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大理之美：佛香飘来古城轻

　　大理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王，国号为大理，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大理国大力推行汉族文化，用僰（bó）文说话，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仅存的硕果。此外，大理的壁画和木刻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的“释儒”（又称“儒释”）。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背景

　　大理的变迁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乌蛮”贵族，在杨干贞称王时期，对百姓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当时，举国上下都掀起了反杨的运动，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武装力量向大义宁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大义宁的军队不堪一击，段思平没用多长时间就灭掉了大义宁。之后，段思平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国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建立的政权。

　　在史书中，记载了段思平取大理作为国名的用意。他改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稳定统治基础，富国强兵。在我国古代社会，“理”与“治”是一个意思，“大理”就是“大治”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号，还有一种说法，“理”是彝族的自称。那时，“理”和“宁”是一音多写，大凉山彝族至今还称自己是“宁”或“宁惹”，彝区称为“宁木”。

　　故事

　　出家的国王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缕独特的风景线。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和尚呢？纵观这些皈依佛门的国王，是在大理国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他们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政权不稳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说，这些国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避祸。如公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废为僧，就属于大理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中一次典型的夺宫之变。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有4个儿子，这四个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当政的第39年发生的一件事坚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国的上空一颗彗星滑过夜空，整个朝廷都被这件事震动了。那时，彗星是灾星的代表，一旦出现，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段和誉见到彗星之后，也认为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就决定退位，把国家交给早就日思夜想当皇帝的儿子管理。他出家后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国王。

　　出家的大理国王们虽然不再是一国之君，但是待遇却远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圣寺是大理国王们出家的专用佛寺，其建筑金碧辉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见，国王们虽然出家，但是仍旧是帝王级别的待遇。

大理三道茶

　　儒雅飘香的佛国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大理国写本佛经》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国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两千公里，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完全靠马帮一步一步行走，因不少路段十分艰险，单程一趟也需要三四个月，古道之难行可想而知。

　　茶——顺道说说大理茶

　　自清末民国初起，下关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和生产加工地，云南主产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加工销售。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滇茶入藏一年至少一万担：“滇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白族烤茶

　　客来献茶，这是我国人民交友客的传统礼节。但白族人的饮茶方式却很有特色。他们敬献给客人的则是用小砂罐焙烤出来的冲茶，色浓味醇，别具一 格。

　　如果你来到白族人家做客，主人就热情地让你到堂屋里就座，然后立刻在火盆上架火煨水准备烤茶。白族每家堂屋内一般都备有木架铸铁火盆，上面支着三脚铁架。这个火盆就是用来待客烤茶的。

　　白族烤茶的方法是很别致的，人架好火、煤上水壶，一面和客人寒喧，一面把小砂罐放在火盆上预热，到了一定火候就放人茶叶，快速抖动簸荡，让茶叶在砂罐里翻腾。待茶叶发泡，呈微黄色，开始冒出茶的清香味之后，即冲入微量沸水，只听嚓嚓之声，顿时茶水全部化作泡沫翻上罐口如绣球花状，烤者亦用手轻拍大腿，叫“落，落!”这时，满屋茶香味四溢，使迎客气氛更加热烈。等到泡沫落下之后，再加适量沸水，即可斟人茶盅内。这种茶称“雷响茶”。每盅只能斟浓茶二三滴，茶水呈琥珀色，晶莹透亮，浓香扑鼻，令人垂涎不止。盅内再兑少许开水，即可品茗，茶味香冽醇厚。罐内再倒满开水，稍凉后又可再斟一轮。每斟一轮称一道茶。白族烤茶一般斟三道，俗称 “三道茶”，即“头苦、二甜、三回味。”第一道茶是纯茶水;第二道称甜茶，茶内放人核桃仁片和红糖;第三道称回味茶，用茶水调，再加入蜂蜜和几粒花椒。

　　白族烤茶的茶具很考究。俗话说:“酒盅要粗糙，茶盅要巧。”献客的茶盅以洁白古致小巧的瓷杯为上品。客人手端着茶，一面品茗，还一面赞赏茶盅。主人斟出的每道茶的分量也很讲究，每杯不得一次斟满，以供品一两口为限。这就是白族俗语所说的:“酒满敬人，茶满欺人。”斟满盅的茶拿给客人喝，这是很不礼貌的。

　　下关沱茶

　　自古以来，下关是茶叶的集散地，也是制茶中心。1908年，下关正式建立大型茶厂。原料主要来自双江、临沧、风庆、勐腊等县;制成后运销丽江、维西、宜宾、西藏等地。在茶叶制品中，以下关沱茶闻名远近。

　　沱茶，又名叙府庄。据说，在1916年以前销到四川叙府 (宜宾)的下关茶叶多为散装，因路途遥远，常遭风雨，损失很大。以后下关茶厂研制成沱茶，在四川宜宾享有很高的声誉，因而得名叙府庄。又据说，沱茶的得名又与四川的沱江有关。

　　沱茶的配料 (又称品堆)，过去以猛库春尖、风山茶、博尚茶和景谷茶按一定比例，经过拣、蒸、揉、压、称五道工序精制而成。形如蘑菇、碗口，有100克和200克装两种，耐储，经久味不变。泡出茶色如竹叶青，香气独特，茶味持久，清香醇郁。下关沱茶用以烤茶，堪称上品，在大理地区亦享有盛名。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沱茶已成为我国出口的畅销品，远销日本、法国、意大利。现在在欧洲，沱茶月销量达5吨多，在巴黎的售价为每百克25法郎。

　　下关沱茶的创制和发展

　　下关沱茶属普洱紧压茶类，凹面看像厚壁小碗，凸面看似小圆面包，其外观精巧，曲线玲珑。其加工演变过程源于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1902年由下关“永昌祥”商号成功定型，至今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追溯下关沱茶的起源，可以从史料记载中窥见一斑。明代谢肇浙《滇略》卷三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普洱团茶的生产了。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载：“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清人张泓《滇南新语》亦说：“普茶珍品，则有毛尖、牙茶、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妆资，故名。”从清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女儿茶的各种特征：1、鲜叶采摘时间（雨前）；2、重量（四两重，约合125克）；3、形状（团茶）；4、制作时的散茶的用料（芽茶，仅次于毛尖的珍品普洱茶）；5、名称的由来（少女将这种自己采制的高档普洱团茶卖出后，积攒私房钱，用作购买出嫁时的嫁妆。）由此可见，到了清代则更具有下关沱茶的加工雏形了。

　　“月饼形”团茶

　　与下关沱茶最为接近的是“月饼形”团茶，此茶由景谷县私人茶坊制作，于1900年运销下关后并且在下关制作，又称“景关茶”。“永昌祥”下关茶厂在原有形状上加以改进，既吸取了“月饼形”团茶的小巧和便于运输，又充分考虑到了防止团茶因过厚而内生霉变，以及在运输贮藏过程中的后发酵因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小碗臼形下关沱茶，它的最大设计特点是：能使团茶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增大表面积。如此精巧的设计，既保证了紧压团茶的良好透气性，防止团茶因过厚而内生霉变，又增大了团茶凹凸面与空气的接触，能有效地促进其缓慢地有氧自然发酵过程，对生料普洱团茶的后发醇十分有利，能使其长期贮藏，历久弥珍。这一经典的创新设计于1902年完成，既秉承传统，又启迪末来，对往后的云南沱茶蜚声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链接

　　茶马之马

　　茶马古道所说的马，最早作为运输工具在古道上显示了重要性，其后又成为一种与茶叶交易的商品——茶马互市，具有了另一种价值。马在茶马古道中意义重大，为此茶马古道沿途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骡马市场。最早记载的骡马交易在南诏时期的三月街进行，骡马市场是三月街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