理佛教的建筑是学习了汉式建筑基础上的一种地方民族化的建筑。

　　综上所述云南大理佛教建筑深受唐代汉式建筑的影响，而与藏式、傣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建筑。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与此同时（相当于唐宋时期），日本国的佛寺、佛塔、经幢建筑与南诏大理国的形制也大体相似，原因是两者都深受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汉地佛教密宗的影响。

　　七、白族本主崇拜与佛教

　　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特有宗教。“本主”即本境之主，是白族一个村落或某一地域的保护神。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本主庙，庙内供奉檀香木雕的或泥塑、石雕的本主偶像。各村所祀的神祇都不相同，每年都有定期祭祀的本主诞辰日。本主神中有自然崇拜之神、英雄崇拜之神、南诏大理国的王族文武大臣，也有外族人物或不见经传的各色人物，都被立为本主。平时不论生死疾病，婚娶节庆、出门归家、生儿育女都要到本主庙祭祀聚餐，以求保佑，并且希望本主“善求必应”，保佑好人。

　　本主神中除现实生活中已故的英雄人物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外，还有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物，也有儒、释、道的神，尤其是佛教神占有重要的位置。佛教，尤其是密宗对本主信仰的影响极深。

　　白族本主崇拜中的密宗神大致有以几种情况：一是“毗卢”的化身。大理市仁里邑本主庙有一块立于正统八年的《三堂圣域记》碑，碑铭载：“三堂大圣，土地迦罗。掌握三界，镇压邪魔。利济众生，家家快乐。护持乡俊，丰蒸稼苗。退瘟救疫，如日冰消。子嗣聪秀，累世贤豪。出入倍利，公私两和。”这里的本主为“土地迦罗”。碑文中有“显毗卢之智体，化迦罗之妙仪”一句，则可知信徒认为本主是毗卢的化身。毗卢是梵语毗卢舍那的略称，又译作毗卢遮那或摩诃毗卢遮那。“摩诃”是“大”之意，“毗卢遮那”为“日”或“光明遍照”，汉译作大日如来或遍照如来、最高显眼广眼藏如来，为密宗的最高本尊（密乘第一祖）。二是大黑天神。“土地迦罗”实际上也是本主大黑天神。大黑天神原为佛教的护法神，佛经说：“言摩诃者，此翻曰大；言迦罗者，此曰黑天也。上句梵语，下句唐言。”三是阿利地母“及其他神和僧侣。除了以上的大黑天神之外，尚有一些佛教神和外来僧侣进入了白族本主的殿堂。神如北方多闻天王、诃利帝母，僧侣如菩提达摩、赞陀崛多等。“诃利帝母”梵语音译，意译为暴恶，即鬼子母神，为育子、安产及护法女神。被引入本主神之后，讹传为“阿利帝母”。大理市下关金星村的本主即为阿利帝母，到了秋天，村民为保稻苗往本主庙祈祷，曰：“雪隐稻白，神福佑护金棵，富臻米粒成仓，干戈永竟。南无大圣景天，阿利帝母白姐；南无敕封河南太子。有感灵应尊祖，保苗真人。”这是祈求丰收的祷告词。四是“建国观音”。大理喜洲庆洞村有一座著名的本主庙，称“神都”，本主称“中央皇帝”，传说是五百神王之首。在本主庙的正殿上方有“护法神宫”大匾，可知在这里本主是护法神。在本主庙南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圣元寺，寺南又有观音阁，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观音男身像，称“建国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