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艺术史》序

　　《西夏艺术史》序

　　史金波

　　艺术属于全民,人人皆可分享,但艺术研究属专深学问,且其门类繁复,非专门家难以承担。艺术史研究则不仅需对艺术品进行分析、研究,还要将其置于历史范畴,理清源流。阐述发展,比照异同,寻求特点,因之难度倍增。西夏艺术史更因文献记载缺漏、传世实物零散、研究基础薄弱,而成为少人问津的难题。

　　陈育宁、汤晓芳两位教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联袂撰著《西夏艺术史》,可谓知难而进,勇挑重任。当我拜读他们两位完成的数十万字《西夏艺术史》书稿时,似乎不时看到他们在灯下伏案解读,在野外风沙中考察,与同行切磋交流的身影。他们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西夏艺术专著。

　　阅读完这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专著后,掩卷思考,觉得育宁、晓芳伉俪担此重任,确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育宁教授是著名的民族史学家、西夏学家,对蒙古史、鄂尔多斯史尤为谙熟,成果累累。我和育宁相识有年,20世纪80年代他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我们已经有学术交往,我欣赏其正直、热情、聪颖、练达。他主攻蒙古史。我则注重西夏文史,但我们又有共同专业,即对中国民族史学理论的探讨。此后我们都担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接触机会更多。不久,育宁任西夏故地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他陆续发表有关蒙古史与西夏史的论著。我们成了真正的同行。后他因工作需要。先后担任银川市委书记、宁夏政协副主席,其政务繁忙可想而知。但他仍未敢忘业务,挤出时间,钻研学术,笔耕不辍,被誉称为学者型官员。后他又兼任宁夏大学校长、书记,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学校管理建设,宁夏大学进步巨大,其功至伟。他主持建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使之迅速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西夏学研究重要基地。我几次到宁夏大学做学术交流,皆由育宁主持。前几年我与育宁共同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联合国内20多个部门,将分散在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考古所的所有西夏文献汇集出版。经过几年努力,一部20册的文献丛书于2007年顺利问世。为推动西夏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我们一次成功的合作。晓芳教授从事编辑、研究多年。涉猎广泛。成绩卓著。20世纪90年代初,她作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负责我和同事撰著的《类林研究》编辑出版。面对这样一部翻译、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的书稿。她以对作者、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畏繁琐,主动增加难度,将对译、意译和原文照片排在一起,为书稿增色,使读者受益。后来此书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不久晓芳也因编辑多种书稿的优秀业绩荣获新闻出版的最高奖项——中国韬奋出版奖。随着学术往来的增加,我和他们建立起相知互信的友情。育宁、晓芳教授在十多年前便把目光集中于西夏艺术,联络专家,搜集资料,考察洞窟,编辑出版大型图录《西夏艺术》,我应邀承担其中的部分工作。书稿完成后他们请我审阅书中的导言,我欣喜他们对西夏艺术的深刻认识。坦诚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他们也能择善而从。我以为育宁、晓芳教授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从事西夏艺术研究的基础,是完成《西夏艺术史》的最佳人选。

　　西夏艺术研究历程短暂,植根未深,属新兴学科之薄弱环节。西夏灭亡后,元代未为其修史,从而造成资料稀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为被遗忘的王朝。西夏历史长期处于史学边缘,少被关注,遑论西夏艺术。自100年前,俄罗斯探险队于内蒙古西北部的黑水城遗址掘获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后,始有俄国专家描述、研究其中的个别西夏艺术品。至于国内对西夏艺术则长期乏人研究。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夏文研究虽渐受学界关注,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大家皆涉足西夏文研究,但西夏艺术仍无人顾及,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国内对西夏艺术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西夏石窟的调查。此前敦煌莫高窟洞窟只有几窟被认定为西夏洞窟。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看到莫高窟中有很多西夏文题记,有待译释,与业师王静如先生商定拟对此专门调查、翻译、研究。同时两位先生考虑到西夏占领敦煌近两个世纪,又笃信佛教,西夏洞窟却寥寥无几,对此提出质疑。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由常、王两位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作顾问,研究部主任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侦伯,甘肃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3个月的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认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两窟群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此次考察成果尚未公布,“文革”即已降临。

　　论及国内西夏艺术开创性研究,不能不提起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他是上述西夏洞窟艺术考察、分期的实际主持人和首席专家。当时对敦煌洞窟了如指掌的宿白教授,和我们一起攀爬洞窟,从艺术角度,逐一考察两窟群中过去被认为是五代、宋朝和西夏的洞窟。举凡壁画布局,佛、菩萨、人物造型,藻井图案、花边等装饰图案等,他多亲自临摹草图,列表排比,提炼特征,结合西夏文、汉文题记年款,从中择出、确定西夏洞窟,并划分早中晚期,得出了突破性结论。当时我们都为宿先生渊博的知识、科学的考察方法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所折服。我在莫高窟、榆林窟工作期间,整日浸泡于艺术之海。可随意观赏艺术宝库中的真迹,然而对西夏石窟艺术的初步了解,则宿先生堪称启蒙老师。在后来发表的有关敦煌西夏洞窟的著述中。多未能留下宿先生的名字。如果说中国开启西夏艺术之门的第一人,宿白先生当之无愧。

　　有关此次西夏洞窟考察研究成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陆续公布的。开始有白滨和我写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期)、王静如先生撰著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9期)以及我和白滨写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3期)。此后,敦煌研究院专攻石窟寺艺术的刘玉权和万庚育两位先后发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3期)和《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3期),从艺术内行的角度研究西夏石窟艺术,使西夏艺术研究更加专业化。此后与西夏艺术有关的专著陆续问世,1985年陈炳应教授出版《西夏文物研究》,其中涉及部分西夏艺术品。翌年拙著《西夏文化》出版,其中也有论及西夏艺术的章节。1988年我和白滨、吴峰云出版《西夏文物》,共收400种文物图版。大部分是西夏艺术品代表作,各有说明文字,这是首次综合展示西夏艺术品。本世纪初又有多种专门西夏艺术著作问世。如韩小忙、孙昌盛、陈悦

　　新的《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特别是2003年由汤晓芳、陈育宁、王月星主编出版的《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将国内西夏艺术精品集于一炉,分类展示,一一考述,为完成现在这部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西夏艺术史》夯筑下坚实基础。

　　一门学科的发展,一本学术著作的成功,都离不开资料的丰稔。《西夏艺术史》的成功,除作者深厚的学问积累和成熟的学术功底外,还有赖于近些年西夏研究资料的大量问世。一者,俄罗斯所藏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通过《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刊布,使其中的艺术品得以被直接利用,而分散于国内各地的西夏文献随着《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也使其中的艺术品公诸于世。二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夏文物考古进展显著,特别是近30年来发现西夏文物增多,渐成规模,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近些年对这些文物的整理、刊布成绩斐然。育宁、晓芳教授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珍贵资料,采纳国内外前人已获成绩,潜心研磨,终成正果。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育宁、晓芳教授,并非艺术科班出身。但他们长期孜孜不倦地探索西夏艺术。早已进入西夏艺术堂奥。加之发挥他们熟悉历史、善于考证的特长,使西夏艺术史的研究水准大幅度升华。展阅全书,亮点频频,以下仅就管见所及略陈数项:

　　具有厚重的艺术历史感。作者在阐述西夏艺术各类别发展时。往往溯本求源,穿越时空,追寻该项艺术的发生、演变,开掘史料,增补史实,不囿于西夏王朝本身,涉猎国内多民族,甚至远及国外。就立国近两个世纪的西夏而言。有的艺术形式系本民族固有,更多的则是借鉴其他民族。因此本书中的历史追溯不仅是知识的介绍,也是源流的必要衔接。,

　　统合资料构建完整体系。西夏艺术素材不啻稀少,且分散支离。作者于前人整理基础上,收集整合,无论洞窟、遗址、馆藏,涵盖国内、国外,统编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碑刻雕版、音乐舞蹈六大部分,将驳杂琐碎的众多西夏艺术品有序含纳其中,搭建成迄今最完整、内容丰富的西夏艺术体系,为西夏学和中国艺术史作出了新贡献。

　　利用比较展示艺术品个性。观察事物最好的方法是设置参照物。西夏艺术吸纳了多民族营养,但当它植根于西夏土壤后,便会形成自己的特质,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内容和形式。本书多引进中原地区各王朝、北方辽金王朝、西部藏族、回鹘王朝相关艺术形式与西夏对照分析,找出同异,探索原委,使读者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通过深入分析突出艺术品的感染力。作者在爬梳西夏艺术流变时,很注重艺术品的具体剖析,让读者品味西夏艺术的醇香,享受西夏艺术的神韵。特别是对艺术代表作,作者满怀艺术激情,引领读者自远而近、由表及里地逐层欣赏,细腻清晰,最后再对艺术品整体观摩。探讨其特点、价值和品位,令人身心感染,印象深刻,涟漪不断,回味无穷。如描绘榆林窟3窟壁画文殊变和普贤变图。黑水域出土的卷轴画水月观音图等,既细致入微,又有整体鸟瞰,犹如摄像镜头的特技推拉,富有动感。

　　以大量图片展现艺术的形象性。艺术往往与形象思维相伴,实物实景,最能使人真切体验。近距离感受。翻阅此书,众多精美图版映入眼球,图文并茂,是本书一大特色。艺术著作离不开形象的图版,但艺术史类图版则可多可少。本书刻意多设图幅,将重要西夏艺术真品网罗殆尽。有时还将图的局部放大,以便重点解析和读者观赏。书中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或精美华丽,或淳朴浑厚,或工艺细密,或浑然天成,或浓彩重墨,或温婉清丽,皆以不同形式复原西夏艺术风采,阐释西夏社会风貌。

　　从理论上深化对艺术史的认识。科学研究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本书未停留于对艺术品的描述,也未止于对艺术发展的一般论述,而是对西夏各艺术门类精细研讨后,提炼认识,寻求特点。作出高度概括和综合分析。作者在结语部分对西夏艺术做了凝练地阐述:“西夏艺术发展的轨迹是一个不断吸收各民族艺术成分以充实本民族艺术的过程。党项羌之所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独特的灿烂文化艺术,开放和兼容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党项羌的最大特点。西夏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折射出了丰富多彩、众多民族艺术个性的融合,凝聚成西夏艺术的结晶。”这是经过详细考察后深思熟虑的结论。

　　西夏艺术多民族的融合特性。源于西夏社会的多民族结构。我在《西夏社会》一书中尝试总结西夏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点:一、势力大体均衡的多民族社会;二、带有前封建社会残余的封建社会;三、具有创造性的多元复合文化社会。无有多民族难有多民族文化。多民族而无大体均衡则会出现超强势文化淹没其他民族文化,大体均衡而无创造性则难以在文化上有诸多建树。看来育宁、晓芳教授对西夏艺术的分析与我对西夏社会的认识不谋而合。

　　这部《西夏艺术史》是当前关于西夏艺术最全面、最系统的集大成之作,它将深藏密运的西夏艺术发展展现给世人。它很遥远,但可触摸;它很神奇,但可测度;它很专业。但可认知。希望读者通过此书深入西夏艺术宝库,了解神秘的西夏王朝,以不负作者的辛勤。

　　[责任编辑　阿　霞]

　　出自: 《草原 》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