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道德秩序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道德理念诉求

　　社会转型与道德秩序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道德理念诉求

　　作者：郭长刚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一、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可以发现某种形式的宗教存在。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宗教会普遍存在？根据功能派社会学家的理论，宗教之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是因为它具有为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功能。涂尔干指出，上帝之于他的敬拜者的关系，就像社会之于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样。上帝的能量超乎人类个体之上，他已内在于个体之中，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人类社会的世界中。而且，神优先于个体，人类的需要必须让位于上帝的需要。同样，社会也超乎个人之上，也已内在于个体成员之中，因为每个成员都已把他或她所在群体的价值和准则内化了，社会的需要对个体而言拥有道德优先权。(1)

　　“社会化”的一个最常用的定义就是“让人们想要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个完全社会化的人就是一个想去做对他的社会来说必须做的事情的人，人们必须主动地“想要”采取可能与自己的欲望相矛盾的行动。如果把这种限制欲望说成是基于神意的道德准则的话，人们就会更容易地将这一准则内化，因为一旦变成了道德律令，那么对这一律令的背叛就意味着对宇宙法则的触犯了。(2)

　　因此，为社会带来道德与秩序，或者说，为社会带来和谐，是宗教的主要功能之一。

　　据此理论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伴随着旧有的道德秩序的崩溃和新的宗教道德理念或秩序的产生与确立。

　　二、世界历史上的历次社会转型

　　著名古代经济史家芬利曾指出，社会分层现象最初起源于财富和征服，之后便由血统决定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财富还是决定性的，那么，除非财富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或者除非有了新的生财之道，否则社会一定会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3)芬利的这段话虽是针对古希腊的荷马社会而发，但对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与道德秩序的重建，亦大有裨益.

　　社会转型的概念：指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新的阶级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要求达成新的权力秩序，从而产生新的道德体系，以使新的权力秩序伦理化或道德化。

　　纵观中、外历史，主要有如下几次社会转型与道德重建时期：

　　1、轴心时代，亦即约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时期，此次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传统的血缘贵族统治让位于新兴的豪门贵族统治。当时的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如中国、印度、希伯莱、希腊等，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权力秩序变革，并形成了新的宗教道德秩序。

　　以中国为例，轴心时代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传统的士大夫统治（血缘贵族统治），让位于以皇帝为代表的新的官僚贵族（亦即上传统上所说的“地主阶级”）统治，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主——臣民”社会等级秩序。维系这一社会新秩序的是新兴的儒家伦理道德——或被称为“儒教”。

　　古代印度则表现为传统的婆罗门祭司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了佛教、耆那教等新的宗教秩序理念，最终在公元四世纪确立起印度教的宗教伦理秩序。

　　轴心时代的希腊社会则由于新兴富人集团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排他性统治的基础。这些在经济上取得优势的暴发户们，不甘心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必欲对垄断政权的世袭贵族进行挑战。安德鲁斯的评论非常恰当地表达出了这一点: “始于公元前750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道理的”，他们要中终止这一社会状况。(4)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基于法治秩序的新的城邦共同体社会。

　　2、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由城邦共同体逐渐转变为王制/帝制统治，或者说由公民社会（“权利”社会）转变为臣民社会（“权力”社会）。西方历史的这一次社会转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才最终结束。而历史一般把这一转型期定位于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转变，其实时间应该提前。

　　城邦公民社会让位于王制臣民社会，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盛期的法治秩序违法维系了，需要有一种新的道德力量支撑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基督教道德体系便适时出现了。

　　3、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时期。从十一世纪开始，西方的城市再次复兴，随着城市的复兴，出现了市民阶层，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力量，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要求新的权力秩序，于是产生新的道德。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就是：传统的“君主——臣民”结构让位于新的“市民社会”结构，似乎是对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转型的一次“逆转”；“法律”、“理性”被推崇，基督教体系则被质疑、否定。

　　近代道德的政治语境是“权利”观念。这种“权利”的观念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时代。城邦时代就是个体主义时代，所以，欧洲近代的道德，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于古代的希腊，而是一种延续或复兴（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文艺复兴的确是对古典文化精神的复兴）。

　　古希腊或罗马的道德危机是权利时代或个体主义时代的道德危机，其性质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危机是一致的。基督教本是来解决个体主义时代的道德危机的。所以，仍具有时代意义。但基督教在运行过程中也同样走向了“权力”道德，以及对人性的过分否定。西方近代所经历的所谓道德“巨变”，基督教的被否定以及“世俗化”过程，实际上是重新回归古代希腊道德精神世界的尝试（19世纪西方世界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即对古希腊精神的复兴）。但意味深长的是，西方社会不满意于基督教，却找不到一种新的道德体系，迄今虽仍称自己为基督教文明，其内部的张力与挣扎，却是愈益明显。

　　4、中国自从轴心时代确立起新的社会伦理秩序之后，一直维持了约二千年。从近代开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受到冲击，但在社会结构方面，指导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区，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真正的社会转型，因为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力量，新的中产市民阶层，尽管才刚刚开始。随着这一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权利”意识势必萌生，新的宗教道德诉求之产生也就成为必然。

　　三、全球化时代的宗教/道德理念与巴哈伊的机遇

　　全球化时代是人类社会一次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一方面，传统社会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出现自身内部的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文明都被纳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原先的或说近代的那种现代——传统、殖民——被殖民的“现代”世界体系受到挑战，历史主义的“民族国家”历史观念只能导致冲突与分裂，宗教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如911事件即是说明。以“多元”、“共存”为主旨的“后现代”思维得到提倡。

　　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道德秩序，这一方面验证了巴哈欧拉的前瞻性，同时也是巴哈伊全球治理理念的一个重大机遇。巴哈欧拉“人类一体” （Oneness of mankind）和“宗教同源”（Oneness of Religion）的原则，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新秩序具有重大的建构意义。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人类是同祖同宗，而历史也已昭示，宗教——无论是以何种崇拜方式——都是起于给社会带来秩序这一“本源”。新的全球文明秩序需要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信仰理念。

　　1.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By Joseph Ward Swain, Free Press, New York, 1965

　　2.Keith A. Roberts, 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Dorsey Press, Chicago, 1984, p52

　　3.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68

　　4.安德鲁斯，《希腊僭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