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佛光 ——世界遗产龙门石窟历劫、保护记（2）

3月5日上午,文本组向大足石刻博物馆发出求援,希望他们能用快件邮寄一套大足石刻的申报文本,以供参考。下午,李祥民带领文本组成员李文生、苏健等人前往北京,他们想尽快听取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们对申报工作的意见及要求,同时还想了解一下北京颐和园申报文本的编写情况。

离开龙门石窟,李祥民一行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星夜赶往北京。一路上他们的汽车向北疾驰。他们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成败在此一举。而这件事从一开始,他们所接到的指令就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3月6日凌晨4时30分,汽车进入北京市。6时李祥民一行住进北京御园宾馆,这时天已大亮。他们稍事休息,随便吃了早点,便匆匆赶往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管理处书记杨明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组织当年参加申报世界遗产时的部分工作人员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大家详细介绍了文本编写及申报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给予他们很大的启发。第二天,李祥民一行来到北京文物出版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及信息。8日一早,他们来到国家文物局,见到了保护司司长杨志军,听取了他对申报工作的要求、意见。杨司长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如果环境治理达不到要求,是很难被通过的。

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越是深入开展,大家越是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四周。从国家文物局出来,已是11时许,几天来的紧张工作,使他们身心疲惫。但是任务紧迫,他们没有顾上喘口气,便迅速赶往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北影他们找到国家一级摄影师孙昌一先生,向他讲明来意,就制作15分钟的电视片一事进行了洽谈和咨询。当天下午3时,他们离京返回洛阳。

回到洛阳后,文本组根据采集到的多方意见,开始了紧张的编写工作。万事起头难,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20天的不懈努力,3月28日,由苏健、李文生、王洁等人执笔的文本初稿已完成。这份包含着大家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文本初稿,终于在4月1日装订成册,送交到前来洛阳指导申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郭旃的手中。郭旃是一位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专家。当他看过文本后,惊讶地说,这是我国申报文化遗产10余年来,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份初稿。得到专家的肯定,文本组的成员更加信心百倍。

4月13日,按照郭旃处长的意见修改后的第二稿完成。文本组再次把郭旃从北京请来,到实地进行论证,这次省、市文物局都参加了草本的审定。草本出来以后,李祥民再次带领苏健、李文生等人来到北京,把草本交与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和张柏副局长,请他们审阅,并详细汇报了前一时期的工作情况。张文彬局长细心询问了龙门石窟周边建筑的拆迁工作,谈了自己对拆迁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最后建议把文本分送给北京的专家们审阅。

离开国家文物局,李祥民与著名考古学家罗哲文和宿白取得联系,征得他们同意后,分别把申报草本送到罗、宿二位老先生家中,恳请他们帮助审阅。专家们对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鼎力相助。当李祥民把草本送到年高德劭的宿白教授家中时,宿老正在病中,他看到李祥民一行为龙门石窟的申报工作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很是感动,抱病对草本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而当天晚上,当李祥民把草本送到罗哲文先生家中时,恰好他第二天要出国访问。罗老接过文本便伏案进行了审阅修改,他答应走之前一定把草本修改完。李祥民对此甚为抱歉和感激,但是罗老说,能为国家的文物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他很高兴。

回到洛阳后,文本组根据专家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反反复复进行推敲和定夺,熬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5月1日,第三稿完成。文本组即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赴北京和上海同时开展工作。一路由李祥民带队到北京,负责向国家文物局提交文本草样,让张文彬局长审定。同时负责联系翻译公司,将文本翻译成英文,以及制作电视片和幻灯片。另一路由程英敏带队,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系文本的印刷出版事项。5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文本上签署了意见,同意龙门石窟申报文本定稿。至此,洛阳龙门石窟的申报工作已向前迈出了胜利的一步。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文本总算敲定下来。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任重而道远。首先是文本的译制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要涉及许多文物专用名词和佛教术语,译制时必须准确流畅,不得有丝毫差误。而其中一些专用名词在英文中并没有现成的范例可资借鉴,所以要具有一定文物专业知识的翻译高手才有可能完成此项重任。拿出一流的译本,让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委员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龙门石窟的真实面貌和其重要艺术价值,是此次译制工作的宗旨。

通过多方调查和了解,李祥民最后决定将文本交与中国翻译公司去做。当时中国翻译公司正忙得不可开交,现有的工作已经排满日程,加上文本翻译要求的技术含量高,所以在接受这项工作时他们犹豫了。而当公司老总了解到文本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时,便义不容辞,欣然允诺,并表示一定翻译出让他们满意的,能够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文本。此后一段时期,几位公司老总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开始了紧张的文本译制工作。

5月27日,文本译制工作完成,经鉴定,果然是一本令人满意的高标准、高水平的译作。这期间李祥民曾多次奔波于上海—北京,北京—上海之间,为文本的译制、印刷和电视短片等各项工作而奔走,他要严格把好每一个环节,打造出精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龙门石窟的良好形象,让全世界都能认识到龙门石窟的重要意义。为此,李祥民决定带领文本组的全体成员们不遗余力地向着目标作出最后的冲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的文本(包括电视短片和幻灯片)终于于6月中旬顺利完成,送交国家文物局。6月下旬,国家文物局按时将文本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拉菲克·姆法

1999年5月11日,河南省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克强为名誉组长,主管副省长陈全国任组长,省委副秘书长董豪、河南省文化厅厅长孙泉砀、洛阳市市长刘典立为副组长,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等人为成员的河南省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文物局,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任办公室主任。

1999年6月1日,洛阳市委下发了《关于成立洛阳市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说:洛阳市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为使申报工作顺利开展,确保龙门石窟申报一次成功,经研究决定成立洛阳市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洛阳市市长刘典立担任,副组长由副市长王文超、宣传部部长李兴太和副市长朱广平担任,市直有关委局主要领导为申报领导小组成员。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规定,龙门石窟申报单位对环境的协调及不协调状况的整治、克服程度是验收的关键。根据《保护公约》规定,同一个项目只有一次申报机会,不得复议。也就是说假如申报工作失败,以后将永远失去机会。而从目前的情况看,龙门石窟周边环境的治理是重中之重,必须坚决彻底,不留隐患。严峻的事实摆在了洛阳人民的面前。

1999年6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对龙门石窟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考察,对其自身价值进行了论证,做出高度评价,对其申报资格予以认可。初步的胜利给洛阳市委、市政府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6月18日,市政府成立以文物局副局长石磊为组长,市建委、城市管理规划局、工商局、园林局、公安局等组成的龙门石窟周边环境违章及不协调建筑专项调查组,深入到龙门石窟10.42平方公里的石窟保护区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共查处不协调建筑近百处。

其中最大的违章建筑就是中华龙宫、环幕影城、东山通讯发射塔、洛阳伊河水文站……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杂乱建筑见缝插针,把龙门石窟区团团包围住,严重影响了其自然景观。另外,围绕着保护区周围还建有白灰窑、采石场及石英砂厂数百座。每天工厂排放出的废气狼烟滚滚,四下翻飞,给窟区蒙上一层厚厚的灰烬。

1999年7月,洛阳市委、市政府果断成立以市委副书记李树明为政委,副市长王文超为指挥长、副市长朱广平为副指挥长的龙门石窟环境治理指挥部,决定集中40天时间,对龙门石窟周边不协调建筑物进行彻底根治。并从市委宣传部、市创建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文物局等单位抽调出30余名业务骨干组成指挥部办公室。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述金任办公室主任,由市创建办副主任张建森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市文物局副局长石磊和调研员李万厚任办公室副主任,于21日进驻龙门温泉山庄,集中食宿,集中办公,负责龙门石窟的环境治理与协调。

7月31日,洛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龙门石窟环境治理动员大会,对治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有关部门主管领导和责任单位负责人300余人参加了大会。市委书记李柏拴在大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不管有多大的阻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龙门石窟的环境治理都必须严格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进行。大家要团结一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志在必得。他还要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以大力支持,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听说要炸龙宫,当地群众情绪很大。中华龙宫占地40亩,是1992年,由龙门镇组织龙门村村民集资贷款兴建的,郊区农行投资1 280万元。龙宫是窟区内最大的违章建筑,每年能有百万元的门票收入,已成为当地政府和群众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中华龙宫自建成以后,实行个体承包经营,因为它和龙门石窟统一售票,所以不管游客是否愿意看,都得出钱。每年承包者向龙门镇政府上缴200万元的承包费。几年来,龙门镇政府收取的承包费,除平时的正常开支外,已经还清了村民的集资款,再有几年就可以基本还清债务,想必一下拆掉恐怕群众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不铲除龙宫,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必将失败。为了缓解矛盾,避免和群众发生冲突,加大拆迁力度,洛龙区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到中华龙宫,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让群众明晓政府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变被动为主动,使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拆迁工作。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治理指挥部定于8月15日对中华龙宫实行定向爆破,由总参三所担任爆破任务。为了确保爆破工作万无一失,市环境治理指挥部事前制定了详细的爆破拆除方案,并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王文超为组长、副市长朱广平为副组长的中华龙宫爆破拆迁领导小组。

一开始,治理指挥部考虑到群众的利益,曾拟定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就是只拆除地面的大龙和附属建筑,保留地宫部分。这样既不影响周围的环境,又能尽量减少当地群众的损失,

到了正式拆除的前一天,朱广平副市长放心不下,一早就来到现场视察,他发现地宫部分并不全部处于地平线下,要高出地面许多。如果只拆除地面建筑,地宫高出地面的部分反而与周围环境更加不协调。为了慎重起见,他当即打电话同刘典立市长和王文超副市长取得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村干部和群众团团围着朱广平,以企盼的目光看着他,希望能够保留住地宫部分。朱广平看着一双双企盼的目光,心情异常沉重,真是百感交集。然而为了全局的利益和宏观目标,必须痛下决心。经过反复商议,洛阳市政府最终还是决定全部拆除龙宫,不留隐患。

15日,拆迁指挥部从武警部队抽调了200名官兵,从市公安局抽调80余名干警组成5个警戒小组,分赴洛栾公路、龙门石窟北门、龙门东山路口等地担任警戒任务。晚9时30分,在数千人的关注下,朱广平下达了爆破令。3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中华龙宫在硝烟弥漫中颓然倒塌,化为一片灰烬。

此时人们不仅看到了市委、市政府彻底治理龙门石窟保护区的决心和意志,更为这种强力攻坚的勇气所振奋。

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中整治,涉及48家责任部门的129项治理任务全部完成。保护区内对龙门石窟影响较大的近百处违章建筑物全部按要求拆迁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治理中,共拆除各种建筑物及附属物4万平方米,拆除供电通讯线路5.36万米,砖瓦场3个,关闭采石场538家,石英砂厂6家,公墓5家,取缔石灰窑163处,碎石场7家,个体工商户700多家,清理河道23万多平方米,清运垃圾2万余立方米,关闭伊水上游污染企业90多家。另外,还搬迁农户368家,并且为他们的新居疏通了道路,及时送去了水电。

在进行拆迁治理的同时,窟区内的各种基本建设工程也积极投入运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在窟区北入口和南入口处建立起三个宽阔的广场,可以基本保证在旅游旺季,交通通畅,人流不堵塞。并且对广场地面进行了彩化和硬化,铺设青石板材和人行道彩砖近5万平方米。完成了河道清淤和橡胶坝建设工程,使水面碧波荡漾、宽阔浩渺,与周围的山色自然融为一体。另外,还对新增的13公顷绿地进行了植草和植树,令过去嘈杂拥挤的市场彻底改变了旧有的面貌。

龙门石窟旧貌换新颜,到此参观的游客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但是切不可忘记为此而付出血和汗的人们,他们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1999年12月10日,从国家文物局传来消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于12月25日,派专家前来对龙门石窟进行考察评估,这个消息传来,一下把该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们推向了阵地前沿,使申报工作白热化了。按照以往的时间安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2000年3月底,对申报项目进行正式考察评估,对此洛阳市委、市政府已经作出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但是现在考察评估的时间突然提前,无疑给申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虽然经过前期的治理,龙门石窟的环境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要达到申报标准和要求,显然还有待进一步努力,何况还有更多细致的工作没有来得及去做。龙门石窟申报工作前景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

12月10日,洛阳市市长刘典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迎接考察评估阶段的紧急治理任务分别下达给各责任单位,要求其单位负责人务必竭尽全力,按时高标准完成任务。这次治理任务涉及33个责任单位、102项治理任务。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刘典立市长先后多次深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听取工作汇报,研究治理方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敦促下,市文物局、水利局、交通局、园林局等责任单位接到任务后,迅速组织起突击队,冒着严寒和风雪投入了战斗。

12月25日,102项治理任务全部完成。随之,北入口杂乱的摊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洁宽敞的广场和草坪。南入口违章建筑林立的情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层次分明的茂密树林。到此,龙门山色才显现出原有的壮丽和娇媚。

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定于2000年1月24日,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巴基斯坦考古学家穆罕默德·拉菲克·姆法尔教授前来洛阳考察评估。德高望重的拉菲克·姆法尔教授是一位职业道德严谨,有着极高文化修养的国际著名学者,而且也很挑剔。接到通知后,他立刻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还要去了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也就是说在考察中,必须让拉菲克·姆法尔教授切实感受到龙门石窟的优胜处和它独特的个性,让他看后能产生共鸣和内心的认同。因为他的考察评估报告是第一手材料,甚为重要,龙门石窟能否成功地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几乎可以说是在此一举。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专家考察有一系列严格要求,首先专家不能是本国人。前来考察的专家一切自费,不许收受贿赂,不受申办国的影响。考察专家必须保持独立的仲裁资格,不受申办国宣传、接待方面的压力。专家考察后,负责给遗产管理中心提交一份考察评估报告,然后遗产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作出最后结论,再提交给主席团审核。几年来,龙门石窟在完成了大量的申报工作后,目前所面临的考察评估,实际上也是最为关键性的一关。

1999年12月16日上午,“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座谈会”在洛阳牡丹城大酒店召开,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郭旃、河南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和洛阳市市长刘典立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气氛郑重而严肃,一进入会场,人们便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逼来,使人不敢轻慢和随意。从国家文物局到省、市各级领导都感到使命在身,责任重大,决不敢有稍许的疏忽。

魏孝文帝姓拓跋,名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孝文帝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深刻意识到,如果想巩固北魏的统治,使国力强盛,就必须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中原,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用以改变自身的落后状况。但是,统治集团内部一开始便围绕着迁都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天他召集群臣,声称要调集大军进行南征。然而南征之意一提,立刻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反对。

孝文帝怒斥道:“国家是朕的国家,任城王难道想阻止朕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固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大臣,明知用兵危险,怎能不说话!”两人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朝堂上下一片紧张。

下朝后,孝文帝召拓跋澄入宫密议,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我们鲜卑人,起自漠南,徙居平城。平城是宜于用武的地方,可是,不宜作文治的中心。欲与江南相对峙,争正朔,做长治久安之策,就不能不借助中原,迁都洛阳。朕想以用兵南征之名,行移众于洛阳之策,卿意如何?”经此一说,拓跋澄顿悟,便反过来鼎力支持孝文帝迁都大计。

公元493年,孝文帝决定亲率步骑30万,渡过黄河进驻洛阳。这时正值秋雨连绵,文武百官的心情也同这秋雨一样惨淡而沉重。9月的一天,孝文帝全副武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向南进发。见孝文帝决心已定,文武百官纷纷跪在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大声斥责说:“朕要统一天下,卿等却屡次阻挠大计,谁要再说,就办谁的罪!”说完便抖动马缰,做出准备进发的样子。这时仍然有人跪在马前一动不动,哭得声泪俱下,恳请孝文帝要慎行。这时孝文帝的脸色转怒为喜,改用一种温和的口气对大家说:“这次南征,兴师动众不可劳而无功,不南征,便迁都。列卿赞成吗?赞成的站在左边,不赞成的站右边。”

几十年来,文武百官都是反对迁都的,但是现在要在南征和迁都的问题上让他们做出选择,大家自然会两弊权衡,避重就轻,一致赞同后者。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大军经过长途跋涉后,在洛阳停了下来,孝文帝终于完成了长久以来迁都的心愿。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又以神学和宗教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劝导人们澄心静虑,礼佛修行。一批支持孝文帝迁都的王公贵族便在龙门祈福禳灾,发愿造像,从此揭开了龙门开窟造像的序幕,并且很快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兴起热潮。

石窟寺,就是佛教寺院,大都开凿在环境清幽、人迹罕至的山崖绝壁上。龙门风景绝胜,岩石优良,是开窟造像的理想之地。北魏佛教造像大致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分水岭,此前为云冈期,其后为龙门期。龙门石窟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主要有两次:北魏孝文、宣武和孝明三帝时期为第一次,计35年;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玄宗时期为第二次,计110年。这两次开凿历时150年。此后,宋、元、明诸朝都有零星的开凿,历经400余年。在整个石窟中,北魏造像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药方洞、皇甫公窟等;而唐代造像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南洞、奉先寺大像龛、万佛洞和东山大万五佛洞、看经寺等。

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建造像最集中的佛教圣地之一,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正是由于皇室集团的直接经营,才营造出佛教天国的一派繁荣,营造出如此辉煌绚丽、规模宏大的佛教文化。也正是由于此种原因,长久以来龙门石窟的兴衰嬗变都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态势息息相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政治动向。

龙门石窟中古阳洞开凿年代最早,并且保存造像题记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它约开凿于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段中部,是魏孝文帝为其母亲冯太后营造的功德窟。洞深10米,高11米,宽7.9米,规模十分宏伟壮观。该洞是利用旧有的溶洞开凿的,佛座的后部有一个神秘的洞穴,高约1米,黑魆魆的深不见底,讹传此洞一直可以通往宜阳。昔时此洞叫“捞金洞”,据传古时有人在此洞捞金,故得此名。明清时,捞金洞又被称作“老君洞”,传说老子曾在此炼丹。

这些显然有虚构的成分,不过也曾有人带上手电筒下去踏察,初入洞时尚可直行,数米后,溶洞变窄,只可匍匐而行,以后便越来越窄,使人无法进入。龙门山为石灰岩构造,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利用天然石洞开窟造像,省工省时,这是北魏早期开创龙门石窟的特点之一。

古阳洞的雕凿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为第一期工程,支持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的一批皇室贵族、高级官吏多于该洞窟中发愿造像,使之成为第一个孝文窟。洞窟正壁为孝文帝所造的三尊像,一佛二菩萨。佛祖释迦牟尼像盘膝于中座,通高7.82米,身体瘦削,身披褒衣博带袈裟。释迦牟尼头光三圈,红色的身光,直达窟顶。

第一期工程,在南北两壁整齐地并列开凿了两层窟龛,大都是北魏皇室贵族的造像,且多数大龛都刻有“造像铭”。从目前保留在古阳洞中的造像题记看,太和十七年(494年)随魏孝文帝来龙门造像的王公贵族有:安定王元燮,广川王元略(贺兰汗),齐郡王元祐,北海王元详。大臣中有官至司空的穆亮,辅国将军杨大眼,洛州刺史始平公等人。除此以外,不少地方官吏也纷纷加入到开凿古阳洞的行列中来。

宾阳洞的遭遇

漫步龙门石窟的每一寸土地,或者停留在某一座窟龛前,想像着它昔日的辉煌和朝拜者的狂热时,你对它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信仰崇拜佛祖的信徒们,曾经把龙门石窟作为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加以顶礼膜拜。当你站在这里审视着眼前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神龛和一座座神秘的寺院遗址时,你即刻会产生同样的信念。

北魏诸洞,以古阳洞和宾阳洞最为著名。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皇室显贵营建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宏伟的规模和精美的雕刻而受人注目。千百年来,龙门石窟曾发生过无数颇具传奇色彩的惊险故事,而宾阳中洞所经历的一切最为惨烈,以致使它如同大卢舍那佛像一样响彻世界,令人惊叹不已。

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去世,他的第二个儿子元恪继位,史称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后,葬孝文帝于洛阳北邙长陵,并于第二年下诏于洛南龙门山为孝文帝开凿石窟。宾阳中洞实际上是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太后所开凿的功德窟。景明元年(500年),宣武帝命宦官白整仿照大同云冈石窟,在龙门西山营造石窟两座。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宾阳中洞修凿前原计划“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而经过五年施工,才斩山二十三尺。因为前期工程进度太慢,于是宣武帝改换宦官王质继续营造。王质终因“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请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王质死后又有宦官刘腾接替监造,刘腾为了邀功,奏请宣武帝再造石窟一所,于是成为现在的宾阳三洞。中洞于正光四年(523年)完工,历时24年,用工802 000个。据测,当时在宾阳三洞的崖壁间,每天都要有上百个工匠在此雕凿,整整干了24年,也只是完成了宾阳中洞的造像人物,而东、西两窟还没有完工。

宾阳中洞深11米,宽11.10米,高9.3米。石窟正壁一铺五尊石雕像,主像释迦牟尼居中坐,像高6.45米,它额广颐宽,眉目疏朗,给人温和亲切之感,体现了北魏“瘦骨清风”的时代风格。释迦牟尼两侧侍立迦叶、阿难弟子和文殊、普贤菩萨。窟左右壁又各有一佛二菩萨立像。这些人物神态表情感人,与周围11尊主像构成了格调连贯,融洽和谐的气氛。在这些石雕像身后的石壁上,装饰着华丽的背光、头光,以及浮雕弟子像。

为了强调洞窟环境的装饰效果,宾阳中洞的窟顶及地面均雕饰出形制廓大的藻井浮雕和莲花铺地。洞窟东壁是富有绘画性的浮雕,自上而下共分四层,著名的浮雕《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就雕于前壁第三层。

画面中文昭皇太后凤冠华服,手擎莲花,趋步向前,仪态万方,温文尔雅。左右女官簇拥而行,皆风姿雷动,流韵备出。孝文帝冠冕旒,身着宽袍大袖,他的前方有持薰香炉者,左右侍候有持华盖、羽葆者。行列后部又有侍臣多人,皆笼冠高峨,端庄肃穆,次第相随。这两块浮雕有着复杂的构图,人物间有着错综的关系,画面庄严肃穆、华贵雍容、和谐统一,颇具皇家风范,是了解当时绘画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宾阳南北二洞窟形与中洞基本相同,略小于中洞。但工程尚未完毕,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元恪去世,年仅7岁的孝明帝即位,胡太后临朝称制。胡太后的妹夫、领军元叉和当时主持宾阳洞工程的中尹、宦官刘腾以“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为由,乘机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孝明帝和胡太后,由刘、元二人执掌国权。4年后,刘腾病死,胡太后返政。她挖了刘腾的坟墓,以示报复,并且废弃了刘腾主持修造的宾阳洞工程。因此宾阳三洞只完成了中洞,而未能完成南北二洞的造像工程。实际上,此时的北魏王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的穷途末路中。大厦将倾,胡太后再也没有能力问津这项庞大的工程了。

据《集古录》载,宾阳三洞是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长孙皇后所造,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北魏王朝灭亡于宾阳洞辍工第8年,随之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的开窟造像高潮也宣告结束。此后,龙门石窟在冷寂了近一个世纪后,一直到唐初造像活动才逐渐复苏,到唐高宗时期再创辉煌,将龙门石窟开窟造像活动推向第二个高峰。

李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隋末的政治动乱,给社会带来了暂时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达。然而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背后,围绕着皇嗣的归属问题而引起的纷争,却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唐太宗李世民有14个儿子,长子承乾自幼聪明过人,深得太宗的欢心,8岁便被立为太子。但是承乾为人奸诈,善于阳奉阴违,以后便逐渐失宠。不久,承乾患重病落下残疾,变成了跛子。显然,作为皇帝的接班人,仅从形象而言就不合格。因此承乾的太子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在承乾众多的弟兄中,四弟魏王李泰,聪慧不让其兄,在他青少年时就主编过一部长达550卷的地理名著《括地志》,因此很得唐太宗的宠爱,并且逐渐胜过承乾。受到父爱的宠爱,李泰的贪欲逐渐滋长,欲壑难平,开始觊觎太子的宝座,“潜有夺嫡之意”(《旧唐书·李泰传》)。面对李泰野心勃勃的挑战,承乾怎甘示弱,他一面纠集党徒,与李泰展开激烈的角逐,一面暗中派出刺客企图搞暗杀。与浮躁多疑的承乾相比,李泰更显得足智多谋,他一面在朝野上下与承乾明争暗斗,一面花费大量精力用于博得李世民的欢心。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悲哀万分,终日郁郁寡欢。魏王李泰见此情景,恳请出巨资为母亲在龙门山开窟造像,以博取李世民的欢心。李泰在龙门经过全面地勘查后,目光最终落在了北魏王朝不曾全部竣工的宾阳三洞。这样既省资金,又可以在短时期内见到成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乱与年久失修,此时龙门石窟已经衰败,昔日的繁华与规模宏大的祭礼活动也化为泡影。李泰遣人把北魏王朝灭亡时没有完工的宾阳南北二洞的非主体造像,降格以求,把原本的圆雕工艺改为浮雕,把藻井与四壁原拟定的高浮雕改做浅线刻或彩绘。

万世佛光

龙门唐代石窟中,奉先寺大像龛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凡是到过龙门的人,都会被卢舍那大佛的博大壮美所震撼。奉先寺位于西山南部半山腰间,后代称九间房。奉先寺在开窟造像时,别具匠心,一反常规,不采取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而是依山就势在露天的崖壁上雕造佛像,烘托出一种浑然天成的浩然大气。摩崖像龛南北宽36米,东西进深40.70米,为一巨型露天窟龛。

拾级而上,登上窟龛的平台,崖壁间一尊巨大的雕像即刻映入眼帘,这就是名扬天下的大卢舍那佛像。大卢舍那是龙门石窟最为壮丽的一尊石雕像,它典雅安详地坐在八角束腰涩式莲座上,其明丽秀雅,雍容高贵的气势,把大唐艺术推向了极致。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会为它的神奇感到骄傲和迷惑。

在这个神圣与恢弘交织着的崖壁间,任何人都会被这气势雄伟、直上云天、神态祥和宁静的雕刻艺术所征服,感到前所未有过的身心震颤和灵魂的激荡。据说大卢舍那是释迦牟尼的报身像,就是说,它是释迦牟尼的另一种身份或境界,它是理想的化身。

大卢舍那石雕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梵语“卢舍那佛”即光明普照、光辉普遍之意,是源自古代日神崇拜的太阳神信仰而来。1500年来,大佛仅双手及腿部以下因早年地质层的裂隙结构及气温变化因素而塌毁,其余仍基本保存完好。虽然如今人们已经无法真切地看到当初大佛被粉饰一新,受人顶礼膜拜的情景,但是仍可以推想出当初皇家集团在此举行隆重祭礼的场面。无疑,这里的一切所表现的是大唐盛世的伟大和繁荣。

站在近处,举目凝望大佛,会使人惊叹不已。大佛身着通肩大衣,自右肩回绕至左肩,覆盖着全身的舒缓的衣褶,飘逸而浩荡。看似流水,然而在薄薄的衣襞下却显示出壮硕躯体的健美之质感。透过佛身壮实厚重、韵律般的道道曲线,以及额面上大而弯曲的眉线和微微浮起的唇线,我们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活的艺术气息。

大佛的身后光艳夺目,是马蹄形的神光和宝珠形的头光,突出了大佛器宇轩昂之势。身光上冉冉跃动的火焰纹,以及飘然飞动的飞天,给大佛以舒适悠然之动感。尤其三层熠熠生辉的头光使得原本不大的头部质感,加上那长长的内削而下垂的耳垂的质感,使其更加清丽幽静和厚重庄严起来。当你和它那永恒、恬淡、慈祥、智慧的目光对视时,你会顿觉心境空灵升华,恬然平静,会立时变得大彻大悟,超凡脱俗。

奉先寺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九尊大像。艺术家按照佛教的仪规,雕凿了具有不同性格和气质的大型群雕像,而且还把这组群像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得水乳交融、淋漓尽致。阿难文静温顺,外表朴素;菩萨华丽、端庄、幽静、矜持;天王肃穆、硕壮、狰狞,具有镇压邪恶的力量;力士刚强、生性暴躁;即便是承担着天王沉重身躯的地神,都被雕刻得出神入化,具有一种奋力对抗的精神。这些雕像虽然是大唐佛教雕塑中常见的类型,但是仍然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家独特的匠心。

大卢舍那像龛坐西朝东,开凿于唐高宗时期,是中国第二个波澜壮阔的造像高峰。据卢舍那佛座北侧、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碑》记载,奉先寺始造于咸亨三年(672年)4月,是唐高宗发愿为他的父亲太宗李世民建造的,皇后武则天施以两万贯脂粉钱赞助建造工程,至上元二年(675年)12月完工,历时3年9个月。据学者考证,这一时间应该是大卢舍那像的开凿时间,而并非是整座大龛的开凿年代,据推测,整座大龛的营建至少要用15年以上的时间。

这座大佛是大唐国师善导监制的,《像龛记》中保留了一些“支料将”的名字,他们是李君瓒、成仁威和姚师积。他们的名字对世人是那么生疏,而那些为雕造这座大佛而付出毕生精力的匠师们更是默默无闻。为什么他们没有像米开朗琪罗、罗丹一样留下辉煌的名字?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匠师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然而他们创造的奇迹、创造的辉煌为人类留下了大唐文化的精粹。

20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喜龙仁写了一本有关龙门石窟的专著,对龙门石刻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过去西方学者总是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东方的雕刻艺术,而喜龙仁在深刻透析过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后,认为东方雕塑更具“整体平静的和谐”。

近一时期,有学者认为大卢舍那是按照武则天的面型雕塑的,所以将大佛建造成了女性形象,可以作为武则天的化身人佛像。为此,前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大卢舍那应该是附属于大奉先寺的,如同于敬善寺石像附属于敬善寺一样。唐高宗敕立大奉先寺时,恰值唐太宗去世30周年,因此可以推定建造奉先寺,可能是高宗为了给其父亲唐太宗追福。

温玉成说,《像龛记》中明确记载大卢舍那是大唐高宗建造的,武则天作为皇后捐助脂粉钱时,距工程结束仅三年,这些不过是武皇后支持高宗事业以及她本人笃信佛教的表示罢了。再说根据奉先寺开凿的规模来看,它的开凿年代应该在显庆年间,或者更早。当时武则天刚刚被立为皇后,她正竭力要取得唐高宗的宠信,以达到从政的目的,所以不可能会不遗余力为自己造像留名。

龙门新生

关百益在他所编纂的《伊阙石刻图表·后序》中说:“尤可怪者,壬申(1932年)九月间,修伊阙西山下石道,工人妄取山石炸毁佛龛无算,闻土人言炸山石时,声言奉上官命,将西山参差不齐处尽行炸平!果若所言,则魏唐古迹损伤更难臆计。所幸正炸取间,适有西人(西方人)夫妇游历至此,睹之大不谓然。驰告县署,县长诿为不知,派人查视果如所言,遂指取东山万佛沟口之石工修路之用,西山古刻赖以保存……嗟乎!中国古迹自己不知爱护,必待外人干涉始得强留而不毁,岂非国民之大耻耶!”

可谓荒唐,可谓愚昧。关百益当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是河南老一代考古学家。他所描述的情景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龙门石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的龙门,源于政府腐败的官僚机构,石窟区以锣鼓洞(今龙门西山珍珠泉一带)为界,以北归洛阳县管辖,以南归伊川县,龙门一带由此成为两县交界处的“两不管”地带。这种状况致使无赖之徒嚣张恣意,肆行盗凿而无人过问。

关百益在文中所列举的,当时被炸毁的路段残迹,如今犹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幸好有不详其姓名的国际友好人士,将他们看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县署,救龙门于劫难中,才使其免遭灭顶之灾。龙门西山的开采活动虽被制止,但实际上修路取石并没有停止,而是从西山转移到了东山万佛沟,对东山石窟仍造成严重破坏。昔日仅一条起伏落差不大的万佛沟口,今日已成为一处宽阔的沟壑,其中相当部分洞窟、龛像被崩毁无存。关先生于1928年补拍的龙门东山万佛沟沟口处的一幅照片中的部分龛像,今天在原址上已经不见踪迹,其中一洞壁所雕的上下两排立佛像共10尊,今仅残存下层最里边的一尊立佛的左半肢膀。龙门石窟历来的人为破坏是惨重的,据不完全统计,龙门全山造像约10万尊,而90%以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盗凿,完整者不到10%。

旧中国,给龙门石窟带来深重的灾难,除了可随意盗凿和破坏外,周边的环境对龙门石窟也构成严重危害。当时龙门石窟周围遍布石灰窑场和采石场,大规模的采石活动和窑场排放出的滚滚浓烟上下翻飞,遮天蔽日,急速加快了岩石的风化和衰变,这一切无不使人痛心疾首、忧心忡忡。

龙门石窟开凿千余年来,受到严重的破坏。新中国建立后,人为的破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设置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公布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只要政府下决心,加强管理,人为的破坏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但是,石窟区所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龙门石窟开凿在寒武纪石灰岩上,喀斯特溶洞极为发育,岩层中发育了不同方向的构造裂隙,纵横交错,将洞窟所在的岩体切割成形体各异、大小不同的分离体,进而造成了洞窟和雕刻品的不断崩塌。奉先寺南壁破坏最为严重,壁面龛楣已经崩落无存。现存的雕像从外观上看较为完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裂缝很多,对石雕像构成严重威胁。主尊卢舍那雕像的头部,已被宽3厘米的裂缝切割成两半,并且两手无存,基座毁坏。菩萨、天王、力士受裂隙切割,已经与后面的岩体脱离,有的裂缝宽达10厘米,致使雕像向前倾斜。奉先寺最大的溶洞暴露在阿难菩萨身后,溶洞已发育为南北长约14米,东西长约13米的溶蚀范围,正酝酿着大面积的崩塌。

1948年,洛阳解放,龙门才回到人民的怀抱。新政府给它创造了一个恬静的,可供休憩的环境,使它能够有机会松弛一下疲惫的身心,静养和调整一下千百年来所遭受的累累创伤和屈辱。

1951年,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成立,龙门石刻的治理与保护走上了正常的途径。1953年3月,龙门文物保管所成立,工作人员只有5名,主要任务是保护石窟的安全,杜绝人们在石窟附近采石烧石灰。第一任所长马玉清,是个农民。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龙门石窟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龙门。

他每天亲自到窟区中清理淤泥、疏通道路、排除危石、安装栏杆……一直从天亮干到天黑,从冬干到夏,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给龙门带来了福音。当时的龙门窟区,处处一片狼藉,道路不畅,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洞窟中的淤泥已填平窟底,简直无处下脚,稍不留意就会踩到蛇或蜥蜴之类的东西。而那些长期以此为巢的飞鸟、蝙蝠当受到惊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四下飞撞,使人心惊肉跳。尤其在狂风大作、雷鸣闪电的日子里,人们就更加难以想像,马玉清是怎样率领着一支小小的护卫队,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坚守在工地上的。

龙门石窟所在的东西两山,树木茂密,杂草遍布,在窟顶岩体表面形成植被层。1975年,在潜溪寺洞窟维修工程中,发现洞内顶部有一层树木须根,长达1米左右,这对石窟岩体构成了严重的危害。树木根系生长,促进岩层裂缝发育,不仅延长水分在岩体表层的储存时间,也延长向洞内渗水及水对碳酸盐岩石溶蚀的时间。

每逢降雨,雨水由地表进入裂隙,通过走向不同又相互连通的裂隙渗入洞内。尤其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使这一岩体病害愈加严重。每到雨季,整个石窟几乎是无洞不漏,有些洞窟甚至积水外溢,不得不采取人力向外排水。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连续发生在净土堂、惠简洞、大万伍佛洞、石窟寺等处的岩体崩塌中,崩落体与岩壁之间都有大量的树根存在。

这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对于这种自然力的损坏,人们只能用科学技术手段来保护它,延缓石质的衰减、抵消自然力的作用。1961年6月,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包括白居易墓)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家科委把龙门石窟的“围岩崩塌”、“洞窟漏水”、“雕刻品风化”等病害的治理列入十年科技研究规划。北京地质学院专家苏良赫、王大纯分别带领实习生到龙门石窟进行了地质调查,针对石窟岩石的风化、磨损、剥蚀、溶蚀等自然损坏因素提出了补救办法,并发表了《石窟保护工作中的地质学》等论文。

1965年9月,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的专家杨烈、王丹华、岳瑾玉等人到龙门石窟帮助筹建起气象观测站,在龙门窟区展开干湿度检测记录工作。1971年国务院图博口(国家文物局前身)的专家与龙门文物保管所刘景龙、冯吾现及河南省博物馆陈进良等人,成功研制出环氧树脂灌浆同工程铆杆相结合的加固法,并在对石窟围岩、雕刻品的加固试验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至此,龙门石窟开始进入以科学技术手段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阶段。

永不褪色的底版

无疑,龙门石窟是伟大的,是永恒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龙门石窟得以新生,受到国家的保护。龙门对外开放以来,吸引着国内外大批的游客,每天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并且游客数量在与日俱增,每年游人达100万以上。这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和国际友好人士……总之,在龙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总是不失时机地激起多彩的浪花,给龙门两岸的秀色增添无限光辉。

1973年7月,龙门石窟遭受伊河洪水侵袭后,龙门保管所正处于紧张而繁忙的善后工作阶段。一天,龙门石窟保管所所长温玉成突然接到洛阳市委下达的接待国宾的紧急任务。这次市委对龙门石窟的接待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决定加宽西山路面,并在奉先寺下的伊河滩中建造一处停车场。洛阳市市长卢成松亲任指挥长,在龙门坐镇指挥扩建工程。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重要的接待任务,市委宣传部部长宗树铮奉命召集温玉成、李文生、李玉昆、张文彬、李延龄等人,住进“国际旅行社”突击编写《龙门石窟简介》,准备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1966年以来,全国首次出版石窟简介。

编写完《龙门石窟简介》后,于9月中旬,温玉成接到通知,让他到东山香山寺参加“讲解员培训班”,准备接待国宾及随行的100多名记者采访团。参加这次学习班的,除本所人员外,又从市文化局、市博物馆抽调了一批人员。

在中国的国土上接待外宾,无可置疑,安全第一。公安部部长于桑曾三下洛阳,检查安全情况。他细致审查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并一再强调安全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时龙门的日常工作几乎停止,进入“政审”和警力部署阶段。政审工作由党支部书记王康负责,实际上是对接待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把关。

龙门游览区警戒部署分为三层,外层距龙门石窟5公里,由当地驻军部队负责担任警戒;第二层距龙门石窟2公里,由地市公安局抽调出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武警部队负责;内层由便衣警察和通过“政审”挑选出来的内部工作人员承担,让他们充作游人分布在各游览点做近距离的保护。所有进入窟区的人员统一签发“通行证”,到时无论任何人,只认证件不认人。

国宾所经路线,由43军投入一个营的兵力,携带扫雷探测器,对所有要经过的地方逐一进行了扫雷,以防万一。此后,龙门石窟进入战备状态,每个人都被紧张的氛围团团笼罩着。

9月下旬,市委领导李逢琪、周为松、王玉忠组织龙门石窟讲解员“试讲”。根据试讲结果,市委决定由温玉成和李莲蓉全程陪同,李莲蓉负责陪同女宾。其他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陪同记者团,一部分散守在古阳洞、宾阳三洞、潜溪寺、奉先寺、万佛洞等重要窟龛,负责安全和接待。还布置了一些机动人员,专职监管国际长途电话。另在宾阳洞和禹王池设立两个临时书摊,专卖《龙门二十品》,每套定价500元。宾阳洞下的书摊由刘景龙和裴元立负责。

为了龙门石窟的对外形象,经市委批准,龙门保管所参与接待的人员,中层以上领导每人做毛料中山装一套,职工每人做“的卡”军干服一套。大家穿上新做的服装,个个精神抖擞,无不沉浸在隆重、自豪而紧张的气氛中。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市最重大的一次接待活动,接待工作的好坏不但会影响到洛阳的声誉,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

10月14日清晨,从收音机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将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及其夫人来洛阳参观的消息。洛阳顿时沸腾了,热烈的情绪达到了极点。因为原来传达说是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特鲁多前来,谁也没料到竟然是周总理亲自陪同。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无比震惊和激动,不禁喜出望外,欢欣鼓舞。这天上午9时,接待组的成员奉命到“国际旅行社”报到,报到的人员每人得到一份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耿其昌和洛阳市“革委会”主任赵玉轩签发的“欢迎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午宴”的请柬。

10时,市长卢成松带领大家分乘两辆大轿车来到火车站,观看欢迎群众的“排练”预演,王玉忠为车站欢迎队伍的总指挥。11时,接待人员回到友谊宾馆,12时30分,午宴开始,这是省级宴会,共“四菜一汤”。到现在温玉成仍对此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四菜一汤为“奶油猴头、番茄煨鱼、四色素菜、口蘑蒸鸡及牡丹燕菜汤”,喝的是“宝丰特曲”。宴会一散,温玉成一行重任在身,不敢久留,随即乘车返回龙门,待命迎接周总理一行。

下午2时,温玉成和李莲蓉被安排在禹王池下,等候贵宾。这个位置是外交部礼宾司选定的。3时许,长长的车队渐渐停在了大门外。周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及其夫人下了车,缓步走来,身后是浩浩荡荡的特工与记者。温玉成和李莲蓉两人立刻小跑迎上前去,同总理及特鲁多夫妇握手,并致以问候,然后随他们缓步向前。周总理在禹王池下的流水处停了下来,用手摸摸泉水。温玉成介绍说:“这是山里流出的泉水,冬暖夏凉,一般在摄氏24°和25°之间。”周总理笑笑,特鲁多夫妇也上前摸摸泉水,气氛和谐而融洽。

在宾阳洞,很多外国记者都围着周总理和特鲁多总理拍照,照相机闪光灯、摄像机碘钨灯一齐打开,整个洞窟被夺目的各色灯光所覆盖。这时一个大胡子记者靠得最近,也最活跃。总理扭了一下头,好像在躲避闪光灯刺眼的光芒,然后眨了眨眼睛,辨别出洞窟中的雕像群,指着迦叶像的尖鼻子说:“你像不像他?”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周总理从宾阳洞走下来,正对着卖《龙门二十品》的书摊,他缓步走向书摊,顺手拿起一套《龙门二十品》,边认真地翻看着拓片,边问:“多少元一套?”裴元立答道:“500元一套。”周总理转身问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是否带的有钱,当韩叙如实告诉他自己也没有带那么多钱时,总理表现出一种深深的遗憾。看到总理如此喜爱,裴元立身旁的一位市委领导,激动得拿起一套轻声说:“总理喜欢,送总理一套。”周总理看了他一眼,轻声责备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此时,特鲁多总理已经从宾阳洞走下来,总理放下手中的书,陪着他继续往南走去。

走在第一排的是周总理、特鲁多总理、省“革委会”副主任耿其昌、翻译唐闻生和温玉成。记者们都在前边抢拍镜头,几百架摄像机同时对准了大家最敬爱的周总理。走进万佛洞,温玉成介绍说这是宫中三品女官、大监姚神表、内道场智运禅师于680年为唐高宗皇帝、武则天皇后所造的石窟。

从万佛洞台阶下来时,周总理问温玉成:“你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吗?”温玉成恭敬地说“读过”。周总理又问:“你会背吗?”温玉成回答说:“不能。”此时,周总理一面步下台阶,一面小声背诵道:“伪临朝武氏也,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阵,曾以更衣人侍。”微微停顿一下,总理向南眺望一下,接着又背诵道:“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爱举义旗,以清妖孽……”在周总理面前,温玉成感到自己才学寡陋,更为周总理的渊博知识而深感钦佩。

奉先寺下设有临时茶座,是专为周总理及特鲁多夫妇准备的,事先就计划着让他们在此小憩一下。周总理坐在靠椅上,遥望东山良久,用手指着问:“这山有多高?”温玉成回答说:“海拔371公尺。”总理不无感叹地说:“山上的树太少了。”休憩过后,周总理一口气登上奉先寺,温玉成想要上前搀扶他,却被他制止了。站在高耸入云的大佛前,周总理双手抱肘,凝神仰视着大卢舍那佛安详的面孔,久久没有说话,神态严肃而沉重,分明是被大卢舍那的气魄所震撼。此时,他的内心世界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当宫大中正在讲解时,龙门保管所的两位女讲解员连吁带喘地跑上来,大大方方地走到总理面前,恭敬地说:“总理好!”总理转过身问道:“你们是哪单位的?”站在前边19岁的佟寒秋回答说:“我是这里的讲解员。”总理指着大佛问道:“你能讲吗?”佟寒秋机灵地回答说:“能。”总理笑笑说:“那好,那就请你讲吧!”就这样小佟给总理讲解了奉先寺的一部分内容。

周总理转身看着身旁的温玉成,向他提了几个有关佛教方面的问题,温玉成一一予以回答。就在这时,《洛阳日报》记者苌喜元趁机拍摄了温玉成和总理的一张合影。那年温玉成34岁,他永久珍藏着这张照片,感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最有意义的照片。

在古阳洞,周总理看得很仔细。当他得知杨大眼龛造像题记是《龙门二十品》之一时,他转身风趣地对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说:“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500元钱,《二十品》买不成了!”周总理的幽默又一次引起众人的笑声。韩叙不好意思地答道:“真是不知道出来要用现金啊,确实拿不出500元钱啊。”众人又是一阵笑声。

当周总理看到文物被严重破坏时,对温玉成说:“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一定要研究好、保护好。”话语间包含着极大的鼓励和期待。省委有关领导立刻回答说:“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温玉成也连忙点头答应。韩司长问温玉成说:“你是哪里毕业的?”温玉成回答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64年毕业。”韩司长说:“研究龙门,你们可是正宗啊!”温玉成连忙点头称是,一再表示决不辜负中央领导的重托,此时,温玉成真正感觉到无比的荣幸。

雪夜盗宝

1997年3月29日夜,是一个风雪之夜。要说都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却突然狂风大作下起雪来。借着漫天的风雪,一伙黑影悄悄潜入龙门东山,一个,两个……一共8人。他们簇拥而行,步子急促,没有掉队的,似乎都很紧张。

为首的一个男人约30岁,矮矮胖胖的却很结实,虽然看不清他的面部,但是根据他的手势和他急促的动作,可知他并不慌乱,并镇静自如,而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叫高云辽,是南阳市南召县的农民。他和哥哥高云清及嫂嫂在广州打工时,认识了一些文物走私贩,有人告诉他们洛阳龙门石窟的石雕像很值钱,如果能搞一个到手,这辈子他们就不用再辛辛苦苦地打工了。听此一说,几个人怦然心动:能有这样的好事,为何不试试?于是他们决心到龙门一游,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佛教天国里寻找一份属于他们的快乐。

他们来到龙门石窟,看到满山都是石人,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仔细一看,这些石雕像都是依山雕造的,要想把它们盗走谈何容易,这时他们才明白原来是受骗了。但是高云清和高云辽兄弟俩并不死心,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总是应该有办法的,再说这漫山遍野都是石雕像,不信就不能搞到手一个,他们决心试试运气。

兄弟俩几乎天天来一趟龙门石窟,瞪大血红的眼睛四处游荡,机敏地寻找着猎物,凡是能摸到的地方,他们都看过了,看得很仔细,想必是准备决一死战。他们在石窟一连转了数日,最后在东山万福沟擂鼓台内找到了猎物。这里存放着一些可移动的石雕像,是文物调查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不料却引起这伙歹徒们的注意。

但是这样庞大的一个石人,要想能把它运下山去谈何容易,仅靠他们兄弟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七八个壮劳力才有可能把它运走。于是他们回到老家南召县,在村子里挑选了几个可靠的壮劳力,每人给500元就敲定了。做好充分准备后,他们租来一辆汽车,由南向西而来,开始了他们罪恶计划的第一步。

高云辽不断催促那伙人加快步伐,他显然很熟悉这里的地形,擂鼓台离龙门研究所值班室比较远,而且又是风雪之夜,他们估计值班的巡逻人员在这样的时候,可能会放松警惕。这时风势渐紧,天空飘着大片的雪花,簌簌地往脖子里钻,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但是高云清、高云辽弟兄俩却格外兴奋,认为是天赐良机,事必成功。山间漆黑一片,地上已经有了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他们罪恶的脚印。几个人一步一滑,走走停停,就这样鬼鬼祟祟地爬上了东山万福沟擂鼓台。

擂鼓台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山体很高,周围还有铁栅栏,一般是不易翻越的,更何况要把一个近2米高,两吨多重的石佛像从房子中搞出来,再运下山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兄弟俩显然已经事先盘算好了,并经过了周密的计划。他们爬上擂鼓台以后,开始用铁锤和錾子在后山掏洞。沉闷的敲打声,被怒吼的狂风吞没,消失在空旷的山野间。因此高云清兄弟俩更加胆大起来。天亮前,他们在后山掏了一个两米大小的洞,挖通了擂鼓台的后山墙,然后一个个钻进洞内,把一尊可移动的唐代造像从洞中拖了出来……

这时天已经快亮了,他们把石佛用绳子系好,顺着山坡往下滚,因为山上有雪,而且石佛的体积又大,因此七八个人费尽周折,还是感到力不从心。高云清和高云辽两人边指挥着人们往山下滚石佛,边紧紧地拖着手中的绳索。粗粗的绳索在坚硬的石头上摩擦,一下一下的,最终耐不住强力牵引,突然断为两截,石佛一头栽下山去,随着一声巨响断为三截……

第二天一早,风雪骤停,空中雾蒙蒙一片,两个巡警来到万福沟擂鼓台,隐约中他们看到擂鼓台后山墙被凿开一个洞,那件唐代石佛已经不翼而飞了。于是他们一阵慌乱,连忙打电话报告给李祥民书记。

李祥民这时刚起床,听到石佛被盗的消息,他大吃一惊,只觉眼前阵阵发黑。镇定一下情绪后,他看看表,六点半钟。他不顾一切地急忙拨通了市长刘典立的电话,刘市长同样感到震惊和愤慨,说他马上赶到案发现场,让李祥民立即向市公安局报案。李祥民稍稍喘了一口气,然后拨通了市公安局的电话,并且通知正在龙门石窟的值班人员,要他们保护好案发现场,等待市委领导和公安部门前往侦破。部署好工作,李祥民匆匆开车从市区赶往案发地点,他赶到擂鼓台时,恰好7时整。

擂鼓台一片狼藉,石佛已经不见踪影。因为昨夜一场大雪,山坡上留下横七竖八的泥脚印,还有深深的推拉石佛的印痕。看到这一切,李祥民感到揪心的痛楚,无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龙门石窟的一起最为重大的恶性案件,甚至在全国也属要案、大案。看着眼前的混乱局面,很长一段时间,李祥民都感到思绪混乱,无法集中精力思考问题。大约7点30分,刘典立市长带领主管副市长朱广平、宋周涛、查敏以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人先后赶来。这起大佛被盗案引起市委、市政府乃至省委的高度重视。

经过现场勘查,公安人员只发现一把铁錾和一只残破的编织袋,经仔细辨认,隐约发现编织袋的口部模模糊糊印有“南召”二字。这是惟一的线索,大概是由于夜间风雪中,盗贼一时仓促而疏忽了,也许是石佛临走时暗中留下的证据,总之,盗贼留下了有可供侦破的线索。

国宝回归

旧中国,由于国家的贫穷和落后,龙门石窟大批精美文物被侵略者掠夺和破坏。而今随着国势渐强、社会繁荣和国际地位日渐提高,龙门石窟身首异处、漂泊在外近70年的佛头,如今带着中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落叶归根,相继荣归故里。

2001年4月17日下午2时整,加拿大航空公司AC3209次航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草坪上。至此一件流落国外60多年的珍贵文物——“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的摩诃迦叶罗汉像”,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自4月初,当国家文物局得到加拿大国立艺术馆将要送还一件龙门石窟唐代罗汉像的消息后,负责此项工作的社会文物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四处奔走,一刻也没有闲着。他们要按规定发送相关公函,取证核实,办理入境保税函……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社会文物处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机,铃声此起彼伏,声声紧迫。为了这件珍贵文物能够顺利回归,在短短的十多天里,他们不辞劳苦,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4月17日中午1时,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员和记者一行赶到首都国际机场,迎接抵京的摩诃迦叶罗汉像。由于飞机提前抵达,当他们赶到印有Canada字样的飞机下面时,罗汉像已经被转移到了提货处。负责人员办理了相关手续后,装卸机载着一个硕大的红色扁方形货箱缓缓驶出仓库。这里边装的便是大家翘首企盼的龙门石窟雕像。为了安全起见,在仔细核对了提货单之后,工作人员没有启箱,而是原封不动地装车,将其运回到故宫博物院,保管在地库中。

第二天上午,由中国文物研究所步连生、中国历史博物馆孙国璋、龙门石窟研究所王振国等人组成的专家鉴定组,在这里现场开箱,并对文物进行了真伪、残损程度和级别的鉴定。9时整,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红色货箱上的封条,一尊精美的罗汉浮雕造像赫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经测量,该雕像高84.3厘米,重96公斤。这件罗汉浮雕系石灰石质地,与龙门石窟山体石质正相吻合。罗汉面部高鼻深目,宽嘴大耳和突出的颧骨,酷似西域人。它身穿宽袍大袖,右手擎以莲柄,左手衣袖以下便是断痕。还有一块莲花造像,应该是罗汉手中所擎之物,现已断开。

此时王振国最为激动,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深知这件雕刻艺术品的遭遇和身世以及它的价值。王振国拿出由他和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陈哲敬先生共同编著的《龙门流散雕像集》,翻至第79页版图。该页收藏了有关的三幅图版,一幅为1907年沙畹所编著的《北支那考古图谱》,中看经寺里完整的摩诃迦叶与阿难像;第二幅为王振国于1993年拍摄的,看经寺中摩诃迦叶上身被盗的残像;第三幅为20世纪70年代,欧洲某国私人所收藏的摩诃迦叶像剪影。这三幅图像把摩诃迦叶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

经过几位专家鉴定以后,确认该罗汉为龙门石窟的摩诃迦叶,为看经寺二十九尊罗汉像中的第一尊。罗汉身体下半部的断面与被盗后遗留下的断面完全相吻合,造像的细部特征及艺术风格与以前的资料照片也是毫无二致。

专家们将这件雕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理由为:它题材独特,该罗汉像为看经寺中的主体造像,即禅宗西土二十九祖中的第一尊。禅宗西土二十九祖师像是依据《付法藏经》和《禅经序》所造,除龙门石窟外,目前国内尚未发现第二例以禅宗二十九祖为题材的造像。据最新研究结果,看经寺中的罗汉像雕造于盛唐时期的开元年间,时间可以确定。且这件石雕像造型精致,人物神态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4月19日上午,在故宫博物院漱芳斋举行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送还中国龙门石窟雕像交接仪式”上,加拿大国立艺术馆馆长皮埃尔·贝特尔亲手揭开货箱上覆盖的红布,并正式宣布将这件珍贵文物无偿送还给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并转交给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永久保存,同时董保华向贝特尔先生颁发了证书。他说:“这一切说明加拿大政府在执行《巴黎公约》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怀着深厚的情谊,我们对加拿大国立艺术馆无偿归还龙门罗汉雕像,表示诚挚的谢意。”至此,这件漂流异国他乡60多年的珍贵文物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造就和孕育它的土地。

看经寺凿于武则天时期,竣工于“安史之乱”以前。该窟为龙门东山规模最大的佛窟,窟龛平面呈方形,进深11.70米,宽11.16米,高8.25米。在窟龛三壁的下部雕出高约1.8米的传法罗汉29尊,其中正壁11身,两壁各9身,为我国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像。根据佛经故事,这里雕凿的是西土(印度)二十九祖传法谱系列像。就是说当释迦灭度后,首先将佛法传给了摩诃迦叶第一,摩诃迦叶再传给阿难第二,一直传到29代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是南印度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对于政界尔虞我诈,兄弟相残的现实,从小就十分厌恶和反感。为了摆脱政界的束缚,他十几岁就出家为僧,远避政治。他继承佛法后,又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便于北魏孝明帝时渡海东去,到了洛阳。菩提达摩把佛法传到了中国,受到孝明帝的隆重欢迎。此后,菩提达摩到了嵩山少林寺修行,“面壁九年成正果”。中国佛教教派的禅宗将达摩奉为初祖。少林寺的后山上建有初祖庵,初祖庵后的悬崖峭壁上,还有达摩洞。据说那里便是达摩面壁的遗址。传说达摩在修行时,乌鸦在他头上筑了巢,又养了一窝小乌鸦,他仍全神贯注,不知不觉。

中国禅宗不仅把东渡的达摩奉为祖师,而且还要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借以表示自己是正宗嫡传。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禅宗才有条件营建规模如此宏伟的洞窟。这种不雕佛像仅雕罗汉的大窟,似一个大型禅堂,应该是禅宗所主持开凿的。

在这29尊罗汉当中,迦叶显然地位崇高,从它排坐于首位便可得知。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最喜爱的两大弟子,一为摩诃迦叶,一为阿难。阿难主要负责料理和安排释迦牟尼的生活,摩诃迦叶则帮助释迦牟尼传法布道。摩诃迦叶最初属婆罗教徒,乃一辩经高手,后与释迦牟尼辩经败北,甘愿追随释迦牟尼左右并拜他为师。为了传播佛法摩诃迦叶不辞辛苦,四处设坛讲经礼佛,追求普度众生之大道,是释迦牟尼最为得意的首席大弟子。因此,参与鉴定的孙国璋先生说:“摩诃迦叶雕像的回归,使得不仅是看经寺,包括整个龙门在内的佛教艺术得到了有机的衔接。”

据测,这件迦叶造像应该是1936年到1940年间被盗凿的,因为据现有资料显示,1936年,日本人进入洛阳后,曾拍下看经寺二十九祖谱系像,当时首尊摩诃迦叶还保存完好,而1940年以后的图片资料中就再也无此记载了。

有关人士透露,这件雕刻艺术品自被盗以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1970年,伦敦索斯比拍卖行(SOTHEBY)举行的拍卖会上,当时这件作品是私人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中的一件,并经过国家画廊Mary Cohen女士的鉴定。在那次拍卖会上,这件石雕艺术品被芝加哥的Marilynn Alsdorf以6500英镑的价格购得,同年,它又出现在芝加哥艺术俱乐部组织的题为“中国艺术”的James W和Marilynn Alsdorf收藏展上。

该作品的第二个拥有者是已故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珠宝商、艺术品收藏家赫尔曼·利维。他曾于1978年给予加拿大国立艺术馆大笔的捐赠,这件迦叶尊者像也在其中。经过国立艺术馆的局部修复,这件石雕艺术品被安置在埃尔金石雕街的主展区。在它回归的几个星期前,加拿大国立艺术馆发现这件石雕作品的真实身份,可能是龙门石窟看经寺里被盗的迦叶尊者浮雕像。经过确认后,加拿大国立艺术馆决定将此造像无偿送还给中国。

4月12日,中加双方在渥太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加拿大国立艺术馆馆长皮埃尔·特贝尔说:“为了能让这件文物回到它原先的地方,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人类文化艺术遗产,加拿大国立艺术馆决定将这一文物送还给中国。”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梅平在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对加方的这一义举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对加拿大国立艺术馆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中国和加拿大都是《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所有权非法进出口和转移的措施的公约》的缔约国。按照条约,凡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其相应的条款,有义务归还非法进口或非法转让并已确认原属地的人类文化遗产。此后,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事业中,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强制手段、经济奖励手段及税收奖励政策等,使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珍贵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加拿大国立艺术馆是世界范围内拥有中国龙门石窟流失文物的众多机构之一,这次归还的迦叶罗汉像是加拿大政府和中国政府双方签订的全部文物归还清单中的一部分,以后还会陆续归还。

摩诃迦叶虽然几经周折,终于荣归故里,但是当你走进龙门石窟时,由摩诃迦叶带来的兴奋和欣喜会转瞬即逝。人们会看到满山蜂窝状的窟龛中多半都是空的,10万尊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无头者比比皆是,断臂残腿者更是无以计数。刀劈斧砍的伤痕历历在目,凡是从此经过的人都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想必人类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思想境界也会不断的升华,到那时,龙门流失在外的大批佛像会有望回归故里,我们在翘首企盼,等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