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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承下的人文思想——简斌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16日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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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佛教传承的过程中,理念文化与图式艺术总是以孪生兄弟的关系出现,不管是什么社会的多元结构的任何一层面都离不开这种关系,因而上升到一种学说论著的层面。但在一些文化常识或艺术类活动中的关于佛教教理的理解阐述及其运用,往往是有一些寥误偏差的(尤其是看到一些关于佛教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论著,将佛教的发展及对中国社会体系的意义及其响影与大家探讨一下,以求正视。

佛教起源于印度,经中亚西亚传到中国,并以中国为中心,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东亚佛教文化圈,其中中国佛教的教理体系最为发达。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了它自己的教义与学说,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佛教的发展,也表明了它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阶级利益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并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都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两千多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认识理解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承,也就明白了中国作为佛教第二故乡在佛教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是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化圈。在地里衔接上,这两个文化圈同城与亚洲大陆之内,尽管陆地相连,但被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所阻隔,因而又形成了完全异化的文化圈。不用说气候、语言、人种、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现象也有明显的不同。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度吠陀文明繁荣,中国则殷周文明昌盛。佛教的开山祖师释迦牟尼佛所活动的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年代,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孔子、老子及其他许多思想家争鸣的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末,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从那时起就开辟了横断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这两种相隔的文化才开始交流。张骞(约公元前126年)回国以后,西至罗马帝国东至长安的丝绸之路被打通了,依靠东西交流的通商贸易扩大了,这也是中国经营西域的结果。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佛教从印度西部传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丝绸之路的上对一起传到中国。在印度,不仅印度教深入民众,而且其他宗教也很发达。但是,只有作为印度宗教旁系的佛教传到中亚细亚,今儿进入中国。这不只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可能佛教本身具有一定的潜在力,它的传播和渗透性是有超民族、超阶级的。

佛教不仅从印度西北部镜中亚细亚传到中国,而且还经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经由南海路线,通过越南传到中国,不仅是印度僧与西域僧来到中国,法显、玄奘、义净等中国高僧为了朝拜释迦牟尼诞生的圣地和搜集佛典,也历尽艰难度过漫长岁月,周游印度西域之后,仍回到了中国。由于不断进行这样的交流,佛教就逐渐传到具有异质文化圈的中国安家落户了。

二、汉译《大藏经》及其诸经典籍

佛教传入中国,由汉末至宋初,都是翻译之时期,佛教大藏中五六千卷之经典,皆是此时之产物。传入中国的经典除《陀罗尼经》外,全部译成了汉语。这是中国人对文字拥有的优越感和引以自豪的中华意志的表现,使用自己语言来理解佛教的结果。因此,至佛教传入中国至唐朝,翻译经典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之后汉到宋朝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进行着这项最伟大的任务。而在六朝与唐朝之间,佛教大师辈出,玄奘大师历尽艰辛在印度求得真经梵本,使玄奘完成翻译事业的译经院这样的国家机构有组织地进行翻译,最终完成了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无比庞大的汉译《大藏经》。翻译精确之切实,文笔之精美,实属空前绝后。中国佛教就是根据这部汉译《大藏经》而演化形成的,东亚佛教圈则是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相结合而传播汉译经典的。中国佛教徒不仅翻译经典,还写了很多的佛教典籍、善本以供后人潜心学习。故当时之思想界、文学界多投于佛门,受诸师之熏陶,对于佛教皆有深切之印象。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大乘佛教)与北传佛教(蒙藏佛教)进行区隔。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的《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经络,寺院也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就现阶段而言,我们以《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都在中国大江南北遍地开花了。

三、传播《大乘佛教》

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这点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南方佛教极为不同。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的教理,产生了禅和净土的实践宗义。从印度佛教发展来说,小乘佛教比原始佛教发达,后来大乘佛教兴起,中国接受佛教的时代正当印度大乘佛教的昌盛时期,因而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是毫无关系的,最先流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构成大乘佛教骨干的《般若经》早以由后汉的支偻迦鑯翻译成汉语。之后鸠摩罗什翻译介绍了《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以及《中论》、《百论》等大乘论。在此前后,阿含、本源部等诸经典以及《阿毗坛论》等小乘论被翻译成汉语。为此,中国佛教徒不得不认真对待大乘和小乘的问题。由于对住经典的价值进行判断,产生了对教相的判断解释。中国佛教徒最初从大乘佛教出发,专门探讨大乘佛教的真正意义,终于开拓了使大小乘教成为一体的一乘佛教的教理,并进一步加强实践,产生了中国独自的佛教——禅宗和净土教。

 

 

四、佛教对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佛教在传入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对我国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对中国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以及寺庙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了绘画以及雕塑等题材和内容。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都与禅宗思想有关。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极为重要的艺术样式,自佛教传入以后,各朝统治者广开石窟,石窟中绘制了大量关于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故事、西方极乐世界、佛像、菩萨以及飞天等佛教题材的壁画。这些壁画以敦煌石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主要代表,题材丰富,色彩绚丽,风格多样,笔法细腻,体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古代画家高潮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笔重要遗产。同时从这些不同时代的壁画中我们能明显看出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另外,佛教传入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虽不如西方切于实用,都能能力求美观,如房屋前后之布置,左右美妙之点缀,尤其是寺院之庄严伟大之形式,皆是模仿原始佛教之状态。如西安大、小雁塔等,俱能代表崇高坚强之精神,此皆显而易见。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寺庙状况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古代的雕塑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的塑像、石雕、石刻逐渐成为当时雕塑的主要题材,西域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逐渐渗透并应用于雕塑。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群雕佛像,俱有数丈十余丈之高,气势宏伟,生动逼真,其刻工之玲珑,人物之巧妙,皆有飘飘欲飞之势,是我国古代雕塑绝无仅有的典范之作。

(二)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在对我国的艺术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对我国的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宗的禅学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上。

自六朝至两宋,佛学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诗歌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以禅喻诗创作了大量禅诗,著名诗人谢灵运、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等人就崇信佛教,其作品往往寓佛理禅意于其中。另外,佛界也出现了一批以诗讲佛理的诗僧,他们的诗,自然洒脱,言浅意深,别具境界,对当时的诗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的王梵志、寒山、拾得以及宋代的佛印就是著名的诗僧,而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更是禅诗的典范之作。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小说的影响上,六朝时就有很多佛教感应、报应和灵验故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的《幽冥录》,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唐朝以后的各种传记及章回体小说在题材、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多带有三教色彩。如明人所作《归元镜》,是说明净士宗的相关事实;《济公传》、《红楼梦》、《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完全以佛教为题材的或是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小说;其他笔记形式,《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流传于阿拉伯国家的《天方夜谭》,主要记载波斯的故事,而波斯古时也是佛教之国家,其故事亦有与佛教传说相关。在我国民间,以佛教为题材的传说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近代世界大文豪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作品能够充满美丽性、普遍性、而成为写实之鼻祖,传播于全世界,皆是因为他能够模仿佛教述实之体裁──参看胡寄尘的《托尔斯泰与佛经》。佛教不但对于我国文学上有极大的帮助,对于世界文学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汉、晋、南北、隋、唐有“有、空、玄”之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在周朝已达一定规模,至战国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当时是我国学术史最为发达的一个历史阶段。然汉后知有孔子、老子二家的学说论著了;汉武帝时排斥百家定儒家为最尊;至魏、晋、六朝以后道家复兴,盛倡其玄学,而佛教也于此时传入。因二者均带有宗教色彩,且皆在社会中活动,故佛教初入中国时即发生教义冲突而排斥,由排斥而接近,到魏、晋时讲佛学者多取义于老、庄学说了。而讲老、庄者又多取义于佛家经典,二家又发生生密切关系。在社会阶级中儒家本是掌管政治、教育等大权,与佛教不发生关系,但发展到后来,学佛的梁武帝等高权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与儒家也发生冲突,二家再由相攻击而达于谅解。所以唐时明通博达之士,皆知儒家为有门,所以提倡伦理,握政权,主教育:佛家为空门,所以使人止恶向善,净意修德,以辅于社会治安;又以道德经中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义,而定道家为玄门。以为儒家虽是有为而作,但不得离佛教的空性;以佛家的有、空、非空非有,而成三家调和思想的理论根据。

宋、元、明、清“治世心身”之思想:宋、明朝以后的学者,都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其他宗派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当时知有禅宗作为佛教的代表,其他各宗已名存实亡了。

五、佛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佛教为政治服务的方式,是适应时代有利于稳定政治统治。自汉代董仲舒后,儒家成封建王权思想依凭,但佛教不断对其地位冲击,从而发展势力。历史上佛教发展消长,从不单取决于自身,也从不囿于西方宗教与政治的那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往往主要取决于对现政权的服务效用如何。只在当时存在方式和发展势头,与政治需要不能同步。又如武则天朝,佛教政治襄助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华严宗等重要宗派,尽得繁荣契机,这也就是佛教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佛教自汉初传入中土,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僧众非常多。迄佛图澄时,影响不大,故王度、王波能发其言。佛图澄学问渊博,世事洞明,对南北分裂、群雄割据的政治形势及后赵政权内部情况有透彻了解,又在社会军政各界有众多弟子信徒,信息渠道畅通,他身份极高,石虎下诏,让他“衣以绣锦,乘以雕辇”,命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并命司空李农,旦夕问候,太子诸公,五日一觐,以表敬重。这样的身份地位极有利他对形势及时作出反应,一旦有变,又有正确判断和预言。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要随驾太宗左右接受谘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们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唐朝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气、奉斋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

具体而言,佛图澄使佛教适应时代,为政治服务的途径,使佛教与当时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有效地抑制了嗜杀成癖的统治者的滥杀行为,保护了各阶层许多人的生命,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思想方面,为因受儒家正统习惯势力影响的统治者进行了维护,论证了政权的合理性,客观上也有利政治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六、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中国佛教基于汉译《大藏经》,确立了一乘佛教的理想,并传播到东亚,特别是朝鲜和日本,成为这些国家的源流。初期日本佛教深受朝鲜佛教的影响,进入奈良时代后,则摄取中国佛教,而且以中国佛教之精华一乘思想为出发点,终于创造了镰仓佛教。它与中国佛教不同,有简单明了的时间法。要是中国没有发达的一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在日本也得不到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存在如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智能公交文化方面则有不足的一面。摄取了佛教以后,便使中国的政治界与思想界扩大了广度与深度,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对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利益和教义;即使在工艺美术、天文数学、音乐、医学等方面,也是摄取印度和西域文化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

佛学与近时期的新思想思潮在一定的时期内互补应用得非常完美。在近代文学界、思想界的学者大都深受佛教极大的影响,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梁启超、胡适之、粱漱溟等等前辈学者。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国学大师,都能放开国学中的儒家偏见,在他们的论著中都能看到佛家《华严经》的教义存在。曾因而就有了‘自大之能遍全宇宙,小之能入于微尘’的说法,具体可以从《大同》一书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著论。表现更为明确的是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讲的中国文化各种史稿中,都有涉及佛教教义,尤其注意取义于《阿含经》、《五蕴论》、《大毗婆沙》等等经文与著名的经典国学精义于一体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先生的深厚文化造诣。谭嗣同先生在一段时间内曾从杨仁山居士研究内修经典,在他所著关于“仁学”讲义的著作中,很多都是取之于佛学的思想概论,更加完善了他的学说思想。章炳麟先生不但精于国学诸典,而且对佛理的研究有独到的理解及能充分地运用到他的论著中去,其论著《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篇,是国内学者都认为的空前之作。先生之所以能如此对于国学诸典整出清晰的条理,是因为他精于佛学的因明后果、唯识而相的研修方法,用佛家的研修方法来研究诸子的学说,就能如鱼得水融会贯通。我们知道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与《穆勒名学》等著作,文法里多采用佛学经典的名词,并且很多地方都加上了佛学的广为思想,所以他的作品能在当时翻译界独领风骚也是盖棺定论了的。近当代的著名学者胡适之、粱漱溟先生,都对佛法深有研究。胡适之先生虽然醉心于西方文风,是因为他欲全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中国哲学又与佛教很有渊源,因而他也用心佛学的研究,以完善其纲要。胡适之先生在清华大学所开之国学课的科目来看,三分之一都属佛教之经典,这点就可以看得出见他对于佛学的注重。梁漱溟先生的思想,虽欲从陆、王的理学观点出发,结合欧洲文化要义自成一体,堪为大论,然而考其思想的出发点,仍然是出于佛学的开源。现在全国提倡学国学,虽主张用儒教,其实内心之信仰与其生命之归宿,似乎还是在于佛教的精辟论证。

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们大众的信仰生活。进入宋朝以后,佛教和儒教一起被当着生活的智慧而被广大的社会层面所接受。像明朝出现了《菜根谭》那样的人生故事哲学类的书。再者,一般民众还同时信仰关帝和观音进行祭祀活动,丝毫不感觉两者之间的任何矛盾。佛教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是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获得了它的生存基础,成为了广大信众的精神粮食,而位列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宗得以传承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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