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艺术史》后记（外一篇）

　　《西夏艺术史》后记（外一篇）

　　陈育宁

　　《西夏艺术史》的出版,使我们切身体验了一次“十年磨一剑”的感受。以西夏艺术为主题,从接触资料、立意、立题。到阶段成果,进而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直至最终成果出版,整整走过了十年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汤晓芳作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民族历史编辑,响应时任该社副总编辑徐庄先生及一些西夏学专家的建议,与俄罗斯东方研究所合作出版该所收藏的20世纪初被科兹洛夫掘走的西夏黑水城文献,并积极为此努力。但由于资金等原因,未能实现。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终使这批外流的珍贵历史文献得以面世。

　　在科兹洛夫掘走的大量黑水城文献文物中,有许多绘画、木版画、泥塑、铜佛像等艺术品。1999年春,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萨玛秀克博士访问银川时,曾表示愿意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该馆收藏的西夏绘画等艺术品图片及俄罗斯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当年7月,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邀请宁夏人民出版社派专家到圣彼得堡商议合作出版事宜。9月初,徐庄、王文清、汤晓芳代表宁夏人民出版社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当看到该馆收藏的数百件精美的西夏艺术品及图片时,非常惊喜,决心促成合作出版事宜。但没有想到的是,俄方又看中了中国另一家颇有实力的出版社。放弃了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合作。

　　带着深深的遗憾,汤晓芳回到了国内。但在圣彼得堡的近一个月的考察中,对西夏时期的艺术创造以及对西夏艺术的研究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俄罗斯学者凭借着占有黑水城西夏艺术品的优势。早在1914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登堡就发表了《黑水城佛教造像学资料:藏传风格图像学》,开始了对西夏艺术的研究。而国内对西夏艺术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最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为顾问,在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下,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认定西夏洞窟有80多个,始对西夏窟的壁画、雕塑、图案等艺术特征进行研究。参加这次考察的史金波先生特别指出,“如果说中国开启西夏艺术之门的第一人,宿白先生当之无愧。”这次考察的成果因“文革”降临而未能公布,研究也被迫中止。直到80年代才陆续公布,并由此带动了国内学者对西夏艺术的关注和研究。

　　对国内外西夏艺术品的遗存和研究状况的了解与比较,使汤晓芳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既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也激发了学术创作的冲动。西夏在中国,中国为什么不能充分展示西夏艺术的魅力?于是,结合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展示和阐释国内遗存的西夏艺术品图片的设想和决心便油然而生。

　　在西夏博物馆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两人根据国内目前发现并收集到的西夏艺术品的图片,按照艺术分类,从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五个方面对其艺术形象、艺术特征、表现手法及相互联系进行描述,揭示其民族文化的内涵,于2003年编著完成了《西夏艺术》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编著这本书的关键时刻,承担主要任务的汤晓芳于2000年9月27日上班时,被突然倒塌的自行车棚砸压下来,造成全身多处严重骨折和创伤,危及生命。后经抢救和手术,住院一年多,到2001年11月才出院。这一次创伤,留下了残疾,至今右腿关节还是用两块钢板接起来,时常疼痛复发。就在出院不久,她又继续抓紧《西夏艺术》的编写工作。

　　《西夏艺术》出版后,光明日报记者庄电一以《汤晓芳病榻上编成<西夏艺术>》为题(《光明日报》2003年9月5日),十分动情地告诉读者,汤晓芳是“躺在病床上,不顾伤痛和行动不便的困扰”,“拖着两条骨折的腿编成的此书”。

　　《西夏艺术》出版后,我两个人并没有停止对西夏艺术的研究,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仍然紧紧抓住这个题目:一是《西夏艺术》虽然较系统地对国内出土和收藏的西夏艺术品图片进行了分类展示和解读阐释,但还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是一个基础。对于西夏艺术这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博大领域,要作出对其演进过程、风格特征、艺术手法全面系统的说明,还需要继续深入;二是《西夏艺术》所阐释的对象主要是目前国内出土和收藏的西夏艺术品,而流失和收藏在国外的许多有价值的西夏艺术品未列其中,这就难以看出西夏艺术创造的全貌,难以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三是由史金波、陈育宁共同主编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20巨册到2007年陆续出齐,这一套西夏文献丛书,是迄今为止收集国内藏西夏文献内容最为全面、多数文献为第一次刊布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其中有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雕版画、碑刻、印章以及书法等艺术品文献。这一大型文献丛书的出版,也为西夏艺术的深入研究拓展了领域,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调查掌握了一批新的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西夏艺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探究渊源,提炼特征,形成了一个以西夏艺术史为结构主线的新的课题设计:《西夏艺术的内涵、特征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并以此为题申报批准立项为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此项目进行中,我们在整理分析大量西夏实物图像资料、查询文献的同时,又对同一历史时期宋、辽、金及汉、蒙古、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化遗存的艺术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艺术品进行分类,对每一类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作重点分析,阐述其艺术特征,有的还考证了作品的年代、作者及相关的事件和人物。全书附各类图片400多幅,其中相当一部分未曾发表过。在对西夏艺术基本特征的归纳上。除了重申在《西夏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继承和丰富了中原汉族传统艺术、大量吸收藏传佛教艺术、突出党项族的民族特色艺术外,特别强调了西夏艺术广泛而多方面受到北方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深刻影响,具有多民族艺术交融结晶的明显特点。

　　当这一历时三年多的课题完成并以《西夏艺术史》为题正式出版之时,我们心中充满感慨。一方面我们深知,对于西夏艺术宝库的探究,还仅仅是开始,我们的成果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未知等待人们去揭示;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次人生、学术、友情的难忘陶冶。在《西夏艺术史》初稿完成后,我们请史金波先生审阅指正,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史先生在百忙之中。将30万字及400多幅图片的文稿全部仔细审读,不仅亲自为本书作序,而且从内容、史料、结构到文字细节,一一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我们把关、修订。充分体现了一位学术大家高尚无私的风范,令我们十分感动。此项目得到了宁夏大学科技处及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的大力支持。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夏研究院的重点项目和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的资助项目。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书记章治宁同志积极

　　帮助落实这一国家项目,章治宁同志还精心协助整理了大量图片。我们曾请教银川海宝塔寺住持释果真大和尚,这位精通佛经的宗教人士热心帮助我们释读佛经版画。在这一项目启动时,时任宁夏教育厅厅长蔡国英同志积极给予了支持,拨付了启动资金;当项目完成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同志亲自批示给予资金补贴,支持这一成果的出版。汤晓芳在俄罗斯考察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萨玛秀克博士让我们拍摄了部分展品的图片,东方研究所的资料管理员让我们查阅和拍摄了部分版画的图片。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我们拿着书稿与上海三联书店联系出版事宜时,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黄韬先生和编辑王笑红女士,非常了解西夏研究的状况,一看书稿,当即表示此书由上海三联出版。我们非常顺利地签订了出版合同。上海三联书店富有经验的美术编辑鲁继德先生精心为本书进行封面和版式设计。在此,我们对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和朋友们,由衷地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个国家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是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标志之一。走过一个甲子的新中国,迎来了国家和民族的盛世,也必将迎来包括西夏学在内的学术盛世!

　　《友声同鸣集》后记

　　当我翻检和清理过去写过的东西时,发现给别人和自己的著作写的序、前言,以及别人为我的著作写的序这类文章,林林总总竟也有几十篇。回想当时的心境。凡是别人请我作序,我觉得是一种尊重和信任。只要我答应下来,我是认真的而不会去敷衍,我总要了解清楚其著作的内容、要点、结构、新意,评论力求中肯、实在,有针对性,尽量避免说一堆客套话。重要的是,我面对许多并不熟悉的领域,要查阅相关资料,要有新的思考,也借此机会是一次学习,是一次“充电”,这使我很受益。如果是我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作者,我还要表达我的印象,道出我们的交往和友情。这使我感到了一种享受。我也不会忘记,为我的著作作序者,或专家,或领导,或朋友,都是彼此相知相交的友人,他们允诺我的请求,是因为对我和我的著作了解,评论起来有见解、说实话,给我以启发和鼓舞。

　　今年年初,我看到了余英时先生关于研究“序”这种文体的一篇文章。他考证,“序”这种文体最早可能出现于汉末、三国之际。时有皇甫谧(215～282年)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此乃建安时期文人交游之密和文学风气之活跃的必然结果。至唐代,请序于友人和为相知者诗文作序,已成了通行的习惯和普遍的风气。明清时,不仅“序”的数量激增,清代的重要变化则是论学专著的“序”越来越重要,对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论学的“序”也走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反映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论及写序的心理根源时,余英时先生借用《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来说明,进而解释说,求序者是“同气相求”,写序者则是“同声相应”,其结果是作者与序者之间达成了一种互为“知音”的精神交流,而且是既自由又平等的交流。这是知识者的心灵交流,也是思想和学术得以推陈出新的追求。这使我很受启发。于是。我把我写的和别人为我写的序文汇集起来。浏览下来,有论学,也有说情,似是一幕幕展开的情景,记录了多年来我和同行们的学术交流,也记录了我和朋友们的友情。集结起来,更感到了它的份量,珍惜之意油然而生。由此,也想到给这本序言集起个书名,取余英时先生借用《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日《友声同鸣集》。

　　我在汇集这批文章时,似言犹末尽,于是又在一些文章之后加写了一段“附记”,交代了“序”的背景和值得记述的一些情节。写出来后,似乎有一些回忆录的味道在其中,也是真情流露所至吧。

　　我要特别感谢张贤亮先生为这本序言集作序,言情真切,令我十分感动,而且又亲笔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我曾在两个重要的工作经历中,都得到了他写的诗的鼓励,而且是他挥洒豪放的书法写就。一首是1998年我任银川市市委书记时写给我的诗:“笔端有剑气,胸中藏灵犀。投身为公仆。凤城见政绩。”另一首是2003年我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时写给我的诗:“塞北江南枉有名,龙难起舞凤难腾。改革且幸施春雨。地阔天宽任君行。”贤亮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很多人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了他。我在和贤亮先生的接触和交往中,更多的是在他作品以外的感受,即他对青年知识分子真切而非浮掠的关爱,对国家、对民族实在而非盲目的忧患,对宁夏这片曾经带来痛苦的土地百折不挠的一往深情。

　　我还要特别感谢内蒙古文学刊物《草原》主编、著名散文作家尚贵荣先生将这本集子纳入他所主编的《星海文丛》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阿　霞]

　　出自：　《草原　》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