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上海的城市文化

　　宗教与上海的城市文化

　　葛壮

　　一

　　徜徉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大多会留意到南京西路靠近华山路口的静安寺，这座近年来修葺一新，且气派庄严的古刹，在2010年承办世博会的大都市闹市区中，实在是城市中一方净土的别样写照。或许绝大多数游人甚或市民都不知道，南京西路的旧名其实就是“静安寺路”。

　　另外上海法租界的旧路名中诸如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劳神父路(今合肥路)等标示天主教人士的路名，福开森路(今武康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等纪念基督教传教士的街称，以及昔日十里洋场中的教会路(今宁波路)、教堂街(今江西中路)、教堂路(今福州路)，乃至几条街名都冠诸“天主堂街”(如今四川南路、蒲西路、梧桐路)等现象，也都从特殊的符号意义层面上揭橥了基督宗教留有的历史遗痕。

　　假如仅从街道路名上就能寻觅到大上海曾经辉耀闪烁过的宗教文化余光的话，那如今映射在人们眼帘中的各种宗教文化景观，自然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招牌。如静安寺就是号称千年古刹的沪上名寺，寺中至今留有赤乌碑和陈朝桧，展现着其悠久绵长的历史底蕴。与之合称沪上三大寺的玉佛寺、龙华寺，也将佛教文化的魅力尽情地展现在大干世界的芸芸众生面前：坐佛、卧佛皆以珍贵的缅甸玉石制成，浑然天成的佛教艺术晶让人叹为观止；而作为往昔“沪上八景”中唯一硕果仅存的“龙华晚钟”的所在地，龙华寺和每年三月十五的庙会紧密关联。所谓“三月十五春色好，游踪多集古禅关。浪堆载得钟声去，船过龙华十八湾”。来自梵宫的晨钟暮鼓之声，传到朝至夜归、载满善男信女的船上，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龙华庙会至今犹存，千年古刹那余音袅绕的钟声，依旧响遏行云，其特殊的穿透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今天新上海的城市景观。

　　至于林立于沪上的各所教堂、宫观、庙宇及清真寺，如果娓娓道来，也都是花样名堂甚多，故事引入人胜。因为，在“客籍多于土籍”及“五方杂处，华洋共居”的开埠后之申城，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在不同社群的各种信仰背景苑囿上绽放的文化苞蕾，当然将城市点缀得益加华丽多姿。不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包括犹太教、东正教、印度教、祆教、锡克教、巴哈伊教等，都在近现代的上海出现过，如今天黄浦区少年宫，就曾经是袄教的活动场所，有“白头礼拜堂”的旧称；陕西北路上的原市教育局所在办公场所，就是犹太教著名的拉结会堂；而新乐路的圣母大堂及皋兰路上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等东正教堂也都造型奇特，装饰富丽堂皇；另外还有在离河南北路北端只有咫尺之遥的妈祖天妃宫(现已移至松江区境内)、元代初期至正年间落成的松江清真寺、最早的沪上江南传教区主教座堂董家渡天主堂、申城规模最大的道教官观城隍庙等，它们释放的各种文化信息，不啻给整个城市的面貌增添了恍若万花筒般的视觉效应。

　　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道路上，宗教文化发散的影响恰如那水银泻地一般，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艺术、音乐事业的开展、城市市政管理、市民观念及社会风习的形成等方面，都可清晰地看到宗教文化本身或通过宗教界人士发挥的历史作用。如佛教电台曾在沪上十分活跃；太虚、圆瑛、印光等大师都在此弘法传道；上海在民国期间是中国穆斯林由海路去麦加朝觐的重要集散地。

　　二

　　这里姑且只对基督宗教文化与上海市的历史关系，就其荦荦大端者，拾掇一二。

　　从某种程度上讲，远道来华的传教士们从一开始就在教育上下足了功夫，中国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千百年来早就深人人心，是故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自然都钟情于通过创办教育来传教。1849年至1850年间天主教开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即徐汇公学，后改称徐汇中学)，是上海最早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中学。

　　由于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沪上洋行、海关、邮政等“金边饭碗”企业都将教会培养的学子作为网罗对象，这就更让申城民众趋之若鹜地以去教会学校为荣。1881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立中西书院时，学生有200多人，翌年就上升至近300人。此外，新式华人女子学校也出现在沪上，此即1850年开办的裨文女塾，创办人是美国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夫人爱莉莎·格兰德女士。此后其他女校也相继成立，其中尤以1892年开办的中西女塾最为成功。清末华人自办的早期新式女学，就多以中西女塾为办学模式。及至1920年，中国派往美国留学的29名女学生中，竟有13人出于中西女塾，其校教学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再看高校教育方面，诸如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法科等，也都是响震全国的一流高等学堂。苏州河北岸的圣约翰大学，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筹建，到1919年，已形成自成一体的大学教育模式。它为同期及其后问世的中国国立大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导和示范作用。

　　诚如当代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所言：“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以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为例，此翁有“墨海老人”之雅称，1843年上海开埠后1个多月，他刚踏足上海滩，就在上海城的东门外租赁住房，两年后又在山东路麦家圈经营起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最早出现的新式书局，在十余年中，一直执沪上出版业之牛耳，呈现着墨流成海、书出成林的气势。短短的十多年内，就出版了171种书刊，除大部分是宗教类书籍外，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类的书籍有33种，其中有不少都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及传播的领域内留下了开拓性的历史记录。如传教士艾约瑟和中国学者张福僖合作翻译的《光论》，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光学专著；再如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虚数概念的著作《代数学》，是数学家李善兰与传教土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成果；而李善兰同另一位传教士韦廉臣合作翻译的八卷本《植物学》(最后一卷的合译工作，因韦氏归国而改由艾约瑟接续)，同样是中国首部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普通植物学的专著。近代上海付梓刊行的第一本中文刊物，也是墨海书馆1857年1月出版的《六合丛谈》月刊。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华书馆，其主持者为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他发明了电镀中文字模，并用此法制成一至七号俗称“宋字”的美华字。在以后数十年里，中国各地报馆、书局最通用的就是该书馆制造和出售的这种字模和7种铅字。

　　沪上最早一家西式医院，可算“雒氏诊所”，坐落在小南门外附近的一家中国民居，这是教会医院在上海的滥觞。后来该诊所乔迁新址，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教会医院免费上门施诊或酌收少量药费的做法，让百姓与教会医院的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更重要的是，民众可以通过教会医院这个特殊的窗口，深切地认识和体验西医，这对推动近现代上海城市西医事业的兴起，培养近现代中国医护人员队伍，起到重要的作用。

　　置身于一度号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趋新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除了科学技术、医学等有骄人成就外，音乐、体育等方面，同样不落人后，其中有不少率先由教会人士或教会大学培养的中国学子发端肇始。

　　19世纪60年代，申城出现了近代中国的首支西洋乐队。1864年11月22日，一支由徐家汇天主教青年信徒们组成的华人西洋乐队，在圣若瑟堂举行了宗教乐曲的公开演奏。1890年，圣约翰大学首次举办运动会，以后每年都要举办春、秋两次运动会，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被大大地调动起来，这样的风气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清末民初沪上兴办的新式学校都将体育列为必修的重要课程。这样的开风气之先，从世纪之交的圣约翰校园中曾诞生中国的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上，就可窥见端倪。

　　由沪上教会学校开启的西式教育长期产生的影响，一度令上海社会的西化程度明显加深加快，民国期间的上海，俨然已是中国最为西化的城市，上层社会食西餐、住洋房、开汽车的现象，以及家居摆设、交接礼仪、婚丧礼俗、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包括节日的庆祝等，在在呈现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诸如市民开始讲究的文明结婚、交谊舞会、划船赛马、体育比赛、公共厕所、电话暖气、抽水马桶，包括“先生”、“女士”、“太太”之类的新称谓，都反映着沪上民众观念上的更新与洋场文化的熏陶结果，而这种东西文化的水乳交融，恰恰是素以海纳百川见长的海派文化具有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李嶷

　　《中国宗教》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