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早年的师公和晚年的妙公——纪念妙善老和尚诞辰一百周年

　　我的外婆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幼年时，家里装有小佛堂，母亲和外婆每天凌晨四时起床，礼佛两百拜，日念“阿弥陀佛”两万句。
　　1944年秋，在沈家门万德堂，圆照法师将刚从高旻寺来山不久的妙公介绍给沈家门的佛教徒，比妙公大两岁的母亲周英娣和沈家门几位虔诚的佛教徒经圆照师介绍，皈依妙公。后来，妙公在圆照师的帮助下进入关房。妙公出关后，因我父亲常在教堂走走，母亲就逼着父亲信佛，并拜妙公为师，不然，就要离婚，两人争论好久后，父亲也进入佛门，礼妙公为师。
　　我启蒙后，第一次叩见妙公是在1948年秋，那年我虚龄8岁，才上学。假期一天，母亲一早起床打算赴普陀山，我哭闹着一定要跟随同去，母亲临行时才决定带我同往。到山后，住普慧庵，第二天，先带我到磐陀庵，母亲喜欢省下钱来供养三宝，她从小教导我们：“供养和尚就是供养佛菩萨，在梦中见到和尚就是见到佛。”母亲似乎和普陀山师父们都熟悉，出了磐陀庵，来到多宝塔，塔周围是平整的水泥地，非常整洁。她先叫我捧着一支香，跟着她边念佛边绕塔3匝，然后去见尘空法师。那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和尚，母亲见了他即五体投地顶礼，递上一只纸包，并命我也跪下叩头，法师把我拉了起来，笑容满面，也不知道对我讲了些什么话。从多宝塔出来，即去叩见妙老。记得当时妙公住在洪筏房附近直街一间屋子里，进去后，房内一张板床，二张旧式二斗桌，还有一只脸盆架和几条板凳，冷冷清清，靠床那张桌上放着几本书和笔墨纸砚，那纸是小学生常用的上面印有红色米字格的习字纸，我印象颇深。母亲见了妙公，照例跪地顶礼，送上礼包，命我也如法跪拜，并叫“师公”。当时她与妙公讲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记得妙公见我们来看他，非常高兴，摩着我的头，问读什么书。想不到这位身材高大、衣衫陈旧、满脸胡子的和尚，几十年后会成为重兴普陀的一代宗师。
　　1952年，我全家搬往上海，居住凤阳路376弄45号，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净土道场，人称“念佛堂”。因我父亲与上海佛教青年会的陈海量居士要好，所以，该会把凤阳路念佛堂委托父亲看管。念佛堂实际上是一套三开间居民住宅，中间是佛堂，我们全家居住东边两间厢房；而西边两间厢房，一间住着佛教青年会一位干事一家三口，另一间堆满了经书和从杭州佛教图书馆运来的各类书籍、字画等，那书的海洋使我从小养成酷爱书籍的习惯。这个上海有名的净土道场，当时已无人来念佛，而我母亲仍然每晨四时起床，守着佛堂。
　　1953年春，我在上海新成区中心小学读书，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进入房内，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和尚盘腿趺坐床上，正在高谈阔论。见我进来，母亲即命我跪下叩头、叫“师公”。那时妙公在上海熟人不多，他穿着灰色短僧衣，正在给我父母讲述刚刚朝完天台山、雁荡山经过，讲到雁荡山时，用手比划着说：“一座山峰，中间高数层，内建殿楼，供佛菩萨……”他带着苏北口音，声音洪亮，对雁荡景色赞叹不已。因在上海看不到山，我在一旁听得入迷，且此后多年，对雁荡山异常向往。
　　当年，我母亲喜欢供养和尚，是有名的。居住我家时间最长的要数洪筏房的圆照法师。1953年，由于某种原因，普陀山有不少僧人离山，圆照法师来到上海，居住我家将近1年，我的父母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是父母归皈依妙公的介绍人，又是普陀山有名高僧。我家只有两间厢房，父母和妹妹们挤住一间，我和大哥、圆照师同住一间，那房间总共只有10来平方米，把一张单人铁床让给圆照师睡，我和大哥同睡在写字台边的木板床上，圆照师记性极好，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有一本笔记本，记着许多佛经故事梗概。我们每天晚上都吵着要他讲故事，讲了很多很多，但我和妹妹们都听不厌，还要他讲。我见他拿出笔记本来看，看好后，又到中间佛堂兼客厅里，我的妹妹们人小，喜欢坐在他怀里听故事，他讲的都是些佛经故事，什么摩耶夫人、阿难尊者……那时，我们听了一知半解，圆照师还带来了普陀山草茅篷的宗愿师和普庵的清泉师。
　　圆照师在上海长住我家时，妙公曾经来看望他，现在杨枝庵的开良师（圆照师的外甥）也曾来凤阳路看望过他的舅舅，那时我已读小学四年级。妙公来上海，主要是来拜会他的师父来果老和尚。来果老和尚住在我家斜对面凤阳路崇德会，是上海有名的禅宗道场，也是我和邻居同学们放学后经常去玩的地方。妙公与他师父来果老和尚住在一起，白天就来我家吃饭。我暑假里每次去崇德会玩，常见一位矮胖的和尚，满脸花白胡子，墙壁上挂着他的一张大照片，这就是来果老和尚。他经常赤着膊，让一位小和尚给他推拿捏脊，两个人都弄得满头大汗。当我们进去玩时，小和尚就把我往外赶，而老和尚却慈祥地阻止他。妙公，人们都称他“妙和尚”，他到崇德会，每晚也要坐禅。后来，听说来果老和尚圆寂，妙公前来哀悼，之后，就很少来上海了。
　　1956年，因家境困难，我母亲带着3个妹妹迁居普陀山，先后居住过普慧庵、锡麟常、大悲殿、隐秀庵、百子堂。其间，与普陀山的深日法师、悟道法师、道生法师、品一法师等结下了患难之交。1957年，我在上海听父亲说：师父（妙公）在玉佛寺开会，只说了句“一切唯心造”就被打成右派。我当时想，这句话像是经书上的，因我家墙上就贴着这句话：“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造”，那时我不知它什么意思，但却熟记在心。想不到，1958年，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同时被打为右派，被送住“学习”，一去不返。当时我和大妹都在上海读中学，而我母亲和两个小妹妹住在普陀山。我的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只好辍学。那年我才18岁，去找工作，拉车子，可是人家都不要，说我人太小，没力气。我急忙写了三封信，一封写给圆照法师、一封写给师公（妙老）、一封写给草茅篷的宗愿师，向他们通报我家发生的变故，要求他们婉言地将此事告诉母亲，免她受刺激。很快接到圆照师和宗愿师的回信，说已去看望和安慰过母亲，叫我生活困难可来普陀山。妙公因自己也扛着右字帽子，未回信，但口头告诉圆照师：王家有难，我们一定要照顾。我觉得不可能再在上海求学，因很快就会断炊，再说，普陀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也需我照顾。1958年10月20
　　日，18岁的我和16岁的大妹毅然抛弃学业，回到故乡沈家门。10月22日，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久别10年的普陀山，那时大办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母亲被安排在杨枝庵烧饭。我见到母亲后，即往法雨寺看望妙公，听说他每星期要好几次去古佛洞挑黄沙，黄沙每担重达200余斤，但他步履如飞。妙公在库房慈祥地接待了我，我听母亲说，1956年以来，她们在普陀山生活没来路，师公每月叫我妹妹去他哪儿拿5元钱，供母女3人买米，免受饥饿。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妙公看到小时候常汰鼻涕的我，已长成少年，非常高兴，送我到山门，我见法雨寺大殿油漆一新，这是妙公在当时非常困难境况下修饰的。因我要上佛顶山，妙公为我指明了方向。我两步并作一步，很快来到慧济寺，寺内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客人，和尚师父们见来了人，十分高兴，非常殷勤，一位年迈和尚接待了我，并命小和尚倒茶。我见他瞎了一只眼睛，淡红色的眼肉往外翻，衣衫破旧，我说：“师父，普陀山有没有好听的传说？”他说：“有啊！”于是给我讲了一则戚继光在普陀山抗倭，不相信梵音洞里有观音现身，用箭射洞，结果箭被洞里跳出的小和尚接去，捏在大殿观音大士手中。这则故事和蓝理炮轰梵音洞有些相似，也许是张冠李戴了，但我当时听得津津有味，临别，给了他一角钱的茶费，独眼和尚连忙站起来客气地道谢。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善裕和尚，但当时却和我一样的落魄！
　　以后，妙公、圆照、悟道、品一、宗愿等法师被迁往芦山寺劳动，一别就是20年，而在这20年中，我和我的家人也经历了种种困苦，大家自顾不暇，很少联系，只是偶而传来芦山寺的消息：某师亡故了，某师也亡故了，我的师父宗愿即圆寂在芦山，而清泉师听说是自杀了。好在妙公和圆照师，悟道师等尚健在。
　　1979年，刚改革开放，急需一本导游书，我被市宗教事务处夏甘霖主住和管理局宗教科长张静物色到普陀山编写导游小册子。那时，妙公还在芦山寺，山上只有福臻、悟道、道生、智禅、清了等20余位僧尼。福臻住在现一山纪念堂处，负责全山管理事务，悟道法师住在现库房楼上，智禅师在食堂买饭票当事务长，清了尼师在功积堂当服务员，我即住在功积堂楼上7号房写作。了清师开头不知我是谁，后来，她说，你原来是永生哥的儿子，我和你父母早就认识了。我常去向他们了解普陀山历史和掌故，其中知道最多的是福臻和悟道，福臻肚内掌故极多，至今我还记在笔记上，悟道对佛经能够倒背如流，使我异常钦佩。
　　我母亲听说妙公还未回山，非常焦急，因我与夏甘霖主任及宗教科张科长熟悉，就经常摧我和两位说说，请他们尽快把师父接回来，我当然照办了，母亲当面也曾请求过张科长，张静也表示一定会尽早向上面反映。但请回妙公，当然不可能是母亲和我所起的作用，而是当时形势所需，因福臻身体不好，市政府和管理局决定派张静同志去芦山寺接回妙公。妙公回到沈家门那天晚上在我大妹家吃晚饭，饭后，由我送他去天丰寺过夜，途中，我送他一本范文澜编的《中国通史》，我说：“师公，现在经书没处买，这本《通史》虽然对佛教持批判态度，但其中有许多佛教知识，值得一看。”妙公欣然收下。我自从写成建国以来第一本导游小册子《普陀名胜》后，1985年，又应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夏甘霖主任托咐，编写出版了《普陀山导游》，从此走上了专门研究普陀山文史之路，至今也有30个年头了，真是光阴荏苒，人生易老。1989年，我应聘为《普陀县志》编辑，1990年，妙公亲自来函，命我上山筹划编写《普陀山志》之重任，于是，走上了长达10年的编写《普陀洛迦山志》之路。而妙公自1979年10月回山后，开始了壮烈的海天佛国复兴史，老人家一心扑在观音道场的重兴和建设中，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成就了千古不朽的事业，建立了可歌可颂的功勋，成为一代高僧和一代宗师。
　　1995年，已被我接回沈家门的89岁高龄的母亲最后一次来山看望妙公，照例跪地顶大礼，妙公慌忙把她扶起，老师徒俩亲切地交谈，那时，妙公已是名满寰宇的高僧，新收了成千上万的徒弟，其中不乏千万富翁，而我母亲，此时已没有什么可供养他了，可师徒俩交谈是还那样亲切，真是60年往事绵绵，不堪回首……临行，妙公执意从灵鹫楼一直送母到山门外，这就是妙公之长处，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98年春节，母亲临终，要和妙公说几句话，我拿录音机录了下来，92岁的老母亲用嘶哑颤抖的嗓音含泪说：“师父，你待我的恩德，我今生不能报答了，我今后在西方遇到你再报答吧……”母亲说着说着哭了。正月初八，母亲亡故，办完丧事后，我回西方庵继续写《山志》，有一次妙公去西方庵，我把母亲的录音放给他听，老人家听后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如今，哲人已逝，徒孙辈仅以此文拜祭妙公，祝愿这一对老师徒在西方能如法如愿，畅叙佛法；也祝愿妙公能乘愿再来，普度众生。
　　作者介绍：王连胜（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