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人文关怀意识及社会影响——陈进林

藏传佛教渗透于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人文关怀意识成为藏族道德伦理观的核心。藏传佛教的人文关怀意识具有特定原因和内容。剖析并揭示其的社会影响对促进当前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藏传佛教人文关怀意识的缘起

藏传佛教由外传入，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经过被搁置、礼遇、排斥、变化、适应，最终同藏民族社会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佛教在印度的成立某种意义上是顺应了当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森严的等级观念的民意潮流的。藏传佛教受此影响亦表现出众生平等的理念，如宁玛派提出“心性本净，自性元成，大悲周遍”。亦即这个灵明空寂之心，佛与众生同具。“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人人均有缘修菩提心，行菩萨行，获得正果，进入涅槃境界。

宗喀巴大师提到“自身诸蕴为我，不计内心为我，皆不应理”。正如张怀承在《佛性与涅槃》一书中道：“佛教的无我，是反对执著于小我，否定假我、私我”。故追求的是自体清净，毕竟空的“大我”和真我，即纯粹道德人格意义上的廓然大公之我。既然人法是无常的，所以不平等现状就可以改变，这是反抗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反映。既然要“舍小我才能成就大我”，如《涅槃经》说：“一切诸法悉无有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就为众生成佛指明了道路：大慈大悲，利益众生。这就为虚空自我，普渡众生的思想行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在藏传佛教里，乐善好施，知恩图报，宽容大度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宗喀巴大师指出“自利利他，不可不依止六度，以六度绕益有情的同时，也就成就了自利的事业。”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人文关怀的动力及必然性。

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苯教盛行。由于其有大规模杀牲祭祀的传统，因此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居于对藏民生计的长远考虑及对苯教虐待、残杀生灵的不满，藏传佛教提出“不杀生”“放生”等理论体现了人文关怀，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

在宗喀巴时代，教派僧人争夺政权、醉心政治，寺庙戒律松弛，僧人放荡自恣，佛教内部思想紊乱，邪说百出。有感于此，宗喀巴大师进行了大力改革。藏传佛教里戒律甚多，有“三戒”、“五戒”、“十戒”，扬“十善”弃“十恶”，这些戒律表现了对真善道德的追求，如做到“不偷盗”，“不妄语”可以使自己心灵清净，除了在社会中更好生活外，还可积善成德，达到佛国的终极目标。宗喀巴大师指出“如其次第能知其舍处，知已乃持止恶之戒，以遮止无益已，则心安住于善所缘，自能发生定也。次以通达无我真实之慧，断世间系缚根本，遂得解脱”。

佛教四圣谛里把苦作为第一位，认为人生是苦海，故须皈归三宝，以佛为彼岸，以法为舟，以僧为桨来实现解脱，达到极乐世界。藏传佛教更进一步提出要进三门，第一扇门是佛教之门，第二扇之门是大乘之门，第三扇门是密教之门。正因为人生是苦的，所以当前的苦难就是正常的，所以形成了藏民忍辱无争的心态及宽容为上，慈悲为怀的思想。这苦怎解脱？通过修行！先确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因为先世造的孽使我受此苦难，为了使来世不再受苦，避免轮回，应积善成德，潜心向佛。这也是藏民“重来世，轻现世”的思想根源，也因此有重义轻利，注重品德修养的行为。宗喀巴大师则进一步认为修习密乘速成佛的观点，强调修身，即从生理和人体的构造上修持，亦即“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这也反映了藏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及对在高寒艰苦的环境下个人生存发展问题的思索。

二、藏传佛教人文关怀意识的体现

藏传佛教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表现在：无常无我，万法因缘的反抗意识；众生皆为父母，众人皆有佛性的平等观；众善奉行诸恶莫做的自律意识；虚空自我，利益众生的利他情怀；以苦为乐，忍辱无争，宽容为上的大度思想，重义轻利，关怀民生福祉、社稷安康的责任意识。

《萨迦格言》有句“‘别杀羊’喇嘛说的，‘拿肉来’也是喇嘛说的”，这些言行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怒及追求和谐安宁生活的期盼。在民族危难时刻，他们更表现出了同心同德，一致对外的强烈意识，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乐章。正如《萨迦格言》所说“即使是秉性极为善良的人，若总欺凌他也会生报复心”，“对不驯服的众生发慈悲，制服他们只能用暴烈行为。”如1903年在反击英国侵略者的入侵战斗中，西藏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奋起战斗，前仆后继。这正是藏传佛教善恶观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千百年来，它促成了藏族人民团结一致，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促使藏族具有“倾心向内”的民族特质，表现出自救自强、爱家爱国的高尚情操。

藏传佛教强调生死轮回，于是就有宗喀巴大师所言“对于曾经成为慈母的一切众生，应当产生坚定不移的知母念头。”既然众生皆为父母，就会自然产生尊敬、宽容他人，对社会以忍让、谦和的心态介入。正如冈波巴在《解脱庄严大乘菩提道次第论》讲母亲的恩德有“受体之恩，难行之恩，予命之恩，教导之恩”，正因为他们对己恩重如山，应该让他们脱离苦海，于是普渡众生成为必然选择。“应当以仁慈的心广做饶盖，使得一切有情引至解脱，获得涅槃的究竟大乐”（——宗喀巴）既然一切众生皆是有恩于我的父母，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属朋友产生贪恋，而对另一些众生产生瞋恨呢？利他终利己。所以藏民普遍有慈悲心怀，能同情他人，愿意帮助别人的美德。

舍弃“小我”能成就“大我”。因此发“菩提心”，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要想积攒钱财的人们，施舍是最好的办法；想把河水引进池塘，先退水是养池的良方。”[《萨迦格言》]“积福德的人布施得再多，财富仍像春雨连绵不断。”“对藏民来说施舍、布施是行善积德最普遍办法，在藏区，从古至今，不管生活水平的高低，人们总是从有限的食物或财物中拿出一部分，布施给所需之人”。1944年西藏僧俗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25架飞机。由于对戒律的修持，藏民们善恶是非观念明确，扬善抑恶成为风气，他们注重内心反省，颇似孔子的“吾日三省”，能胸怀坦荡，宽容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平时多做好事，积善成德。

三、藏传佛教人文关怀意识的影响

太虚大师尝说“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应时行化，不容缓矣！”（《佛乘宗要论》）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大多数宗教借助于神道的精神和理论来关注人文问题。唯有佛教自创立时即充满了重视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的人文精神。佛教这种人文精神，决定了佛教以觉悟人生为根本和“不离世间觉”的人间佛教性格。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和激烈竞争的经济社会加速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因而更需要找回失落的自我，了悟自我，更需要藏传佛教特有的人文关怀意识。

（一）藏传佛教净化了人心，提升了民众的道德境界，稳定了社会秩序。

藏传佛教要求僧众心性善良，在道德实践中行善戒恶，并制定了十善业道和各种戒律，视一切有情众生为自己的父母，以大慈大悲之心去普渡受苦受难的众生；不为钱财所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种善良慈悲，乐于奉献，利益他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中促使他们互助互济共渡时艰，既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加强了本民族内部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

由于强调众生皆为父母，众人皆有佛性，故藏传佛教促使社会形成了相互尊敬，相互爱护的和谐氛围，极大强化了民族凝聚力，这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观念是种极大冲击。同时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方面也发挥出巨大作用。

由于强调人与生俱来的苦，某种程度上也化解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倾心向内”追求解脱，使他们内心归于平静，有助于身心健康；但在另一方面也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麻痹人们提供了便利，迫使人民安于现状，忍辱无争。正是看到这一点，千百年来，藏传佛教传播虽一时遇到挫折，但最后都被支持、巩固和发展。

（二）藏传佛教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了生态平衡，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藏传佛教戒律就明确“不杀生”，主张“放生”，认为动物也是有情世界，应以悲悯心来面对他们，视他们与人类平等相处。因“广道众生，皆是我父母，杀而食之，即杀我父母”故“不杀为诸戒之首，而放生为众善之先也。”（谛闲大师），“觉佛理，道众生，修圆满”。由于强调轮回及因果报应，出于对犯戒进入“三恶趣”的恐惧和对进入极乐世界的渴求，藏民有更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如在甘肃拉卜楞寺前可见悠然自得的山羊与僧人和睦相处的情景。这对在雪域高原上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促进生态平衡，保证人类自身长远发展有深远影响。

恩格斯曾说过：当人类欢庆自己对大自然的胜利时，伴随而来的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人类发展到现在，由于盲目地相信科技而造成生态严重失衡，肆意掠捕野生动物，乱砍林木，以致水旱灾频频发生。因此当前发扬光大藏传佛教的视一切众生皆平等，不杀生和放生的道德价值观，继承和发扬藏族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自然观，让生态环境既有利于我们这一代生存发展又有利于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西藏历史上由威猛异常的松赞干布到视功名如浮云的米拉日巴正是藏民心理由外向内倾转的过程。这也是藏传佛教长期影响下的结果。

由于注重个人修持，一方面加强了自身修养，但另一方面使他们趋于思想保守，自寻孤立。加上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醉心于通往天国之路，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偏少了，慢慢与社会发展脱节了。由于“重来世，轻现世”思想的影响，他们把精力放在追求涅槃境界上而忽视了生产生活状况，甚至视这些为成佛的障碍，米拉日巴唱道：“子女妻妾及情面，此三修士伽锁也，真修行者应舍之。”由于皈归三宝，僧人地位较高，很多青壮年出家，从事生产人数减少，在此研发的成果也就少了，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同时农奴又要供养僧人，加重了社会负担。由于施行“六度”，大量钱财往寺庙布施，也使寺庙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民间流通资金偏少，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消极影响。

藏传佛教强调重义轻利，人与人之间讲情义，讲互助，反对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这些教义对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有极大的帮助，但另一方又造成了藏区经商意识淡薄，不注重经济效益，不懂经济规律的结果，出现了藏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

藏传佛教视人生为苦，而且这一切根源于前世所造恶业，只有心性向善，多行善业，不造恶业，以求来世有个好的归宿。这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统治者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使民众不寻求现实苦难的真正社会原因，去勇敢抗争，去争取真正的人间天堂，而是安于现状，忍辱无争，逆来顺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藏传佛教重视人的精神世界，鄙弃物质世界。各种戒律，苦修最终都是要极力消除人的欲望，这就容易形成淡泊名利，不求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但内心利益驱动力不足，就会使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缺失了智力和精神的支撑。因此，为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必须一方面保持藏传佛教对人的戒律，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隔行，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剔除糟粕，使藏民生活水平更快提高。

藏传佛教以其独特魅力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它特有的人文关怀意识是藏民留下的宝贵资源也是当前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的精神动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挖掘研究它的人文关怀意识，考察它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积极评价它的作用，消除它的不利影响，为藏区构建富足、文明、和谐、安宁的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1．《藏族道德》刘俊哲等. 民族出版社，北京.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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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聚散因缘—佛教缘起观》曾曙纪. 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 2003年版。

7．《宗教学纲要》吕大吉.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2003年版。

8.《法音》北京. 2005年第4期。

（此文曾发表于《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6期）