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佛宝论 109、今日那烂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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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佛宝论 109、今日那烂陀寺

                             那烂陀遗址景区门口

                                 玄奘纪念堂大门

                                  潘特博士签名

　　玄奘纪念碑

　　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倡导：在比哈尔邦那烂陀寺遗址附近共同修建玄奘大师纪念堂。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拨款进行建造，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纪念堂一直没有完工。终于在2006年，中印两国共同启动了玄奘纪念堂完善工程，这一项搁置了五十年的合作再一次被推动起来。

　　当时，印度政府对此项目作出了积极回应，专门成立了以那烂陀大学校长潘特博士为首的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发展委员会，并拨出了三千万卢比专款，进行玄奘纪念堂大殿内部装修。

　　历史上那烂陀寺作为世界上最高佛教学府和佛教学术中心，曾吸引过全世界上万名学生前去研习佛法。前总理尼赫鲁对那烂陀有过高度的评价：“那烂陀的学术地位，在全印度受到尊重。到过那烂陀，就是有文化的标志。而进入这所大学是不容易的，入学资格仅限于那些达到一定水平的人们。它专注于高深的研究工作，中国、日本，甚至据说朝鲜、蒙古和布哈拉都有学生被吸引到这里来求学。除了宗教和哲学科目外，非宗教性的和实用的科目亦予传授。大学内有一个艺术学院、一个建筑系、一个医学院、一个农业系，还有牛奶场和家畜场。大学里的文化生活据说就是些生动的辩论和讨论。印度文化的传布到国外，大部分就是那烂陀大学里出来的学者们所做的事业。”

　　这与中国的情况差别很大。在中国，佛学院和普通大学在学术和教育上几乎没有交集。如今，印度政府希望直接恢复当年的那烂陀大学的格局。玄奘纪念堂及周围47.5公顷土地都是用来发展那烂陀大学校区的，希望建成以玄奘纪念堂为核心的“新那烂陀大学文化村”。政府给新那烂陀大学以巨大的发展空间，其规模甚至超过古代。也许汉地佛学与其他学科在教育上的隔阂，未来能够在新那烂陀大学被打通、融合，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理想未来。

　　现在已经建成并办学的那烂陀大学恢复了以南传佛教僧团为主的大学，有近两百名僧人在其中教授和学习佛法。潘特博士是现任校长，心中有着发展世界性综合大学的计划。他气质儒雅，待人热情，办事果断，得到了玄奘纪念堂中国工作人员的一致认可。

　　据《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外长杨荣文接受专访时表示：印度和东亚的“重逢”将是本世纪的重头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将为亚洲历史开创新篇章，而佛教古迹那烂陀寺将是让两大文明再续前缘的重要桥梁，是作为南亚和东亚的21世纪联系中心的理想地点。他建议，国际社群可以携手在那烂陀遗址上建设一座新图书馆，效法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恢复昔日的辉煌。在那里也可以设立大学，大学周边设立联合研究中心，专研佛教、印度教、跨宗教对话、南亚与东亚的科学及数学，交流历史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课题——那烂陀正日益成为亚洲佛教和文化的一个焦点。

　　2006年11月的《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拥抱那烂陀纪念堂》的文章。文中提到：“玄奘大师的足迹踏上了古代那烂陀大学的1400年后，这位高僧的精神正在这片土地上复苏。”曾经在1957年，中国政府转交给尼赫鲁总理的玄奘大师舍利也由巴特拉博物馆转移到大师纪念堂供养。印度媒体说：“从深层次看，无论那烂陀这一空间的地点，还是玄奘这一时间上的历史人物，在科技高度发达，人群日益联系紧密的今天，他们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本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返本和开新。”原文化部长孙家正说：“文化，因为差异才需要交流、沟通；文化，也因为有其统一性才决定了它是可以沟通的。”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鲁迅先生称‘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现出中国文化中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对世界的眼光。玄奘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300多年前，玄奘大师抱着“宁往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精神，历尽艰辛，西行到印度求法。途径西域各国，周游五印，遍学大小乘经律论三藏，于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终于携657部佛经回到长安。此行行程五万里，历时十九年。在印度学成，决意归国的时候，不少君王、显宦表达了迫切挽留的诚意，大师都一一婉拒。据传，玄奘大师西行之前，曾面见唐太宗，太宗以故乡黄土一捧相赠。十余年间，大师经常凝望从怀中取出的故乡土，也正是太宗皇帝的这一捧黄土，使大师最终放弃一切，回到故乡。大师进城的当天，长安人民空巷来迎，举国欢腾，却不见大师的踪影。玄奘大师一人坐在僻静处，不去参与任何的庆祝活动。

　　大师归国以后，曾将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梵文，尤其是坚持世间文化与佛教的差异化格局。应唐太宗之请，大师撰述了《大唐西域记》。19世纪英国驻印度官员亚历山大·康宁汉姆根据《大唐西域记》和法显大师的《佛国记》进行发掘，也终于找回了印度人民自己的佛教历史。

　　中印文化的交流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深广的两大文明的携手。今天中国和印度同属人多地广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的总和多于25亿，占全世界人口的40%。中国与印度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意味着半个世界近40%人口的和平与长久稳定。

　　玄奘大师为法忘躯，承担了这两大文明交流的历史任务。今天我们缅怀先辈的功德，继承古德的事业，不仅中国人民对于中印佛教交流寄予良多，印度人同样充满期待，希望由此增进两国感情。也许在新的时期，通过对于世界和平及佛教文化交流的不懈努力，人们能够重新找回曾经失去的联系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