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第四集《吐鲁番的记忆》

　　《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第四集《吐鲁番的记忆》

　　把自己家的门绘上彩色的图画，这是吐鲁番维吾尔族人所喜爱的。

　　每当他们盖起新房子，装上崭新的大门，便用许多种颜色的油漆描绘出花朵、鸟、寺院和几何形图案。这个风俗起源很早，现在仍是一种时尚。在1300年，吐鲁番的绘画却是以另一种内容出现在神庙中。

　　今天，在吐鲁番的神庙遗址里，人们依然可以近距离地欣赏那时的绘画作品。壁画的颜料有青金石、朱砂、氧化铜、金箔。除此之外，还有古代画家们毕生的心血。

　　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候，众多商旅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路经吐鲁番停歇下来，在这里计算着下一个旅程的距离、时间和利润，也有许多人为了信仰花费几天的时间，走进幽暗的石窟，静静地面对墙壁上他所敬仰的神。

　　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来自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在长途跋涉中只携带简单的随身物品。他们是卓越的画家，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精神世界来此受难。

　　当夏季风降临到这个古老盆地的时候，吐鲁番的太阳开始考验所有生命的耐性。每年6月至8月，摄氏47度是这里经常的气温。赤裸在阳光下的地面可以达到摄氏82.3度。

　　艾丁湖是中国最低的地方，它低于海平面155米，其液体在今天已经被蒸发掉了，到处是结晶体，那些是比重很高的盐。

　　火焰山在夏季仿佛是一块炽热的红铁。1300年前，唐代诗人岑参路经这里，写下了“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句子。因敢于尝试飞临群山的雀鸟，其翅膀有被酷热的风浪烧断的危险。

　　在火焰山身后的峡谷中，一条曾经布满了绚丽图案的画廊静静地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

　　虔诚的工匠们从公元5世纪起在这个名叫伯孜克里克的地方开凿洞窟，一些来自叙利亚的画家加入到佛教壁画的创作中。他们刚到吐鲁番的时候应该都很年轻，没有人知道开凿伯孜克里克石窟并在这些狭小的洞窟里绘满壁画需要耗费多少人工和钱财，也许心中有佛的人们并不是以生命来计算时间的流速吧。

　　为何今天的吐鲁番佛教壁画中，绝大多数的人物的眼睛和嘴巴都被人损坏了？这起源于一个宗教的禁忌。在佛教壁画完成后的一段时期里，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人相信，壁画中的人物会在夜晚出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于是，除掉画像的嘴和眼睛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

　　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墙壁上的作品完全消失了呢？

　　公元13世纪以后，尽管由于宗教原因致使壁画受损毁，仍有相当数量壁画因地震和塌方被砂土保存下来。它们被时间封存，侥幸掩埋了4个世纪。当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以后，这些作品竟从它的原生地离开了。

　　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源自吐鲁番壁画。博物馆的人员介绍说：“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展示印度及亚洲文化艺术收藏品的场馆，这个馆的核心藏品是吐鲁番的文物，那是四次吐鲁番的探险所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吐鲁番最重要的壁画，这里是吐鲁番的供养人即君王的画像……”

　　1904年9月，“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在德国军火商克虏伯·弗里德里希的资助下第二次进入新疆。到达吐鲁番的这支探险队由两个人组成，他们是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和博物馆的勤杂工瑟奥多·巴图斯。

　　勒柯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发现一些硬币，主要是中国唐朝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纺织品，大量的文书残片，这些文书包括17种文字拼写的24种语言的文字，历史上他们都曾在这片地区使用过。

　　伯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有美丽装饰的地方”的意思，美丽的装饰说的就是石窟中的壁画了。

　　德国探险队来到这里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绘制的作品。

　　勒柯克在日记写道：就在我们清理积沙时，忽然，好像变魔术似的，在墙壁上，奇迹般的露出了精美的壁画，其颜色是那么鲜艳，就好像是刚刚画完似的。

　　壁画上的人物是王室的男女供养人，画上的回鹘文字表明在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回鹘的王室成员已经皈依了佛教。

　　回鹘人，现在维吾尔人的祖先，曾生活在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公元840年，吉尔吉斯人以10万骑兵攻破回鹘都城，回鹘人溃败，分三路向西逃亡。回鹘人原来使用的是突厥文字，在吐鲁番定居后，开始对文字进行改造，利用突厥文拼写回鹘语言，形成了现在的回鹘文字。

　　当回鹘人到达吐鲁番的时候，佛教已经在这里得到了广泛弘扬。

　　到达西域的回鹘人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摩尼在古代伊朗创立的，其原始教义是对现实世界持否定、消极的态度，因此被萨珊王朝视为异端并禁止，摩尼本人被处死。

　　摩尼教在唐朝也被称为明教，回鹘人移居到吐鲁番以后，很多石窟里的壁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有些石窟的墙壁上，表面一层是佛教的内容，里面的一层却还是摩尼教的。在伯孜克里克第27窟里，摩尼文字与回鹘文字混写在白色的衬底上。在高昌故城编号为K的寺院里，出土过一幅大型壁画，内容是：摩尼本人四周围绕着许多虔诚的教徒。

　　摩尼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镀金叶饰的帽冠。在他身后是几排表情肃穆的教徒。而这些教徒的面孔都具有回鹘突厥的特征。

　　唐代以后，摩尼教的东方主教普夫尔临时住在伯孜克里克。考古者从那里发掘出三份保存完好的文书，那是各地方的摩尼教徒对教主的致敬信，一些信纸上的图案用金粉勾勒。在摩尼主教回复的信笺上，也画有许多精美的插图。摩尼教徒非常重视文书的优美，喜欢在书信上配以插图，为了得到精美洁白的纸张，他们往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在高昌故城以北的群山谷地，坐落着一处名为胜金口的佛教寺院遗址。1905年2月，勒柯克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在许多关于佛教的印度文字文献碎片中，竟发现了一册非常精美的摩尼教文献，这个绝对罕见的摩尼教文物，现在收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中。这本文书是教徒与教主之间的通信集。其中的一段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导师，当你来到地球上，你就像上帝那样，那些穿着白衣的智者，他们来自巴格达和小亚细亚，他们并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的主啊，他们都尊敬你！

　　摩尼教喜欢在洁白的衬底上绘制人物或树木，在微弱的光照下，圣洁的树木漫天绽放着白色之花，一个特定的季节恒定在幽暗的洞窟里。那时，吐鲁番很可能是世界摩尼教的中心之一。

　　对勒柯克来说，来吐鲁番欣赏壁画作品并非是此行的真正目的。6年前，俄国探险家柯莱门兹在吐鲁番将壁画揭取运走，他是第一个对壁画用刀子的人。柯莱门兹的收获极大地刺激了勒柯克，这次吐鲁番之行，他和巴图斯既带着克鲁伯公司赞助的金钱也带着异常锋利的匕首。

　　于是，吐鲁番的壁画再次被钢刀刺入。

　　让我们看看勒柯克日记中的一段话：

　　一切对我们来讲，要么是在经历了如此的努力幸运到达，却由于战争或不幸而失去，要么最终以快乐、满足和被别人尊重而结束……

　　在花费了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之后，它们成功地把这些壁画全部锯了下来。被切割下来的壁画被装进100多个木箱子里。后来经过20个月的艰苦跋涉之后，这批壁画终于运抵柏林。

　　在柏林印度民俗博物馆，吐鲁番的壁画在经过重新拼合后被牢牢地固定在展厅的墙壁上了。

　　而在伯孜克里克，失去壁画的墙壁伤疤不得不成为日后人们参观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切割者巴图斯的作品——他在失去壁画的残破墙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60年以后，一个噩耗对伯孜克里克来说是致命性的。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盟军反击德国，苏联的轰炸机群飞抵柏林上空。在柏林城饱受炸弹的同时，遭受厄运的也包括柏林印度民俗博物馆。展厅内被固定在墙壁上的吐鲁番巨幅壁画来因为不及拆下，只能任凭战火摧残。

　　在柏林印度民俗博物馆，官员翻开一本大画册感伤地说：“这是勒柯克收藏的画像全集，出版于1913年，由柏林瑞玛出版社发行。这里面有很多壁画的插图，而这些壁画有一部分不在我们印度馆内了，一部分在二战期间被摧毁了，一部分就应该在俄国的博物馆内！我们很高兴还能向您展示这些照片，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原始的壁画了，只留下这些图片……”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人们能够看到固定在墙壁上的大幅吐鲁番壁画。让我们听听那里的馆员怎么说：“你们看到的是一幅表现佛教中一个神的壁画，它是在1909年-1910年由谢尔盖·弗德洛维奇·鄂登堡院士从吐鲁番带回俄罗斯的。战争期间它一直被放在冬宫的地下室里面保存，战后，这幅画拿出来了，为了给公众展示，在卡斯特洛夫的带领下，一批高水平的修复专家用特殊的手段对壁画进行了高水平的修复，使它的颜色和构图很好地保存下来了。”

　　德国博物馆的人怀疑他们珍藏的一部分壁画在二战中被苏联人掠走了，言语中流露出愤怒和无奈，好像那些壁画原本就属于德国人。而俄国博物馆的人给予了同样斩钉截铁的答复。

　　然而，伯孜克里克的石窟却永远不能修复了。或许，人们可以依据原件的相片在数字的空间里做一回复原吧。在复原工作以前，我们应该对吐鲁番壁画的内容加以区分。

　　15世纪以前，在吐鲁番，与佛教、摩尼教同时流行的还有景教和火祆教。

　　在高昌故城，一块公元9世纪的景教壁画画有这样的情景：牧师手持圣水杯、信徒手持棕枝，虔诚地迎接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人们在吐鲁番发现的比较早的宗教是火祆教。公元前7-6世纪，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不甘心受波斯王的统治，但又无力抵抗强大的波斯军队，于是许多斯基泰人逃亡到吐鲁番并将他们信奉的火祆教传到中国。后来，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再次将火祆教传入吐鲁番，并留下了火祆教的墓葬习俗。

　　火祆教的葬俗很奇特，教徒死后，尸体被狗吃净，剩下的骨头放置在直径50厘米的陶罐中，后人称之为纳骨器（OSSURY）。公元5-6世纪，当火祆教传入中原的时候，其葬俗已不同于吐鲁番时期，火葬取代了先前的方式，中原的石棺也取代了过去的纳骨器。守护圣火的教义以浮雕的形式反映在石棺的板材上。

　　车师前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的都城就是现在的交河故城，那时，吐鲁番是匈奴人进出西域的基地。

　　交河故城是吐鲁番盆地通向西北方向门道上的咽喉，非常有利于加强盆地的军事防卫。整个城市地处百米高地上，它的俯视外观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战舰游弋在绿洲之间。

　　这座2300年前的城市是用土建造出来的。道路、城墙、民居、店铺、寺院和行政场所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层层叠叠，如同迷宫一样。进出交河的道路仅有一条，这为城市的防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汉帝国开始与匈奴人争夺此地。凭借交河城的险峻地势，匈奴军队与汉军进行着惨烈的拉锯战，5次大规模的战役持续了50年。

　　在第五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王国也派遣军队协助汉朝，直到公元前60年，在汉军更为猛烈的攻势下，匈奴人终于臣服了，交河大城升起汉朝的军旗。

　　在这条丝绸之路的干道上，车师佛教至少在4世纪时即已盛行，和龟兹国同属小乘佛教。5世纪中期，北凉沮渠氏进入吐鲁番，占据高昌，灭掉车师后国，同时带来河西大乘佛教。从印度或其他国家传来的梵文佛典开始在吐鲁番盆地流传。佛教的造像艺术开始兴起，一批又一批对佛怀有诚意的画师来到此地，他们面对绝壁山崖，萌生出一生为佛的决心。从那时开始，或许一支又一支永恒的灯火就没有熄灭过。

　　一位来自叙利亚的画家在幽暗的石窟里已度过了漫长岁月，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已不能使用了。于是，他将画笔交给徒弟，自己则静静地坐在一边，凭借清晰的记忆传授技法。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便决定向来的方向归去。画家们不在完成的作品上签名，石窟的墙壁一旦被绘上了壁画，那上面的每寸地方都不再属于自己。在吐鲁番，至今还没有发现那些画家的墓地，因为刻意开辟的灵魂居所仅仅是为王室成员准备的。

　　在交河故城以北的高地上，坐落着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车师王族陵墓。在这里可以遥望交河的都城，那里建造有101座宝塔方阵，中心大塔残高10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密宗金刚宝座塔。

　　回鹘人自公元9世纪迁到吐鲁番后，原本信奉摩尼教的他们开始皈依佛教了。在公元10-11世纪间，伯孜克里克石窟寺的建设在回鹘人的支持下达到了顶峰。大型壁画中出现了回鹘国王与王后供养礼佛的图像。画家们在描绘这些教徒面容的时候，仔细地表现了供养者的外形特征。当然，画师们在作画的时候并未忘记向观者提示供养者的身份等级：上层回鹘人非常体面地穿着垂至脚面的长袍，袖子宽大，衣服用华丽的料子剪裁而成。上层社会男子和所有妇女都带着耳环。在这些衣着相似的人中间，等级主要是靠衣冠来区别的：头发披在肩后，光滑的一缕沿背部垂到腰间，下巴留有长须，高而挺的三重冠以红色带子栓在颌下，这是回鹘的达官贵人的典型装束。

　　画家们在刻画供养人或侍从的时候表现出了执意和缜密的创作心态。他们似从不忽视来自不同祖籍地区的人群特征，壁画上有印度僧侣、东亚僧侣、叙利亚人、波斯人、吐火罗人和东亚人。在第33号窟的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画像表现了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民族。画面中间的人是来自中原的官员，而那个飘着棕红色胡须的、眼睛呈绿宝石色的、具有吐火罗人特征的人可能来自哪里？那个帽子如同雨伞和西藏北部山区居民很相似的人会来自哪里？那些与伊朗人一样长有很黑的胡须、小胡子浓厚而且翻卷着的人们又来自哪呢？在丝绸之路的干道上，吐鲁番，来来往往经历过多少民族？无论如何，今天的人已经知道，在那时的吐鲁番，不同祖籍的人可以和睦相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由此可见这里的宽容程度。

　　由于吐鲁番地域条件的限制，营造巨大的庙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缺少成材的木料与上乘的石料，建造者主要依靠土砖、芦苇、泥土和少量的木头为原材。

　　在伯孜克里克，所有庙宇的方位都经过了设计，同时面向着一个大型平台开放，这使整个建筑都具有了一种整体感。为了将宏大的庙宇奉献给佛或神，信仰者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地方处心积虑，因为虔诚，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然而，也就在庙宇恢宏的伯孜克里克，僧侣们居住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情形。在庙宇的边缘，所有僧房一律是低矮而昏暗的。一些房间不足4平方米，有的仅能蜷缩而卧。许多僧房采用地下挖掘的方式以抵御盛夏的酷热和隆冬刺骨的寒风。僧房里自然也无一例外地没有灯，天光从那些狭小窗格中投射进来，提供了日常的照明。所以，考古者在吐鲁番的石窟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到燃火灯具，灯和光更多的是落实在壁画上的。

　　吐鲁番进入15世纪以后，石窟寺遽然破败寥落，佛教开始淡出，香火渐渐熄灭，咏诵的声音戛然而止。直到20世纪初，这块遗址突然不再沉寂。

　　1905年，勒科克携带吐鲁番壁画刚走不久，俄罗斯中亚考察委员会的鄂登堡便从敦煌赶到吐鲁番，他仅用10天的时间就将切割的伯孜克里克壁画装满了100箱带回俄国。

　　1910年，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长老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来到新疆，橘瑞超作为主要成员在吐鲁番四处搜寻，在阿斯塔那墓地，他挖出了大量古代文书和丝织品，今天，7000件古代文书收存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吐鲁番的部分壁画则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中，而另一部分壁画滞留在韩国，现收藏在韩国国立博物馆内。一些壁画残片就出自伯孜克里克，而没有人知道画面中的断臂又属于哪个身躯。

　　1913年，斯坦因带领英国探险队来到吐鲁番，当他看到被勒柯克切割后的石窟残壁时，对德国同行的粗暴行为感到十分惊愕。斯坦因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吐鲁番考察，然而当他离开这个地方时，仍然没有忘记将满满100箱的壁画和文物运走。因为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吐鲁番的壁画便被径直运到了那里。

　　印度国立博物馆馆长介绍壁画说：“这一部分显示的是菩提菩萨和前生的菩萨，它们来自伯孜克里克那个非常有名的中亚地点。这处场景显示的是菩萨前生的故事。菩提菩萨站在一朵盛开的莲花上，戴着很美的项链。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许多其他的神也站着，这些是头发，已经灰暗了。另外的菩萨也许在这里，可是这部分在国立博物馆中是没有的。”

　　在伯孜克里克，人们观看壁画时是要带着无边的想象的，因为仅仅是一个石窟的壁画就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里。

　　今天的人将失散在异国的壁画记录下来，试图通过数字技术将伯孜克里克的一个石窟进行复原，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每幅壁画将回到它原先的位置上，已经不存在的壁画用它生前的相片替代，壁画的色彩要接近到作品完成时的程度。

　　这样，让我们做一次虚拟旅行，去伯孜克里克的一个石窟看一下它本来的面貌吧。如壁画作者的灵魂还在的话，他会悉数清点每一幅画像的。

　　当画面淡出时，也就是告别过去的时候了，曲终人散，时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某一刻。

　　仿佛不变的似乎是铁一般的火焰山，夏季烧得通红，冬季冰冷坚硬。

　　在吐鲁番，一户新的家门被绘制好了。在光影的流动中，绽放着绚烂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