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述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述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刊载蒲长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综述》一文，全文约7000字。文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对此理论体系尚可发掘的理论空间作出评析。

　　一、关于正确理解评价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问题

　　文章认为，尽管学术界在正确理解、评价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观点方面还有一些争议，但就整体理论倾向而言，坚持了从文本原意出发、从思想整体出发和从历史背景出发的研究原则。第一，提出了要联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背景、理论语境，不能片面理解的观点。学界普遍认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宗教问题，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体系和科学精神的曲解，如王作安、龚学增、陈荣富和何虎生的研究成果。第二，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的观点。认为必须立足社会的发展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朱晓明、王珍的论述。第三，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核心和实质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是关于科学认识宗教、宗教问题以及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理论和方针的总和，其指导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龚学增、任杰、牟钟鉴、陈荣富的著述。

　　二、关于对文革时期宗教工作失误的

　　理论反思文章指出，学术界对于文革期间宗教工作失误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认为失误既是国内政治文化“左”倾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也是对其他国家经验错误解读的现实后果，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理论的背离。关于失误原因，学者总结为内外两方面。外部原因包括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的影响：国内环境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扩大化和

　　“大跃进”运动影响和波及到宗教领域，使之成为“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牺牲晶，如任杰、赵匡为的观点；国外环境是赫鲁晓夫时期反宗教运动对我国处理宗教问题带来消极影响，同

　　时对国际社会的错误宣传也带来“左”倾错误，如陈金龙，陈始发的论著。关于失误的内在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丰富内容片面归结为“宗教鸦片论”、 “宗教迷信论”、 “宗教残余论”和“宗教反动论”等，号召同宗教进行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

　　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三 、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分期、定位和评价问题

　　文章指出，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分期、定位和评价，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宗教政策的历史分期，包括“三阶段”说、 “四阶段”说、 “五阶段”说以及“七阶段”说，有的论著虽没有明确的分期，但指出了重要的政策转变时期，对各个时期的理论意义进行了阐述，如龚学增、赵匡为、何虎生的论述。文章认为，虽然学者们分期的标准和起止存在差异，但关键性的转折点很清晰： “文化大革命”、195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文章也指出，学界对于新时期之后的分期并不清晰，用什么标准对各个时期作具体定位是学界还没有注意或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

　　四，关于“宗教五性”论的理论意义及其相关讨论

　　文章认为，关于“宗教五性”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是学界公认的，略有差异的是对其涵义的细微阐发。在对其理论涵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上，1997年，叶小文连续发表两篇长文对“宗教五性”论作了诠释，而后其他学者也高度评价了“宗教五性”论，认为“宗教五性”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是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朱晓明、赵匡为的观点。关于“宗教五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理论属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五性或三性并非就宗教的本性、本质而言，而是从宗教工作出发，对中国宗教社会现象所作的分析，如方立天、顾伟康的论著。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五性”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现实出发点，有其特定的内涵，如龚学增、叶小文的论著。二是关于“宗教五性”和“宗教三性”的关系问题。叶小文针对“宗教三性”和“五性”之争撰文认为，宗教问题的“三性”说是在“五性”说的基础上的新进展，是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文章总结指出，对“宗教五性”理论层次的讨论体现了从哲学角度和从社会学角度的不同审视视野，而对于“五性”和“三性”的争议除去纯学术因素之外也折射出现实层面的一些利益冲突和矛

　　五、关于对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理论创新的研究

　　文章认为，学界关于19号文件理论地位的观点大体一致，认为它是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理论一次创造性的发展，标志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核心的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成熟和趋于体系化，，如龚学增、赵匡为、方立天、陈金龙、任杰的有关论述。但对于19号文件的理论创新要点，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对其创新点的具体归纳也有所差异。如有学者提出了三个创新点，也有学者提出了六个创新点，还有学者提出了八个“历史贡献”。

　　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概念和体系建构

　　文章认为，龚学增直接使用并首次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一概念，认为这一理论体系的中心议题是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宗教问题，其主要内容是包括邓小平宗教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宗教理论的新发展在内的科学的宗教理论体系。除龚学增外，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为核心的代表性观点还有：叶小文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方立天和何虎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朱晓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文章认为这三种提法各有特色又互有异同。

　　七，研究特点与不足

　　文章认为，当前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研究还存在四方面的特点与不足：第一，政策历史脉络的梳理较为充分，理论内在关系的分析不足。大多数的论著对其理论意义的评价缺乏整体的逻辑关系角度。第二，相关背景材料的收集较为全面，素材恰当合理的整合不足。对于如何将素材有机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整体的研究趋势。第三，政策工作语言的解析较为深刻，学术范畴命题的抽象不足。就学界整体研究状况而言，研究方法上“历史方法”多， “逻辑方法”少；在研究内容上，政策研究多，学理研究少。第四，理论政策实践的衔接较为紧密，体系容纳开放的程度不足。文章认为，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应和实践保持一定的反思距离，另一方面又应对实践具有一定的超前和预见性，从而保持理论体系的超越性和相对稳定。

　　(刘陆晶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