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最后一位大师

继钱钟书、巴金之后，季羡林今日也仙逝了。在我看来，季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暂无大师也。至于在遥远的将来，是否还会有真正的大师面世，则不可知了。

季老生前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言辞恳切，态度认真，没有任何作秀成分。但是，无人可以否定，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还有人勉强可以称得上“大师”和“泰斗”的话，确非季羡林莫属了。

他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早年在德国学习，归国后醉心于中西文化交流，把东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大体系熔于一炉，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盛衰消长的规律。他曾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我是比较认同他的这个结论的。这是一位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刻体会的老者才能得出的真知灼见，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季老对东方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多年从事的世界文化交流工作的前提之上。他曾说，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在历史上，世界上的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种判断比当下的诸多盲目自傲和自卑者要高出不少境界。“维西方”论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醒和自信，“维东方”论则陷入了盲目自信和自傲的泥沼。唯有季老所倡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论，才可能“互学、互补”，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说季老是大师，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和见识卓尔不群，还在于他温和外表下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风骨，终生对权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对同类的遭遇保持了深刻的反省。

说到季老的风骨，当然不能和当年遭受非人待遇的储安平等人相提并论，和那些命丧运动的同类相比，他算是相当幸运的了，得以保全性命，晚年更被政府视为“国宝”。

但他的身上，明显有着中国五千年来优秀知识分子的气节。早年，他曾是《观察》周刊的撰稿人，那是储安平主编的一份政经周刊，针砭时弊，建言献策，曾经在知识和政治两界影响甚大，其所登稿件水平，其言论锋芒，可能只有前些年已经夭折的《战略与管理》杂志稍稍可以媲美。

令人叹惋的是，《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大多数都未能逃脱后来的反右运动，下场悲惨莫名。季羡林当年虽然因为偶然的机会做了“逍遥派”，躲过了一场致命的暴风雨的袭击，但对这场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折磨的同类，他是有着深刻反省的。

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一段语惊四座的话：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他对那场摧残中国知识分子的运动的态度。越到晚年，季羡林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醒，拒绝接受官方给予的众多礼遇。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等行为，既是一种自省，更是一种委婉的抗议。

相对于季老来说，当下某些人的做派真是令人作呕，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自封“大师”，而实际远远名不副实。单就那身俗气和媚劲，就和“大师”沾不上边。

相比他的很多朋友而言，季老不算是勇敢，但绝对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去迎合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痛切反思中国五千年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痛哉斯言！季老走了，中国下一位大师何时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