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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信大师(580-651):中国禅宗四祖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09日
来源:佛教导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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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信大师法像

道信大师简介

  道信 (580-651),俗姓司马,生于永宁县(今武穴市),隋唐高僧,佛教禅宗四祖,世称双峰道信。父司马申,公元579年北周占齐昌地,将广济境地从齐昌县划出,立为永宁县,司马申为首任县令,第二年(580年)三月初三日己丑(4月3日),司马道信出生。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向禅宗三祖僧灿求法,后在吉州符寺受戒,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于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唐太宗李世民慕其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坚辞不去,被赐以紫衣。后传法于弘忍(禅宗五祖),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坐化。世寿七十二岁,建塔于东山黄梅寺。世人称道信与弘忍的道法为东山法门,遥尊为东山法门之初祖。后被唐代宗谥为“大医禅师”。元泰定年时加号“妙智正觉禅师”。著有《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等书传世。

  《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都没有提到道信的籍贯,《传法宝记》称其为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道信七岁出家,是个重戒的人,虽然其师不注重这一点,但在这方面,他并未随师。

  关于道信和僧璨大师的传承因缘,道宣在《道信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续高僧传》卷二十)

  后人据此认为,这二僧中,有一位就是男僧粲,因为《辩义传》中说过,僧粲禅师曾在庐州独山求法,独山和皖公山相邻。

  在皖公山,传法于道信的僧粲又到司空山(今安徽省太湖县境内)隐居,道信则仍留在皖公山修道,后来因朝廷寻访贤良之士,道信被允许正式出家,配住江西的吉州寺。这出家的时间,《传法宝记》认为是隋朝大业(605一618)年间。吉州(今江西吉安县)一度曾遭反政府军事力量的围困,长达七十多天,道信为缺水的市民从城外运来水,又提出解围的办法(据说是念《般若经》),平定之后,道信到湖南衡山去修道,路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被庐山道俗留住,居大林寺十年。这也说明道信在当时的安徽、江西和湖北的长江沿岸已有一定的声望了。

  十年后,蕲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蕲春县)僧众请道信到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去,并为他造了寺院。道信去后,仍是选择在山中修行,他选中了双峰山(原名破头山,道信住此山时,改为双峰山),由此,丛林中遂称其为双峰道信。

  这双峰道场使得道信声誉大兴,当时的从学弟子有五百多人,其中不乏远道而来者,道宣描述为“无远不至”。有人主张,从僧团的这种较大规模来看,道信可以说是禅宗的创始人,因为道信首先组织了禅宗僧团。实际上仅就这一点是不足以说明禅宗之创立的,禅宗成立在理论上的标志是其革新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这是由慧能完成的。

  关于道信,也有一些传说,比如他初遇僧粲时,求解脱法门,有一段无人系缚、本自解脱的对话,体现出本性具足的思想。可以断定,这类传说的提出也与祖师禅系的僧人有关。

  2.道信的禅法

  道信的禅法,从藉教悟宗的角度看,所藉之经教,包括《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他曾写过一本《入道安心方便法门〉,就是依据这两种经典而作的。他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楞伽师资记》卷一)

  这个一行三昧是道信禅法的特色。一行三昧,从理上说是要观真如法界的平等之相,即所谓“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卷下)。从事上说,是指坐禅法门,念佛法门。

  不过道信一行三昧的修行方法,从本质上讲,也是任心运作的无修之修。他强调:“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楞伽师资记》卷一)这也是后来洪州宗立宗的根本。

  至于具体的修行方法,道信是讲方便法门的,他主张先要行忏悔,端坐不动,念诸法实相,除去障碍妄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念佛,以进一步去除执心,念念不断,最后忽然而得到澄明解脱。

  这种念佛并不是往生西方,念西方的佛,而是念自心之佛,因为佛在自心中,离开众生的自心就没有别的佛。这一看法把达摩以来的心性论进一步突出为佛性论,突出了众生与佛性的关系,并不是一般地讨论自性清净心问题。这种众生与佛的平等不二观正是祖师禅的宣言之一。

  道信把这种念佛称为安心,他提出了五事方便来实现安心法门:

  一是了知心之本体,这就是心的体性本来清净,无染无污,与佛相同。

  二是了知心的相用,心能生灭万法,而心的本身却是不生不灭的,万法皆由心生,从本质上讲与心没有差别。

  三是经常保持这种觉悟之心,了知诸法的空寂本性,而能于相无相,不生执着之念。

  四是观身,观自己的色身是空,空幻如影,可见而不可得。

  五是守一不移,不论是动是静,常守本心,这样就可以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这个“守一不移”,是道信对于安心法门的具体操作方法的概括,他这样描述: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见,混然心自定。(《楞伽师资记》卷一)这种具体的看心形式,却是祖师禅一贯反对的。

  道信的方便法门也是针对不同根性的学人而施设的,他区分四种根性:有行有解有证,是上上之人;无行有解有证,是中上之人;有行有解无证,是中下之人;有行无解无证,是下下之人。

  对于上根学人,只须任运而修:

  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念,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同上)

  这就是既受祖师禅也受分灯禅赞赏的任运修习,其实这是一种无修之修,不过道信还没有像后来的禅人那样从入世的角度来讲任运。

  对于下根众生,则可以行看心之法:

  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同上)

  这是需要长期渐进修习才能达到最终觉悟的,也是祖师禅所激烈反对的,在祖师禅前史中,可以说是道信首次明确地提到渐修渐悟的形式和具体方法。

  对于学人的悟解方式,道信也作了区分,或者是听他人解说而悟,或者是不须人说而自悟。可以看出,道信的禅法已比较全面系统了。

  《传法宝记》中对道信禅法的描述,十分简单,含两项内容,一是坐禅,二是作务(即劳作、劳动):

  (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

  这与口说玄理的僧粲就不一样了,这种“作”,不只是指一般的日常行为,而特别是指农业劳动。祖师禅是讲自立的,所谓自立,不仅仅是纯禅的自悟自修,这种意义的自立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主要的是指禅在经济上的自养,政治上的自立,摆脱政治依赖和经济依赖性。禅宗道场一般都建在诸省交界处,或者是偏远省份,这都有助于实现这种自立性。在政治上自立的一种表现,就是和皇室保持一定距离,不入宫廷,不当国师(在祖师禅和分灯禅时代,入宫当国师的禅僧是很少的),这也是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一个区分点。在道信以及弘忍、慧能身上,都有敕命入宫,又都拒绝入宫的传说。

  四祖道信大师悟道因缘

  四祖道信大师,俗姓司马,河内人(今河南泌阳县),生而超异,自幼即对大乘空宗诸解脱法门非常感兴趣,宛如宿习。道信禅师七岁出家。其剃度师戒行不清净,道信禅师曾多次劝谏,但是对方却听不进。没有办法,道信禅师只好洁身自好,私下地持守斋戒,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而他的老师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后来,道信禅师听说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县)有二僧在隐修,便前往皈依。这二僧原来就是从北方前来避难的三祖僧璨大师和他的同学定禅师(亦说林法师)。
  在皖公山,道信禅师跟随三祖僧璨大师学习禅法。道信禅师开悟见性,当在这期间。《五灯会元》卷一记载:

  隋开皇十二年(592),有位沙弥,名道信,十四岁,前来礼谒三祖僧璨大师。

  初礼三祖,道信禅师便问:“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反问道:“谁缚汝?”

  道信道:“无人缚。”

  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既然没有人捆绑你,那你还要求解脱干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原来,吾人所感到的束缚不在外面,而在我们的内心。束缚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心的颠倒妄想,也就是分别、计度、执着,如果看破了这些妄想,知道它们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体即空,不再被它们所转,那我们当下就解脱了。内心不解脱,到哪儿都不会自在的。因此,解脱在心,不在外。

  道信禅师开悟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留在祖师的身边,一方面侍奉祖师,以报法乳之恩,另一方面,借祖师的加持,做好悟后保任的工夫。这样有八九年的时间(亦说十年)。

  在这期间,三祖不时地点拨道信禅师,并不断地加以钳锤,直到因缘成熟,才肯把法衣托付给他。付法的时候,三祖说了一首偈子: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

  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并说道,“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当年慧可大师传法给我之后,寻即前往邺都,行游教化,时间长达三十年,一直到入灭。如今,我已经找到了你这个继承祖业的人,为什么不去广行教化而要滞留在这里呢)?”

  于是,僧璨大师便离开了皖公山,准备南下罗浮山弘法。道信禅师当然非常希望能随师前往,继续侍奉祖师,但是没有得到祖师的同意。祖师告诉他:“汝住,当大弘益(你就住在这里,不要跟我走了,将来要大弘佛法)。”

  僧璨大师走后,道信禅师继续留在皖公山,日夜精勤用功,“摄心无寐,胁不至席”。在皖公山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缘成熟了,道信禅师便离开此地,四处游化。隋大业年间(605-617),道信禅师正式得到官方的允可出家,编僧籍于吉州(今江西吉安地区)的某座寺院。

  《续高僧传》卷二十记载,吉州城曾经被贼兵围困了七十多天,城中缺食少水,万民惶怖困弊,情况非常危急。道信禅师听说此事,心生怜悯,于是来到吉州城里。奇怪的是,自从道信禅师入城之后,原先干枯的水井突然有水了。守城的刺史对道信禅师感激不尽,连连叩头,并问:“贼何时散?”道信禅师回答说:“但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于是刺史便令全城的人同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了不多久,城外的贼兵但见城墙的四角站满了金刚力士,威猛无比,一个个都惊骇不已,纷纷四散。

  隋末天下大乱,道信禅师应道俗信众的邀请,离开了吉州,来到江州(九江),住在庐山大林寺。唐初武德七年(624),又应蕲州道俗信众的邀请,到江北弘法,旋即在黄梅县西的双峰山(又称破头山)造寺驻锡传禅。后称四祖寺。在这里,道信禅师居住了三十多年,道场兴盛,法音远布,“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徒最盛时多达五百余人,其中以弘忍最为著名。蕲州刺史崔义玄,闻道信禅师之名亦前来瞻礼。

  唐贞观年间,太宗皇帝非常仰慕道信禅师的道味,想一睹禅师的风采,于是诏令祖师赴京。但是,祖师以年迈多疾为由,上表婉言谢绝了。这样前后反复了三次。第四次下诏的时候,皇帝火了,命令使者说:“如果不起,即取首来”(这次他如果再不来,就提他的首级来见联)。使者来到山门宣读了圣旨,祖师居然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者非常惊异,不敢动刀,便匆匆回到了京城,向皇上报告了实情。太宗皇帝听了,对祖师愈加钦慕,并赐以珍缯,以遂其志。

  道信禅师寂于永徽二年(651)闰九月初四日,春秋七十有二。临终前,将法衣会付嘱给弘忍禅师,并垂诫门人说:“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言讫,安坐而逝。后谥“大医禅师”。

  道信禅师的开示,现存有《入道安心方便法门》,载于《椤伽师资记》。《楞伽师资记》是中国禅宗早期的主要文献之一,为历代禅人所重视。因行文太长,此不复录。

  道信——————详细介绍

  一、从“密怀斋检”到“再敞禅门”

  道信一生的经历和事迹,主要见于《楞伽师资记》、《续高僧传》、《传法宝纪》、《神会语录》、《历代法宝纪》、《祖堂集》、《传灯录》等文献,其中《续高僧传·道信传》的记载,道信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迁徙蕲州广济(今湖北武穴),生于陈太建十二年(580),卒于唐永徽二年(651),“春秋七十二”。他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密怀斋检、随师修禅、附名吉州寺、传法双峰山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七至十二岁)。道信从一僧修戒行。由于其僧“戒行不纯’,道信多次陈谏,其僧不听,道信只好“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续高憎传·道信传》)。少时的道信表现出虔诚向佛,于事不苟的品性。

  据净觉《楞伽师资记·道信章》载,道信著有“《菩萨戒法》一本”。这当然是道信后来传法时所作,但由此看出道信一生重视戒行,并以此要求他的门徒。道信的《菩萨戒法》已失传,无法知其具体内容,近代佛学高僧印顺认为,“道信的《菩萨戒法》虽没有明文可考,然从南能北秀的戒法,以自性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而论,可以想见为梵网戒本。道信的戒禅合一,是受到了南方,极可能是天台学的影响。”(印顺《中国禅宗史》第54页)

  第二阶段(约十三至二十三岁)随僧璨静修禅业。道信因不满其僧的“戒行不纯”,得知有二僧“入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静修禅业”,于是“闻而往赴,便蒙受法,随逐依学,道经十年”(《续高僧传·道信传》)。《传法宝纪》说,皖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与“同学神定师”,道信的依止师即是僧璨。十年后,僧璨前往罗浮山(广东增城县)不许道信相随,并说:“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即是说,在僧璨看来,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离开僧璨自行修禅传法了。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

  第三阶段(约二十四至四十岁左右)附住他寺。道信离开僧璨后,先是“附名住吉州寺”。在此期间,吉州(江西吉安)发生了一件大事:“被贼围城,七十余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从外入,井水还复。刺史叩头:‘贼何时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时合声,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群贼即散。”(《传法宝纪》)由于道信为吉州城民解了围,避免了一场劫难,因而受到吉州民众的敬仰,于是名声大振。不久,道信欲往衡岳,路次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道信在吉州寺和庐山大林寺前后经历十余年。从他在吉州主张“但念般若”以退围城之赋来看,此时的道信已非常看重《般若经》的法力。庐山大林寺是三论宗兴皇法朗的门人智锴创建的道场,道信在这里再次受到以般若性空为核心的三论宗义的浸熏。庐山曾是东晋慧远倡导“念佛三昧”的所在地,从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主张“念佛心是佛”以及援引《无量寿经》文句加以发挥来看,很可能是受到了“念佛三昧”方法的影响。

  第四阶段(约四十岁左右至寿终)入黄梅双峰山聚徒修禅传法,“再敞禅门”。道信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进入黄梅双峰山,蕲州道俗为他“造寺,依然山行”,道信见此处“有好泉石,即住终志”。道信在双峰山传法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刺史崔义玄往而就礼”,荆州四层寺法显、神山寺玄爽等许多法师前来参访问道,门徒多达“五百余人”。以其所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门徒。唐贞观年问,唐太宗四度诏道信赴京,均辞谢不往,表现出隐居山林之志。唐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道信卒于双峰山,临终前语弟子弘忍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禅业之意。

  二、定居传法与农禅并重
  道信以前的几代禅师,在传法方式上均以“游化为务”。他们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信改变“游化为务”的传统;入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传法宝纪》),采取定居传法的方式。这一传法方式的改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明显,“游化为务”的传法方式,禅师来去不定,很难发展门徒,因而从达摩到僧璨,其弟子寥寥无几。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出现“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徒多达五百余人的盛况。一般说来,要形成一个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独成体系的教义外,还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徒众团体。道信之前,由于“游化为务”无法形成这样的僧众团体,只有在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形成这样的僧团,因而才开始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为保障徒众的禅修,道信在双峰山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谈经,莫共人语。”作即“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说明道信及其门徒不是依赖官府供给或檀樾施舍,而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解决饥寒问题。

  按印度佛教风习,出家修道者不事生产,靠他人布施或沿门乞食为生。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僧侣的增多,宋晋时已出现了下层僧侣“或垦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医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现象(见《弘明集》卷六晋释道恒《释驳论》)。虽然如此,达摩及慧可、僧璨几代禅师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风习,奉头陀行,苦行节欲,一衣一钵,乞食为生。道信在双峰山实行农禅并重、自食其力,这在禅宗史上是一创举。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徒众的吃饭问题,为徒众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助于养成僧侣的劳动习惯,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因而在整个佛教史上都具有积极意义。道信开创的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风尚,为弟子弘忍及后来的禅师继承发扬,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弘忍提出“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僧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劳动)提升为禅修,为农禅结合、自食其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至百丈怀海,更将自食其力定为丛林规制。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佛教上传为美谈。

  三、心净即佛与佛即是心

  心净即佛,佛即是心,为道信禅之纲要。《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头就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即是说,依据《楞伽经》中所说诸佛“心”为根本的教理,又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法,修禅者通过念佛使自心成为佛,若心有妄念不清净,则是凡夫。

  道信所依据《楞伽经》,即达摩用以教弟子“藉教悟宗”的宋译四卷本《楞伽经》,属大乘唯识有宗经类。此经宣说“三界唯心”诸佛如来“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如来自性清净”,又名“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盘等”;众生“如来藏虽自性清净”,但为客尘妄念所覆而不能显现,通过修行“净除自心现流”,而“入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文殊说〈般若经〉》属于大乘空宗经类,此经重在宣说万法一如、平等不二,“空为如来”,“法界即无相”,“一切法空即是菩提”亦即是“般若波罗密”。简而言之,《楞伽经》的旨趣在教人拂除客尘妄念,体认“自性清净”之“如来藏心”;《文殊说〈般若经〉》的旨趣则在教人舍诸分别相执,建立“一切法空”的“般若”空观。由此可见,二经虽旨趣不同,但亦有相通处。道信以此二经为典据,表明融合大乘空有二宗教理为禅法心要的趋向。

  《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讲通过念佛名字,达到心契入“法界一相”的三昧境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引其经文,作为方便法门之一。其经文云:

  云何言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密,如说修学,然后能一行三昧,如法界缘起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庄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元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患具无量功德、无量辨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法界一相”指一切万法本性空寂无相,“无二无别”。能始终如一地契心于“法界一相”,就是“一行三昧”。要入一行三昧,应当先听闻般若波罗密经,随后依经中所说进行修习。具体方法是,静处端坐,排除杂念妄想,心系一佛,不取相貌,专念佛名,久而久之,便“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自身就与“诸佛功德无二”,与“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就“正觉”,这种“正觉”,就是“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即“法界一相”)。亦即是“一行三昧”达到的目的和境界。

  道信采用《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但没有仅停留在“一行三昧”的原意上,而是结合其他经典加以发挥,指出念佛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心“澄寂”“更无所缘念”,这“无所缘念”的“澄寂”之心就是“佛”。道信接着说:

  “《普贤经》云:一切业律海,皆从妄相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除三毒心、攀缘心、觉现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证。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法,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盘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

  “业障”,即身口意所造之恶业障蔽正道。“实相”即“无相”。一切业障均生于妄念,只有断除一切妄念,才能消除业障。“念实相”或“念佛”,是实现摒除各种妄念的手段。专心一意不停地念佛,其他妄念就不会产生,逐渐进入“泯然无相,平等不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念佛的念头也没有了,内心“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这就达到了念佛的目的,也是禅修的最终目的,不须再修证了。因为这时的“无所缘念”的“澄寂”之心就是“如来法身”,“佛性”,“本觉”,“涅盘”。道信的这种禅法,简要地说就是去妄,净心,心净即佛或无念即佛。

  基于无念之心即是佛的思想,道信进而提出“离心无别有佛”,“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的论断。他说:《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

  在道信看来,按《大品般若经》所说,佛的本质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有形色相,而是无相,以无相为对象的念佛只能是无所念,因而心无所念就是念佛。既然如此,那么念佛就是成就无所念之心,成就无所念之心就是念佛。这样,道信就以《大品经》为理论环节,将《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佛”变为“念心”。此外,道信又通过对《无量寿经》文意的引申,强调“佛即是心”。他说:“《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也。”本来,《无量寿经》的原文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心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其意思很清楚,即若心观想佛时,心中便呈现佛的好形相,因此应当一心念佛,谛观佛的形相。而道信加以删改和引申,变成自心本来是佛,否定心外之佛的存在,完全超出了经文的原意。

  与此相关连,道信强调自己的清净本心就是佛国净土。对追求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的修行理论提出批判。有人问:修行“用向西方不?”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佛国净土,更不用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即无量方,无量方即一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既然佛国净土就是自己的清净本心,所以根本不用看求生西方佛国净土。
  道信认为,“佛即是心”,“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这种道理,对于修禅者特别重要,“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这是对菩提达摩“大乘安心法”的重要发展。众所周知,达摩“大乘安心法”的纲要为“理入”和“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所染,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名,名之理入。”(《楞伽师资记·达摩章》)这实际上是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作为修禅者的认识基础,通过“凝住壁观”的方法,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实现了修禅“安心”的目的。道信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发展为“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这样一来,一切禅修便归结为对自我本心的体悟,于是人佛、心佛、心性之辨成为禅宗的中心论题,禅宗成为名副其实的“心宗”。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其肇始者应推道信。

  四、解行相扶与守一不移

  “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是《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主张的基本禅修方法,是道信禅法的重要特色。道信说:“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作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即是说,在修禅过程中,必须做到对“心”与“理”的明确认识和修持实践的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禅修的成功。古时智敏禅师,不见于史传。据印顺法师考辨,智敏可能是天台智者的误写,因为《宗镜录》卷一百中引有天台智者类似上述的话,道信非常推重智敏的禅法,并加以发挥,提出了“解行相扶”的五项内容:

  其一是“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道信认为,在“解行相扶”的禅修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白自己的“心体”(亦称“本心”、“心性”)是“体性清净”,与佛一体不二的。为什么呢?道信的依据是“一切诸事,皆是如来法身故”,“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故人之心体必然“清净”。这一清净心体既是无形无相的,又是常恒不变的,“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性虽无形,志节常在,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道信认为,众生皆具清净心体,只因有人被妄念烦恼覆盖而不悟,故有凡圣的差别。“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颠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在道信看来,修禅者了知自己的心体本来清净,与佛一体不二,就可以坚定修禅成佛的信心,同时作断除妄念、明心见性的修行功夫。

  其二是“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修禅者除了要明白自己具有与佛同体的清净本心之外,还要了知心的作用。道信认为,清净本心是产生一切诸法的根源,如一切佛法教义都来自于本心,“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则无相也。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则泯然清净是也。”“无量义”即佛法教义,“一法”指本体清净心,所以说“用生法宝”。本体清净心虽然产生一切诸法,而其本身依然“恒寂”,如同一面明镜寂静不动,却能映现万象。“法性身,无心起作,如玻璃镜悬在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道信所说的“心用”实际上是指意识活动,即清净本心产生意识活动又不随意识活动而有所改变。后来禅师说的“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心“不染万法而常自在”,即是这种思想的注脚。

  其三是“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觉”,觉知、觉察、觉悟之意。在修禅过程中,要时时刻刻保持觉悟。觉的内容首先是心体和心用,其次是“觉法无相”,即觉知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法本无法,无法之法,始名为法”。道信指出,所谓“无相”,并非一无所有,而是“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新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也。修道得真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也。”即物观空,同时无“空”、“不空”等见,才是对诸法“无相”的真正觉解。

  其四是“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人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即“不分昼夜,行住坐卧”,经常观察自己的身体“是四大五阴之所合,终归无常,不得自在。虽未坏灭,毕竟是空”,“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虽然“了了恒在眼前”,却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不令身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空寂,所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亦“了知是梦幻”。六根六尘皆“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由此得到自己的身心各诸法实相、诸佛法身通同一体,没有差别和隔碍的体验。

  其五是“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空门”。即是说,“守一不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是使学者“明见佛性”,进入禅定境界的修持工夫。所谓“守一”就是“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具体说来,首先是“观身”。“守一不移,先当修身观审,以身为本”,“常念六根空寂”,如上面所说。其次是“看心”、“敛心”。“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心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能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由此而“神道清利,心地明净,照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

  “敛心”的具体方法:“以此空净跟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混然心自定。”即不分昼夜,时时刻刻用空寂清净的眼光专注于一物而不动摇,一旦思想分岔,立即收回来。逐步达到内心的清净安定。这种“敛心”入定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一步一步前进而实现的。就好似学射箭一样逐渐缩小目标,“初射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的,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后箭射前箭。笤笤相住,不令箭落。喻人习道,念念住心,心心相续,无暂间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念念常在心,其状当如是。”即使散乱的意识不断地收敛,最后达到心性寂定的境地。总之,“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静,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空”,这就是“守一不移”。

  道信强调指出,“守一不移”只是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守一”达到“一亦不为一”,即外不执空,内不念心,“内外空净”,“心性寂灭”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老子的“窈冥”境界和庄子的万物“齐一”境界。因为老子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境界,“外虽亡相,内尚存心”,“故老子滞于精识也。”庄子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境界,“犹滞于一也”。而“守一不移”的结果,是既不滞于“空”,亦不滞于“心”,一切不滞,一切不执,无所得、无所住,这种境界高于老庄。因此修禅者要采取“守一不移”的方法,达到不守于“一”的清净寂灭境界,决不能停留于“守一不移”的方法上。

  以上“解行相扶”五项,前三项属“解”,后二项属“行”,“行”中有解有证(观身心法相空寂为“解”,“明见佛性”、“内外明净”、“心性寂空”为“证”)。道信强调解行结合而尤重解证,他说“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认为“解”是禅修能否成功的关键。道信以“行”、“解”、“证”为标准,把学人分为四等,认为“有行有解有证”是“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是“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是“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是“下下人”。在道信看来,“证悟”是最重要的,“理解”次之,“践行”又次之。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导致禅宗慧能南宗重慧轻定,重“解”轻“行”的理论。此外,《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关于“忽然澄寂”,“豁然还得本心”,“身心方寸,举手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等说法也为禅宗南宗主张的“顿悟成佛”,“担水运柴无非妙道”的主张,提供了思想资料。

  综上所述,道信一生受到戒师、禅师、三论、天台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上自己的融合创新,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楞伽与般若诸经相融、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道信的禅修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包含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因而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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