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旧影：1935刘敦桢正定古建调查记

　　正定旧影：1935刘敦桢正定古建调查记

　　正定府文庙大成殿（已毁） 1935年刘敦桢

　　1935年5月3日上午十时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先生携学社研究生陈明达，赵法参搭乘平汉特别快车离开北平开始河北古建调查测绘，自5月3日下午开始用半个月的时间刘公一行先后踏查了①保定：关帝庙、文庙大成殿及东、西牌楼，莲池 ②高阳：明王昺石坊、孙承宗木牌楼 ③蠡县：石轴柱桥、宋村灵光寺残塔 ④安平：圣姑庙、文庙、张仁村三圣庵，⑤定县：开元寺塔、大道观、天庆观、贡院考棚、众香园、东岳庙、朱各村古墓⑥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西郭村清化寺、阳平村黄山八会寺、静岩院石塔、宋刻巨佛及华严圣集池和金代文殊殿(当时已毁)、隋《佛垂般若涅槃略说教戒经》石刻等地。5月18日午饭后离开定州，搭平石区间车南下，旁晚时分抵达正定，住在隆兴寺内。休息片刻即参观寺内各处建筑并拍摄照片。晚饭后就开始冲印照片，午夜方才入睡。

　　隆兴寺天王殿外檐斗拱 1935年刘敦桢

　　早在2年前，即1933年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先生等先后2次曾调查过正定古建（第一次1933年4月，梁思成、莫宗江；第二次同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对正定古建筑有过初步的年代鉴定。这次刘公调查后与梁公所断定年代，略有出入。

　　隆兴寺天王殿内檐斗拱 1935年刘敦桢

　　刘公除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撰写古建调查研究文章之外，还以日记的笔体记录了他众多的野外古建调查。“除纪行和记录工作进度外，主要记录所考察实例的特别之处和当时于现场之分析和判断。其中，刘公在调查现场的思想点滴更是实时产生的精华，更值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此种体例篇幅不长，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碑记、实例比照等基本齐备，不仅是撰写发表正式调查报告的极好准备，而且还成为日后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天宁寺灵霄塔 1935年刘敦桢

　　5月19日刘公等首先调查的是转轮藏殿。藏殿内中央之转轮藏，还是研究《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与工艺的重要实例。转轮藏实为八角形旋转书架，中有立轴，为藏旋转之中心。其经屉以上，做成重檐状，下檐八角，上檐圆形，下檐斗拱出双昂三下昂，上出椽及飞椽，角梁等；上檐出五抄重拱计心造，其上不用椽，仅用雁翅板，上施山华蕉叶，一如《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六所载造经藏之制。梁思成认为其为宋代原构，弥足珍贵。而关于转轮藏殿及转轮藏，刘敦桢先生在调查中也进行了精密研究“窃意此殿正面之抱厦，绝非宋代建筑”“藏殿架构随系宋式，但转轮藏则似元、明间物。”根据慈氏阁的碑记刘公写到“此转轮藏殆元末明初大经改作，无可置疑。”又据藏殿内顺治重修碑得出“藏殿本身架构虽云宋建，但殿内前侧2柱与东、西梁架无联系，不可谓非缺点也。其上层平座之腰檐，应为清所增建无疑。”

　　广惠寺花塔 1935年刘敦桢

　　接下来调查的是慈氏阁，对于这座殿的风格，刘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慈氏阁之抱厦结构，与藏殿抱厦纤悉皆同，当为同时代所建。阁外侧之柱分内、外2层，外层之柱仅承下檐斗拱，内层之柱则直达上部，与元慈云阁略同（这里的描述即后来所认为的永定柱，编者注）......阁上部梁架绝非宋之原物。”“似其建筑年代较藏殿稍晚。”

　　隆兴寺废墟中的力士 1935年刘敦桢

　　有关藏殿、慈氏阁等的建造年代及结构特点，刘、梁不同的学术观点，令70多年之后的学人仍津津乐道学社当年在学术观点上各持己见而宽容歧义的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

　　1953年转轮藏殿的修缮工程，迄今也已有50余年，是新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意义非凡。上世纪50年代初叶的转轮藏殿修缮工程，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中国文物研究所之前身)所承担的第一个外省市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聘请由著名专家学者朱启钤、梁思成、杨廷宝、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诸先生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对工程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来指导工程的进展。例如，修缮之前的转轮藏殿，一层前檐为后代所设披檐抱厦，中间一层檐为也为后代修缮新加之“腰檐”，而在转轮藏殿修缮工程中，决定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撤除后世维修所加的腰檐，恢复宋代原状，此称为局部复原，这是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中首次运用此种理念与方法，对其后中国古建筑保护工程方法和实践影响甚大。此外，转轮藏殿修缮工程的测绘根据各方专家意见，实测多组斗拱，然后从中找出合理的模数规律进行设计，对以后的勘测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瓦作师傅邓九安、徐庚申二先生出力尤多，鉴于当时大木材料缺少，邓、徐二位师傅探索试验使用钢筋混凝土仿木柱埋在墙体内代替木柱，取得不俗的功效。

　　正定关帝庙（已毁） 1935年刘敦桢

　　下午刘公一行至阳和楼及关帝庙。从阑额、普柏枋、昂、梁架结构，确认阳和楼元代建筑。关帝庙年代同阳和楼。但是可惜的是由于看门人不在，没有能够进入阳和楼内。晚饭后冲印相片，深夜近子时方才入睡。

　　20日天晴，八时起，整理相片。九点半乘车参观城内各古建筑。首先到天宁寺木塔，刘公疑为北宋末年或金、元遗物。然后到已改为河北省第七中学的府文庙考察泮水桥、由于戟门（梁思成说的前殿）改为图书馆而增设了顶棚，致使梁架和斗拱不明，刘敦桢就仅能看到的外檐拱、昂认定为元代建筑。后面五间歇山顶的大成殿是明中叶所建。而今物是人非，府文庙遗址被围困与中医院后居民小区内，大成殿早已毁，仅留的戟门到近年才引起有关部门注意，这之前戟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被拾破烂的、卖小吃的几户常年占用。2008年府文庙戟门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不久曾去看过，瓦、斗拱等构件残缺，已破败不堪，由于上锁不得入内查看梁架等结构，今夏闻戟门已开始大修又赴府文庙，施工已在进行中，我也只能进入殿内留下些照片做纪念。戟门已经是正定唯一的元构建筑了，曾经的阳和楼、关帝庙、隆兴寺牌楼这些元物都先后拆掉了（隆兴寺牌楼已复原），但愿搭上末班车最晚列入国保的戟门的这次大修能尽量多的保留元代的老构件。

　　关帝庙内檐梁架斗拱（已毁） 1935年刘敦桢

　　刘公一行接下来到开元寺“砖塔极简单，无可论者。”对钟楼，刘公评价甚高“惟东侧钟楼，乃珍贵罕见之宝物，其斗拱结构极类易县开元寺观音殿，而比例雄浑则远过之。”在年代的断定上刘公认为“似为宋初建筑，非唐末、五代作品。” 梁思成先生则认为“开元寺的钟楼，才是我们意外的收获。钟楼的上层外檐已非原形，但是下檐的斗拱和内部的构架，赫然是宋初(或更古!)...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这个建筑物乃是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 后来刘敦桢先生还曾说过“开元寺的钟楼，实在是不可睹的国宝建筑。因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正定隆兴寺的藏殿，绚然是外观结构，不愧为国内古建筑中有数杰作……不过此而二例，都赶不上开元寺钟楼的比例，尽能发挥雄健之美，表示一种刚健有力的建筑风格。”而他的学生陈明达先生以后则说过“独乐寺的两建筑按全国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则应推第一。”似乎师生二人见解不同而各有道理——可能老师的着眼点在于单体建筑构造，而弟子所偏重的，是建筑组群的和谐布局，甚至包括建筑中的雕塑，以及一个人在此建筑观望建筑的视线角度。

　　隆兴寺摩尼殿匾额 1935年刘敦桢

　　开元寺钟楼虽经历代修葺，上层梁架及屋面在清代也经历大的改动，但其下层墙体、柱础、门窗、斗拱、大木梁架等都较好地保持原构的手法和风格，具有很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1988年3月，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祁英涛先生主持修缮，并拟定了“下层基本不动，按照下层制作方法、用材尺寸恢复上层的落架复原性”修缮方案。工程历时两年于1990年底告竣。

　　刘公见到的广惠寺华塔已是结构支离漫乱，年代上认为恐怕早不出元代之前，只是平面特别而已。

　　对于临济寺青塔其认为“殆金代遗物”。

　　午后隆兴寺方丈纯三陪同刘公导观摩尼殿，补量摩尼殿是他们这次古建调查之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隆兴寺摩尼殿内释迦佛 1935年刘敦桢

　　2年前梁思成首次考察正定隆兴寺时，即对摩尼殿评价甚高“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隆兴寺摩尼殿抱厦檐部 1935年刘敦桢

　　摩尼殿历经后代修缮而形制略有改观。刘敦桢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摩尼殿)结构雄伟，确为宋初物，佛像及塑壁亦然，惟壁画则大部非原物矣。据碑记，寺经元明清三代重修，尤以清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一役，历时六载，工程浩大。今以此殿证之，南面抱厦之普拍枋头刻凹线，疑为元代修补证据。明代曾抽换内柱，见碑文。北抱厦内之荷叶柱，与内檐彩画之全部，皆清式。”比较梁刘二公的这两处文字，真如亲睹梁公的天才、灵动、纵横驰骋和刘公的严谨、笃实、步步为营，二人的合作真是营造学社的幸运、中国建筑学界的幸运，至今令后辈人感发难以企及的艳羡！

　　隆兴寺摩尼殿内菩萨，旁边立像已毁 1935年刘敦桢

　　1977～1980年间，中国文物研究所曾主持摩尼殿修缮工程，对倾斜的柱子打牮拨正、墩接，对残毁的梁、枋、斗拱进行了更换、补配，调整了参差不齐的构件尺寸，修复酥碱的壁画，并测绘了梁、枋、斗拱构件的榫卯分件图；修缮工程中，从落架斗拱零件及内檐阑额处发现了北宋皇祜四年(1052年)的题记，梁、刘二公的判断与此正相吻合。

　　从摩尼殿出来，刘公又去大悲阁。这时的大悲阁上部已全崩塌，只存下层梁、柱及一部分斗拱尚为宋代原物。对于阁内东西壁的壁塑、大铜菩萨和须弥座石雕刘公称其绝妙，但刘公担心“于佛座上建砖龛，设铜像于其中，致座之两端受砖之压力而向下沉陷。”

　　正定县文庙牌坊（已毁） 1935年刘敦桢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之初，鉴于以传统文献考据方法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局限性，其创办者朱启钤先生敏锐地指出：“非依科学之眼光。做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只有借鉴现代的科学方法才能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纳入到一个明确的学科体系中，遂将中国营造学社之研究重任委托于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全面主持。朱启钤先生在其《自撰年谱》中曾经提及：“民国二十年辛未，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

　　《沧浪诗话》云：“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意思是说李白、杜甫的诗作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区别只在于李白天纵其才，后人难于效仿；杜甫则工整、严谨，后人学之似有章可循。这句话似乎正可套用在梁刘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思路开阔，刘敦桢先生严谨、学风笃实。

　　“南刘北梁”中国建筑界的开山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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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引用文章：

　　1，刘敦桢《河北古建筑调查笔记 1935年5月3日---5月20日》

　　《刘敦桢全集》第三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2，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梁思成全集》第二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殷力欣、温玉清、刘锦标、金磊

　　《河北正定、保定等地古建筑考察纪略：写在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华诞之际》

　　《建筑创作》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