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藏经法藏

　　传世藏经法藏

　　罗晓川

　　在凤仪镇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掩映在高低起伏的山峦中，这就是北汤天村，在这个村子里，90％以上的人都是董姓。在山脚下，一座寺庙安静地坐落在或浓或淡的绿树中已经上百个年头，这就是大理法藏寺。

　　走进法藏寺的大门，一个开阔的庭院恬静地将来访者引入深深的前廊，在前廊里，一尊弥勒佛金身像庄严慈祥，穿过戏台底下的前廊过道，一个更大的院落里别有洞天，法藏寺的主体建筑———金銮宝刹。香火缭绕间，殿堂里穿梭着虔诚的人们，寺庙的住持惟实法师是一位谦和的人，年复一年，他在这里迎来送走无数香客，一份固守多年的信仰，在这里找到了沉淀的角落。

　　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王东告诉我们，法藏寺本来是一座阿吒力寺庙，建于明洪武25年（公元1392年），是当时的阿吒力大法师董贤去觐见明朝皇帝受赐封后回来修建的寺院，所以当地人又把法藏寺称为“金銮宝殿”或“金銮宝刹”。市文管所在维修的过程中经过分析，估计它当时是一个回廊式的建筑，并非现在的前廊式的建筑，通过一些专家的分析和论证，按照文物“保留现状”的原则，把它保留了下来。

　　与大理其他佛教宝刹相比，这座寺院并不是那么知名，然而，这座寺庙的来历却并不简单，它的传奇，与董贤，这位神秘人物，有着莫大的渊源。

　　董贤，将法藏寺从明朝至今６００多年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有了一条穿越时空探寻历史的线索。就在法藏寺上方几十米处的一个独立小院中，我们找到了国师府，也就是董氏宗祠。在这个宗祠里，能够看到的只有残存照壁、过厅及三间祠堂，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正在进行着修缮。宗祠的墙壁上，详细地刻着董氏族谱，由上至下代代相传，传到阿吒力法师董贤的时候，已经是第24代。

　　根据宗祠内《董氏本音略叙碑》记载，北汤天村的董氏，自南诏以来，相传40余代，是著名的佛教密宗阿吒力大姓，北汤天董氏历代均有大德高僧被封为国师，深受王室尊重，是大理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阿吒力世家。明朝初年，董贤进京面圣，为明成祖朱棣在宫中驱邪有功，被明成祖封为“国师”，御书“金銮宝刹”与“国师府”匾额悬挂于法藏寺。

　　这个寺院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凤仪地区乃至大理地区保存较早的宗教寺院建筑，更重要的是在1956年发现的一批重要的明代的经卷。

　　1956年，著名历史学家费孝通先生带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大理调查，在参观凤仪镇北汤天的法藏寺时，有人无意间拉开两个木柜，霎时间，3000余册不知存放了多久的古本佛经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其中最早的一卷是《护国司南抄》。由于这些佛经是人工抄写的，传世不多，加之兵燹，到明清时南诏国的写本佛经已经很难见到，所以，当年发现的3000余本古本佛经的珍贵可想而知。由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这些佛经被发现后曾轰动一时，法藏寺也被冠以“南方敦煌”的美誉。这些经卷现在分别由云南和北京博物馆收藏，殿内原先供奉的文殊、天王等圣像，雕工精美，弥足珍贵，现藏于大理博物馆。

　　由当时法藏寺住持董贤撰写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明洪武年间，明兵进入大理地区之后，把当时各地寺庙中所藏的经书几乎烧光了。董贤搜集幸存下来的一些经书，并到外地搜寻，汇集了五千余卷，并将原本秘密保存下来的一部分藏经与之合在一起，这就是“合刊藏经”。我们还可以得知的是，这些保存下来的藏经并非在董贤一个人手上完成，而是历经几代，在他手上最终编制完整。这部经典也是云南最早的一部佛教经典。

　　因此，我们终于可以从重重历史密云背后探知到历史的真相，当时阿吒力教首领董贤建法藏寺，表面上看是遵照明朝皇帝的赐名修建，实际上真实的用意，是为了建造一个秘密藏经的地方而保护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佛教经典不被毁坏。也许这就是法藏寺蕴藏六百年的真正奥秘。

　　今天，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并为民族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法藏寺，已辉煌不再，几乎快被世人遗忘了。遥想当年的盛况，抚今追昔，令人不禁有怅然若失，愧对先贤之慨。而法藏寺保藏的传世经典，得以让我们抓住一条传承民族文化精魂的血脉，并将这种不朽延伸到无尽的将来，这或许也是后人告慰祖先最好的方式。

　　在我们结束采访离开法藏寺的时候，寺庙住持惟实法师告诉我们，他正准备将法藏寺中仅存的藏经安置在修葺一新的藏经楼中，让这些经书享受阳光的抚慰，并让经书中的智慧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