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研究

　　论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研究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作者：张树卿

　　鲁迅既是从文化角度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最杰出的代表，又是以科学文化为武器医治国民灵魂的“国手”。鲁迅为后人留下的约一千万字的精神财富，堪称是他为医治国民精神所开的一副方剂。

　　正像鲁迅在文学、艺术、美学、科学、史学等力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那样，在宗教文化领域也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然而，到目前为止，与鲁迅研究的其他方面相比有关对鲁迅宗教文化力而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是值得注意的。

　　探讨一下鲁迅的宗教文化观，对鲁迅研究是自帮助的。对研究中国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研究是他“人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对宗教文化的注意以及研究工作的开展，经历了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全过程。纵观鲁迅研究宗教文化的主要原因，大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梦想的破来灭、叛逆道路的选择。正如口本学者由田敬三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家庭内部的变更．成人后的周树人也许最多不过是一个旧体制的齿轮”。第二，感情的转变，职业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文艺为其职业，“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牛”开始学习和翻译外国文艺作品，从事文艺创作．在这过程中鲁迅不但更多地接触并感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存在、而日也逐渐认清了宗教世界观、人生观的虚伪和流弊。看到劳动大众“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宗教道德、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音中揭示出这些阶级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看到当时知汉界代表人物章太炎先生，也对宗教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以佛法救中国”， 鲁迅对此指出“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这种主张“仅止于高妙的幻想”，只能导致“既离比众、渐入颓唐”的后果曾迅深刻认识到了，对宗教这一古老的问题，又是现实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鲁迅“意在复兴，在改善”而对封建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缺点作大胆而又彻底地揭露的同时，对宗教及宗教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存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也给予了树当的注意。对民众困惑下宗教的现实，对学术界漠视宗教文化存在的现状，相当不满。指出：“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个月出儿本关于宗教的书，那里算多呢?鲁迅划此把宗教及宗教文化的研究纳入他学术研究及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

　　由于“鲁迅的头脑足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极大”。加之，鲁迅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探索中，又常常注意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根源的深远”。所以，鲁迅对宗教理论，戒律、仪式、流派、人物等的阐述及评论，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借鉴性和启发性。对宗教文化的批判和吸收，具有时代的代表性。

　　鲁迅研究宗教文化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清除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借鉴外来文化好的东西，构筑中国的新文化。疗治肉体与精神均已麻木的中国人，唤起民众做主人的意识。不再在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奴役的社会里沉沦。而是，改换脑筋，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赢得独立自由的生活，做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健全的人。

　　二

　　鲁迅并没有因为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精神的极度痛苦而屈服于封建势力及其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更没有因此不幸而从此消沉，甚至遁入宅门，信起宗教来。而是走向社会，接触民众，愈加认识到“上层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文化，痛感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并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去。他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把它纳入人类思想文化史的范畴，加以正确对待。指出对宗教这 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颠倒的社会意识形态“嘲之则大惑吐土”。“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之人，都是“自迷之徒”。主张采取“弃去蹄毛，留其精粹”的科学态度。这与耆迅对待外米文化的一贯态度是一致的。

　　鲁迅研究宗教文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首先，是从占有资料放手。到鲁迅生活的时代，外来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以至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即道教，均有数百年或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各宗教在自身发展中已积累了相当多资料。欲拨开宗教迷雾，撩去其刊神圣的而纱，研究并清理宗教文化遗产，占有宗教资料是科学研究的最起码前提，鲁迅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其一生中购买的宗教弦刊多达l30种，约有4万多册。世界三大宗教的经典他应有尽有。仅就鲁迅购买的佛教书直为例：据1914年鲁迅《甲寅书帐》记载，这一年鲁迅购买的佛教方面的书刊就多达75种，共213册。其中有佛经日录学著作《阅藏知津》，有佛教高僧传记，如《唐高憎传》、《朱高僧传》、《明高僧传》。有佛教史料性著作《广弘明集》。也有阅读佛经的工具书《一切经音义》，以及有关怫教的启蒙读物《拂教初学谍本》。鲁迅还收集到有关佛教拓片及造像近6000张。1914年7月29日和10月7日，鲁迅两次寄钱共60元于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鲁迅对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资料的收集也大体如此。仪从这一点米看，出足以证明鲁迅重视宗教文化研究。

　　其次，从材料中引出观点。鲁迅购买宗教资料，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研究它，利用它，吸收有用的好东西。故此，鲁迅认真阅读这些资料。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介绍，“民同三年(1914)以后，鲁逊丌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从佛教材判中引出对佛教的看法。如对释迦牟尼的评价问题，鲁迅指出：“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早已明白启示了，直是大哲！”鲁迅还把阅读佛经典籍与佛教在中国史上的发展史实结合起来．从文化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譬如：关于佛教入主中原，佛道教相互关系问题。鲁迅指出：“佛教东来时，有儿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而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宴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坩‘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不论是非，一齐存在。”关于“三教之争”与“三教同源”问题。鲁迅指出：“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同为外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与儒、释、道相争到“同源”，社会上遂出现了“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足《老于》，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窍取禅师的语录。清呢，今去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米拜忏”现象。关于巾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告迅指出：“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很像少‘坚信’。……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边的甜言密语”。关于佛教教义的问题。鲁迅指出：“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决窍足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风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对基督教《圣经》有丁相当的了解在《摩罗诗力说》中以《圣经》作过总的评价。鲁迅曾肯定地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看”。对耶稣受难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对罗马教皇，鲁迅称之为“法皇”。指出“法皇宫庭，实为怨府，义以居于意地，乃并意大利人砷疾之”。对基督教教义，鲁迅指出那足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自欺欺人的一种安慰。并在《两地节·二》和《两地书·四》作了文字描述。“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帅，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吧，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占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所以电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鲁迅对基督教传人中国的情形电做了记载，指出”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哲人踵至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未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狻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此外，鲁迅还多次提及并评论有关基督教的术语、故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上帝造人”、“耶稣降生”、“犹大之吻”等。

　　鲁迅对伊斯兰教、道教的有关情况，在其著作中也不乏记载和沧述。如，对《古兰经》的评价，说《古兰经》实属是阿拉伯民族历史画卷，内容很丰富，材料很有用，伊斯兰教所信奉的最高神安拉，是造神运动的产物。对道教经籍、人物、作用等作出评论的同时，还提出了研究道教的问题。即“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而不憎道十。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再次，吸收始于批判。

　　鲁迅在阅读宗教材料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对宗教世界观、人生观进行了解剖。着重对宗教的理论基础，以及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信仰主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和揭露。鲁迅认为：宗教的理论基础根源于“天地有灵、精神不灭”。有神思想是一切宗教的理论大本营。各种不同的宗教无论名称各异，教义有别，有先有后，影响有大有小，均以人造神灵而立教。佛教神化了乔达摩·悉达多，督教徒神化了传说中的耶稣，伊斯兰教抬高了原始宗教中的安拉，道教创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神化了哲学家老子。神灵世界正是现实世界歪曲的反映。鲁迅首先申明“我不信人死而魂存”。“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魂的”。 如果从人类诞生算起，不知死去了多少人，若他们的录魂还活着，几乎人每走一步踏都会撞倒几个“灵魂”，世界岂小成了鬼魂的世界，人还有什么自由活动可言呢?鬼魂是人们想像的产物。“磷，元素之也；不为鬼火”。鲁迅“踢鬼”的敝事，早已用事实揭穿了闹鬼的把戏。其次指出神不来理论的产生：“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权戚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吐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翮案的梦想”。其作用在于“司令人更长久的麻醉自己”。继之，在通过其小说《药》、《祝福》、《明天》等文学形象向世人揭示了有神思想对人们精神毒害的同时，也指出统治阶级他们是“做戏的虚无党”，把宗教作为“沽名的老手段”。“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成……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义那么做”。完全是利用宗教收拾人心，借以维护“人肉的筵席”这一吃人的礼会制度。

　　对宗教育传的蒙眛主义、禁欲主义和信仰主义，鲁迅也进行无情的提露。指出，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坚持真理之人，“每每获因戮之祸”。禁欲主义是让人“安贫乐道”。人有七情六欲，不吃东西则饥，不穿衣则寒，不生育繁衍后代就将亡种。不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生物学角度，“禁欲，是不行的”。鲁迅批判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真理的标准，指出这里充满了幻想的真理，只能造成信者的盲从。鲁迅也从世界观的高度，从整体上批判了小乘佛教教义的虚伪，提出过“佛教的糟粕”。但没有进行详论。

　　最后，舍去糟粕，吸取精华。

　　鲁迅在文学艺术及思想价值方面，对宗教文化给予适当的肯定。1929年5月2日鲁迅在给许广乎的信中说：宗教“对于学术上还有点用处”。对学术研究具有资料价值和认识作用。因为宗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民尚，对于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学史都有帮助”。鲁迅批评有的人“假破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宗教艺术行为时指出：“著名之建筑，伽兰宫殿”。名人故居，祠字坟墓”、“壁画及造像”等都应“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赡游步之所”。

　　鲁迅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奉行的是“去其教戒，独错寓言”。鲁迅捐资刻成的《百喻经》二卷，其实是以“譬喻”故事宣佛大乘传教的文学作品。借此把天竺寓言介绍

　　到中国来。其中《乘船矢钎喻》类似《刻舟求剑》，《斫树取果喻》类似《杀鸡取卵》，《见水底金影喻》类似《水中捞月》。肯定了印度寓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鲁迅在其《古小说钩沉》中，收入了与佛教有关的刘义庆撰的《宣验记》13卷，王琰撰的《冥祥记》10卷，颜之推撰的《集灵记》20卷，侯君素撰的《旌异记》15卷四种古小说佚文。探讨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小说产生的根源，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六朝之鬼神志怪小说兴盛原因的分析中指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又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也分析并追溯了与佛教的渊源。指出，“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佛教译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误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鲁迅还借用佛教资料，讽刺和揭露反动统治者。在其1925年6月16日发表的《失掉的好地狱》散文诗中，鲁迅把统治者比作“魔鬼”，把那些无耻的帮凶比作“牛首阿旁”，把被统治者比喻为“鬼魂们”。借用佛教“三界”说，告诫人们要警惕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当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权威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闯，也收得地狱”。鲁迅还用大乘佛教来比喻形形色色的混入革命营垒中的投机分子。指出“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索，便可以称为居土，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日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竞等于零了”。借以鞭挞那些趋炎附势之徒。

　　鲁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多次引用宗教故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一百多个，其中佛教故事居多。如“释迦降生”、“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等。

　　鲁迅肯定了佛画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指出唐代“可取佛画的灿烂”。

　　佛教的悲观思想，在鲁迅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在《祝福》中的祥林嫂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她经历了生活方面的“大宗”痛楚，又忍受无数“精神上的惨苦，背负不守节的罪名，怀着下地狱的巨大恐惧”，艰难地走完了“人生的长途”。

　　总之，鲁迅对佛教文化的肯定和利用是多方面的。而在肯定与利用问题上，始终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把它纳人了服务与服从于“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这一主题之中。

　　鲁迅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洋文化，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加以肯定和赞扬。指出，“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如拉斐尔的《童贞女的婚礼》、《圣母像》。达·芬奇的《岩下圣母》、《利达》、《亚当与夏娃》。伦勃朗的《基督为人治病》。米开朗基罗的《先知以赛亚》、《大卫》等，堪称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兴起后，还从《圣经》中择取题材进行创作。在其《(竖琴)后记》中补正了《在沙漠上》的译者米川正夫的说明，指出“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珥的女儿哥斯比”。在其《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引用《马太福音》关于救世主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之说，指出“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面那火光，便令人以为光明”。

　　鲁迅特别重视耶稣被钉死和耶利米及他的《哀歌》关于耶稣之死，鲁迅在其《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见解。提出历史上的先知先觉善斗之士，往往为庸众所嫉视。并举例说明先知先觉者的蒙难下场，“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格之”。在其《随感录六十五·暴群的臣民》中，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即：“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仍以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为例。在其《药》小说中，进一步指出，先知先觉不但为庸众所嫉视，甚至也不被自己的母亲所理解。在小说《药》中电有耶稣被钉死的间接投影。从而提示了革命者严重脱离群众，必将断送革命：若使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的道理。从一个侧面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此后，鲁迅还取材于《马太福音》，更直接地根据犹太人钉死耶稣故事写了《野草》中的一篇《复仇(其二)》。通过对耶稣的同情，来反映了鲁迅对中国的先驱人物的敬仰。

　　鲁迅对希伯来民族的先知耶利米及其《耶利米哀歌》寄予同情。耶利米为了希伯来民族的兴旺和发达，曾多次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向希伯来民族发出忠告，但由于民众无知，国王昏聩，均不予以理睬，反而把耶利米作为谣言惑众误国之危险人物投放监牢。结果，希伯来民族一天天衰败下去，终于被巴比伦人给灭亡了。

　　《耶利米哀歌》就作于希伯来民族濒于灭亡之际，充满了感叹希伯来民族的衰败之情。鲁迅以此来比喻当时中国正在沉沦的现实，以此来呼唤国人的觉醒。

　　鲁迅还在其作品中多处引用了基督教故事，用以丰富其文学内容，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如“上帝造人”、“耶稣降生”等。

　　鲁迅也肯定了公元纪年法。指出“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量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

　　三

　　鲁迅在研究宗教及宗教文化方面所花费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并不亚于他在文学艺术方面所付出的投入。虽然鲁迅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像小说、杂文、译文那样集中而又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只要翻阅一下《鲁迅全集》，儿乎到处可见鲁迅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评沧和叙述文字。鲁迅是以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责任从事宗教及宗教文化研究的，而不是以宗教家来研究宗教。在对宗教的研究问题上，鲁迅采取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时事与评论相结合，中外文学艺术与宗教影响相结合的手法，着跟点始终放在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服务的基础上，展开对宗教世界观、人生观的揭露，对宗教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因而并没有大块的文章和专门的著作问世，而是零星地分布在他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但这决不能说，鲁迅对宗教知识贫乏、不关心宗教研究，宗教研究在鲁迅研究领域无足轻重。事实恰恰相反，鲁迅不但是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理论联系实际化神学问题为世俗问题，指明了宗教研究正确方向的学术大师。

　　鲁迅在宗教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鲁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鲁迅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宗教理论，突出表现在鲁迅在宗教研究中一贯坚持了对宗教世界舰、人生观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宗教理论，突出表现在鲁迅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和洋价方面。鲁迅在批判宗教落后性的同时，正确地、适当地肯定了宗教文化的作用，并从积极方面加以利用和借鉴。从而开创了我国宗教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第二，鲁迅把对宗教的研究，纳入了人类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开创了中国宗教文化史的比较研究先河，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从不以个人好恶论宗教。从而为中国宗教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鲁迅的宗教研究，贯穿于他致力于学习外国好东西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在其《坟．看镜有感》中，提出对外来文化要“放歼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尽量吸收。”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提出“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意地唾弃”。在吸收外来文化问题上，提出应“极精严的抉择”，“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要有“恢廓的胸襟”，雄大的魄力。提出对外国文化不以意识形态定取舍，“只要有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以达取材异域，融合新机，发扬固有文化之血脉的伟大民族文化之目的。鲁迅从文化学角度提出了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

　　第四，鲁迅为中国宗教研究留下了几万字的文化遗产。这既是鲁迅研究宗教的成就所在，又是我国宗教研究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遂成为指导后人在宗教研究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基础。

　　第五，鲁迅在宗教研究方面，成就是主要的。尽管在一些枝节问题和个别现象问题上存有一些不足，比如：他误认为《圣经》中的亚当、夏娃之长子是亚伯、次子是凯因，而写成“长日亚伯，次日凯困”。实际上，长子足凯因，次子是亚伯，鲁迅正好给颠倒了。再如，鲁迅把《旧约》说成是摩西所作，这与历史事实不符。然则，鲁迅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