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传播中的环境因素

　　普陀偈

　　雅趣云中月，风骚亦偶然。

　　埋头思苦海，举首望仙山。

　　紫气冲牛斗，豪光耀大千。

　　补怛皆世语，自在本无言。

　　对于佛教传播的相关研究，多数学者往往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而忽视或有意避开自然环境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引用环境学、考古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讨论自然环境在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普渡众生，象舟、车一样能载人由此达彼。“小乘”（Hinayana，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但小乘佛教至今仍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且因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名称是大乘佛教徒取的(大乘佛教认为对方只求自我的解脱而不愿意超度他人，相对于大乘佛教注重超度众生的教义显得十分狭隘），反称大乘佛教为大众部，都有一些互相贬低的含义，现在经常用比较中性的名称即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

　　一.佛教基本派别概述

　　大乘佛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前后。该派认为修行者仅仅是为了求得自我解脱是不够的，应该修持成佛，普渡众生，让更多的人脱离苦海。该派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磐之彼岸，成就佛果。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大乘佛教，从部派佛教开始，以及初期、中期、后期的大乘佛教，经过中央亚细亚或南方海路传向中国，此后千余年其经典不断被译为中文。从七世纪左右开始，到印度佛教灭亡的几百年间，印度佛教与佛典，也输入西藏并被译为藏文。五世纪左右，印度本土佛教传入爪哇、苏门达腊、婆罗乃等地，一度极为隆盛。中国的佛教后来也进而传入朝鲜和日本。另外，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也传入蒙古与我国的东北、青海、四川等地。

　　小乘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比较固守佛祖的本意，有观点认为，释迦牟尼创办的佛教和西方宗教不同，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不求助于神，认为神和人的区别只在于生命长短，同样得堕于轮回。人的解脱在于自我修炼，最终达到涅磐，由此逃脱轮回，解除痛苦。因此小乘佛教一般不拜佛像，而参拜象征宇宙秩序的佛塔和曼佗罗。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也纷纷修造佛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等方面来考察：

　　1.

　　一佛与众佛小乘部派佛教尊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位佛，即释迦牟尼。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回）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位。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

　　2.

　　自渡与普渡小乘佛教要求断除个人的烦恼，以追求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是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其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认为佛法广大无边，理应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而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宗旨。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入世，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3.

　　法有与法无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大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在的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我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4.

　　主要经典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大智度论》、《中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以及《唯识三十论》等等。

　　二.环境与南北佛教

　　统揽上述区别可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教派之间的差别，而是一种文化在向不同环境渗透的过程中出现的分野，更是两种不同环境在汲取外界文化养分的过程中排斥与融合的综合反应。对比一下其他世界宗教的传播及其发展情况，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东正教与天主教），尤其是关于正统与旁支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对宗教文化有如此大的影响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映入我们的眼帘，那就是环境——不同环境在吸收文化的同时对其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斥作用。俗语讲的好，一方水土一方人，人不同，依赖于人而存在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区别。

　　广义的环境包含了社会和自然界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将着重讨论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希望以此从某些角度阐释造成南北佛教差异的部分原因。

　　首先，地形与地貌差异。中国领土的主要部分是山地，但就文化发展而言，主要的繁荣地区都在中东部的开阔平原或低矮丘陵，这些地区地势较平坦，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东至太平洋，西通丝绸之路，多种居民及其原生文化充分交流融合，也就使得文化的更新速度相对较快，这对一定程度上较开放的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东南亚诸国北高南低，山河相间，纵横分布。虽然也是面朝大海，背靠高山，但其领土狭小且境内多山，原始森林大片分布，除部分水稻种植外，农业文明没有充分发展，航海技术也难以与中国相比，这样，相对保守和孤立的小乘佛教也就自然地被接受并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至于今天还有国家将它定为国教，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气候条件差异。中国大陆绝大部分都分属从中温带到南亚热带的各气候带，仅东北北端属于北（寒）温带，台湾南部、雷州半岛以南及云南南部局部地区分属北、中及南热带。北亚热带与南（暖）温带的界线约在北纬34°附近的淮河秦岭一线向西至东经104°后,再折向西南到贡山附近[①]。

　　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十八世纪欧洲的“环境决定论”，虽然现在看来那是受某些非科学因素左右的带有政治倾向的错误理论，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气候对人类文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仍然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中温带、寒温带的居民更多地具有开放的文化心理和追求创新的品格，而全球赤道地区的人类组织中保留的原始成分也的确相对较多。

　　第三，植被与农作物。中国经纬度跨度都比较大，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以黄河和长江为依托，南稻北麦两大农业地带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或者说是破坏）在技术和水平上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两汉以后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发展时期，拥有多个成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就使佛教在壮大过程中产生众多分支成为必然。两汉之际，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产生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以后的千百年中，中国的多种思想水乳交融，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可以称为资源的优化配置呢？这种斗争与融合相互交织，集中反映在古代宗教典籍和文学作品中，《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东南亚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山地丘陵为主，河谷纵横，耕地匮乏，高温多雨，热带雨林茂盛，影响了农业生产。但这种条件较适宜水稻生长，加之本区人口众多，能够满足水稻精耕细作的要求，所以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农业活动单一、落后，封建的经济形态较中国还要保守，这都与小乘佛教一神崇拜、自我度化和法有我无等纯出世的教义大致吻合。

　　三.环境与中国佛教

　　多数史家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途径是丝绸之路，即西元前二年伊存口授《浮屠经》。此后才由中原辗转传入南方地区。然而中国古代关于佛教活动的一些资料显示，其年代应该更早。朱士行[②]的《经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秦王政四年(西元前243)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资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遂回国。”梁启超说，秦始皇（前246-前210年）与阿育王（西元前266－前230年）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阿育王派宣教团于各地，当时中印海路已开，阿育王所遣高僧至中国未必没有可能，但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对思想影响不大。鉴于以上史料，梁启超认为，“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③]对于这种观点，胡适、葛兆光等学者持赞成态度，但多数学者对此还是存疑甚至直接否定的。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却为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2000年在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中，出土了两件战国中期的木雕漆器——半人半鸟造型髹漆木雕和莲花豆。其中的一件半人半鸟木雕与佛教妙音鸟造像十分相似，以前在楚地发现的神、人、禽、兽等雕像和画像，基本上是写实的，只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变形，绝无半人半鸟的实物。而这次出土的妙音鸟是人面鸟身，妙音鸟的造型是两手合掌，这显然是佛教的造像。因为佛教尚未在中国流行之前，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合掌致敬礼仪，双手合什是佛教以示敬意的特有仪式。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因此佛教经典中常以其鸣声譬喻佛菩萨之妙音，故《佛说阿弥陀经》在描述此鸟的功能时说“昼夜六时，出和雅音”。《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称之为妙音鸟。

　　另一件髹漆木雕莲花豆，莲盘呈圆形，口沿外是一圈莲瓣。豆盘如莲座不像是由楚国乃至先秦时期的中国造型艺术传统中演变出来的，而恰恰与佛陀造像的莲座极其相似。由于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佛陀涅槃以后，信众为了表示纪念，只用隐喻的白象、白马、狮子座、足印、菩提树、法轮分别来代表佛陀出生、出家、说法、住世、成道、传教。早期印度山崎大塔，西元前一世纪石栏塔门上的浮雕和巴尔胡特塔的石栏板上，刻划着无数的佛教本生故事，人物众多，题材丰富，但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

　　江陵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妙音鸟造像，正好反映了西元前三世纪印度佛教艺术的真实情况，即在尚未塑造佛像之前，佛教徒常以象徵的手法表现与佛陀相关的主题。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江陵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文物时代是西元前三世纪的战国中期。张正明和院文清据此认为，战国中期佛教造像已传入南楚[④]，当然这种观点还有待一进步探讨和论证。

　　中国佛教包容了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全面继承了印度三个时期的佛教。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国，完整的佛典也都在中国。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然而，就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情况看，小乘佛教虽然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以参考而已；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述。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及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以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综合分析，可以就此将中国佛教大致划分为三大分支：

　　1．汉族地区佛教

　　汉族地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传、创造和融合三个阶段：

　　（1）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译传阶段。中国先后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2）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创造阶段和鼎盛时期。中国僧人分别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为依据，开宗立派，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贤首宗）、法相宗（慈恩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真言宗）等八个主要宗派，号称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3）宋元明清四朝中国佛教处于融合阶段。佛教在这九百年间空前广泛、深入地与中国的文化全面结合。一方面佛教与儒道融合，成为“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与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有机成分。这一阶段从教派上说，主要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其他各宗逐渐衰落。

　　本区环境因素在上一节已有论述，此处不多赘言。

　　2．云南上座部佛教

　　云南上座部佛教保持如法如律、精进修学的早期佛教传统，崇拜佛牙、佛塔、菩提树等释迦牟尼的纪念物，又特别重视禅定和早期佛教的一些戒律。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今普洱）、临沧和保山等地，为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族和部分佤族群众信仰，在现代化的今天，信教人数仍有约七十余万。这也使上座部佛教对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民族的文化、政治生活和习俗都有深刻影响。

　　很显然，云南佛教是区别于中土佛教的又一文化系统，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大致地说，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泰国→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小乘佛教大致兴起于隋唐时期，宋代得到较大发展，元明清三代是鼎盛时期；另一条是缅甸→德宏，德宏地区的小乘佛教大约于十六世纪中叶后由缅甸传入，但经过短暂的发展就逐渐走向衰落。云南邻近南亚、东南亚各国，历来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地缘政治的纽带，无论从地形、气候还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植被、物产方面看，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而相对于行政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原地区，云南又是传统上的蛮荒之地，中原文化的渗透极为薄弱，宗教文化的差异正是一个突出的体现。

　　3．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源于印度。佛教没有传入西藏以前，藏民信奉原始的苯教。佛教传入以后从中吸收了一些神祗和仪式。在教义上，是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藏密。咒术性、对喇嘛异常的尊崇、活佛转世思想和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是藏传佛教的几大特色。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个高峰，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公元七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为前弘期，佛教从印度、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地区，为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公元八百四十一年藏王朗达玛废佛，佛教传播中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十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的数百年间为后弘期，这一阶段佛教再次从印度传入，是藏传佛教的大繁荣时期，产生许多互不隶属的各种教派。其中格鲁派由于明清两朝的册封等一系列扶持措施，成为藏区执掌政权的教派，势力最大。

　　纵观中国的地理格局，西藏处于一个极为独特的单元之中。它高卧世界屋脊之上，北起昆仑山，南至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为广阔的藏北高原，往南则是以雅鲁藏布江干流支谷为主的藏南谷地；高原东南侧紧密排列着南北向的高山峡谷。西藏地面以辽阔的高原作基础，高原面是低山、丘陵和宽谷盆地的共同组合体。总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平均五千米以上渐次递降至四千米左右。在高原面之上，纵横延展着许多高大的山系，构成了高原地貌骨架。东西向山系从南而北有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等。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往东延伸发生转折变向，形成了藏东南近于南北向排列的横断山；从东向西分别有芒康山、他念他翁山和伯舒拉岭。在这些平行的山脉之间，分别挟持着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的深切峡谷，构成世界上有名的平行岭谷地貌。此外，在东西向和南北向山脉之间，还有许多次一级的山脉存在，如阿隆岗日等。蜀道之难，尚且水有长江鱼入，陆有汉中等要道可通。如果把入蜀看作登天，那么进藏就应该是踏入三十三天天外天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使本区的气候更加独特。日辐射强度大、时间长、气压低，空气密度小、夏凉冬冷，气温随高度的变化年小日大、雨季、风季明显。冬季，高原南北两侧温差大，高原上空海拔十二公里附近存在一股风速很强的“急流”，很容易使高原午后形成大风；夏季，高原上空转为弱风、高温、高湿，印度季风云团活跃，暖湿空气很容易上升形成降水。另外，它又是一个多冰雹区，冰雹日数之多，不但是全国之冠，而且是北半球同纬度地带冰雹最多地区（主要指藏北）。

　　高山大川阻挡了中原居民的去路，严酷的气候条件更使他们望而生畏，少数登上“天外天”的人也极难适应，宗教文化的相对独立也就成为自然。七世纪中叶，出于政治及军事战略等多方面考虑，唐王朝将文成公主嫁入吐蕃，汉文化（含中土的佛教文化）第一次成规模地走进西藏，与先一步传入的印度佛教一起，对藏地原始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在长期的斗争和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体系，并随着吐蕃经济、军事力量的壮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藏传佛教基本定型。尽管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藏与中原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领域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交流，即使是中原地区盛行儒释道合一的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的主要内容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见封闭的地理单元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四.中国佛教禁忌

　　中国佛教的禁忌一方面来自于佛教本身的戒律仪规，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本土传统民间风俗的影响。皈依佛门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为了发慈悲心，增长功德，都要持佛教的戒律。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十善”。五戒，就是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戒。十善实际上是五戒的分化和细化，分为身、语、意三业的禁忌，其内容包括，身体行为的善（禁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语言方面的善（禁忌）：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识方面的善（禁忌）：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另外，佛家讲究“无”，即所谓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也从多方面对信众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佛教对出家僧人的要求和禁忌很严格，主要内容有：一、饮食方面的禁忌。佛教规定出家人饮食方面的禁忌很多，其中素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素食的概念包括不吃“荤”和“腥”。“荤”是指有恶臭和异味的蔬菜，如大蒜、大葱、韭菜等。《楞严经》说：荤菜生食生嗔，熟食助淫。所以佛教要求禁食。所谓“腥”是指肉食，即是各种动物的肉，甚至蛋。对此类食物，出家的信众也不能吃。此外，佛教还要求僧人不饮酒、不吸烟。不饮酒也包括不饮一切能麻醉人的饮料，比如粳米酒、果酒、大麦酒、啤酒等。麻醉神经与分泌系统的各种“毒品”更在禁忌之列。吸烟虽然不是五戒范围的内容，但是吸烟是一种精神依赖的不良习惯或嗜好，体现了一种精神的追求和贪欲，同佛教要求的清净无我的境界不相符，因此吸烟当然也是佛教的禁忌之一。不吃零食也是佛教对僧人的要求，这既是僧人威仪的需要，也是僧人的修行需要。所以，同出家人共处时，不宜向僧人敬烟；同桌就餐时，不宜将素菜荤叫，不宜对僧人敬酒，劝酒，或者劝吃肉，也不宜提议同僧人干杯，即便是茶一类的饮料也是不合适的；二、个人生活方面的禁忌。主要有：不结婚，不蓄私财等。

　　禁忌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图腾崇拜是人们对自然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或者说是敬畏。在远古时代的特殊环境下，自然的威力远大于人类，很多现象古人无法理解，于是对诸如天象、动植物、山石水火等神秘的自然现象表现出崇拜迷信的心理，鬼神巫术等也就随之产生。中国东南面向大海，西背高山，北接袤原，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诞生了极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其中原始宗教和宗教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的起源和形成必然地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客观条件在远古时代基本上就是纯粹的自然条件，因为当时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处于一个极其低下的水平。在古代中国，原始宗教以鬼神崇拜和占卜巫术最具代表性。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之说是持批评态度的，可见当时鬼神之说盛行，其代表性堪与礼崩乐坏相比；至于占卜巫术，佐证就更加充分了，尤其以上世纪发现于安阳的殷墟甲骨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据考证，甲骨上所刻的文字中有大量的关于占卜星相的内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地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初的排斥实现的。于是我们在今天的佛教禁忌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影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也是“舶来品”，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是否适合今天的人们来学习，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影响遍及文、史、哲等各个领域，恐怕是难以用三言两语表述清楚的。在汉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佛教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功不可没的重臣，他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璀璨辉煌的东方文明。

　　作者：欧劳仁嘉 （普陀区普陀山镇中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