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士人佛书

　　隋唐士人佛书

　　隋朝短命，史载士人佛书大家仅丁道护一人，但就当时佛经译写、佛画绘制的盛况来看，疏漏未录的书法家当不在少数。丁道护（生卒年岁不详），谯县（今安徽毫县）人。活动于隋文帝时，官至襄州（今湖北襄樊等地）祭酒从事。善楷书，“习北派书法，方严遒劲”（清阮元《南北书派论》），初唐楷书受其影响。书襄州《启法寺碑》和《兴国寺碑》，楷书，带有隶意。

　　唐代书法大家人既众多，书亦体全艺精，为中国书法史之最。士人书家几乎没有不涉及佛书的，故士人佛书之精美绝代亦属自然。唐代是楷书的集大成时期，所谓“唐人尚法”，与此关系密切。而佛书又以楷书为正宗，故以下主要谈佛教楷书。

　　“初唐四家”都是佛书大家。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历三朝，唐时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宗隋碑又效二王，八体尽能，以“险劲”为特色，世称“欧体”。《化度寺碑》为其佛书传世碑刻，今存拓本，书风清劲。另有《荐福寺碑》，原石、拓本均无存。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历三朝，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得智永传二王书艺，并学隋碑，书体遒丽秀美，“内含刚柔”（《宣和书谱》），晚年有遒逸特征。虞氏对佛教书法的贡献，一是从高僧学书，得佛门之气，写成蕴含佛家哲理成分的《笔髓论》，创立“心悟”之书论。二是作佛书。今存小楷《破邪论序》石刻，相传为虞氏所书，三十六行，行二十字。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太宗、高宗朝均为大臣，封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善书，尤长楷书，师法二王及欧、虞等人，亦学隋碑，博采众长。书风铅华绰约，韵致婉逸，影响后人。有佛教书法《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和《慈恩寺圣教序》石刻等传世。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学虞、褚，尤以取褚法为多，书风遒丽，以瘦劲为法。传世作品较少，佛书有楷书《信行禅师碑》传世。

　　除“初唐四家”之外，初唐曾作佛教楷书的知名书法家尚有李邕、钟绍京、欧阳通、颜师古、张延寿、楚金、王知敬、陆柬之、赵冬曦、鞠处信、萧怀素、韩怀信、范无想、刘钦旦、宁思道、王元惑。其中尤其是李邕（678-747），乃是行楷书佛教碑铭之大家，传世碑刻亦多，有《岳麓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灵岩寺碑》等，都是佛书精品瑰宝。另有诸如国铨这样的著名经生，文化艺术修养也不低。事实上，“唐世……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宋朱长文《墨池编》）。

　　盛唐颜真卿的佛教楷书是唐代佛书的冠上明珠。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临沂（今属山东）人。曾起兵抵抗安禄山叛军，后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等。唐代书法变法之代表者，开创了二王系外风格鲜明的新书体，“颜体”乃是中国楷书完美形式的典型之一。其楷书参用篆意，端庄饱满，淳涵深厚，气度不凡；行书遒劲郁勃。其佛书代表为《多宝塔碑》。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世称“徐会稽”。善真草隶，书体厚重丰满，圆融精熟，尚有雄肆精神，为颜体的先导。其佛书有《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和《金刚经》。

　　盛唐的史惟则、陈思光、关操、李潮、维那郭嵩、高坚等人都有佛书著录或传世。

　　中晚唐时期的佛教楷书亦很精彩，其代表书家有：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学王书，并遍阅近代笔法，得颜体尤多，亦注意北碑，体势劲健，以骨力胜。“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宋朱长文《墨池编》），与颜真卿并称“颜柳”。柳氏佛书首推《玄秘塔碑》，其他还有《复东林寺碑》，写经有《金刚般若经》和《心经》。

　　裴休（生卒年岁不详），字公美。活动于宣宗朝。官至监察御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笃信佛教，得法于“断际禅师”黄蘖希运。属文工书。楷书遒媚，行书有体法。传世佛书有《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

　　除此之外，中晚唐佛教楷书之作者值得提到的还有白居易、胡季良、郭谓、窦巩、冯卯、奚奖、崔涣、曹沂、张彦远等人。

　　楷书之外诸体佛书的作者虽不及楷书大家人多势众，但也有不少人留芳书史。行体佛书也较常见于著录，并有不少遗存至今。例如唐天授二年（691）刘翊行书《化善寺石井碑》，唐开元十四年（726）范希璧行书《索法师清德碑》，开元十五年（727）宋儋撰文并行书《道安禅师碑》，开元十八年（730）明乾节行书的《佛驮禅师塔铭后序》等，以及何荣光、陈瑰、王守泰、段清云、徐岘、杨播、张楚昭、刘云、孙藏器、萧起等人，均有佛教内容的行书创作。唐代行书成就也很大。颜鲁公丰富和补充了二王行书，将“正面开张”用于行书，在潇洒中见体法，其行书像其楷书一样影响了后代书家，也影响到当时及后代的佛教行书。

　　唐代草书承张芝、王羲之风格而又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