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明代高僧无念

　　话说明代高僧无念

　　凌礼潮

　　僧无念并非明代高僧，明代“四大高僧”是袾宏、紫柏、德清、智旭。但无念在明代的名气并不仅限于释氏之中，在士大夫阶层，他同样广为人知。除了与李贽的关系之外，当世名流如“焦弱侯、陶周望、黄平倩、袁中郎皆致礼焉”[1]（《耆旧第八·附仙释》）。另外，袁中道、邹元标等人更与其过从甚密。

　　僧无念本不识字，自参禅悟道后，“偈颂、书札，口占如流”[1]（同上）。不但能为李贽辑录《湖上语录》①，而且还著《醒昏录》、《黄柏复问》刻印行世。王利器先生甚至认为，《金瓶梅词话》之“廿公跋”就是无念的手笔②。

　　无念，俗名熊深有，生于明嘉靖23年（1544），比李贽小17岁。死于明天启7年（1627），享年84岁。麻城东山（今龟山、木子店一带）人，父母早亡。于是削发为僧，遍游诸方。后入丫杵山（县东南50里）建佛寺。“一日，参一名宿，值宿方锄瓜茄次。师（指无念）请开示，宿即指曰：黄瓜茄子！师参四十年，后忽有省。” [1]（同上）因此而悟道。禅宗讲究“参话头”，也称“看话禅”或“看话头”，让你从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即话头）中去获得真正的禅悟。

　　隆庆4年（1570），周思久（号柳塘）从琼州（今海南省）知府任上致仕归里，回到麻城。约万历初，“（周思久）一日访友河东，偶见石潭之胜，遂购而有之。”[2](《芝佛寺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龙潭湖。周思久在湖边建了一座“石潭居”，“既成，复于居侧右创兰若一区。工甫竣，山中人以芝草三本见遗，遂名之曰‘芝佛寺’，召耆宿无念居之。”[2](同上)“僧无念者，县天游山人，先住丫杵山，余闻其有道行，延至芝佛寺居之。”[2](《三戒传》)

　　万历9年（1581），李贽离滇赴楚，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依耿定理居。年底，李贽初访麻城，会周思久于龙潭湖上。就在这里，无念结识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纵观无念与李贽的交游，大体上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从万历9年（1581）至万历18年（1590）为第一阶段，是两人交情迅速发展，并很快达到高峰的阶段；从万历19年（1591）至万历22年（1594）为第二阶段，两人交情发生变化，致使无念离开龙湖，进黄柏山另建法眼寺；万历22年以后为第三阶段。

　　李贽是万历13年（1585）3月从黄安徙居麻城的，在此之前，经常到龙湖论学会友。万历11年冬，还在龙湖设位祭奠王畿③。无念也经常到黄安与李贽日夕为伴，聆教问学。④

　　李贽徙居麻城后，暂时住在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中。直到翌年正月，维摩庵落成，才移居维摩庵，一直住到万历16年秋。除万历15年曾赴黄陂会祝世禄，三日后即回麻城外，再无远游。而无念则作过两次南游，一次是万历14年春，另一次是万历16年春，但两次游历时间都不长⑤。因此，这三年多的时间，为无念与李贽之间的关系稳步发展时期，李贽除闭门著述外，大部分时间即到龙湖谈佛论道，无念遂将其言论“从旁录出”，辑 《湖上语录》，刻印流行。《湖上语录》惜已不传，但我们相信它的主要内容当为释氏禅语无疑。

　　万历16年（1588）秋，李贽徙居龙潭湖，从此与无念的友情达到顶峰。袁中道《代湖上疏》：“公之寓齐安也，非以黄安耿布衣故耶？布衣死，周友山可与论学，遂住维摩庵。已，龙湖芝佛院僧无念名深有者，时时来问学。公为此两人无归意。然念维摩庵在麻城中，喧闹非静居者，遂至无念湖上，住锡聚佛楼下，楼在芝佛寺右，净洁可居也。”[3](p.192引)李贽自己在《释子须知序》中也说：“然守院僧无念者以好学故，先期为柳塘礼请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4](《续焚书》卷2 )。

　　在芝佛院，李贽“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3](p.195引袁中道《李温陵传》)。万历17年2月17日，是无念的生日，李贽作《与众乐乐卷》为无念祝寿，称赞无念“学道精勤”[3](p.205)。

　　无念学道精勤，更有李贽日夕指点，自然大有长进。袁中道在《石浦先生传》中说到：“而僧深有为龙潭（指李贽）高足，数以见性之说启公，公乃遍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

　　命，不复谭长生事矣。”[3](p.209引袁中道《石浦先生传》)无念能以禅宗见性之说，使袁宗道放弃道教长生之术，转而精研大慧、中峰等禅师的性命之学，不能不说他学力已经颇为深厚了。

　　万历17年夏，无念又受李贽之托进京会见焦竑，就李贽蓄发赴京寓居的可行性作出评估。无念回龙湖后，极言焦竑“身心俱不闲”，使李贽打消了进京的念头，只好“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我已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修理一小塔，冬尽即搬其中。”[4](《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这里面虽然有焦竑是否愿意接纳李贽的因素，但无念想借此留住李贽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上述信中，李贽还不忘向焦竑索取新出版的《水浒传》，因“无念欲之”。

　　万历18年，李贽的《说书》、《焚书》及《藏书》的一部分在麻城相继刊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正如祝世禄在写给麻城县令游朋孚的信中所说：“李宏父（即李贽）……其立论多出前人所未有，执陈说旧见者，闻之不怒则笑，不笑则惊悸而却走，……。”[3](p.224引祝世禄《与游麻城朋孚》)以耿定向为首的道学家们恼羞成怒，群起围攻李贽，甚至勾结官府，以图将其驱逐出麻城。龙潭一隅，波涛顿起。其时周思久与李贽因学见相左已无来往，且又病危；周友山远在四川参政任上。李贽倍感孤寂无援，于是走武昌、入衡州以避之。而与此同时，无念与李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李贽的《告土地文》中“自庚寅动土以来，无日不动尔土”[4](《焚书》卷4)句知道，李贽的塔屋是万历18年（即庚寅年）开始动工的。但是，“盖是屋时，卓吾和尚往湖广会城（武昌），居士杨定见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为之。”[4](《焚书》卷4《移住上院边厦告文》)试想，佛寺动工建塔而告神，当然应由住持僧来主持告神仪式，而竟让一居士和两名普通僧人进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无念当时不在龙湖！那么，如此重大的活动为什么在无念不在龙湖时举行呢？我们当然怀疑只能是无念故意回避参加这次活动。

　　万历19年（1591）春，李贽在写给周友山的信中说：“……无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气。”[4](《焚书》卷1《答周友山》)我们无从知道，无念是去年离开龙湖往南京一直未归，还是回龙湖后，开春又作南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念从南京又转赴公安袁宏道处，滞至秋间仍无归意，袁宏道在《别无念》诗八首中就明显有责备无念的意思：“辛苦李上人，白发寻知己。为尔住龙湖，尔胡滞于此？”（其三）“湖上望君切，江上送君苦。江上与湖上，计程一千五。”（其四）[3](p.238引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从诗中我们还体会到李贽是期盼无念早日回到龙湖的。而这种期盼，以及两人之间的情感变化，袁宏道其实已了然于胸。

　　然而，与袁宏道在江上告别的无念，并没有回到龙湖，而是继续游方在外。但他似乎还是写信给李贽，告诉了自己的归期。⑥

　　万历20年（1592），无念与李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夏，无念以为塔屋抄化为由，再次南下秣陵（南京）。李贽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对此表示了明显的不满：“无念又作秣陵行，为训蒙师。上为结交几员官，次为求几口好食、几贯信施钞而已。我所与者尽只如此，伤哉伤哉，不死何待也！”[4](《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这席话里，既涉及到对无念人格道德的指责，又透露出李贽失望孤寂的心情。

　　万历21年（1593）春，无念又以为重修李贽塔屋为借口，南下公安。袁中道写了《代湖上疏》一文，助无念募化。但李贽知道后，断然予以拒绝，他说“我素作人，不轻受人施，何用此？但此文是我意中事，他日作碑文用。”[3](p.274)一方面否定了无念为塔屋募化的行为，一方面又肯定了袁中道文章的好意。至此，二人的关系无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我们相信，无念就在这时萌动了另建禅林的念头，他要以游方的名义寻找另外的栖身之地了。

　　约三、四月间，无念来到了鄂豫交界处的黄柏山⑦，见这里“崄僻幽深，绝无人踪，堪可寄息。询其山，乃商城太学，号绳纯，讳舜玄（选）张君址也。……此其地矣！余遂入黄柏结庐。”[5](无念《黄柏法眼寺记》)

　　5月上旬，公安三袁兄弟一行到龙湖问学，才知无念在黄柏山，为缓和二人的关系，再三派人接无念下山。无念在《黄柏法眼寺记》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适公安袁太史（袁宗道）偕弟中郎、小修来龙湖访友，遣人接余，再三不已。余曰：‘僧已老朽，精神减少，无力勘待，正可避世自闲，饭蔬饮水过活耳。’”[5]待无念回到龙湖说明了自己想在黄柏山创建法眼寺的想法时，想不到得到袁宏道的极力赞同，“中郎喜曰：‘我有年兄范光（观）父，见为商城令，可作护法檀越。’即写书寄托。范乃令人与张君说，张即喜而舍之。”[5]袁宏道在《黄柏创建法眼寺记》中也说：“（无念）始卓锡于麻城之龙潭湖，与异人李卓吾为友。后复厌喧，寄栖商城之黄柏山。……会予兄弟访李异人及念公于湖上。念公自山中来，语及山中事。是时，予同年范观父令商城，予走一字语之。观父欣然以檀越施事属太学，太学大悦，遂尽以施僧。”[5]袁宏道将无念“寄栖商城之黄柏山”的原因说成是“厌喧”，大约是顾全二人面子的说法，也可能无念为不使李贽尴尬而确实以此为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念始终没有与李贽发生不愉快，没有正式提出离开龙湖和辞去芝佛院住持。而且，法眼寺并非短期内即可建成，何况法眼寺的建设还需要芝佛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些，从芝佛院于10月15日开始举行期会时，李贽在写“祈赦过宥愆”[4]（《焚书》卷4《代深有告文》）的告佛文字时，仍以《代深有告文》为题，并在题下注上“时深有游方在外”[4]字样，就可以确知。

　　到万历22年（1594）春，大约法眼寺已初具规模，可以居人，无念乃开始发难，借故与其徒常闻大吵一场，用皮鞭将常闻乱打一顿后，搬到黄柏山上去了，并扬言是常闻赶他走的。李贽不知就里，一方面对无念的行为觉得不可理解，一方面仍然诚恳地劝他回龙湖。在《穷途说》一文中，李贽写道：“若深有与我三人者（另一人指杨定见），联臂同席十余年矣，学同术，业同方，忧乐同事，徒弟徒孙三四十人视我如大父母、真骨血一般，建塔盖殿，即己事不若是勤也。……况深有原是一老实人，只为无甚见识，又做人师父，被人奉承惯了，便觉常闻非耳。”[4](《续焚书》卷2 )

　　无念去意早定，哪里听得进李贽的劝告。到夏至期间，又让其徒众从龙湖搬运粮食到黄柏山。李贽气恼不已，在《三叛记》中，李贽甚至借东方生和鱼目子之口，认为无念该杀，“服上刑”[4](《焚书》卷3)。至此，无念与李贽的交谊似乎走到了尽头。

　　万历22年以后，在李贽的活动圈子里，很少再能见到无念的身影。万历25年，无念作过一次南京之游，秋冬之际，与袁宏道、袁中道、潘之恒、丘长儒等人登摄山（即栖霞山）游览，袁宏道有《赴栖霞》和《摄山纪游，游者为无念、潘髯、丘大、袁大蕴璞、袁三、潘四及两吴歌》诗记其事⑧。万历26年（1598）夏，李贽亦到南京，在永庆寺与无念等人论学⑨。林海权先生认为李贽的《同深有上人看梅》一诗，就写于这年冬，诗中“东阁观梅去，清尊怨未开”一句，“一语双关，既写当前之景，又寓过去之情，深有从前曾‘怨怒上山’，此时或未能释怀，故云。”[3](p.349)实是在情在理之论。

　　万历28年（1600），李贽回龙湖后再次受到迫害，在杨定见的帮助下避入黄柏山中，据林海权先生考证，李贽入商城后并非住到无念的法眼寺，而是住在上天山的延真观[3]（p.387）。我们猜测，这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无念与李贽的交谊，天下皆知，连杨定见都遭到当道者的“行查”，何况无念呢？不过，李贽没有住在法眼寺并不等于没有得到无念的帮助。马经伦到黄柏山后，曾派其随行僧人思修往广济、黄梅礼祖塔，陪同者即有法眼寺僧常顺，这里仿佛就看到了无念和尚的身影。

　　万历末，李贽已去世10多年。梅国桢之侄梅之焕任山东学政时，适遇马经伦之子进京赴考，无念曾写信给梅之焕，请其关照。梅之焕后来回信说：“马公子已承重（即为祖父守孝），未遇考。昨才送去补考，经提在正案一等第三，当即补增，又即与科举进场矣。此子甚老成，笔下甚好，足竟侍御（指马经伦）未竟之志。此亦天之报施不爽也。附之以慰和尚热心耳。”[6]

　　天启初，无念在给梅之焕的一封长信中谈到李贽：“又李长者英敏过人，下笔无渗漏，识浪滔天。凡读其书者，无不受益。总是依通，不得圆通，皆执侠气不化，此乃真侠骨见解者所使的样子。”[6]对李贽的崇敬之情，依然溢满纸上。

　　在法眼寺，无念一直珍藏着李贽写的《开觉寺约》和马经伦的题字。无念死后，梅之焕在《书黄檗所藏李龙湖开觉寺约》中说道：

　　道学何尝不好？至今日不如狗矣！以其借名色为骗局也。空门亦如之，高者为名，卑者为利。苏公已立千载公案，道学之假，无足责矣。……湖上老子与开觉寺大众约者，皆切要简便。非若向者预约之太高，不可践者也。……此卷中有马御史字，凛凛生气照人，只是诚心銕骨，磨灭不得。……。[6]

　　无念对李贽的景仰是真诚的！

　　全面考察无念与李贽的交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念是佛家弟子，李贽援儒入佛，共同的志趣是二人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禅宗“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学说，与陆王心学“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主张，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尽管李贽“入佛”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是异常复杂的，但对于无念这个“原本不识文字”的和尚来说，他那渊博的知识、英敏的思辩，远远不是自己参四十年“黄瓜茄子”所能参出来的。无念对李贽的景仰之真诚不言而喻。这种真诚的景仰，不仅保存到离开龙湖以后，即使在李贽去世数十年以至无念圆寂以后，仍然看不到任何的改变。

　　第二，李贽的“入佛”并非真的对佛教的皈依，佛教只是他用来与封建理学进行战斗的武器。李贽人生的归宿，并非对“自心清净”的追求，并非寻求对尘世的解脱。他的人生使命在于与封建传统思想作殊死的抗争，在于对新的人生理想的探索。这一点，是无念和尚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理解的。对于理学和理学家们争论和辩难，无念感不到丝毫的兴趣。因此，李贽与无念只能称相爱而无法称相知⑩，这就是二人最后疏远的必然性所在。

　　第三，李贽的性格缺陷也是二人最终疏远的原因之一。纵观李贽的一生，除开理学上的分歧和争论不说，以他的个性，一般人委实难以长期与之相处。如个人生活习惯上的洁癖，“性爱扫地”[3]（p.205），以至于“数人缚帚不给” [3]（p.205）。“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 [3]（p.205）在接人待物上，“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3] （p.205）再加上他谈锋犀利、措辞尖刻毫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语言习惯，使周围的人只能对他敬而远之。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我想，认真分析李贽的独特个性，或者说性格缺陷与其人生悲剧的关系，恐怕就是一篇大文章。

　　第四，无念是一个忠厚的人。在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与李贽共处一地后，并没有以住持自居（何况龙湖业主周思久已与李贽交恶，并于万历18年即已去世）而想方设法赶走李贽。而是在充分照顾李贽情面的前提下独自离去。正如李贽所说：“深有原是一老实人”[4](《焚书》卷2《穷途说》)。

　　注：

　　①李贽《续焚书》卷1《与焦从吾》。

　　②《〈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载《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③李贽《焚书》卷3《罗近溪先生告文》。

　　④李贽《焚书》卷6《琉璃寺》诗有“自有深公为伴侣，何妨一笑过前溪”句。《黄州府志》卷40《寺观》：“琉璃寺在黄安县西。”

　　⑤李贽《焚书》卷3《罗近溪先生告文》引无念的话说：“且丙戌（1586）之春，某将杖锡南游，公又告某曰：‘急宜上日于 江见罗先生。’于时龙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复自南都来至，……。”丙戌即万历14年，而同年5月，闻罗汝芳将到南京讲学，李贽邀周思久、无念等同登江舟，拟到南京会焦竑听罗汝芳讲学，但“忽尔疾作，遂复还旧隐。”（《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太史》）知无念于5月前即回麻城。戊子即万历16年，本年李贽于春夏间即欲与无念同到焦竑处，后未果。而其年夏无念“复自南都来至”，知无念独自成行，并夏中即回。（见注[3]P.183、197）

　　⑥参看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万历十九年辛卯”条引《李氏遗书》卷1《与焦弱侯》第二十书：“无念须待明春大会乃回，忙忙回无益。”

　　⑦据杨琼《无念禅师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时间考》引《黄柏山田粮定记碑》：“万历二十一年，高僧无念过之，爱其幽迴，募为栖隐之区。”见《麻城》报2004年8月20日第四版。

　　⑧吴调公主编、孙润祥选注《公安三袁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万年26年戊戌”条。

　　⑩李贽《续焚书》卷2《穷途说》。

　　参考文献：

　　[1]麻城县志：卷25.光绪八年刻本.

　　[2]周氏族谱:卷3.周思久：柳塘遗语.

　　[3]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4]张建业.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杨琼.无念禅师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时间考.麻城报.2004年8月20日.第四版.

　　[6]梅氏族谱：卷33.梅之焕：中丞公遗稿.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