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帝庙到格萨尔拉康：信仰对象被转换的个案考察（2）

　　从关帝庙到格萨尔拉康：信仰对象被转换的个案考察（2）

　　张虎生

　　三、磨盘山关帝庙信仰对象被转换的原因

　　1、磨盘山关帝庙的演变

　　磨盘山关帝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庙内塑像毁于文革期间，建筑物却在文革中因作仓库之用而得以幸存。它历经清朝、民国而未被毁损，这不仅与当时来自汉地的官员、军兵、随行人员及商人等对关帝的信仰有关，更与他们从汉地带来的儒家思想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历史上关羽的人品以及行为比较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规范，从而受到了儒家的极力推崇，把他视为“忠义”的化身，进行神化。因此，磨盘山关帝庙的存在、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思想在西藏的传播。

　　磨盘山关帝庙在十年浩劫当中，同藏区大部分寺庙的命运一样。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许多在文革中被损毁的寺庙开始得以修复，然而就在此时，磨盘山关帝庙作为汉藏人民共御外侵，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见证，却迎来了它所供主尊神的被彻底更改转换。

　　据拉萨“四大林”之一的功德林现寺管会主任益西强巴先生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昌都地区来了几位康巴喇嘛（僧人），提出要修复关帝庙，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起初以暂时借住的名义，后向有关部门提出修复关帝庙的要求，并得到允许）。并以此为名住在了其中。之后，他们自筹经费，主供改塑成了格萨尔王，一个与关公形象与内涵完全不同的新的塑像。至于这些昌都僧人是真的不知历史，还是另有企图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在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印制、拉萨市城关区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宗场证字（9）号]的“帕玛日关帝庙”（bar-ma-ri kwon-yun lha-khang）作为功德林的属寺，从此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格萨尔王的庙”（格萨尔拉康）了。

　　2、磨盘山关帝庙信仰对象被转换的原因

　　（1）信仰对象被转换是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

　　“文化，实质上是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对自己与自然、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他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反映成果”[1]。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且显示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宗教色彩相当深刻浓厚。藏族几乎是一个全民习俗信教的民族，浓郁的宗教氛围使藏民族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基本上都被宗教意识所浸染。不论在医药、建筑、语言，文学、天文历算、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还是在日常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无不烙上宗教的印记。同时，宗教的长期熏染也使得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已经不仅仅是整个民族僧人思想与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且已经广泛渗透于藏民族世俗大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藏民族的生产、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藏族百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精神面貌乃至藏民族生产习惯、消费结构等的重要因素。这一深刻渗透着宗教精神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西藏的主体文化，历史之悠久、根基之深厚，传承之稳定，在我国各民族中都是十分罕见的。而关帝信仰作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也传入了藏区。然而，对于千百年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独尊心理，始终恪守自己的民族信仰，而民族传统文化又很深厚的藏民族来讲，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藏民族一般在心理上自然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中心去衡量外来文化。或取、或舍、或借鉴。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藏曾有十座左右的关帝庙。而今仅剩的磨盘山关帝庙（即帕玛日关帝庙）也已名不符实，演变为“格萨尔王的庙”了。这正是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在陈立雄先生看来：两种文化有接触条件后，便会产生接触，随着接触的深入，二者便产生冲突。冲突结果之一：两种文化可以适应，于是要么融合，要么仅仅生存下去。而融合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变异；冲突结果之二：是两种文化不能适应，于是或者外来文化征服、吞并本土文化，或者在本土文化的茫茫大海中淹没消失。[2]关帝信仰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进入西藏后它所面对的是藏民族本地宗教信仰文化的茫茫大海,它在与藏民族传统文化接触时，显得势单力薄,如果没有专门力量的介入，最终免不了被转换融合的命运。

　　（2）信仰对象被转换是关帝信仰群体弱化的结果

　　任何一种信仰的产生和流行都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氛围适宜，那么信仰就会得到发展和盛行。否则，这种信仰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就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关帝信仰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忠义品格及勇武素质的需求和呼唤。关公是勇猛、正义（伏魔大帝）的象征，是忠义的化身。他的勇猛是战乱年代民众希望过太平日子的寄托，希望勇猛无比的他能为民除害驱邪，主持正义。同时，他的忠贞不二符合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要极力建立的道德规范相一致。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神化关羽，在于关羽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即利用他来维护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而老百姓信奉并神化关羽在于从关羽那儿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心灵上的补偿。就这样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出自不同的目的，把关羽推上了神的宝座，并赋予了他多神的职能，如战神、驱邪降魔神、武财神乃至全能神。所有这些，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氛围相适应。可以说封建文化为关帝信仰的产生、发展、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使关帝信仰风靡中国，关帝庙更是四处林立，遍及全国。

　　今天，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盛行一千多年的关帝信仰正逐渐成为过去，“全国各地的关帝庙所剩不多，虔诚的信徒难以寻觅”[3]。对关帝的信仰已经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和规模，这说明人们对关帝的信仰呈弱化趋势。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无神论的大力提倡、宣传，人们对关帝的“神性”有了认识，信仰不再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而使人们逐渐放弃了关帝信仰；其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准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对关帝的信仰；其三，关帝信仰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日趋弱化。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地处雪域高原的关帝信仰也日趋淡化，是不足为奇的。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年来，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又掀起了“关公崇拜热”，有不少关帝庙已修复或正在修复。在一些城市的商店、饭馆中设有关帝神龛，在拉萨也时有所见。我想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一些地方上关帝庙的修复主要意图在于增设景点、发展旅游业，至于商店、饭馆中的关帝神龛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关帝信仰弱化的现实。

　　（3）信仰对象被转换使西藏关帝信仰失去了附着物

　　众所周知，西藏基本上是单一少数族群——藏族聚居的地区，民族结构单一，民众又较为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成为民间的主体信仰。在宗教文化的长期熏染下，藏民族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宗教心理。他们虔诚地信奉佛祖以及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习惯于本族群的信仰传统及宗教生活，并将其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信仰传统已成为“沉淀于藏民族思维结构中的一种能量巨大的集体无意识[4]。尽管藏传佛教中的高僧，如：三世章嘉活佛、土观活佛、阿嘉活佛在清代纷纷撰写祭祀关帝的仪轨文，并对关帝作过一些认定，认为关帝是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的化身。但对于广大的普通藏传佛教信徒来讲，宗教知识的欠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去理解佛教中那些充满玄奥哲理的教义、教规，自然对高僧关于关公的认定了解甚少，见神就拜的心理和误解（称关帝为“汉格萨尔”）使关帝庙中多了藏族的信奉者。然而对于大多数虔诚的藏族信仰者来讲，不论是出于地缘情感的原因还是信仰的地域性的原因，遇到危难、遇到吉凶诸事，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请喇嘛念经、求佛祖保佑并消灾，而不去求关帝护佑解难。

　　磨盘山关帝庙是因特定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事件而建于西藏的。当时信奉关帝的主体主要是汉、满官兵，在官兵心目中，关帝是所向无敌的“战神”，在民间，特别是来自汉地的人们心目中，他又是驱邪降魔、招财进宝、呼风唤雨的万能神，因此他得到来自内地的人们的广泛信仰。

　　据有关人士回忆，磨盘山关帝庙过去的朝拜者多为汉族，而西藏的主体民族藏族则在朝拜者中居少数。一般来讲，关帝是汉民族所信奉的神灵。汉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意识浓于宗教意识的民族，宗教生活仅存于精神生活的表层，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使汉民族对关帝的信仰渐渐淡化。在西藏，相对与藏族而言，对于人口数量绝对居少数的汉族也不例外。而今，关帝庙内因更换了新的塑像，使关帝信奉者不再或很少前来祭拜。这样就使得关帝信仰在西藏失去了附着物，香火自然日趋清淡了。

　　3、磨盘山关帝庙主供被转换的几种误解

　　（1）形象上产生的误解

　　据陈崇礼先生在《西藏几处关帝庙》一文中所说，“磨盘山的关帝庙”之所以被误称为“格萨尔拉康”，原因之一是主殿中陪塑的张飞（或周仓）形象几近战神格萨尔王。在《拉萨文物志》中也提到，关帝庙内塑像与藏族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相差无几，所以当地人误以为关帝庙内供奉的是格萨尔王，将磨盘山关帝庙误称格萨尔拉康。

　　（2）神职上产生的误解

　　据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唐本·次多先生讲，关帝庙被误认为格萨尔拉康是由关帝与格萨尔王二者的神职功能类似造成的。二者虽属不同的地域神灵，信仰的主体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为“战神”，格萨尔王为藏区民众心目中降妖伏魔、打击强暴，扶助弱小的民族英雄，是所向无敌的“战神”，而关帝作为汉民族的“战神”，在藏区又被人们称之为“汉格萨尔”，所以将关帝庙称之为格萨尔拉康。

　　当然，磨盘山关帝庙作为汉藏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遗存，作为研究清政府在西藏施政用兵行使主权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其演变的缘由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今天的状况令人不无遗憾。

　　西藏作为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共同开发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曾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历史新阶段，传统文化的变革，不同文化在同一社区内的对话与演变，都日渐成为颇受关注的话题。当我们审视文化的遭遇以及文化的命运时，是否应该多思考一下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呢？

　　原文载《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现有修改。

　　--------------------------------------------------------------------------------

　　[1]王永红：论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

　　[2]陈立雄：从宗教传播看文化移植模式，《文汇报》1986年4月11日。

　　[3]郑土有：《关公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4]杨建吾：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探讨，《西藏研究》1992年第4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