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作者：张树卿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教淡薄的国度。又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旧史学往往注重对历史兴衰的总结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歌颂。至于给宗教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根本做不到。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辛勤耕耘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学术同仁，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的了较为丰硕成果。特别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春天，本文仅就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一

　　佛教自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我国，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在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由一个纯粹外来化宗教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而且也逐渐形成了自身发展的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集中地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爱国爱教相统一，农禅并重食其力，学术研究结硕果，利乐有情惠众生，友好往来交朋友。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同于印度。汉民族不同于印度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也不同于印度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印度民族文化心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地域上，历史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作为精神的佛教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佛教，出现了异国风情，异国面貌。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形成。其五个方面优良传统形成的原因分述如下：

　　1.关于爱国爱教

　　印度时期的原始佛教只知有教，不知有国。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小国林立，政治分散，教派重多，是一个宗教弥漫，各种信仰并存的国度。佛教徒对政治毫无兴趣，“视富贵如浮云，目权位如沐猴，认为政治是妨碍个人解脱的系缚，具有摆脱和超越政治的倾向”1。在行动上仅以扩充佛教为己任，其余什么也不顾，甚至君王，王法也不放在眼里。处于佛教大于王法的状态。部派佛教以后，虽然提出了佛法、王法问题，得出了“二法不可违”的政治观点，但这是从借助王法来保护佛法角度提出来的。在佛教徒内心深处也并不存在爱世俗国的成分。尽管佛教经典有《仁王护国经》，《守护国界罗尼经》，有护法王等，但这种“护国”、“守护国界”、“法王”等的现象，也只能看作是宗教意义上的守护佛教的“经”与“界”，与当时现存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佛教这种情况在古代印度行得通，在王权大于并高于教权的古代中国就行不通。

　　佛教传入我国之时，正直汉代封建中央专制统治时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制度不仅造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也确立了皇权至高无尚的绝对权威。其一切思想、信仰、观点、学说均以专制统治需要与否为准绳，违背了就会受到制裁，佛教当然也不例外。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佛教徒如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而企图传播完全外国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2。在中国王法大于佛法，佛法必须服务与服从于王法，这乃是决定“进口”的佛教能否在华立足与发展的政治前提。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佛教的立足与发展。因此，中国佛教不得不认真的思考爱教与爱国的关系，不得不研究解决爱教与爱国之间的矛盾，逐渐走上从单纯的爱教向爱国爱教相统一的道路，而中国历史长期统一，也有利于佛教逐步形成爱国的优良传统。

　　2.关于农禅并重

　　印度原始佛教主张“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3的节俭办法来解决自身衣、食、住问题。戒律规定：教徒不许“掘地垦土”，不许“手捉金银”4。主张不从事生产劳动，靠“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这种乞食制度在当时印度行得通，但在中国就行不通。印度是多宗教国家，沙门乞食司空见惯，施舍之举习以为常，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佛教徒的吃饭问题好解决。穿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因为佛教对穿的要求不高，加之印度地处热带或亚热带。所需衣物有施主施舍更好，即便无人施舍，也可以在垃圾堆或荒冢间拾些破烂布，简单缝制一下缠在身上也可以过得去。住的问题比较难解决。在“帝王护法第一人”瓶沙王施舍“竹林精舍”或称“迦兰陀精舍”5以前，佛祖及弟子无固定住处，或郊外或山林，即地即住。佛教传入我国后，其衣、食、住问题均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宗教观念淡薄，血缘关系浓厚，素以乞者为耻，轻视游手好闲之人。比较脆弱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虽勤于劳作也仅能勉强养家糊口，一般没有什么积蓄，即便比较宽裕之家，也不愿意施舍僧人。加之我国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温差较大，对穿的问题要求较高。故佛教穿衣问题也很难解决。住的问题就更难了。佛教欲在中国立足与发展，必须解决衣、食、住的生活来源问题。否则，固守“不掘地垦土”，“手不捉金银”的戒条，继续坚持乞食制度，不适应时势做出相应改变，只能是坐以待毙，走向消亡。

　　3.关于学术研究

　　中印两大民族均有研究问题的传统。但在研究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别。即印度“务虚”，中国“务实”。印度原始佛教特别重视精神生命的永恒和神秘的解脱研究。思考问题多从人与梵天怎样才能契合的角度出发，追求实现涅槃寂静的理想境地。在研究过程中，充满了思辩，在诡辩中蕴藏着辩证法。对佛学研究有着执著、顽强、自我牺牲精神。经、律、论“三藏”的创制和完成，乃是古代印度佛教学术研究成果的杰出代表。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学术研究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世俗学术研究传统，从而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研究传统。在佛学的各个领域均做出了显著的成就。

　　4.关于利乐有情

　　与人为善，爱好和平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特征。印度原始佛教亦充满了这种内容。小乘佛教的兼渡学说，大乘佛教的普渡思想，以及“重生平等”思想，善恶六道轮回学说，均倡导有益人群，拯救苦难，惠及众生，人间平等。佛教传入后，与我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抱”思想相吻合。这就为我国佛教形成利乐有情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

　　5.关于友好往来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无论是古今国家，还是民间团体，均有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佛教既是如此。历史上中国僧人为了求法，不辞千心万苦，历尽种种磨难。如西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到达印度。唐代大和尚鉴真六次东渡，远达日本。日本、印度、西域僧人也有到中国的。友好往来的频繁，在加强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的了解和友谊的同时，客观上也处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总之，中国佛教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尤以爱国爱教传统为最重要。其形成的过程，信仰方面经历了由单纯爱教到爱国，由爱国发展到爱国爱教。从实践方面经历了旧中国和新社会两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

　　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关五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分述如下：

　　1. 在爱国爱教方面的表现

　　佛教爱国观念的萌芽大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爱国作为一种意识在隋唐时期已基本确立。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信仰，最后形成于社会主义时期。可以说佛教走上爱国爱教的正确道路，是一项艰苦而又明智的历史选择。

　　新中国的建立，经过社会改造，使佛教废除了封建压迫制度，广大佛教徒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教徒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在切身体会中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徒，对佛教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对佛教事业来说，只有国家兴旺发达，佛教才能稳定发展，国家动乱衰败，佛教事业也难以为继。作为国家公民，对国家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对佛教徒个人来说，只有国家兴盛，个人才有前途，生活才能安定与美好。否则，国家衰弱，个人也很难得到发展。认识到了国家命运与佛教事业，教徒个人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爱国爱教不仅不相矛盾，反而会相互促进。只有爱国与爱教相统一，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高僧大德圆英法师所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6。正是基于这样的正确认识，我国佛教界才有信仰虽没有国界，教徒却有自己祖国的坚定信念，并付诸实际行动。

　　如在民族危亡之际，佛教界的爱国人士挺身而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佛教爱国人士提出，佛教主义是慈悲的，救人救世的，对日寇践踏我国大好河山，杀戳我国同胞表示极大的愤慨，号召弟子拿起武器参加抗战，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在他们的号召下，佛教界纷纷成立了战地服务组织，于战地开展救死扶伤，有的僧侣还亲自以武力抗击日本鬼子的暴行，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宁可一死，也不屈服。如1939年圆英大师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救国”7问罪。日本人曾企图诱迫他与之合作，却遭到了法师的坚决拒绝，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在保家卫国，尽国际主义义务需要之时，佛教徒亦积极参军参战。1951年江西佛教徒“释修明释法云光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次年广大佛教徒响应政府号召，捐献钱款购买飞机支援前线”8。

　　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方面佛教界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和平解放西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喜饶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大师，往返于北京与西藏之间，为促成西藏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响应联合国和平年的倡议，中国佛教界于1987年带头为世界和平年祈祷。1989年北京发生动乱和暴乱，佛教界表现也是好的。

　　在新时期，佛教积极主动地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在教义方面：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主张建立“人间佛教”，号召信徒“报四重恩”9即报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在实践上，拥护并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觉在宪法和法令法规范围内从事合法宗教活动。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响应国家各项号召，参加各项有益的政治活动。这是可喜可贺的，也是教俗两界所希望看到的。

　　2.在农禅并重方面的表现

　　中国出家住寺僧人，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晋代大部分出家僧人，已从事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并把劳动与修持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掘地垦土”开荒种田，而切“手捉金银”做起了买卖，正如道恒在其《释驳论》中指出的“或垦殖园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竟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 特别是禅宗大师怀海在洪州百丈山创立禅院，制定《百丈清规》。主张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养制度代替乞食制度。他还创立了“普清”法（集体劳作），提倡“上下均力”。他本人“作务劳作，必先于众”。乐衷于自食其力地过一种“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的农禅并重生活。一些古代高僧大都身体力行，率众生产，宁愿“锄得一片地，种得一畲粟”，也不愿“抵掌空谈，坐食百姓”。正如《护法论》所言：“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田搏饭吃”。这种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得继承，而且得到了发扬。改革开放以来，佛教界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积极实施“以寺养寺”方针，挖掘自身潜力，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在开办多种经营和餐饮业，服务业、运输业等方面，解决自养问题有了新发展，自养能力大大增强。就某一地区佛教的自养问题来看，有的已脱贫致富，不但解决了温饱，已大步向小康迈进。如江西“云居寺僧伽农场，……，经营水田百余亩，旱地数十亩，山林数千亩。借鉴世俗社会的经营经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僧众劳动积极性，连年获得丰收。1990年总收入达十万多元，全寺人均收入超过千元”。被已故赵朴初会长誉为“样板丛林”10。1987年云居山真如寺等5座寺院获江西省政府“全省宗教界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单位”称号。1989年东林寺等20座寺院被江西省政协命名为“全省寺院管理，生产自养先进单位”。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省佛教寺庙已基本上实行自养，有80%已达到自养有余。佛教界通过劳动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是政府和全国人民希望看到的。

　　3.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表现

　　中国佛教在吸收中印学术研究的传统基础上，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解释与阐述。一些高僧大德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通晓佛教，熟知儒学，对佛教诸多问题，如佛学与儒学，心性与佛性，成佛、修持等问题，著书立说，留下了浩瀚的史籍和文字等材料。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围绕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诸多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据夏黄年先生统计，1981年至1993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27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2.25次，最少的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5次/年”11较频繁的学术活动，吸收了台湾、日本、欧美学者前来大陆，扩大了中国佛教界的学术影响，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4.关于利乐有情方面的表现

　　中国佛教以慈悲为怀，并把利乐有情付诸行动。他们发扬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利益人群，多种福田，广结善缘，助人为乐。如方便群众，修桥补路；接济路人，施水送茶；绿化荒山，造福子孙；保护文物，开办旅游；赈济灾民，为民造福。如1991年江苏，安徽发生洪涝灾害，江西省四众佛门弟子闻讯后，立即行动起来，向灾民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捐款达三万余元”12。古往今来，佛教界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受到世人的赞扬。

　　5.在有好往来方面的表现

　　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流的传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佛教本着爱国爱教的宗旨，在与台湾地区、日本、印度、东南亚各国等友好交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仅以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往来为例：1952年我国佛教界通过向日本佛教界赠送观音菩萨像，最早打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1962年中日佛教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不仅加强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还将这一活动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全日本性的争取日中友好的群众运动。事隔10年，1972年正式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3。由此可见，佛教外交已成为我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

　　弘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佛教的优良传统，既是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又是中国佛教自身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第一.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佛教界负有直接责任。佛教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爱国爱教道路走下去，才能适应时代，抓住机遇，稳步发展；才能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展示合法宗教的风貌，团结和调动广大教徒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逐步消除部分世人对佛教的偏见和无知。

　　第二.弘扬佛教优良传统，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负有一定责任。只有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和保护合法宗教，消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才有助于佛教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第三.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就要让教俗群众都知道这个优良传统。知道佛教优良传统形成的来龙和去脉，知道它的历史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自觉地促进我国佛教朝着世俗型、服务型、伦理型、文化型的宗教方向发展。真正实现教俗两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把意志和行动统一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上来，逐步消除消极因素，发扬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注：

　　1、《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第113页

　　2、范文谰《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篇

　　3、7、《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336页

　　4、《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

　　5、范桥主编《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1991年版第12—13页

　　6、9、11、12、13、《宗教》1993年第1期

　　8、10、《净土》第37页

　　作者简介：张树卿，男，汉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工作在白城师范学院，教授，多元文化研究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与文化史、古典文明史。联系电话：办0436——3220178，手机：13500830028

　　内容提要：佛教是我国现存五大宗教之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外来佛教不仅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特色，也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即爱国爱教相统一，农禅并重食其力，学术研究结硕果，利乐有情惠众生，友好往来交朋友。认真总结并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很强的学术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佛教、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